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率低，专业停招，我们真的不需要文科了吗？

撰文 | 朱珂影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

“毕业时看见了你的粉领，就知道你以后月薪三千。”

粉领，指学位服的垂部饰边，也就是毕业生长袍的倒三角彩色领。垂部颜色按学科分为六类，粉色正代表着找工作难、薪资低的文科。

文科又称人文社会科学，包含研究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社会规律的社会科学，如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以人类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经典学科有文学、历史、哲学等。

7月，安徽省发布通知称，“连续3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60%的专业暂停招生”。而根据去年的《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局和需求分析报告（2021年）》，已有一批专业在红线边缘徘徊。2020年安徽省高校初次就业率相对较低的10个本科专业中，有4门经济类专业，2门语言类，1门法学。

去年，央行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指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番言论将本就极有市场的“文科无用论”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对文科价值的探讨，并不是新话题，甚至算得上“源远流长”。近年来，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强调和不断迭代的数字技术升级，都让作为整体的文科门类与队伍庞大的文科生，受到更大的质疑。

赚不到钱，不好就业，文科到底有什么用？不懂技术，门槛很低，文科生的出路在哪里？

或者说，我们真的不需要文科了吗？

作为“无用之用”的文科

2015年，日本“废除文科学部”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从学界到产业界的震荡，给社会造成强烈冲击。

在这场论战中，不少人持“文科无用，但无用之物也很重要”的主张，将其与大学的意义类比讨论，认为对社会“有用”，是职业训练学校而非大学的追求。这种“重要”，集中表现在文科对研究者自我成长、观念塑造、社会认知上的功用，从个人学识的涵养亦或灵魂的充盈里，诠释文科价值。

国内也经常听到这种观点，它与中国语境相契合。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究其本质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人的本质、价值、理想人格的实现、人的生死与自由等，都是经过辩驳、被反复探讨的哲学命题。

向外求索碰壁，就回归自身。难以找到价值，便赋予价值。因为万事万物有无意义，区别只在于找得够不够深、看得够不够透，这是寻“自洽”的中式哲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张双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结合哲学专业阐释“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没有学习哲学的年轻人，难以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寻求自我价值，难以在高强度竞争中找到生活意义，其世界观不足以应对各种复杂挑战。缺少哲学素养就难以借助哲学经典和思想传统，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进而理解自己、接纳自己，达到所谓‘内在的圆融’，也就难以真实地面对、消化、处理生活中的挑战。”

文科常常要求思辨、批判与创新。这当然也是理科需要的，但它们的关注点不同。人类社会演进与文科知识发展，都处于因果接合的整体之中，很难界限分明地单独讨论某一事物。因此，文科教育鼓励活跃的思想，广泛地涉猎，游走在各种深刻的思想间，不断发现自我，发现热爱，发现社会。

《文艺呆与科技宅》一书中，斯科特·哈特里这样讲，文科教育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让学生追逐自己的激情，同时让他们能够发现激情。理想的情况是，广泛的文科教育可以带动学生思维，使得学生考虑那些有助于形成他（她）们自己立场与意见的问题意识，这往往会点燃同学们的激情，让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它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或至少根据自己最终所要从事的工作来选择专业。

在他看来，“文科教育与其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工作，不如说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学习，并热爱学习。”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人类学家陈春声在《松岗听涛：在校园与乡土之间》书中谈到，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期的时候，文、史、哲这些学科的萌芽就差不多存在了。

“我们的祖先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懂得跟女孩子说一些逻辑不连贯但是真情实感的话，这样的表达形式后来被称为‘诗歌’，那就是文学的起点。根据考古发掘，从很早期的墓葬中，一个家庭男女老幼会葬在一起，他们的头颅边上会摆放一些彩色的石子。这些表明，我们远古的祖先已经在考虑灵魂的问题，考虑人类从哪里来、死后又去哪里，这是哲学的起点。又比如，人们记性有限，时常忘记，所以，我们的祖先会‘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这是史学的起点。”

这些例子都说明，人文学科的存在，是因为人性的需求，与人的本能相联。千百年来，它存在的理由恰恰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必须存在的理性道理，只是因为人类发自内心、发自本性地需要它。

或许，文科的魅力，正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生”这些最本质、也最“无用”问题的思考。

重新讨论何为“有用”

但是，大学的学问，真能完全不考虑社会有用性，只强调其对研究者“本质上的”价值吗？前东京大学副校长吉见俊哉并不赞同，他写了《“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

在他看来，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反对“文科无用，不妨弃之”的意见，是无法与“理科有用，所以有价值”的逻辑相对抗的。按此逻辑，“文科”能够主张的立场，充其量也只是为“理科”的有用性锦上添花罢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何为“有用”。

推动商业发展，产生经济效应，是有用吗？

那不产生经济效益，但是社会运转的稳定器呢？

短期看不到成效，需要以几十年为评价标准，算有用吗？

都算。

相比技术对经济价值创造的可见性贡献，文科是弥散在社会中的。如果不仔细留意，你或许会因为习以为常忽视它们的存在。

法律作为公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根本规范，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法律之外，道德约束与价值观念的形成、构建和传播，依赖于文科在意义层面的探讨。理解人性的复杂、了解社会运作的真实状态，需要社会学长时段的记录与关注。在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了解最新变化，到达远方的世界。

进一步深思何为“有用”。大而言之，有两个不同维度。

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唯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文科对此并不擅长。

但“有用”还有另一种维度。开始前没有明确的目的，却在过程中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比如有时遇到问题，不知如何是好，友人或老师的一句话让你茅塞顿开，此前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创造出价值或目的本身的有用性，吉见俊哉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

这方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已成为经典。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价值。当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便会迅速失去曾有的作用。

而价值尺度绝非一成不变。在价值尺度戏剧性变化的现代，本应作为前提的目的转眼便被颠覆的例子屡见不鲜。“打败你的，从来不是对手，而是时代。”就像打败康师傅的不是统一、今麦郎，而是深入城市毛细血管的外卖行业；让柯达的胶卷帝国轰然坍塌的，是数码相机和像素越来越高的智能手机。

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创造新的价值尺度？新的价值尺度出现时，又该如何去评价？思考这些问题，仅凭完成目标的知性活动是无力的，必须依靠能够以多元视角把握价值尺度的知性活动，而这正是文科发挥光亮的领域。

希望文科的知识三年五年就起作用或许很困难，但如果从30年、50年的中长期时间跨度来看，人文社科的知识也许远比工程学更有用。

我们对“用”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挣钱理科”和“不挣钱文科”的对立成为世间“常识”，如果不能颠覆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文科就无法与一切取决于“是否能挣钱”的新自由主义大潮相抗争。

正如安徽省停招低就业率专业所引起的争议，学科的价值不能仅仅以“就业率”来评价是否合理。《新京报评论》也表示，“对新增专业或者撤销专业，都应该予以充分的论证，不宜仅以就业率定专业‘生死’。”

“人生三度入大学”

再回顾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文科无用论，会发现重理轻文的架构形成，有长期的社会原因。

以日本为例，和平年代的国家治理主要依靠法律，但随着战争临近，生产武器需要调动技术力量，理工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战前奠定的重理基础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契机正在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一倾向，即使在经济快速成长期结束之后也没有改变。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科仍受到政策护佑，享受着预算上的优待，而文科整体被排除在这样的保护政策之外。

2004年的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则成为文理待遇差距的决定性一击。法人化的目的是“将民营思维的经营手法导入国立大学”，“引入竞争原则，实行第三方评估”。预算中，由社会评价决定的竞争性资金总额持续增加，这与文科的走弱息息相关。

相比于时间短、成果可见的理科，文科研究很难提出明确的目标或成果；多数情况下，理科研究的预算规模要远远大于文科研究，能给大学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擅长团队合作的理科学者在争取竞争性资金时，比单打独斗的文科学者更易发挥优势。

但是今天，在被复杂、易变、不确定性充斥的“乌卡时代”，泾渭分明的文理已不再符合时代需要，我们越来越看到合作、创造、多元的重要性。

查尔斯·珀西·斯诺早在1959年的演讲《两种文化》中，就提到了人文与技术融合的必要。“两个学科、两个领域以及两种文化，甚至两个世界的碰撞应该会产生很多创造的机会。”

斯科特·哈特里写道，我们不能再以一种非黑即白的错误二分法来讨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与文科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正在培养越来越多的数据科学家，但我们还需要加强学生的文学素养。人文教育和技术不应被视为对立的，它们一样至关重要。新工具将会让更多的技术力量参与生活，而在机器的进步中，人类的参与必不可少。

“理想状态下，我们的教育、产品和机构应该是人文与技术的结合体。这样才能利用我们快速发展的技术来驱动无限的未来。”他用这句话为全书收尾。

时代的全面加速，也让“一门手艺用一辈子”越来越难。保持好奇、终身学习成为社会的新要求。作为深耕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吉见俊哉提出“人生三次入大学”的理念，探讨教育改革的可能。

吉见俊哉认为，在21世纪中期的日本，一生经历三次大学入学比较理想。如今，仍有不少人将大学四年看作夹在“入学考试”与“求职”之间的“缓冲期”，也就是一种“过渡礼仪”。因此，最重要的是实现大学的结构转型。从作为“高中人”到“社会人”的仪式性过渡，转变为人生各个阶段都能自由参与，或提供职业生涯转机的组织。

因此，第一次入学时间是18岁到21岁，即高中毕业或毕业两三年。与现在的状况相同，大多数人是高中毕业之后，经过入学考试进入大学学习，这个状况维持下去并无不妥。但是，学校应该增加专门针对高中毕业后，先在社会上打拼一到两年，或在国外的教育、文化机构留学过一段时间，积累了各种经验再进入大学群体的招生名额。大学生理应比高中生更多样化，这种群体的、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异种混杂等特点，能使大学有更大潜力去理解和创造新价值。

第二次入学在30岁到35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进入社会并经历了一番职场打拼，逐渐看清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未来发展空间和局限性。究竟是留在现有组织，按部就班一点点晋升，还是在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里，将已积累的经验最大限度利用，勇敢挑战新道路呢？在这个年龄，人们尚能考虑选择和此前完全不同的道路，重新进入大学，努力学习新知识，并挑战新的人生。

第三次入学，则是60岁前后。此时，职业生涯基本接近尾声，即将迎来退休生活。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到75岁还能保持健康的体魄。因此，至少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全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然，经过几十年工作，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某个特定领域拥有了相当扎实的专业知识。但是，就算能将某个领域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也无法改变作为前提的价值衡量体系本身，难以开拓出新的视野。他们若想走上新的道路，必须具备将已储备的知识和方法相对化的能力。为了获得这种能力，便要利用人生最后15年的前几年，重新进入大学，打破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努力建立新的知识想象力。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21世纪的大学就会成为30多岁人的职场和社会知识、60岁前后人的丰富阅历与处事能力，再加上20多岁年轻人的的知识灵活性和逻辑分析能力相互对话的场所，并不断催生新的价值与认识。

在相互学习、合作创新中，开拓个人价值，发展更完善的自我，于多元化、复杂化、流动化的社会中，求新的生存。这不仅仅是给文科生的期待，更是时代对每个人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