从魏玛德国到魏玛美国：世界会走向第三帝国吗？（上）

黎敏，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全文6000余字，读完约需12分钟

魏玛在当代不断引起历史回响，跟它距离今天时间不长、殷鉴不远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历史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深层的相似性。世界历史，仿佛就是一个狡猾的老魔术师。

▌从魏玛德国到魏玛美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33年纳粹上台后，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逃离德国，魏玛时代富于创新的文学家、戏剧家、作曲家、建筑艺术家、电影制作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等流散到世界各地。爱因斯坦、阿伦特、本雅明、托马斯·曼、凯尔森等都在其中。流亡者中部分人参加了致力于反对第三帝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他政治组织，这使得德国人依旧是战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的重要力量。

阿伦特，这位后来以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而名闻天下的魏玛政治理论家，在流亡巴黎期间爱上了从柏林逃亡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员海因里希·布吕赫，《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凝结了后者的帮助。作为激进左翼政党的德国共产党与极端右翼的纳粹党，都先后发起过试图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运动，德意志的命运是极端右翼取得了最终胜利，德国共产党失败了。但是，德共的失败与纳粹的成功，都成为此后阿伦特在美国全部激情思考的历史素材。像阿伦特一样系统思考纳粹极权主义对于德国及人类历史影响的，还有同样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令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备感好奇并探索过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发生的诸多重大事情？如何理解为什么被伟大传统滋养出来的马克思学说能够被极权主义利用？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祖国，一个远比俄国更先进更发达的工业化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反而落空了？德国共产党对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要负何种责任？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的失败，对纳粹极权主义崛起有何影响？正是在对魏玛以来德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中，阿伦特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各有特色的富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

可以说，魏玛民主虽然失败了，但魏玛没有停止向全世界不断散发思想与文化的余光，阿伦特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在《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所描述的，无数术业有专攻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为他们所到之国带去了“魏玛精神”。

“魏玛精神”是什么？如果以这些来自各个领域的流亡者为焦点去诠释，魏玛精神就体现在严格的专业训练与深厚的学识，体现在各种新技术新建筑中的包豪斯主义，体现在蕴含生命与爱欲之解放潜能的先锋派艺术形式中，体现在对现代化与现代性之潜在极权风险的不断探寻。尽管纳粹第三帝国的人权灾难，对这些人的生命与信念造成过创伤，但他们在艰辛的流亡生涯中没有停止追问：德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魏玛德国为什么就走向了纳粹德国？这些人带着无法回避的历史遗留问题流亡世界各地，使得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移动着的魏玛精神”或者说“流亡中的魏玛”。

流亡中的魏玛，这是一个沉重的政治隐喻与文化符号，具有多重意涵。魏玛，既是德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符号，又是民主政治失败的代名词。当代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在面临民主危机或讨论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时，经常诉诸魏玛德国这个典型案例来表达各自的历史焦虑。魏玛在当代不断引起历史回响，跟它距离今天时间不长、殷鉴不远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历史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深层的相似性。世界历史，仿佛就是一个狡猾的老魔术师。

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与百年前的魏玛时代固然很不同，但又有诸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减缓甚至持续低迷、失业率增高，一些西方国家的传统政党逐渐失去吸引力，党争和民意都出现极化趋势，民粹主义与右翼民族主义崛起，即使在有悠久自由民主传统的主要大国，自由民主制也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韦茨说他2018年Google魏玛一词时，看到的最新议题是“魏玛美国”，美国好几家网站出现“联合右翼对抗魏玛美国”这样的宣传标语。

“魏玛美国（Weimar American）”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说法，但美国有评论说，只要再加上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构成要件，美国就可能像魏玛共和国那样覆灭。无独有偶，2019年英国Guardian刊物指出，自由民主危机的范围早就不止在魏玛德国，而是延伸到了当代英国，比如英国脱欧政治与魏玛共和国的相似之处就是，议会之外的民粹主义政治过程发挥着更加巨大的影响。指责英国政府背叛民族的右翼言论增强，英国种族主义势力在壮大。在因全球新冠疫情而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2021年1月美国发生的冲击国会山事件，更为美式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出现了压迫性的，乃至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一论断提供了铁证。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就公开呼吁，要警惕纳粹以合法形式瓦解魏玛议会民主体制这样的旧事在美国上演。仅从2018到2021的重大公共事件看，美国公共领域出现“魏玛美国”之讨论不全是无稽之谈，而是事出有因，人们有感而发。

因此可以说，让魏玛与当代世界产生历史联结的一个根本现实问题是，即使在最重要的两个民主政体中，人们对自由民主政治的信任也出现了陷入瓦解的风险信号；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的信任危机。只不过，在不同国家，这种危机的程度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各有不同。而魏玛德国，恰恰是民主建构与民主失败的双重象征符号。

另一个让魏玛与当代世界产生连接的原因是深层思想的，即今天的人们思考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等根本问题时，经常要回到与魏玛有关的一众政治理论家塑造的思想传统中去。从施密特、阿伦特到起源于魏玛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一而足。对中国读者与学界而言，它们依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等基础议题时的思想资源。

基于历史、现实与思想的三重考量，本文拟从“魏玛政治”与“魏玛文化”两个视角讨论衍生到当代世界的“魏玛精神”。《魏玛德国》最后一章将此种精神概括为全球化视角下的魏玛遗产，与1962年德裔移民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著名的《魏玛文化》一书相比，该书提供了对魏玛时代精神更全景式的诠释视角。盖伊将魏玛精神理解为先锋派的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这显然是不充分的，先锋派现代主义只是魏玛精神的一种元素，因为魏玛政治与文化有更复杂的维度：自由民主的与反自由民主的、传统保守的与先锋反叛的、极端右翼的和极端左翼的，即使是在先锋派内也存在很多反对民主政治的艺术家和文化人物，他们有的支持纳粹党。

与魏玛政治的冲突激进撕裂相对应，魏玛文化也冲突激进、异彩纷呈。学术研究的难点是如何阐述政治与其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个角度讲，《魏玛德国》一书主要是增进了人们对这个难题的理解，因为这本五百多页的书有一半篇幅是在描述分析战争、革命、政治与魏玛社会及其大众文化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

▌魏玛德国激进现代主义的多重镜像：从政治的解放到身体的解放

巨大政治变革、严重经济危机、深度社会焦虑、极端多元文化、新兴传媒技术、煽动的大众宣传，当一个共和国同时具备这几项指征时，情况会怎样？魏玛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悲剧，值得深思的是，这个共和国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在一片漆黑压抑的社会文化景象中走向灭亡的。相反，这个速朽的共和国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均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并取得巨大成就；在其稳定发展的那几年，柏林等德国主要城市展现出丝毫不亚于巴黎纽约的现代时尚气息，商品琳琅满目，市民的文化休闲娱乐生活也比较丰富。也许这种复杂性正是魏玛德国被称为一个“全局性悲剧”的重要缘由。因为从历史审美来讲，悲剧主要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魏玛德国》一书能增进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该书简要回顾了共和国诞生-发展-崩溃的三部曲，因而它包含着传统魏玛史研究都有的那种政治经济分析叙事，就这部分内容而言，该书无论在历史材料还是历史阐述上，都无多大开创性。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在铺叙了政治经济分析之后，对魏玛德国进行了立体而细密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分析。总体上，魏玛时代德国的社会与文化氛围是激进的，充满对理性的各种怀疑主义。这种激进，不仅令政治场域中的不同思想立场剑拔弩张，而且也使社会文化与生活世界中的不同信念走向不可调和的多极态势。

本书以浓重的笔墨叙述了战争、革命、极化的民主政治对德国文化、对德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包括性观念造成的巨大冲击。仅从笔者个人有限的视野看，这在严肃的魏玛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全书好几章反复重申魏玛时代流行的性文化观念并将其与魏玛政治联系起来分析，仿佛是要敦促读者通过观察大众性观念变迁，去审视魏玛时代的德国。

这个切入点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美国著名学者麦金农，她曾开设过一门课程专门研讨为什么“个人的即政治的”，主张无论民权运动还是女权运动都应有第一流的理论。麦金农提出“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认为女权运动不仅需要有一流理论，而且此种理论还应是一种政治理论，同时要以哲学方式去处理女性问题。

韦茨虽然没有像麦金农那样采取哲学化的方式去阐述魏玛时代德国人的身体意识与性观念的文化意涵，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将魏玛时代德国人的身体与性变革运动转化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去阐述，并且与麦金农一样，他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和研究与这个问题的内在关系。

当然，他不像麦金农那样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研究女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而是将魏玛时代人们身体与性观念的变迁置于战争、革命、政治构筑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恰是这个宏大背景中的一个元素。所谓拿起武器、进行革命、参与政治、投入罢工游行辩论，所有这些都打破了德意志人在传统价值下日常行为规范的界限。革命与民主，不仅指向政治上的解放，而且指向身体与爱欲的解放。深思起来，这哪里只是魏玛德国的问题，这本质上也是一个后希腊化时代的总体哲学问题。

但本文必须回到魏玛语境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脉络和一个历史结论，即与共和国的建立和政治民主化相伴相随的是，魏玛德国出现过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张性解放与性自由的先锋文化潮流。韦茨认为，摧枯拉朽的一战对德国造成的扭曲性影响是这种文化潮流的诱因。一战期间有超过1300万德国男性（占德国总人口的近百分之二十）在军队服过兵役，到1918年十一月革命时依旧有800万人枕戈待旦。战争的进程，更确切而言是德国意外失败，彻底打破了帝制德国的社会与文化格局，即使宪法这么神圣的事物也不例外。魏玛宪法是战败与革命的产物，它确立了激进的民主体制，使德国至少形式上更接近自由西欧的样子；也可以说，为了将德国从激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德国政治精英采取了另一种激进疗法来收拾战后败局。

韦茨指出，魏玛时代澎湃的激情、艺术的实验、对性与不伦之爱的夸耀等一切刺耳或刺眼的现象的出现，都源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和革命的无限创造。战争的惨烈让人切身感受到生命的稍纵即逝，于是反向刺激人们渴望从各个方面去掌握生命、去体验爱情、权力、文化、艺术等一切领域的新潮流。战争又摧毁了德国人传统上那种对当权者的尊重与信任，无数归国士兵构成德国迷失的一代，很多士兵甚至没有根据命令放下武器。在某种程度上，魏玛德国是民间充满着武装的一个社会。战败刺激了现世及时行乐主义，革命引发潮水般的大众抗议运动，这是魏玛共和国诞生时世态民情的基调。

战争与革命，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生命的短暂易逝，何不纵情享受生活的快乐？为何要被一纸婚书束缚？为何离婚必然是对上帝的背叛？为何要像父辈们那样压抑地生活？曾经的德意志帝国由皇室、贵族、官僚和军队主宰，是一个保守刻板和专制的社会，奉行着虚伪而拘谨的旧道德，如今战争与革命来了，就让这一切都结束了。

德国进入一个看上去全新但同时也是人心破散的魏玛时代，到魏玛时期，尤其是在德国社民党管理的地区，人们在道德与性问题上的价值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于革命导致帝制时代那种严苛的官方审查禁令大多废止，魏玛无论在政治言论还是非政治言论领域，都拥有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都没有过的言论自由尺度。性解放与新女性运动，就像魏玛宪法一样，成为魏玛共和国的重要冲突爆发点，一度引起大众反响，也引起保守力量的敌意，但无论如何，在公共传媒与生活世界，这些问题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本书让人感到魏玛德国的一个文化潮流是：如今德国不是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德国了么，那么身体领域是不是应随之迎来一场解放运动？那些氛围严肃、性生活压抑节制的基督教家庭旧观念能够撑起一个有道德的新社会吗？按照当时很多解放派的立场，一个民主的德国不仅要政治民主，而且还要致力于将人们从性压抑性剥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身体领域也要贯彻某种自由民主。

不过，看到韦茨说“在魏玛时期，性变革者在建设现代、开放和人道的社会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丝毫不逊色于《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也不亚于现代住宅开发项目的那些建筑师”时，笔者忍不住想到魏玛宪法之父普罗伊斯，他对这样的相提并论会作何感想，想到韦伯与妻子那场既痛苦但彼此也不乏温情敬意的婚姻，想到那个摩登时代最理智的这位德国思想家对禁欲主义与新教伦理的研究。会想到政治极端主义与先锋派文化潮流下芸芸众生的复杂生命样态，想到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倒也是理解魏玛宪法——那个庄严事物时不能避开的“环境”。跳出法学圈子，放眼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各种乌托邦思想交汇的那个魔幻时代，宪法显得更像是关于国家与民主的套话。

到1930年，魏玛街头、立法机构、剧院和报纸上出现了大规模的要求堕胎合法化的群众运动，在那个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而高度撕裂的德国社会，据说这是极少数跨越了阶级、性别与政治路线分歧的群众运动，数十万人德国人主张女性有权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实施堕胎。这场运动虽然没有导致刑法条文的修改，但从侧面反映了魏玛时代德国人在身体和性道德上的强烈变革意识。

各种新思想在魏玛交织汇合，人的身体被组织、被解放，韦茨认为这是魏玛时代社会经验的典型特征之一。以严谨刻板著称的德国人，不仅穿衣戴帽不像1900年之前那样拘谨保守，而且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对很多城市青年来说，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追求身体的解放似乎都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强有力表达方式，是对1918年前第二帝国那个旧世界的否定。而新兴的摄影、电影和留声机收音机等大众传媒技术形式的出现，则有力呼应满足着这些需求。

一个总体阅读感受是，该书带着一种强烈的情绪去理解一种魏玛世俗情调。魏玛时代，德国人对健康性感身体的关注，既是大众对战争创伤的情绪回应，也是共和革命后德国人对民主泛化理解的审美产物。至于作为历史学者，作者这种写作情绪是不是有点过头，则是见仁见智的另一个问题了。

与全书浓烈的身体关怀相比，本书对这个议题的政治分析更引人深思，能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揭示魏玛民主的内部危机与民主本身的脆弱。这个分析揭示了一个历史情势，魏玛时代德国各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主要政党还是左翼的德国共产党或极端右翼的纳粹党，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和吸引选民，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并宣传关于身体的审美与道德议题。

换言之，个人的、身体的，如麦金农所言，一度成为政治的。无论社民党、德国共产党还是纳粹分子，都各自提倡各种健身运动以便重塑德国精神，号召各自的拥护者在精神与身体上武装起来，以便投入与政治对手火热的阶级斗争之中。白热化的党争衍生到身体与审美等伦理领域，使得魏玛时期的身体文化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直到最后带上种族色彩与军国主义色彩。魏玛后期纳粹提倡的队列式方阵群众活动能得到热烈相应，并不是用头脑发热可以简单解释的。它是复杂的大众社会现象，既与新传媒技术在魏玛德国的发展相关，又有文化与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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