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刘怡谈阿富汗（上）：从现代化进程失败，到塔利班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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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三联战地记者

全文8200余字，读完约需16分钟

回顾了阿富汗的地缘特征和历史后，我们对它有了一定了解。然而，这个国家是如何在现代化中被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深陷于前现代和暴力的泥潭，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本文是三联战地记者刘怡7月31日在及物v.t.分享的整理，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历史回顾，阿富汗失败的现代化进程和塔利班的崛起。

阿富汗自1979年以来的当代史，似乎一直和无休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除去我们熟知的苏联入侵、美国干涉等外部势力持续施加的影响，其内部的军阀割据乱象和20世纪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频频失败，也导致了塔利班的崛起。由于把苏联和美国纷纷拖入泥沼，阿富汗被泛泛地称作“帝国坟场”。

但“帝国坟场”这样他者化的描述足以概括阿富汗作为独立国家的全部内涵吗？它从20世纪初开始模仿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为何却间歇性陷入瘫痪？它是如何被1960年代以来的全球历史浪潮所影响，又是如何反过来对单极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做出了报复？

带着这样的疑问，刘怡在2017～2019年三次进入阿富汗进行深度采访和报道。在那里，他与1980年代的抗苏“穆贾希丁”（对阿富汗游击队员的称呼，意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领袖、本·拉登的早期合作者以及现任政府官员做直接交谈，试图理清阿富汗动荡历史背后的驱动力。

本文整理于三联战地记者刘怡7月31日在及物v.t.的分享。根据亲身采访经历，刘怡从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军阀割据的状况、阿富汗边界线上绵延的难民营、崩溃的教育系统、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利益关联等方面详细阐释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的原因、过程及其内部的分裂，并解释了为什么在阿富汗的战争会是一个极度放大的治安战。

喀布尔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达鲁阿曼宫，达利语（又称达利波斯语或阿富汗波斯语，是一种在阿富汗使用的波斯语的变体）里是“和平之宫”的含义，它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巨大的欧洲建筑，修筑达鲁阿曼宫的是1919年到1929年在位的阿富汗独立之父阿曼努拉国王，也是阿富汗现代化之父。

阿曼努拉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非常欧化的统治者，他聘请了德国的设计师为他设计了达鲁阿曼宫这样一个庞大的欧式宫殿，在这个宫殿跟喀布尔的老城区之间铺设了阿富汗的第一条窄轨铁路。新宫殿所在的街区其实是一个丘陵，他把丘陵的顶端削平了，等于在一个高出城市水平面的位置上建了一座新城。除了这个宫殿之外，还有阿富汗新议会的所在地，和西式的旅馆商场。

这些差不多都是在1919年到1929年，阿曼努拉国王率领阿富汗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保护国制度）之后的十年内建设的。他在这10年内还替阿富汗颁布了一部宪法，宪法宣布妇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参与选举的权利。甚至他派了调查队去阿富汗农村，调查何地出现了家庭纠纷，如果丈夫打妻子，就可以把丈夫抓起来。

阿富汗人民震惊于阿曼努拉国王的改革措施，确切地说是震怒，因为他的这些政策影响到了控制阿富汗广大农村的部落长老，还有地主阶层的利益。阿曼努拉国王不仅想要在农村搞土地改革，还想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甚至在1920年代，他就开始尝试在阿富汗的一些农业省份修筑公路，当时为了让农产品的运输和交通能够得到改善，就开始修筑全国性的公路网。

但是当时公路修路的质量不好，养护成本也很高，农民又不明白，赶着马和驴在公路上走，会被警察说成破坏基础设施被抓起来。农民很愤怒，国家号称是为了我们好而修了公路，修了公路又不让我们用，结果农民就把公路扒了。阿曼努拉国王时期想给全国修一些大型的水电站来解决灌溉问题，但是这又影响到了阿富汗农村传统社会当中地位非常高的阶层——米拉布（Mirab）的利益。

米拉布是什么？米拉布的意思是分水人，阿富汗是一个水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各个村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要进行大规模的械斗，最后大家就决定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米拉布。米拉布可以被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利益协调人，他在不同的村落之间协调，哪个季节给你供应的水多一些，让你可以耕种；哪个季节给另一方更多一些；碰到大旱灾或者荒年的时候，怎么互相共担风险。

所以米拉布阶层在阿富汗的农村，是除了部落长老和宗教领袖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但是修了水电站和水渠，就等于把米拉布阶层的特权给消解掉了。米拉布就挑唆农民起来反抗。比如当地米拉布会说，大坝修好以后会优先供应旁边一个省，我们这儿的情况没有改善；又或者政府为了解决水电站的投资问题，提出征收用水费，米拉布就说，我们过去从河里打水也不用缴费，政府修了水电站现在还要钱。这便导致了阿富汗农村的传统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教唆普通农民发动全国性的起义去反对阿曼努拉国王的政府。政府被推翻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时期新国王上台，就是查希尔沙的父亲纳第尔·沙赫。

阿曼努拉的下场使得纳第尔和末代国王查希尔两位绝大部分时期不敢再大动干戈.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20多年查希尔在位时期，是近代阿富汗最稳固的统治期，他什么都不干，既不搞改革，不要求分地方的势力，也不搞现代化，不去触动地方的利益结构。

对整个社会结构有所撼动，尤其是针对农村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差不多一直到1960年代之后才出现。查希尔国王的表哥达乌德亲王，曾经担任过总理。后来以他为首，提出了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工业化的改革。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前现代性特征在阿富汗是最根深蒂固，也是最本质性的，而且很要命。

20世纪60年代，以达乌德亲王为代表，阿富汗贵族阶层的一部分人提出，苏联是我们的邻国，苏联也想跟阿富汗搞好关系，阿富汗能不能模仿苏联，在农村搞集体化，然后在城市搞大工业，把阿富汗迅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有点像模仿纳赛尔搞阿拉伯社会主义。阿富汗裔美国学者塔米姆·安萨利写了一本《无规则游戏》，这本书里讲到阿富汗一直以来的城乡矛盾，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精英阶层的矛盾，是阿富汗历史前进和中断过程中很重要的力量。

阿富汗以王室为代表的城市精英在考虑按照苏联模式来实行国家现代化，同时阿富汗的农村精英阶层，尤其是从农村通过考学进入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学生，他们也在讨论阿富汗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

在当时的阿富汗，虽然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传统受到尊重，但实际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阿富汗政府对于比较极端的宗教思想处于防范的状态。当时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没有能力提供研究性的教育。所以很多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要么去欧美，要么去阿拉伯国家进一步留学，去接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富裕家庭都去美国了，但是也有一些农村精英、部落领袖、农村米拉布的子女、富农家庭的子女，没有那么多钱能到美国或欧洲，他们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就是埃及。

埃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有极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是埃及极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反抗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据地。回溯整个现代伊斯兰思想史，20世纪后半叶有很多代表性人物都是艾资哈尔大学毕业的。这些到了埃及的阿富汗留学生参与各类读书会学习会，研究禁书、地下手抄本。赛义德·库特布（伊斯兰运动理论家，也有人认为他塑造了极端伊斯兰观点)被关在监狱里时，他著作的手抄本到处流行。

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贾希丁指挥官拉苏尔·赛义夫,和他当时的一个老师，后来短暂当过阿富汗总统的拉巴尼，比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他们要年纪大一些。他们1960年代就去了埃及留学，之后把库特布的书偷偷夹在行李里带回来。他们在埃及读完博士，留完学回国就去喀布尔大学当老师，然后组织学生关门抄书，抄完把阿拉伯语翻译成普什图语，再办地下印刷所，把这些东西流传出去。于是197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喀布尔大学很快就变成了库特布主义（主动的圣战主义）在阿富汗的一个大本营。

在阿富汗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比较缓慢的国家，全国只有2万多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大半是喀布尔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哪怕到了后来内战时期，傀儡政府的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跟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也有交情。他们在十几岁念中学大学时就已经特别熟，因为全国只有三所好中学和一所好大学。下一代精英都在这个学校，其中比较激进的一帮人从18岁开始，每天晚上跟着自己的老师读那些宣扬“伊斯兰要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实现现代化”的书。

顺便提一下，我采访过著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喀布尔大学的工程系读书，喀布尔大学的这些精英学生国际化程度很高，基本上都会一两门外语，除了阿拉伯语，能读英语法语，能直接读外国书报。他们在学校里激烈地讨论世界局势，希克马蒂亚尔和他的一个师兄——一个铁杆的毛派，在校园里面辩论阿富汗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辩论了一个礼拜没有辩过对方，他的解决方案是，买了一把枪把师兄打死。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个人仇杀这种极其前现代的特征，在他身上并没有因为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改变了。

1970年代初的伊斯兰世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时代背景——埃及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的失败，导致阿拉伯社会主义在批评者那里突然变得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埃及学苏联学了十几年，结果被以色列一个礼拜打垮了，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批评者看来，主要就是学苏联学错了。而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能走，因为美国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当中一直支持以色列。那么对于阿富汗人来说，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了政教合一，他们认为，最后拯救阿富汗的方法，千言万语还是要回到穆罕默德的道路上去。

站在外界的角度，我们可能一直以来有个误解，认为阿富汗国内的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是以1979年苏联入侵为起点的，但实际上不是。1974年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第一个阿富汗流亡者的武装训练营。1970年代初期，阿富汗上层以王室为代表的城市精英集团，和新崛起的笃信政教合一和库特布主义的农村精英集团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

那时，像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还有包括赛义夫这样的人就已经从喀布尔跑到了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入侵之前，他们的家族追随者，还有其他因反对王室而逃到巴基斯坦边境的人，可能就已经有20多万了。1980年代参加反苏战争的激进伊斯兰游击队穆贾希丁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库特布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阿富汗必须按照库特布制定出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化方略，来实现国家的自救，包括实现国家的富强。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他们可以跟本·拉登走得那么近，因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现任首领扎瓦西里本身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理念的追随者。只是说穆贾希丁他们还带有阿富汗民族主义者这样一层背景，所以他们在1980年代等于建立了一个同盟，但同盟的目标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但反过来讲，阿富汗本身又面临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民族结构非常不正常的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它有主体民族，但这个主体民族又不够大，非常容易造成冲突和对立，普什图人在阿富汗的整个人口中大概占40%-45%，它是绝对人口数量排名第一的民族。但40%-45%比例又不够大，因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还有乌兹别克人加起来也超过30%。而在历史上，普什图统治者是阿富汗主流，所以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一直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分歧的根源，因为英国通过1897年的杜兰德线这样一条人为划定的国界线，把一个完整的普什图民族突然分割在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个国家之内（今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普什图人）。有一些普什图人不认可杜兰德线的存在——比如巴基斯坦塔利班，但绝大部分阿富汗人随着历史的发展，算是逐步默认了杜兰德线。

传统上阿富汗塔利班既有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民族背景，又有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国籍背景。为什么美国人这次在撤军谈判当中，一定要求塔利班不能跟领土上的其他国际势力，比如基地组织、ISIS呼罗珊分支有勾结？因为美国人一定程度上也想利用这一点。

传统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从来没有要求建立一个超国界的共同体，尤其是它从来没有对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聚集区提出过领土诉求。我觉得，阿富汗的塔利班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内收型的政治军事共同体。可能在它的崛起过程中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没有提出过普什图人应有自己的国家这种方案。

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的诞生时间，实际上要比阿塔晚将近10年左右，是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而巴塔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普什图斯坦，建立一个纯普什图人的国家，取消1897年的杜兰德线。

当然这两种诉求之间肯定还是有交集，阿富汗塔利班比较愿意维持一种边境地区模糊不清的局面，但是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好像没有领土野心，历史上也没有提出过这种诉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跟阿富汗政府一直有互动。巴基斯坦政府特别震怒的一件事是，2016年他们在伊斯兰堡逮住了两个阿富汗国安部的官员，他们跑到巴基斯坦来是找巴塔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当时阿富汗的加尼政府跟巴基斯坦政府关系不良。他们就跑到巴基斯坦来，想挑唆巴塔在边境上搞事，给巴基斯坦政府制造麻烦。

实际上巴塔所要求的东西比阿塔要大，而且也更复杂。对巴塔来说，一方面它长期跟阿塔是战略盟友，但是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派人来送钱给它，它也收。

回到阿富汗的这些势力，无论是穆贾希丁群体，还是后来的塔利班，他们的诉求都是一个多民族的独立国家，而不是把现有的国境线往外扩展。

穆贾希丁群体，因为它是作为一个阿富汗城市精英集团的反对者而存在，所以从1970年代开始，大概20年左右的武装抵抗当中，它一直试图利用阿富汗农村和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去反对苏联以及他们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

所以这也使得整个阿富汗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治安战，几支反苏游击队在得到美国、英国和欧洲，包括沙特阿拉伯巨额的财政援助之后，就控制了农村地区和山地，而政府军控制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苏军尝试过对他们的几个主要基地进行突袭，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等到苏联在1989年宣布撤军后，政府军也无法维持交通线了。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政府军仅有的大城市和公路线都被占领。很快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共和国宣告了灭亡，这是1992年左右。

阿富汗人民共和国灭亡后，穆贾希丁群体内部的矛盾激化，最突出的是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的冲突。希克马蒂亚尔是所有普什图人游击队领袖当中势力最大的，巴基斯坦当时认为希克马蒂亚尔最值得扶持，他最有可能成为未来阿富汗的统治者。

19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个修筑中亚天然气管线的计划，把哈萨克斯坦作为起点，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美国希望中亚这几个国家在经济上脱离苏联。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好几个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它要经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带。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如果这条天然气管线真的建成，会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巴基斯坦希望由它来主导解决阿富汗问题，使阿富汗这种内战下四分五裂的局面迅速结束。于是他们扶持了代理人，也就是希克马蒂亚尔。

而马苏德——一个塔吉克人，阿富汗的少数族裔——作为非普什图人推出的共同领袖出现了。马苏德在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今天的阿富汗，都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英雄。但实际上阿富汗也有很多非常敌视他的人，认为马苏德在美国和法国人眼中形象好，是因为他懂外语，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军阀，有很多美国记者到过他的营地采访他。

其实马苏德自己也说他是一个塔吉克民族主义者。他在控制喀布尔的阶段，集体枪毙城里的哈扎拉人，杀掉了1000多人。所以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在1992年傀儡政权覆灭之后，很快形成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一方，以马苏德和盟友为另一方，争夺全国政权——尤其是首都——的局面。

后来希克马蒂亚尔把首都喀布尔围起来，打电话给马苏德命令他把城市交出来，马苏德反对，这被马苏德旁边一个法新社记者录下来，那段对话后来在阿富汗和西方世界都特别有名。随后希克马蒂亚尔就开始往城里发射火箭，炸掉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三层楼。

还在内战爆发的阶段，阿富汗的普通民众就开始跟穆贾希丁群体离心离德。因为1980年代普通民众支持他们抗苏，除去本身民族主义情绪之外，也是因为穆贾希丁承诺下一步要建设一个政教合一的现代化国家。他们派人去跟伊朗接触，说要模仿伊朗的模式，还承诺要给老百姓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

但问题是苏联人走了，纳吉布拉政权也垮台了，穆贾希丁群体真正做的却只是把首都围起来发射火箭。在穆贾希丁群体的实际控制区，比如白沙瓦，一共有7支游击队，在各个省还有一些分散的小军阀势力，他们都曾经加入过抵抗苏联的战争。战争结束以后，就形成了整个阿富汗十几股武装割据并存的这种局面。每个军阀都在他们的实际控制区走私贩毒、贩卖人口。从1992年到1994年，几个主要的穆贾希丁派别围绕着首都打了两年多的内战，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和好感全部掉到了谷底。

塔利班最初是以一个惩强除恶的罗宾汉形象出现的。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是80年代参加抗苏战争的老兵。抗苏战争结束以后，他隐居在家里。他开始出名是因为1994年奥马尔得到一个消息，当地的小军阀带着他的部队洗劫了学校，抢走几个女学生。奥马尔带着街坊去追击小军阀，把这几个女学生夺回来。这一下让他在城里成了名人、善人。随后他把清真寺里传说中穆罕默德穿过的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宣称穆圣昨天晚上托梦指示他带着大家去打穆贾希丁，接下来就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

在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一开始是想扶持希克马蒂亚尔，但希克马蒂亚尔的武装包围首都打了两年，也没打下来。而且因为炮轰首都，对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导致他们在阿富汗民间的名望一落千丈。巴基斯坦政府本来希望希克马蒂亚尔能赶紧摆平这个烂摊子，下一步美国人就可以来修天然气管道。结果内战一直打不完，而希的公共形象还越来越差，就不再支持他们了。

巴基斯坦政府发现这时民众中名声最好的政治派别是塔利班，于是转向支持塔利班。其实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错判了塔利班的“淳朴性”——塔利班后来做的好多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原教旨主义。而巴基斯坦政府则以为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经验，以后好操纵他们。

而且在穆贾希丁的部队当中，尤其是普什图人的部队中，打了这么多年的内外战，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疲倦了，他们也希望尽快结束内战。其结果是大量的普什图士兵直接向塔利班倒戈。于是塔利班崛起得非常快，1994年才刚刚成型，1996年就掌控了局面。塔利班把几乎所有的穆贾希丁派赶到只占全国10%领土的潘杰希尔谷地，也就花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的时候，大家觉得穆贾希丁的部队总算撤走了，好日子要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塔利班对其宣扬的东西是真信，大家都认为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很机会主义的。

对塔利班而言，基地组织最大的价值是它跟外部世界的联系，比如跟阿拉伯世界的财源、激进的政治势力。尽管基地组织早在1989年就已经成立了，在本·拉登策划9·11事件之前，基地组织的几起恐怖袭击活动几乎都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虽然在1990年代建立过联系，但是他们的同盟关系没有那么稳固。塔利班在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巴基斯坦吸引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如果没有9·11事件，按照正常的流程，可能2002年全球好几个重要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都会承认塔利班政权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权。

塔利班的一些执政理念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在1996年就控制了全国，为什么之前没有把巴米扬大佛炸了？塔利班从来也没有占领过巴米扬大佛所在的巴米扬省的全部，他们不远万里派坦克和榴弹炮来专门摧毁大佛，那是什么心理？巴米扬大佛遗址下面有一个村庄，村长说，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联酋三个国家是仅有的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的国家，所以塔利班在执政的前4年还一直通过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方面进行接触，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承认它的合法性。

但到了2000年，阿富汗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塔利班向全球发出求助，呼吁大家来支援阿富汗的粮食和经费。但因为塔利班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国际组织来援助，塔利班为了报复国际组织，研究了半天，决定把巴米扬大佛炸了。全球几个重要的博物馆、文物保护机构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写了一封联名信，谴责塔利班的行为。

塔利班用一种非常挑衅的语气回应，我们国家的活人挨饿，你们不帮忙，现在不过炸掉了一个佛像，就开始批评了，可见西方虚伪的嘴脸。但它这封公开信的语气，给人感觉好像阿富汗不是塔利班在治理，好像塔利班对阿富汗的饥荒没有责任似的。但是塔利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它觉得这是天灾，你们应该帮助我，你们不帮我就让你们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