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不要相信人，要相信社会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全文32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

用一个临时组建的、松散的体系，去替代社会、市场中高度分工、种类繁多、锱铢必较、分秒必争的体系，那一定会崩溃的。

西安封城后，各种乱象频现。我并不认为西安是一个特例。在全球疫情感染数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类似封城情况还可能出现，只有找到深层次、普遍性的原因与动机，才能避免再次陷入类似乱象。

▌不要太相信人

防疫抗疫中的志愿者，和一般救灾中的志愿者不一样，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权力，很多时候，权力还很大，可以不让人回家，不让人进医院，不让人出门。这里说的志愿者，不仅仅是社区中的志愿者，还包括医院、车站、高速公路、小区等等所有被纳入防疫体系、承担一定责任、并拥有一定权力的人。比如，有居民翻越围墙出去买菜被抓住，被志愿者强制出镜检讨；有小伙子溜出小区买馒头，返回时被志愿者打了；8个月孕妇因被拒绝而流产痛失孩子；父亲心梗不能及时就医去世。这都是权力的体现。

要干活就必然要授权，一个好的系统，有授权就有义务，责权、奖惩都要明确。没有奖励、报酬，就自然不用负责。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志愿者做得不好，是没有一个制度和方法去让他们负责的，道理很简单：“我都没拿钱，凭什么要我负责？”

负责的人既无动机、又无手段对志愿者工作中的问题强力纠正。做错了、没做好，没有惩罚、无需负责，上级也没办法管，那么，发现什么薄弱的环节，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会向更上一级反馈。所有的反馈，就都集中到微博上去了。志愿者只有严重违法、或过失被舆论关注到之后，才会被处理。比如，打买馒头的小伙子，要求居民当众做检讨，都是在网上引发舆论之后，才做了相应处理。

一般来说，系统中的临时人员不会太多。比如辅警和警察的关系，辅警不能单独行事，没有执法权，一定要警察来执行，警察对辅警的行为负责。我们所见到的辅警和警察的比例关系，通常也不会很大，不会一个警察管几十个辅警。但在志愿者体系中，基层工作的量，决定了志愿者数量是非常大的，负责人管不过来，很多时候是失控的，全凭志愿者的个人自觉与判断。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权力本身被当作了报酬。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人有被认同的社会需求，有被尊重的需求，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他人的基础上。那么，报酬不足，就会形成一种淘汰机制：只有那些渴望权力、能从权力欲中得到满足的人，才愿意在这个体系中留下来。志愿者让人当众宣读检讨，并录视频；两个志愿者打买馒头的小伙子，都是一种权力的满足。

权力与方便，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疫情之中当志愿者可以有方便。在西安考研的外地研究生自愿加入志愿者，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外地人滞留西安，住没地方住，吃没地方吃，但又想活下去，怎么办？只能是做志愿者，做了志愿者管饭有住。上海也有这样的事，临时封小区，误入小区的人被封在里面了，也做了志愿者。有人说，如果自己的城市哪天宣布封城，那么请第一时间报名志愿者，不仅自己能活，全家还都有的吃。志愿者名额可没那么多，所以动作要快。

绝大多数志愿者都是好的，但设计任何系统的时候，都要把人想成坏的。只有这样，体系才能被设计得更好。制订制度，要以“人性恶”作为基础，要想到每个人都有官僚、麻木的一面，也有权力欲望，提前想到这些问题，才能用制度兜底。

这不是对志愿者的不尊重，任何体系都是这么设置的，不管是纪委、监察委，都是起这个作用。把志愿者放到一个道德高位上，很多问题就会看不清楚，也没办法去做。当然，把志愿者从道德高位上放下来，自然就要给足报酬。报酬足够了，相应的管理手段也就有了。

▌要相信社会

中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由4G、智能手机、卫星定位、大数据、人工智能构成的出行调配系统，完全可以高效完成非常时期的出行调度。比如，网约车给医护人员更高的优先权；某地区需要禁行、禁乘，只需程序员调度即可高效完成。我之前也说过，社区团购在平时是商业设施，在紧急时期是一种高效、现代化的配给体系。实际上，盒马就受到了西安市民的高度评价。我们应充分利用社会与市场本身的力量，去解决物资供应问题。

很遗憾，这些都没有，就靠志愿者送。虽然我们时刻叫着创新，但一到关键时刻，仍然不相信市场、不相信技术，仍然相信最好的办法是：把路封了，把交通断了，让街道干部、社区志愿者来完成一切。

计划经济下，国家占据了生活、生产的全部，社会与单位，是泾渭分明的体系。市场经济下，这种区分其实没意义了，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到2亿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但市场的东西，或说社会的东西，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种异质、破坏性的力量。比如社会人士，在现在的语境下，就是指没有单位、游手好闲的人。

疫情一来，就停掉市场、停掉社会功能，只留下政府的功能，比如，禁止社会车辆出行。很多人心中想的是，停掉了社会功能，才能更大力度地办事。但这个想法是错的，现在已经分不开了。社会车辆再怎么也比马帮好吧？

比如，西安除了药店和超市，几乎所有商铺都关门了。留着超市，是觉得超市是保障生活的，但超市需要供货、需要批发市场、需要物流、甚至需要修车店，需要有人上班。这些东西没了，超市开着，货架上也是空的。那就只有市场也不要了，蔬菜等等改为志愿者配给，既然是配的、不能选，那就只有白送，政府还多出了菜钱。

其实，居民又不是没钱，完全没必要花这个钱。这个钱，本应该用来做报酬，激励志愿者与市场机制，更好地服务市民。

更重要的是，用一个临时组建的、松散的体系，去替代社会、市场中高度分工、种类繁多、锱铢必较、分秒必争的体系，那一定会崩溃的。这一点，不管是武汉、西安，还是上海、深圳，只要这样做，结果其实都差不多。武汉当初是被突袭了，但西安这一次，并没有到必须放弃社会与市场的程度。这是自乱阵脚。

即便在平时，快递小哥、骑手要把东西、外卖安全地送到我们手中，背后都有一套严格制度在管理、保障运行效果。这也就是被声讨的“算法”。那篇著名的《困在系统里》让人觉得系统要求骑手人脸识别，而且要在5分钟内完成，是没事找事、故意为难人。其实，送食品与安全相关，不能冒名顶替。某种程度上，封城之中的配送体系，体现了没有管理、没有算法、相信个体自觉的世界。

社会、市场已经不是单个的人了，而是有组织的。市场与社会，有能力、有技术。数字化的管理体系、配送体系，其实弹性相当大，管3000个人的体系，可以扩展到1万人。街道那几十个干部，管不了那么多。当初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也是专业的医疗物资物流公司来做好的。

市场与社会，有自己的管理体系、责权体系。他们也有自己的声誉、商誉，所以可以信任他们。起码，比单独的志愿者，更稳定、更可靠、更值得信任。

遗憾的是，现在是反的，第一时间停掉市场、停掉社会功能，转向志愿者体系，那自然鸡飞狗跳。甚至在停掉大部分社会与市场功能后，各种监督机构，都是高标准要求市场组织，低标准要求志愿者体系，比如此次盒马以及诸多超市被罚，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也引来了较大的舆论反弹。其实此次西安疫情中，出于某些原因，社会与市场组织本来已经很低调了，此次被罚，会不会导致在以后类似情况中，更加低调，甚至主动关闭、以避免麻烦？

当然，放弃社会与市场，或许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思维动机。

首先，一个松散的体系，有意无意之间，很可能本身就是各层级为了卸责造成的一个局面。一个体系中全是临时工，显然、当然就不用负责了。

其次，某种角度来说，没人想要混乱、低效，却想要“超出常规”。因为一切井然有序、一切如常、外松内紧会被认为“没有努力干活”、“没有全力以赴”。志愿者放弃推车、用人力传递，乃至放弃市场与社会，改用志愿者，本质上都是这种潜在的思维在不同层级的表现。但轻易地放弃市场与社会，往往意味着将面对没有必要、本可避免的混乱与低效。

这当然是一种系统性不负责，即各层级在自己这个层面，形式上做到极致，并不管最终效果如何——就像用人力传递物品，效率反而降低。这种思维并不是稀罕之物，而是广泛存在每个人做事的动机之中。所谓“不相信人”，就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减少、杜绝这种动机。

而到底是最大程度地维持日常，还是立刻抛弃日常，就成了防疫举措中本质性、基础性的思维差异，同时，导向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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