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谈三次分配｜是共同富裕，还是劫富济贫？

南都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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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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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往往不是着力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更多地是从社会服务和老百姓的幸福感等多维角度来发挥作用。

▲汤敏 ©搜狐教育

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讨论共同富裕的问题：

第一，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中有哪些误区？怎样跳出这些误区？

第三，如何加强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指标叫“基尼系数”，数值越高意味着收入的差距越大，反之则收入差距越小。如果基尼系数为零，等于所有人的收入一样，数值为1则意味着所有的人收入为零，少数一两个人把社会资源全占有了。因此，所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介于0与1之间。

中国的基尼系数情况是怎样的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我们1995年的基尼系数是0.389，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在2000年之后该数值开始快速上升，2008年最高时曾达到0.491。尔后，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近年来又略有上升，目前在0.46左右。

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是排得很靠前的，但世界银行按照全球统一标准计算的数字没有那么高：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左右。但即使这样我们的位置仍然是靠前的。与几个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仅次于美国，比英国、德国、以色列、日本以及东欧、北欧等国家都高。基于上述对比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比较高的。

很多人担心，减少收入差距会不会打击企业家的投资和创新动力？从世界银行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德国、日本以及荷兰、瑞士、瑞典等很多北欧的国家，他们有非常发达的工商业、前沿的创新，但是他们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来说并不很大，基尼系数并不高。可见，收入分配差距小未必会导致企业家投资或创新的动力不足。

刚才我们用的是收入基尼系数，如果根据财富的基尼系数来评价贫富差距的话，我国的差距程度就更大了。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0.599左右迅速上升，到了2020年已经到达了0.704。房改之后，老百姓的财富很多都集中在房子上，随着房价不断上涨，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再从人群的角度看，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排在前1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从40%上升到60%，但另一方面，占人口50%的中低收入人群占有的财富比例从1978年的不到20%缩水至目前的不足10%。如果我们把人群再做更小的划分，比如“人群中最富有的1%”，他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有多大？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统计，与美、法、德、英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相比，1980年我国“最富的1%的人”的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中的占比是很低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上升，现在已经高于法、德、英等国，仅次于美国。

上述对比的结果与老百姓的感受是一致的。有人在2020年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问老百姓觉得目前的收入差距大不大，结果有38%的人认为非常大，将近46%的人认为比较大，这意味着有83%的群众认为我国目前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

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另外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基本上都分布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虽然最近几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城市高一些，但绝对值还是在不断拉大，这与我们城乡二元化的经济和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等等都有关系。

这些现实情况让我们看到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的三次分配现状

那么应该如何去推动共同富裕呢？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要用三次分配的方式。

什么是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由厉以宁教授首先提出的：第一次分配是指按照市场效率进行的分配，比如说工资、利润等；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来进行；第三次分配就是通过个人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

那么，我国的三次分配的情况又如何呢？有人做了估算，目前我国第一次分配的情况是，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各自的占比，从2009年的72.1%对2.5%，变成现在的55.7%对8.7%，劳动性收入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从64.9%对22.3%变成现在的61.2%对26%。这说明第一次分配过程中其他领域增长得非常快，而居民和劳动性分配的比例是越来越低。

那么又该如何来改善第一次分配？首先，第一次分配虽然是以追求效率为主，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在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和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上下功夫。我们正处于一个能改善第一次分配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收入分配改善往往是在劳动力开始短缺以后。由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的发展阶段，劳动工资的增长其实是比较快的，我们应该因势利导，让收入分配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既是政策导向的需要，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关于第二次分配，就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把钱收上来，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养老、地区转移支付等途径进行再分配。第二次分配在各个国家都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爱尔兰二次分配前的基尼系数是0.58，经过政府二次分配调节之后就变成0.31。我们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在世界范围看并不低。但是我国的二次分配与其他国家有一个不太相同的地方是直接税较少，间接税收较多。间接税的特点往往是越低收入人群交税的比例反而越大，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上相对比较弱。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则以直接税为主。所以接下来我们对第二次分配的改革要突出配套税制的改革，同时加强转移支付，特别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最后，目前社会上讨论得比较多的就是要增加一些财产性的税收，比如房地产税、遗产税等。

我国第三次分配的现状又如何呢？第三次分配是通过个人捐献等方式对收入和财产再一次进行分配。目前我国社会捐赠额是在逐年递增的过程中，但增长比较慢。2019年共计1509亿元人民币，这些钱主要流向教育、扶贫、医疗健康三大领域，比如将近440亿元捐赠资金投入到教育领域，占比将近30%，这三个领域加起来占了72%左右。捐款中的44%捐给了各个基金会，26%捐给了中国慈善会系统，通过他们来推动和执行公益慈善项目。除了捐赠规模比较低之外，我国第三次分配于其他国家的不同点还在于捐赠者以企业为主，占61.7%，个人捐赠仅占26.4%，其他国家的个人捐赠更多。

▌推进共同富裕容易产生的三个误区

从前面的分析可见，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现在确实到了要缓解收入分配问题的时候了。正因为如此，中央提出了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战略方向。

最近社会上对于推动共同富裕有很多讨论，也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以为可以等着分钱了，收入比较高的人，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就比较忐忑，担心会不会“打土豪分田地”又回来了。这些误区需要我们逐个来澄清。

误区一：共同富裕实质是劫富济贫

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共同富裕仍然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说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我们不搞“杀富济贫”，也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这些话出自于中央财经小组副主任韩文秀，是代表中央定的调子。对这个定调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理解，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中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

前面提到过，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所以推动共同富裕是与之前精准扶贫和现在正在推动的乡村振兴，是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要如何推动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我觉得有三个要点：

第一，在分蛋糕时不能忘了把蛋糕做大。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做大了蛋糕才能把它分好。而做大蛋糕的关键在第一次分配上，要讲求效率，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不可能是齐头并进式的收入增加。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应该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一般认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大概是4亿人，相比14亿总人口，连30%都不到。要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就要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要争取把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扩大一倍，达到8亿以上。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橄榄型收入分配的人群结构是比较健康的，社会比较稳定，老百姓的幸福感比较强。未来我们很多的政策措施要在继续扶助低收入人群的基础上，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方向倾斜。

第三，追求共同富裕，哪怕是有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从艰巨性角度看，收入分配涉及到众多的企业与个人利益，涉及到城乡、地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牵一发则动全身，走偏了会消减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从复杂性角度看，解决收入分配的难度很大。举个例子，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小城市、比农村地区高很多，但是，大城市的房价极贵，消费成本也很高。因此，分配公平可能更应该用购买力平价的方式来衡量。但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按这些指标推动的共同富裕可能使社会更不公平。从长期性角度看，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有上百年，追求共同富裕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长期奋斗的打算。

误区二：推进共同富裕要靠第三次分配

最近社会上的很多讨论把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分配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前面已经提到，目前我国的第三次分配额度约为1500亿元左右，只相当于当前100万亿元的年度GDP的0.15%。相对第一、第二次分配所占GDP99.85%的规模来说，靠第三次分配来主导解决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慈善捐赠比较发达的美国，捐赠也仅为GDP的2.2%，相对于一次和二次分配来说也仍然是小头。所以第三次分配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收入分配都只能起到补充和缓解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对于我国而言，群众还没有完全形成捐助的习惯，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小。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第三次分配仍有很大的发挥潜力。从规模来看，目前我们的公益捐赠主要是由企业家们提供，但是在欧美等国家，70%的捐赠是来自于老百姓的小额捐赠，企业只占5%左右。反观我国，62%的捐赠来自企业，真正的个人捐款只占16%。所以未来中国的慈善捐助，不但鼓励企业家加大贡献，同时也要提倡普通个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从方式来看，公益慈善不仅是捐献规模问题，还有帮扶内容和工作效率的问题，特别是在扩大志愿服务上，我们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关于第三次分配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不是强制性的，不应该逼捐。现在社会上有时会出现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逼捐”：通常的方式是在网络或者媒体上列出捐款排行榜，然后找出其中的“铁公鸡”来，进行谴责和辱骂，这是非常错误的。国家的政策非常明确，第三次分配一定要遵循自愿原则。

第二，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企业家和社会个人进行捐助。目前我们在税收上已经有了一些政策，比如企业年度利润12%以内，个人年度收入30%以内的部分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免税。还有一个税收工具或许能起到很大作用，就是遗产税。一旦开征遗产税，很多人的捐赠意愿会更强一些。此外还有精神奖励方面的政策，比如很多企业家做捐赠是为了减税，更多地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政府的承认。有时冠名权对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能起很大作用。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第三，第三次分配或者说公益慈善的捐献不只是钱，还有时间和能力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扩大群众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注册志愿者已经有将近两亿人，但是相对于我们14亿人来说还是少数，还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志愿服务的范围可以更扩大一些，服务的方式也可以不断改进，让志愿服务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国际上提倡一种叫做“专业志愿服务”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做志愿者服务。要扩大志愿者规模，把他们的时间用好，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志愿者组织去做好规划和组织，有好的基金会来支持志愿者活动。因此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公益机构准入，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要让更多公益机构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误区三：共同富裕只是物质上的富裕

共同富裕不仅是从收入角度、物质角度来谈，老百姓对精神上的富裕也有着非常大的追求。这一点也应该加以澄清，否则的话，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收入上，物质上，而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又不太容易解决，反而忽略了当前老百姓最焦虑、最关心的那些问题。所以说我们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只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应该从多维的视角来界定共同富裕，来制定政策和行动。

什么叫多维视角？例如，什么叫扶贫？我们很容易想到是因为收入不高才贫困。但实际上我们的脱贫标准是按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多维目标去实现的。“一达标”是指收入要达到起码的标准，目前在很多省份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左右；“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不会挨饿受冻；“三保障”是要保障孩子得到好的义务教育，保障生病了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还有就是保障住房的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多维角度扶贫。事实上，在扶贫攻坚、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在“两不愁、三保障”上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不亚于用于提升贫困人口收入的投入。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老百姓的需求是多维的，老百姓对获得感、幸福感的追求本身是多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那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从何而来？这其中包括收入、财产、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等五大因素。以金钱衡量的收入和财产固然重要，但是老百姓还需要享受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还要有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要有健康的自然生态，否则有再多的钱也不会快乐。因此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要考虑社会多维度的均等发展和公平分配。在这些方面，有时把社会资源分配得更公平一些，并不需要更大的投入，在这些老百姓特别关心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做得更早一些，更快一些，更多一些。

▌如何加强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往往不是着力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更多地是从社会服务和老百姓的幸福感等多维角度来发挥作用。因此，尽管从资金的规模来说，第三次分配并不很大，但在推动多维度的共同富裕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何从多维的角度来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上的作用呢？接下来我想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一些项目来抛砖引玉，看看公益慈善如何助力共同富裕。

如何上好学？

众所周知，当下老百姓最大的焦虑来自教育。精准扶贫胜利收官后，从全国范围看，义务教育的“有学上”已经基本得到保障。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上好学”的问题。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一些城市家长不得已买高价学区房，一些农村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不但要在城里租房，还要有家人陪读。为了孩子能提高学习成绩，很多学生不得不上课外培训班，这些都给家长们造成了很大负担。当前的“双减”和控制课外补课，一些城市实行的教师轮岗制，就是在改善教育公平分配上发力。

相比之下，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更弱一些。四年前，我所在的友成基金会等一批公益慈善机构与北京师范大学和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一起，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支持下，开展了一个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青椒计划”。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经在全国范围培训了以西部贫困地区为主的近10万名乡村老师。这些为期一年的培训，邀请了北师大最好的教授和在乡村任教的优秀老师来传授他们的经验。

除了教师培训之外，我们还与一批教育公司合作，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免费提供给教师。比如清华大学的“爱学堂”和“洋葱数学”等公司，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所有的科目都做成卡通形式，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授课过程做得非常生动，我们将之免费提供给乡村教师使用。我们还通过互联网，让城市优秀的音乐、美术老师给农村学校上课，解决农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的问题。

如何看好病？

医疗健康同样是老百姓很关心的问题，而且难点也是在农村。村医在解决农村卫生健康问题上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正在推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机构开展一个乡村医生在线培训项目。由中华医学会找最好的医生，用最适应村医的技术来对村医开展培训。每天一两个小时的课，可以连续培训几个月。第一批5000人已经开始上课。如果培训成功，还准备进一步扩大规模。

我们现在还在尝试让村医通过便携式的检验设备，为农民在家中做各种检查，再通过互联网帮助农民跟城市的互联网医院对接起来，农民在家中就可以看病。如果这些试验在农村成功，也可以用到城市的社区来。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帮助老年人居家养老，帮助他们获得医疗服务，将成为老百姓的重要需求，由第三次分配所支持的公益慈善机构可以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

如何做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将是我国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除了需要政府、企业的参与，公益机构也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友成基金会在贵州省黔东南的雷山县龙塘村有一个扶贫点，我们在那里进行了好几年的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试验。这是一个四周环山的美丽苗族山寨。友成基金会派了员工长期住在村里，把各种资源对接给村子。利用融创公司提供的一笔捐助，村子里建起了一家六星级的民宿，现在已经开业。

除此之外，我们还协助把乡村合作社建立了起来，发展乡村产业，现在龙塘村已经脱贫。为推广雷山的扶贫经验，我们还办了一个“香橙妈妈学堂”，专门助力农村女性的创业，到目前为止在西部的好几个省已经免费培训了将近两万人。经过我们的培训之后，她们有些做电商，有些做农业产业，平均创业成功率能达到65%～70%左右。

我们正在开展一个更大规模的乡村创业的培训项目——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这是与中国慈善联合会、清华大学等机构共同发起的专门为农村青年提供的创业培训。是一个每星期5次课，为期五个月的线上培训，每个学员要学习三门必修课：农村政策、农村电商和农村金融。

除了这些必修课之外，还有众多的选修课，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包括各种养殖、种植、乡村旅游的课程。一部分上课老师本身就是成功创业的返乡青年，他们授的课更接地气，也更容易引起这些乡村青年的共鸣。除了听课之外，每个学员还要参加网上的社群活动，在上面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激励。

我国现在有近1000万的返乡青年，他们回到农村去创业。虽然相对于5亿农民来说他们还只是少数，但是是关键的少数。他们了解城市、了解市场，对互联网等先进工具也不陌生。他们如果创业成功，就能把村里人带动起来，把产业带动起来，所以叫“领头雁”计划。该项目到今年已经开展了四年，培训了八万返乡创业青年。在很多公益捐赠的支持下，我们还将继续扩大规模，提高培训的深度和广度。

▌总结

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推动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有长期奋斗的准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可能要经历上百年，推动共同富裕可能比这个时间更长。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陷入前面提到过的种种误区。虽然在我国第三次分配目前只是刚刚起步，但在解决多维度的共同富裕上，能起到很重要的特殊作用。如果把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发动起来，把第三次分配支持下的公益慈善机构的作用用好、用活，就能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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