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哥倫比亞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03.06-2014.04.17 憑藉《百年孤獨》於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黑澤明(Akira Kurosawa 1910.03.23-1998.09.06)拍攝他一生中倒數第二部電影《八月狂想曲》時前往東京拜訪。馬爾克斯在執筆寫出那些里程碑般的作品,比如《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之前,曾在波哥大做過很久的電影評論者,此次來東京和黑澤明有了長達六小時的攀談。
馬爾克斯:我一點也不想我們朋友間的座談變成新聞發佈會式的訪談,但是我想對你和你的工作瞭解的更多一點,我太好奇了。我想知道你是怎樣寫劇本的。因為首先我本人也是一個編劇,其次你對文學作品的改編都很出色,我對我自己作品的改編多少還是有點顧慮的。
黑澤明:當我開始有一個編寫劇本的初步想法時,我會把自己鎖在一個酒店裡,拿著紙和筆。這時候我已經對情節有了大概的脈絡,我多少對故事結局也會有一些想法。如果我不知道某一幕如何開始,我就會放任思想自然流動。
馬爾克斯:你腦海裡首先浮現出來的是一個念頭還是一個畫面呢?
黑澤明:我說不好,但是我想這些想法大都是出自於一些零散的畫面。就日本的許多編劇而言,它們首先都會創造出一個劇本的大綱,用一些場景把這個大綱組織起來,然後再加入具體的情節,最後開始寫作。但是我並不認為這就是一種好辦法,畢竟我們誰都不是上帝。
馬爾克斯:當你改編莎士比亞、高爾基,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時,還是會那麼依靠直覺嗎?
黑澤明:導演在拍攝期間可能意識不到把文學意象通過電影畫面傳達給觀眾很難。舉個例子吧,在改編一部偵探小說時,有一個場景是在鐵路軌道旁發現了屍體,一個年輕導演堅持嚴格遵循小說裡的地點,必須毫無差池。但我告訴他,“你錯了。你是讀過小說的,你知道屍體是在軌道旁被發現的。但是對那些沒有讀過原著的人來說,這個地點沒什麼特殊意義。”那個年輕的導演對原著已經著迷了,並沒有意識到電影改編應該用另一種表現方式。
馬爾克斯:你能記起來任何來源於生活但是在電影上表現出來卻幾乎不可能的畫面嗎?
黑澤明:有的。很小的時候,我還在一個採礦鎮做助導。當時的導演第一眼就被當地宏大又陌生的氛圍所觸動,因此想在這裡拍攝。但是拍攝出的畫面看到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小鎮,因為這些畫面中丟失了一些東西,一些我們明白的東西:鎮上的工作環境很危險,曠工的老婆和孩子們長期生活在安全無保障的擔憂裡。當一個人來看這個村莊他會因此困惑迷茫,而且這種感受對他而言如此陌生。但是攝像頭並不是用同樣的眼神去看這一切。
馬爾克斯:我知道不少小說家都對他們自己作品的改編不甚滿意,你所做的改編有遇到什麼特殊經歷嗎?
黑澤明:首先允許我問一個問題:你看過我導的《紅鬍子》嗎?
(影片《紅鬍子》劇照)
馬爾克斯:我在20年裡看了6次,而且我幾乎每天都和我的孩子們講述它直到他們可以自己去看了。《紅鬍子》不僅是您的電影裡我和我的家人最喜歡的一部,甚至可以說是整個電影史上我的最愛。
黑澤明:《紅鬍子》在我的創作史上有重要參考意義。我所有在這之前拍攝的電影都和後來的電影不同。這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馬爾克斯:嗯,這是很明顯的。此外,在這部影片裡有兩個場景令人難忘,它們都與你作品的整體有關。一個是螳螂的片斷;另一個是醫院庭院裡空手道的搏鬥。
黑澤明:是的。但我想告訴你的是,這本書的作者山本週五郎一貫反對把他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紅鬍子》卻成為一個例外。因為我一直堅持直到我如願以償。然而,當山本週五郎看完這部影片之後,他轉頭對我說:“不錯,它比我的小說更有意思。”
馬爾克斯:我想知道為什麼他這麼喜歡它?
黑澤明:因為他對電影的內在特性有著清晰的認識。他只要求我一件事,就是要小心處理主人公的形象——一個徹底失敗的女人。但有趣的是這個失敗女人在他的小說裡卻刻畫的不夠清楚。
馬爾克斯:可能他也這麼認為,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我們小說家身上。
黑澤明:是這樣的。實際上,在觀看根據作品改編的電影時,有些作者會說:“我小說的那一部分被描寫得很好。”其實,他們是在暗指那些被導演添加進去的東西。我理解他們在說什麼,因為他們會在銀幕上清晰地看到,憑藉著導演純粹的直覺所展現出來的某些他們想表達、卻力所不能及的東西。
(影片《八月狂想曲》劇照)
馬爾克斯:這是一個已知的事實:“詩人可以點石成金”。但是,回到你目前的電影上,颱風對拍攝來說會是最難的部分嗎?
黑澤明:不,最困難的事情是和動物在一起工作,大水蛇、大螞蟻。被馴化的蛇已經習慣人類了,它們不會本能地逃走,而且動起來就像鰻魚。我們只能抓一隻很大的野生蛇,但它總是想盡一切辦法逃走,太嚇人了。所以這傢伙扮演的角色非常棒。至於螞蟻,最大的問題是要讓它們排成一行,爬上一枝玫瑰花。它們不願這樣做,為此花了很長時間,直到我們用蜂蜜在花莖上塗上一條小徑,螞蟻才爬上去。確實,我們有許多的困難,但那是值得的,因為我從中學到了許多的東西。
馬爾克斯:是的,我有注意到。那麼這部既出現了螞蟻又牽涉到颱風的影片到底是什麼樣的電影呢?故事情節是什麼?
黑澤明:這很難用幾句話就概括出來。
馬爾克斯:有謀殺情節嗎?
黑澤明:沒有。很簡單,它是關於一位在長崎原子彈爆炸中倖存的老婦人與夏日來探訪她的孫輩們的故事。我沒有拍攝令人震撼的真實場景,這樣的場景即使拍得讓人難以承受,也仍然無法將災難的恐怖和戲劇效果表現出來。我想要表達的是原子彈留在我們的人民心理上的創傷,以及他們怎樣開始逐漸地療傷。我還清楚地記得爆炸的那一天,直到現在我仍然不能相信它會已經發生在真實的世界裡。但比這更糟糕的是日本人已經將這一切淡忘了。
馬爾克斯:歷史的遺忘對於日本的未來和日本人的自我認同意味著什麼?
黑澤明:日本人不願明確地談論這些問題。尤其是我們的政治家們因為害怕美國而保持沉默。或許他們接受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解釋,他採用投放原子彈的手段,只是為了加速“二戰”的結束。然而對於我們來說,戰爭還在繼續。官方公佈的廣島和長崎正式的死亡數字為23萬,而實際死亡人數超過50萬。即便就現在,也還有2700個受到輻射的病人住在原子彈醫院,經過45 年的痛苦煎熬仍然在等待著死亡,原子彈還在殺害日本人。
馬爾克斯:最合理的解釋似乎是,美國害怕蘇聯會搶先佔領日本,就匆忙地投下原子彈結束“二戰”。
黑澤明:是的。但是為什麼他們要投放在一個居民地呢?而這些居民在這場戰爭中什麼也沒有做。還是有很多發動戰爭的軍事基地啊。
馬爾克斯:他們也沒有選擇扔向皇宮,皇宮才是東京最脆弱的中心。我想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讓政治中心和軍事力量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因為他們想要進行一場最高效的談判,但不想和同盟國一起共用這份戰利品。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其他國家經歷過這些。那麼,如果沒有原子彈爆炸日本還會投降嗎?日本現在還會一樣嗎?
黑澤明:很難說。那些長崎的倖存者不想想起那段經歷,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為了生存不得不遺棄自己的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他們依舊為此感到罪惡。後來,美國佔領這個國家長達六年,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強迫他們忘掉原子彈的記憶,而日本政府也願意配合。我甚至會把這一切理解為戰爭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悲劇。但是我認為,至少這個扔下原子彈的國家應該向日本人民道歉,在此之前這些鬧劇不會結束。
馬爾克斯:要這麼久嗎?不幸難道不可以被長時間的幸福所補償嗎?
黑澤明:原子彈爆炸是冷戰和軍備競賽的起點,也標誌著核能創新和利用的起點。幸福的水絕不可能從這樣的源泉中流淌。
馬爾克斯:我明白。核能自打誕生就是殘暴的化身,也是你完美的選題。但是你不能譴責核能本身,而是它一開始就被別有用心的利用。死刑電椅的存在並不妨礙電本身的意義。
黑澤明:這不一樣。我認為核能已經超出了被人類掌控的可能。如果在核能管理中出現任何失誤,災難即刻就會到來,輻射將會影響數百代。另一方面,當水開了,只有讓它自然冷卻直到不會對人造成傷害。讓我們停止使用那些會讓它持續沸騰千百年的東西吧。
馬爾克斯:我常常會以自己的人道主義理念衡量你的電影。我能夠理解你在審視原子彈造成的可怕傷害,以及美國和日本串通起來讓民眾遺忘等事情中的立場。但對我來說,認為核能是永遠被詛咒的也同樣不公平,因為這並沒有考慮到核能在非軍事領域為人類提供的服務。你有一種由於憤怒而產生的情感困惑,因為你知道日本已經忘掉過去了,而有罪的一方,怎麼說呢,也就是美國,始終沒有承認他們的罪惡,並且向日本人民道歉。
黑澤明:人類將會更有人性,當他們認識到現實中有太多方面人們無法掌控。我覺得我們沒有權利讓孩子生下來就殘缺不全,或者出現八條腿的馬,就像在切爾諾貝利發生的那樣。但是現在我認為這場對話太嚴肅了,這不是我的想法。
馬爾克斯:我們做的是正確的,當一個話題如此嚴肅時,我們只能嚴肅的探討它。這部影片的拍攝過程讓你完成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嗎?
黑澤明:也不全是。當原子彈投下時我還是個年輕的記者,我想用文字記錄下來所發生的一切,但在被佔領前這是完全被禁止的。現在為了拍這部電影,我不得不研究和學習這個主題,然後我知道的遠遠超過我做到的。但是如果我再影片中直接的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將不會在今天的日本或者任何地方上映。
馬爾克斯:你允許我將這段對話的文字記錄發表嗎?
黑澤明:我不反對。相反,對於這件事,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應該沒有限制地說出他們自己的觀點。
馬爾克斯:非常感謝你。考慮到這些,我想如果我是一個日本人,在這件事情上我會像你一樣絕不屈服。無論如何,我理解你,沒有戰爭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再好不過的。
黑澤明:就是這樣。糟糕的是,當戰爭的槍聲響起時,即使是耶穌和天使也會變成軍事參謀長。
(譯者:出走的象)
==========================
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點擊“聲色場所”關注我們或分享到朋友圈吧!
豆瓣小站:聲色場所
新浪微博:@聲色場所
微信公眾賬號:聲色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