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内卷：中产青年为何自称“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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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刘云杉、管清友、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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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牛津中国论坛的“内卷”板块上，主持人毕一平如此介绍讨论背景：“互联网上，‘打工人，打工魂’、‘后浪’这样的热词几乎每一个都踩在青年人的痛点之上。这场交换焦虑的狂欢背后，可能隐藏着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又或者隐藏着资本的力量。在讨论的过程中，内卷的概念也在被不断泛化。选择‘内卷’作为研讨会的话题，是希望将之看做一个现象或一个支点，或是复杂问题链条中的一环。”

项飙首先指出“内卷”的阶层属性，它体现的主要是中产阶层年轻人的焦虑；农民工等打工者不会用“内卷”形容自己，打工对其来说更具肉身性，被剥削感也更加直接，不似中产阶层有自己的利益卷入其中。当中产年轻人在隐喻意义上自嘲为“打工人”，真正的打工者处境却并未受到关注；但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打开了跨群体联结的可能。

教育学家刘云杉认为，这种害怕下滑的心态与教育体制提供的赛道过于单一有关，要想在这种从考试评优到岗位筛选的赛道中成功拔尖，就要遵循既有规则，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一路“升级打怪”。教育成为需要精细核算投入产出比的投资项目，却未必收获预期的回报，落入中产阶层的消费陷阱。

经济学家管清友则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指出内卷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的关联。这一代年轻人之所以得不到预期的回报，在实现阶层上升中遇到瓶颈，甚至总惴惴于阶层下滑，是因为他们的机会的确不如父母一代，没能搭上经济快速上行的电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内卷往往不是个人想要回避就能避得开的。

在一整场关于阶层的讨论中，导演郑琼提醒我们关注个体具体的生命处境，无论处于哪一个阶层，往往都难免于自己的困境。她也将自己的疑惑抛给与会嘉宾：作为缺乏“被卷”切身体验的人，这样的讨论是否有意义？她同时对年轻人说，与其使用类似“内卷”这样比较空泛的词来理解自己的生活，或许不如认真觉察自己内心更细微、更具体的感受。

▌内卷的焦虑：中产身份的危机与工人困境的隐匿

（分享者——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内卷是一个现象，但它也是一个词，是一种主观的表达。如果说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接下来必定会问：这是谁的认知？我们有一亿多的农民工，在日常工作里面是不用这个词表述自己生活情况的。我自己调查的出国打工群体，也没有用“内卷”这个说法，更不用说在农民群体里。这可能是走出内卷的一条捷径：认知到“内卷是什么”。

“内卷”这个词，主要流行于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年轻人。这并不是说这个词缺乏实际基础，相反，认识到这是来自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的主观意识，恰恰能够更精准地捕捉到它的客观基础，看到症结和问题的所在。这个词的出现，或许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阶段：中产阶层寄望生活不断提高、地位不断上升的梦想遇到了瓶颈。

“内卷”这个词，最开始是和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分布，主要集中在深圳、北京、上海的社交媒体用户中。最开始，它是和“985废物”的概念差不多一起出现的。这一代年轻人从小被老师和父母要求牺牲业余的快乐来学习和竞争，理由就是“进入好大学，就会得到好工作，有一个体面的人生，出去能够显”。但长大忽然发现，这个承诺不再能够轻易实现了。梦想遭到了瓶颈——里面有这样一种危机。

在很大程度上，内卷是对中产阶级形成与资源再积累危机的一种反应。我今天想说的一个重要的点是，内卷的焦虑中有着对于身份下滑危机的强烈恐惧。比如，大家都会说自己是“打工人”，好像在说自己面对着类似于打工者的处境。这个词体现着我们的焦虑。

但我想和年轻朋友说，使用“打工人”这样的词时，可能需要一点敬畏：为什么农民工的工作叫做“打工”？“打”这个字眼不是轻易用的。我们要看一下珠江三角洲一年有多少手指被机器砸伤，被机器割断；我们要去看一下有多少人因为尘肺病得不到医治而死亡；去看一本农民工自己写的诗集《铁月亮》，里面大量是关于铁的描述。机器铁砣的沉重，是里面很多诗的主题。就像每天在打卡机中通过的工卡相片，青春的面目每天就这样在机器上过。在我自己的调查里，在新加坡打工的人说，如果被老板辞掉，工作证就会被老板“钆掉”——东北话里形容被重机器砸掉。

打工的“打”，没有什么理论，就是你的肉体。但是，我们今天社交媒体中的“打工人”，是隐喻意义上的“打”。我只是想提醒今天听我们论坛的年轻朋友，当一亿多人用自己的身体去打工时，这个词为什么从来没有成为热词，登上热搜？只有今天，当它成为象征性的隐喻话语时，反而引起很多关注。不是说我们面对的问题不真实，而是可以把视野范围放得更大一点，这对我们走出困境也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