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答案在哪里

教育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然而，当我们谈及教育时，我们真正了解教育吗？教育到底是什么？教育到底能做些什么？

教育，是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通道？还是认识自己、解放自己、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每一种回答背后，是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同的教育生态，和不同的社会问题。

让我们一起看见它们。

▌城市

2021年，我们看到城里的家长和孩子正忙着“军备竞赛”。“鸡娃”一词流行的背后，是社会流动趋缓的当下，无数中产家庭对子女阶层上升的期待。

在学历、院校、专业都会影响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当下，教育是获取资源主要的手段之一，可以说是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大中城市的家长们，多数曾经历高考的洗礼，在教育竞争中胜出，成功实现阶层上升。这塑造了他们对教育与成功的关系的理解，于是他们格外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目标是获取这场漫长竞赛的胜利。（教育竞争的背后，家长是最大的变量？）

在高考指挥棒下，教育竞争必然加剧。竞争的加剧，最终只会是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的单纯“提分”，家长和子女都苦不堪言。家长的爱成了焦虑与控制，子女的学习变成无尽的内耗。“双输”的背后，教育的真正意义已然消散。（“鸡娃”一定会带来美好未来吗？）

▲ 亲子间的感情被家长用来强化“软性权威”，对孩子形成无形的“情感讹诈”。“我都是为你好”背后的实质，是前现代的父母对子代的控制。  © 电视剧《小欢喜》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政策靴子落地，成效且待观察。随着“双减”政策执行，近年来资本逐鹿、竞争白热化的K12教育培训市场地覆天翻，好未来、新东方等机构黯然退出教育培训市场。

上不完的校外培训班随着各种广告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隐忧：打击中小学教育培训，能否让所有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取缔校外补习机构，我们的孩子就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吗？）

换言之，雷霆万钧的“双减”后，原本严重不均衡的中国教育该怎么走？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差距过大的教育能否逐步实现均衡？如何更有效地平衡教育的效率与公平？

一些大城市在做新的尝试。今年4月，上海颁布高中招生新政，实行“名额分配制度”，颠覆了实际上存在的“重点高中”制度，让一些学区房价值大减，目的是从高招改革倒逼至小学、初中阶段的减负。（上海高中招生新政：谁受损，谁受益？）今年9月，北京、深圳等地大面积地推行教师轮岗制度，以期通过师资的流动，解决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初升高体系外，还有一些初中的孩子，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中等职业教育机构。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日渐上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公众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并不算高。

2021年6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接受立法机构审议，按下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加速键。面对“普职1:1（一半初中生升高中、一半初中生读中职）”的分流政策，家长们充满焦虑。

对此，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俊指出，当技术工人变得稀缺而昂贵时，当家长们发现实践性技能的掌握也是一种出路时，当人口的下降会总体上增加劳动力薪酬时，人们的观念会有所转变，并缓解教育的激烈竞争。这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调整：教育者去改进内容，个体去改变行为模式和期待。（李俊：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要，能缓解“教育军备竞赛”么？）

▌县城

让我们的目光离开大中城市，投向县域。

一些孩子留在县中，面对的是县中的衰落，而县中衰落的背后是县城的凋零。还有一些孩子从县中走向超级中学。在这里，他们有条件追求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教育设施、师资、甚至同学，进而取得更高的成绩，实现阶层的跃迁——考出去，到城里去。（该拯救的是县中，还是被迫留在县中的学生？）

无论中外，教育历来具有阶层流动的功能，但在中国尤甚——“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 ，经由受教育而“出人头地”。中国城乡分治、城市偏向的政策下，市民身份代表着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入，这是城乡差距悬殊的体制根源。越是城乡差别严重的地区，借由教育向上跃升的动力就越强。

当衡水中学高中生张锡锋激昂地说出“土猪也要进城拱白菜”，这无非是未成年人发自内心的呐喊，也是对城乡教育不公平的抗议。尽管这种赤裸裸的功利话语使人反感，但这并不能证明教育出了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在城市化基本实现前，乡村孩子缺乏更好的出路，对教育的功利化追求难以消弭：学生困于乡镇，遥望着城里的未来。（“进城拱白菜”：是教育观的问题吗？）

▲ 与其聚焦于他们为何要“进城拱白菜”，不如去问问他们为何非得离开家乡。  © 搜狐

理想主义者会坚持教育是一个育人的过程，是耐心等待成长，让人成为自己的旅途。但只要教育的社会选拔功能还在，社会阶层间、城乡间、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仍有鸿沟，它就免除不了功利主义的色彩——而这也无可厚非，它毕竟为底层的人提供了改善的可能性。

当城市和乡村居民都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充分的发展空间，教育不再是一个资源分配的依据时，教育面临的过度集中化、流水线化、内卷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对此，我们要做的，是怀揣着对公共利益的期许，保留对他人的共情与理解，以此为基，从实际问题入手去切实改善，也同时留给教育一些时间。

▌流动儿童

在大中城市和县城的裂隙，我们还会发现数以千万计的的流动学童。

第七次人口普查发现，与10年前相比，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快速增加，不仅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之间也在频繁流动。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怎么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不容忽视，不可回避。

2021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递交了《关于切实保障超大城市流动儿童平等受教权利的提案》，建议保障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就近入学。（俞敏洪提案的背后：为什么要促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就近入学？）2021年5月，南都观察联合新公民计划举办沙龙“开城门：流动人口子女应该在哪里接受教育”，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围绕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进行解读和讨论。

为什么说呼吁“开城门”？打开城门，意味着放开对流动儿童在城市就近入学的限制，意味着让子女能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城市的未来与开放流动儿童就近入学息息相关。我们的理想就是打开城门，用教育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杨东平：开城门，用教育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

父母进入超大、特大城市打工，孩子们留在家里，就成为留守儿童；他们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就成为流动儿童。没有城市户籍，办不了繁琐的“五证”，就上不了公办学校，很多孩子小学毕业便返乡，成为回流儿童，或是到大城市周边县城就读，小小年纪离开父母，或不得不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读书而漂泊。（韩嘉玲：那些被大城市“疏解”的流动儿童去了哪里？）

如何打开城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指出，城市发展早期，对流动儿童开放教育，源自吸引农民工就业的配套政策，本身就是工具理性取向，当大城市对劳动力人口有所限制时，流动儿童教育便成为城市政府的“累赘”，甚至成为人口疏解的手段。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激励地方政府主动增加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投入。（聂日明：激励政府加大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投入）

除却政策本身，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更值得重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月萍指出，升学渠道的缺失和过高的报考门槛，切断了流动儿童概念中“努力学习”与“获取更好教育机会”的因果联系，加之迁移带来的社会关系重构，在孩子心理成长发育的敏感阶段，可能引发不良的心理状态。（宋月萍：教育政策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新公民计划流动儿童追踪项目负责人何冉追踪记录了北京一所民办打工子女学校43名六年级毕业班学生离校3年后所发生的故事。这43名未成年人，小学毕业后返乡、再迁，离开父母，离开朋友——返乡的生活，是陌生的、孤独的、与手机相伴的日子。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些从城市里消失的流动儿童）

作家袁凌在《寂静的孩子》一书序言中说：“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他们各有一份生命的悲喜和期待。”

关于流动儿童，我们一直在关注，常常感受悲喜，很少看到改变，却始终抱有期待。

▌结语

常常会有人说：“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太多，让人答不出来。还会有人说：“我们的教育在变好吗？”回答因人而异。

但如果问：“我们想要怎样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对此，我们有着共同的期待。

教育要面向未来。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倡导，只是对个人而言有点太大了，有时让人感到遥远和渺茫，也许换个说法更能让人触摸到它的本质：教育倾注了我们最多的期待与梦想。

或许你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或许你的孩子正在中小学，或许你在从事教育行业，或许正忙着教育深造、自我提升……每个人都对教育有着深刻的体会，每个人都对未来的教育有所期待。

可能有些时候，你为当下的条件所限，不能直接奔向那个未来。这条路蜿蜒曲折，坎坷起伏，但我们相信，只有改变，就有希望。

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无需逼迫自己或孩子与他人作无意义的竞争，也无需为了获得基本受教育权利而背井离乡。希望到那个时候，教育只是为了让未成年人更有效率地吸收人类文明累积的成果，为了让每一个人成为他理想的自己，在生理、心理、社会性方面更完善、更自由地发展。（执笔：郑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