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X许纪霖：社交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与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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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先知”就是以一种狂热的、好像振振有词的方式对公众发言的人，但没有真正的洞见与深刻的思想，特别是缺乏复杂性，但因为言论明确而极端，可以俘获年轻人，因为许多年轻人需要确定的东西。‍

反智主义将人群分为两部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大众和非大众。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平等、民主等思潮，将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使得大众走上舞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对立？是渊源已久的精英视角而导致的大众反叛，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使之与大众疏离？

近日，译林出版社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以及自由撰稿人陶小路，围绕《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以“智识是一种特权吗？——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时代”为主题展开对谈。

刘擎认为，反智主义有其内在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在美国的语境下，历史性在于反智主义的传统，自建国开始便有显现；现代性，则是话语权和政治权力下放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的专业性、疏离性和反思性，必然导致大众对其不满进而抵触。

许纪霖则从中国历史出发，认为反智主义并不是现代的东西，而是伴随着知识同时产生，只是在当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近代以来的知识专业化和规范性话语权丢失的情形下，知识界内部的变化同样促成了反智主义。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有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大众媒介环境下不仅没有受到排挤，反而受到追捧。许纪霖认为，这是“卡里斯马式”的现象，某些知识人在价值真空的时期提供了规范性的价值。刘擎则回应称，大众的价值和想法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只是多样和分化了，所以不同的人各自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知识话语。如果知识人不只是迎合期待，而是通过专业和表达，邀请大众一起思考和讨论，可能帮助大众更好地开展公共言说。

刘擎在沙龙的最后引用霍夫施塔特的学生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的观点，后者认为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对当下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介入性的脱离”（engageddetachment）这一说法。这不仅对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对当代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权力与市场这么强大的冲击下，一定要有介入性的脱离，要既能够进入，也能够退出。否则完全淹没在无论是权力的还是商业的游戏里面，终究是不能过一种智识生活的。”

经刘擎、许纪霖教授审定，译林出版社授权，《燕京书评》发布此次活动的讲稿。

▌反智主义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

 刘  擎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时间特别早，它在1963年出版，跟我年纪一样大，有58年的历史。我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关心后现代和政治现象，曾经在硕士论文中引用过这本书。这本书在当年就非常火，出版时间又比较久远，在美国的知识界出现过多次重复谈论这本书的现象。

上一次有人谈到这本书，大概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也就是2001年后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美国图书馆要出霍夫施塔特四卷本著作。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时序上不是第一卷，但他们先出了这本书。

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又回到了霍夫施塔特的主题。因为他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提到了“大众民主跟反智主义的关系”，以及“民粹跟反智主义的关系”等议题。这是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去年美国有一个学者论坛，要出四卷的编辑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这一本先出版出来，因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与当下这个时代有特别大的相关性。

这本书其实有两个论题，一个叫美国史的论题，或者历史的论题。跟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有一个很强的反智主义传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政治家不太容易成功。霍夫施塔特在1952年积极支持阿德莱·斯蒂文森竞选总统，他是个学者型的政治家，但他败给了艾森豪威尔。更早的时候，1948年哲学家杜威也竞选总统，当时很多民调预测杜威会获胜，但他败给了杜鲁门。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状况，也构成了霍夫施塔特问题意识的背景。

美国人喜欢那种特别亲民的、说话不那么书生气的、不讲术语的政客：小布什是一个，说大白话的特朗普更明显。霍夫施塔特发现，在美国历史上，从建国到大觉醒、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大众对知识分子和智识生活抱有一种鄙夷和怨恨，或至少是怀疑。这是一个美国历史的现象。

另外一个主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反智主义的现象或趋势，可能存在于所有的大众民主社会，这是一个现代问题。 

这两条线都值得深思，霍夫施塔特这本书在1963年刚刚出版的时候，读者只是关注它对于美国历史的论述；但后来发现，这本书有更丰富的意义，有其时代性和历史性，但又超越时代和历史。

▌反智主义是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陶 小 路 ：请许老师谈一下霍夫施塔特的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回应，尤其是余英时先生对它的介绍。

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对城邦主流的意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有时会特别奇怪地赢得民心；有时就和大众主导意识有分歧，甚至相悖，遭到打压。同样，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对许多知识分子，比如作家、演员进行清算，很多人其实并不是苏联的同盟，也被看做不爱国，不忠诚于美国。

总结起来说，理论脱离实际、理性不顾情感、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可疑”和“败坏”，三种情况构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反复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反智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大箩筐，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据我观察，知识人自己打倒自己，可以称之为“反智的知识主义”，或者“知识的反智主义”。

因为过去的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博雅之学”，是没有用的知识。到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来的大部分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是自然的知识替代了规范的知识，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科学知识成为主流，而古典人文价值性的知识被边缘化了。五四以后所出现的“反智的知识主义”，一部分表现是用一套自然的、客观的知识来试图反对过去人文的、规范的知识。

到了民国以后，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与规范化，此后知识越来越宽泛化：作为一个专家必须用严谨、精准的表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随着学科化越来越深入，学术语言就成为了行业黑话。不要说一般人，哪怕对专家来说，要听懂别的领域的行业黑话也很难。

因为行业黑话的出现，专家所拥有的知识越来越不接地气，与日常生活越来越遥远。当面对一些日常生活问题时，专家只会用学术黑话进行表达，民众因为听不懂而出现反弹，觉得专家们不接地气，不说人话，知识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这也诱发了大众的反智主义。

大众需要的是常识，用常识思考行不行？用常识来说话行不行？用今天的话说：“你说人话行不行？”不要说黑话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进而助长了反智主义，大家相信常识是可以“明辨是非”的。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欧洲一个父亲让儿子出去学知识，儿子学了两年以后回来了，父亲问他学的什么知识？儿子说：“我学会了一种明辨是非的知识。”父亲非常生气，因为他非常清楚，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偏偏没有一种知识是专门用来明辨是非的。

王小波通过好多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比起做一个道德精英，做一个思维精英更重要。“明辨是非”，是自以为拥有了道德的制高点和上帝的眼睛。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有知识，用知识来评判，这些知识是真实的。

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儒家过去的确讲“博雅之学”，当然里面也具有知识性，但是更多指向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些简单的案例可以用常识判断，但今天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具有某种专业性，仅仅用常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在权力的背后，一定有一套知识的合法性论证，而想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必须要有专业知识。福柯是不承认有普遍知识分子存在的，这里指的是掌握了明辨是非能力、代表普遍正义的知识分子；他更愿意承认特殊的知识分子，即具有专业能力、能够洞晓知识与权力隐秘关系的专家。

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如何面对知识专业主义和反智主义这两种潮流？我的看法是：知识分子需要从特殊走向普遍。从自己的专业立场出发，上升到普遍的维度，来思考和回应复杂的现实世界。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作为依托，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发言和评论，那只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只有从特殊到普遍，才能走出知识专业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