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为什么不做家务？” 印度女性拷问家务不平等

原创高杉南都观察家

收录于合集

高杉，印度文化观察者

全文5100余字，读完约需11分钟

权力压迫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进行，只是简短甚至礼貌的几句对白，就表现出了不容置疑的父权权威。他们轻声细语，甚至脸上带着微笑，但在这样的家庭内部，女性没有说“不”的权利，甚至不由自主地为自己的自主性道歉。

择菜、切菜、炒菜、搅拌、烙饼、上菜、洗碗、扫地和拖地……清晨，妻子在厨房里手忙脚乱，为一家人做早餐。而丈夫坐在瑜伽垫上，吸气、呼气。公公坐在躺椅上轻轻摇晃，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招呼儿媳把奶茶端给他。

这是印度电影《伟大的印度厨神》（The Great Indian Kitchen）里的一幕，也是每天都在亿万印度家庭里发生的景象。电影用了大量的镜头平铺直叙，展现印度主妇日常繁琐的家务劳动：做饭、清洁、洗衣、育儿。在印度的绝大多数家庭，这些事被不假思索地看做是女性的分内之责，男性需要赚钱养家，理所当然地在家务中消失了。

电影的背景放在了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小村庄。与中国观众更熟悉的传统宝莱坞电影相比，马拉雅拉姆语（喀拉拉邦的官方语言）电影更注重艺术性的表达和对现实的关照。《伟大的印度厨神》在2021年年初上线，它在印度全国引发了对家务不平等和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讨论。“让父权制的实践者坐立不安”，这是《印度教徒报》对它的评论。

喀拉拉邦位于印度的东南海岸，相对于广袤的印度北部，这里领土狭小，人口较少，且相对富裕。在各项经济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上，喀拉拉邦都在印度各邦中位居前列，它的识字率高达94%，居全印之首。

喀拉拉邦也在性别平等的实践方面走在前列。虽然总体而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薪资仍然低于男性，但高于印度平均水平。“女婴在喀拉拉邦接受度更高，也有更多的女性会参与工作，例如喀拉拉邦对外输送了很多护士。”来自喀拉拉邦的朋友尼基塔这样告诉我。

英国殖民时期，喀拉拉邦众多的基督教人口接受相关训练，成为了英属印度的第一批护士。久而久之，医护成了喀拉拉女孩们向往的职业。在印度各地的医院和诊所中，一定会有来自喀拉拉邦的护士，很多人也凭此职业技能移民到了北美、中东和欧洲。

即便如此，喀拉拉邦的女性也像印度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一样，在和沉重的父权制作斗争。在喀拉拉邦，包办婚姻和嫁妆传统仍然困扰着很多女性，甚至诱发自杀和谋杀。

正是在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喀拉拉的电影人享有表现性别议题的土壤和空间。这部电影并未聚焦在嫁妆、家暴等极端的情境，而是选择了一个更为平淡、日常的视角：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琐碎和繁重的家务劳动。这些劳动是“隐形”的，但经过艺术性的呈现，它极具冲击力，拷问着每一个观众对这种不平等的麻木。

▌“隐形”的厨房劳动

在电影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丈夫的男性好友来家里做客，对男主角说，“今晚让我们男人来承包厨房吧。”他们做了晚饭，吃完饭后，几个人坐在院子里打牌。妻子端上茶水，转身离开，说厨房里还有活儿干。两个男人疑惑地对视，“还有什么活儿？我们不是都干完了吗？”

他们眼中的不解流露得如此自然，显示出了每一个男性真诚的疑惑。晚饭后，男人们拿起了扑克和手机，并为自己能在厨房“大干一番”而沾沾自喜，妻子却要回到厨房收拾残局，洗碗、扫地、拖地、倒垃圾，收拾掉丈夫随手丢在饭桌上的食物残渣。

这副场景实在太过真实，让我想起了我在印度见过的很多中产家庭。因为印度的房子间距很窄，隔音又不太好，所以我曾经被迫“旁听”了邻居家的生活。清晨五六点，邻居的阿姨就起床开始做早餐。等丈夫一睁眼，煮好的奶茶或者咖啡就要送到眼前，早餐也很快上桌。丈夫去上班后，阿姨开始洗碗、扫地、拖地、倒垃圾，下午还要洗衣服、择菜，接着又要准备晚饭。晚饭后，丈夫开始看电视，而她还在厨房叮叮当当地收拾。

这是每一位印度主妇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女性的就业率只有20%左右，不仅在全球倒数，而且近几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80%的印度女性都没有全职工作，一般做一些兼职，或者全职做家庭主妇。

▲ 劳作中的印度女性。@ pixabay

这就造成了家庭内部劳动的极端不对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一份报告，印度女性每天花在无偿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302分钟，而男性仅为31分钟。与中国相比，这种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在中国，女性承担了71.6%的无偿家务劳动，但印度女性承担了高达90.5%的份额，仅有9.5%由男性承担。

但在丈夫看来，是自己通过工作支撑起了整个的家庭，妻子在家里做的事根本不值一提，就好像茶饭是自己送上桌，衣服和房间是自动被清洁一样。

“这是一个普遍的故事。一个女人在厨房里的挣扎是印度几乎所有女人的故事。”电影的导演Jeo Baby说，“男人认为女人是机器，用来煮茶、洗衣服和养孩子的机器。”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自己的经历。作为性别平等的实践者，导演本人在婚后花了很多时间在厨房做家务，这时他才意识到，厨房的工作有多么繁重。我深入了解了印度的饮食文化后，也意识到，这种饮食的传统与对女性的压迫是相辅相成的。

虽然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印度食物都是糊状的“咖喱”，但这种刻板印象实际上忽视了印度丰富的饮食文化传统。事实上，印度各地的食物做法差异极大，但共同的特点是过程十分繁琐，香料和配料丰富，一般都要十几道工序，有些菜甚至要耗时好几个小时。相比之下，中餐的家常菜倒可以由快手迅速制成。

▲ 工艺复杂的印度食品。@ pixabay

以喀拉拉邦最常见的早餐Appam米饼为例，仅它的面糊制作就需要经过浸泡、搅拌、发酵等六七道工序，面糊要提前一天做好，还要配上炖蔬菜或者蘸酱食用。喀拉拉邦常见的椰子蘸酱，也要经过七八道工序、加入十几种材料制成。

更要命的是，很多印度人对传统家庭食物的风味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很多人都更喜欢从家里带午饭，这甚至还催生了孟买的“达巴瓦拉”送餐系统。“达巴瓦拉”是马拉地语，意为“（送）饭盒人”，是指印度孟买的一批人，他们将刚做好的午饭饭盒从上班族的住家（主要是郊区）运往他们的工作地点，并将空饭盒带回来。这已形成一个行业，他们使用多种交通工具。这更加重了家庭主妇的工作负担。

除了准备食物和收拾的厨房劳动，家务的其他方面如清洁工作同样繁重，洗衣机、吸尘器等基本家用设施到现在依然不是印度中产家庭的标配，更别说扫地机器人、洗碗机之类的现代化电器，这些都大大加重了女性的家务负担。育儿则更被认为是母亲的职责，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严父慈母”的刻板印象同样深入人心，在孩子上小学之前，父亲几乎是“隐形”的。

▌大家庭的权力结构

电影中还突出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展现的是女主角和公公之间的互动。她本来在一个相对进步的家庭长大，父亲在国外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现代化。但婚后，公公三番两次地提醒她，要按照自己家里的习惯做事。

比如，椰蓉要用手工碾制，而不能用搅拌机；米饭要柴火煮，不能用电饭煲，会造成口感不同；衣服要手洗，因为洗衣机会把衣服洗坏。每天早上，公公要坐在躺椅上等着挤好牙膏的牙刷送到眼前，出门前也要有人把鞋子递上。显然，这不仅仅是生活上需要被照顾，而是一种家庭内部的权力规训。

她和公公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是否工作这件事上。她偷偷报名了舞蹈老师的选拔，公公知道后直接告诉她“不能去”，因为女性需要照料家庭。他说，自己的妻子年轻时也受过教育，但婚后就遵循传统留在了家里，“因为她，我的小孩都有了好的出路。”

面对这种情景，丈夫不置可否，既没有否定父亲的意愿，也没有阻止妻子出去工作，只是说“等一等”。但当他发现妻子背着他报名时，他还是生气地质问了妻子。

这一幕景象是非常典型的印度大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压迫甚至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进行，只是简短甚至礼貌的几句对白，就表现出了不容置疑的父权权威。他们轻声细语，甚至脸上带着微笑，但在这样的家庭内部，女性没有说“不”的权利，甚至不由自主地为自己的自主性道歉。

印度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三代以上人共同居住的“联合家庭”。一般来说，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教育和文化变革，印度传统的大家庭将慢慢瓦解，就像在中国等东亚国家发生的那样，年轻夫妻更多和孩子一起居住（核心家庭），通过经济手段支持父母而并非共同居住。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康奈尔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布雷顿(Etienne Breton) 研究发现，印度的核心家庭比例增长缓慢，也没有证据表明20世纪以来印度的平均家庭规模出现显著下降。也就是说，大家庭的传统在印度依然强劲。城市化的缓慢、预期寿命的增长都对这种情况做出了贡献。目前，印度的城镇化率在35%左右，而中国已经超过了60%。

女性的低就业率也阻碍了年轻夫妇的经济独立，这又和大家庭的制度相辅相成，让女性更大程度地被绑在家庭里。更反直觉的是，印度的富人比穷人更有可能住在大家庭里，因为穷人几乎没什么财产，父辈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控制孩子的筹码。

在印度社会，人们仍然认为父母与子女同住（尤其是儿子）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与儿子同住，独居或者被女儿照顾是传统意义上“丢脸”的事。并且，印度的城镇化流动也不像中国一样有如此强烈的聚集效应，相对来说，年轻人可能选择距离老家更近的大城市，而并非一股脑地冲向德里、孟买等超大城市。这样一来，父母也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

另外，未婚子女更没有正当理由与父母分居，因为整个社会对自由恋爱的接受度仍然很低，我的很多印度朋友在工作后仍会与父母同住，除非搬到其他城市生活。即便如此，父母也会经常拜访。

在这样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角色。父权传统在现代印度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基本不会因经济地位而转移。在父亲去世前，即使儿子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已经占了上风，但父亲仍是一家之主。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权力结构并不是截然地以性别区分。在传统的印度父权体系中，女性长辈——婆婆、甚至是公公的姐妹也拥有绝对权威，来支配和控制家庭中的年轻女性。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影视剧中的“恶婆婆”形象非常常见。在《伟大的印度厨神》中，也正是公公的姐妹扮演了这一角色，教训女主角家教欠缺，不懂规矩。

▌疫情加剧不平等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随后的封城，让这一切变得更糟。因为人力成本低廉，印度的中产家庭往往都雇有钟点工来帮忙做家务，有时候还不止一个，做饭、洗碗、打扫各司其职，一般一个兼职钟点工的月薪只有两三千卢比（约两三百元人民币）。

但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即使是在解封后，仍然有很多家庭出于安全考虑不再雇佣钟点工，沉重的家务劳动就全落在了妻子身上。妻子在居家办公之余，还要照顾全家人。而且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家里，她们要做的家务甚至更多了。讽刺的是，不少女性称，丈夫仍然保持着上班的节奏，工作之余就像往常下班一样，开始娱乐和休息。

一位孟买的女士决定呼吁人们改变这一切。苏巴娜（Subarna Ghosh）在一家慈善机构工作，丈夫是银行家，有两个孩子。封城后，家里的帮佣消失了，她要在继续工作的同时，完成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而丈夫却没有改变，“不是那种会帮忙做家务的人”。

封城后的第一个月，她感到非常疲劳，一直在抱怨自己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结果周围人却告诉她，“不要抱怨”。于是她决定罢工，三天没洗碗，也没有收衣服。这时候，丈夫和孩子终于意识到了她的沮丧，开始承担一些家务。

“扫帚的把手上是否印有‘仅限女性操作’的字样？”“洗衣机和煤气炉是没有说明书吗？那为什么大多数男人不做家务？”她在请愿网站change.org上发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印度总理莫迪在下一次演讲时，敦促印度男性平等地承担家务。这个请愿收集到了近8万个签名。

苏巴娜这样的印度女性，从小就目睹着母亲一人独揽家务。与母亲和阿姨们不同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有了走出家门、加入工作的机会，但即便如此，她们仍然被认为应该兼顾工作与家庭。因为“家务事本来就是属于女人的”。平常，因为有帮佣的存在，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并不明显，但在疫情时代，像苏巴娜这样的女性意识到，改变必须发生。

“我们的丈夫也是这种文化和社会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接受过做家务的培训，他们需要一点点指导和鼓励。”苏巴娜说。

也有研究数据显示，至少在封城的第一个月，印度男性承担家务的时长略有增加，从1.5小时增加到了2.5小时，而女性承担家务的时间则从4小时增加到了4.6小时。但疫情对男女双方承担家务的影响，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到底能持续多久，现在还不得而知。

以我的个人感受而言，印度的家务不平等确实正在发生改变，即使很缓慢。我的很多印度女性朋友都曾告诉我，自己的父亲从来不会走进厨房，甚至连咖啡和茶都要母亲端到手边，还会挑三拣四。但在她们身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们的伴侣也会参与家务劳动，甚至积极参与到育儿当中。当然，她们都属于印度社会的特权阶层，但至少，人们的理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我在印度曾雇佣过一个钟点工阿姨，她每隔一天会来我家洗碗和打扫，偶尔也帮忙做饭。有时她生病或者忙不过来，在隔壁公寓做保安的丈夫就会替她来。他们也是变化的一部分。

当然，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印度女性仍然生活在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剥削之下。以钟点工为例，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承担，她们工作一整天，回到家还要继续做自己家的家务，只是这份工作不仅是无偿的，甚至无法为她赢得丈夫的尊重。

在《伟大的印度厨神》最后，女主角愤而出走，离开了丈夫的家。而丈夫则另娶她人，新妻子又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家务劳动，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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