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一代”：双重挤压下的生活
“尹凡（化名）是一位30多岁的单身母亲。当她怀上女儿时，住在另一个城市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多系统萎缩，很快就失去了走路的能力。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她不得不独自照顾她的孩子和父亲。”
以上故事来自于《日经亚州》（NIKKEI Asia）网站是一篇关于中国“三明治一代”的报道文章《中国“三明治一代”的双重挤压》（The double squeeze on China's sandwich generation）中所提到的故事。
“三明治一代”（sandwitch generation），意如其名，用来指那些需要同时照顾父母、子女的人，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财务责任和经济压力。
苏州大学教授臧其胜在其发表在今年第2期《社会建设》的文章《需要“照顾”的照顾者：夹心世代研究的文本脉络与本土意义》中用“夹心世代”来描述这个群体。文中提到，“三明治一代”有时也称“命令的一代（command generation）”、“被榨取的一代（squeezed generation）”、“被拉伸的一代（stretched generation）”、“多代照顾者（multigenerational carer）”，关注的是既有老又有小，还要工作的中年（Midlife）现象。较早时期，有学者将此表述为“左右为难的一代”（the generation caught in the middle）、中生代（the middle generation）等。
以下内容摘选自《中国“三明治一代”的双重挤压》：
据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风笑天说，中国有超过1.7亿这样的三明治一代家庭，他们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经常被称为“小皇帝”，因为他们在家里得到了所有的关注。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负担最重的一代，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随着这一代人长大并拥有自己的家庭，中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儿童越来越少的老龄化社会。从1990年到2021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8.6岁增加到78.2岁。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5.3%翻了一番多，达到13.5%。中国的出生率在2020年降至1%以下，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期。
随着父母寿命的延长，以及夫妻生育年龄的延长，三明治一代家庭面临的挑战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对社会其他人也有影响。
昂贵的育儿成本
中国于1980年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以抑制人口增长，并促进面临资本、自然资源和消费品严重短缺的计划经济扩张。政府在2016年放宽了限制，允许每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去年，在新的人口普查显示出生率停滞不前后，中国将生育上限提高到三个孩子。
金钱，时间和精力的不足是三明治一代家庭面临的最常见的担忧。分娩，特别是第二个孩子的分娩，往往是这种危机的起点。
“这对我来说是最紧张的时刻”，一家国有企业的37岁员工刘力（化名）说。他的妻子在一家银行工作，他们每月工资2-3万元，这是一个小镇上不错的中产阶级收入。但自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以来，他们生活就开始过得紧巴巴。
苏州大学教授臧其胜说，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拥有稳定工作和合理储蓄的家庭由于抚养孩子的负担而陷入财务问题、时间紧迫或健康困难。
根据宇华人口研究所的一份报告，2019年中国抚养18岁之前的孩子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人民币，是中国人均GDP的6.9倍，远高于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该智库由一群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建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梁建章。
大城市的育儿成本甚至更高，上海达到100多万元，北京达到96.9万元。
抚养子女的压力主要是经济问题，而照顾老人则更像是一个时间和精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说。他说，未来十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进入70多岁和80多岁，养老压力将更加突出。
随着晚婚晚育的趋势，照顾老人同时抚养小孩的双重压力更容易同时出现。根据2019年中国社会总调查，中国27%的城市家庭包括60岁或以上的成员以及14岁或以下的儿童，这意味着四分之一的家庭面临这种双重压力。
儿童优先
三明治一代在照顾年幼孩子和年迈父母的同时，将如何分配家庭的钱、时间和人力资源？
“儿童优先”是中山大学和广州大学对广东、江苏和陕西省2439个城市家庭进行电话调查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
三明治一代通常对孩子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山大学教授钟晓慧说。然而，在老年人护理方面，大多数家庭缺乏明确的计划，当父母患上重病时，往往不得不即时做出反应。调查发现，他们对儿童发展的丰富知识与他们对老年人的相对无知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
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养育方式往往很集中甚至过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教授杨菊花说，由于家庭资源有限，往往是老年人做出让步。
不仅父母，祖父母也经常积极地将资源转移给孩子。为了应对高昂的儿童保育费用，三明治一代通常需要父母的帮助。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21年中国约有4200万3岁以下的婴儿，托儿所的入学率仅为5.5%左右。这一巨大差距意味着大多数有婴儿的家庭不得不依靠祖父母来照顾孩子。
随着中国鼓励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以抵消自1950年代以来的最低出生率，这种依靠祖父母的育儿模式可能不再有效。几项研究发现，祖父母对第二个孙子的照顾比第一个孙子少。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自己的退休计划，不愿意全身心地照顾孙子孙女，即使他们愿意，衰老也使他们无法做到"，杨菊花教授说。
没有爷爷奶奶的帮助，三明治一代的负担就加重了，这反过来又让这些家庭不愿意多生孩子。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60.7%已经生了一个孩子的母亲表示，由于缺乏儿童保育，他们不打算生第二个孩子。
从照顾人员到照顾接受者
更严重的挑战是，当祖父母不仅无法帮助，而且从照顾者过渡到需要被照顾时，会发生什么。对于三明治一代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父母突然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患上了重病或失能。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预计将有9300万7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6%。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的估计，到那时，中国将有超过7700万失能老年人，平均将经历7.44年的失能期。
空巢老人
一个单身的孩子能负担得起照顾两个年迈父母的费用？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城市老年人口收入的70%来自养老金，17.3%来自家庭支持。因此，生活在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通常在经济上接近自己养活自己，孩子的负担并不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伍海霞说。
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19年，农村老年人年养老金和其他收入约为3500元。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家庭支持，继续工作才能过日子。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老年人可以依靠的家庭支持比例一直在下降，智库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聂日明说。
所有数据都显示，农村地区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灾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全国近一半的65岁以上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更棘手的问题是谁来照顾农村老人。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人员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农村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其中12.54%需要不同程度的照顾。
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比例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量中青年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伍海霞教授的一项调查，当这些独居老人病情严重时，他们中有一半人会因为除经济原因之外的行动不便、无人陪伴或因为离医院太远而得不到医疗救治。
城市中的空巢老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根据南京大学的风笑天的数据，根据2015年全国对12个城市的调查和2016年对湖北省五个城镇的调查，空巢老人在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中的比例约为60%。
“如果一对已婚夫妇的父母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那么同时照顾所有四位父母就更难了，这种情况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尤其常见，当孩子们想带父母和他们一起生活时，高昂的住房成本是第一个问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聂日明说。
即使对于那些能够与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的人来说，照顾不足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根据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两位学者2019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城市地区60%的残疾老年人的主要照顾者是他们的孩子，但其中一半以上每周接受的护理时间不到36小时。
与此同时，家庭很难为残疾老人找到负担得起的专业护理，中国为普通家庭提供的公共养老服务很少，补贴和退税等支持措施也很少。
自己变老
由于公众讨论的重点是儿童和老年人护理，三明治一代自身的需求和风险往往被忽视。
为了照顾父母，许多人不得不辞去工作，或者选择一份更灵活的低薪工作。结果，他们的收入急剧下降和社会脱节的孤独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黄晨熹在采访上海残疾和精神病老人看护人时发现。
山东财经大学的范红丽和辛宝英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老年人护理使农村妇女获得非农业工作的机会减少了13.5%，随着老年人护理强度的增加，这一负面影响将继续扩大。
2020年，中国社会保险基金（包括省级政府运营的基本国家养老基金）报告了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年度赤字。预计到2050年，赤字将增长到11.28万亿元人民币，届时三明治一代将达到退休的顶峰。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减轻三明治一代的负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马春华呼吁政府在提供儿童保育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儿童应该由全社会共同照顾，这样他们才能长大，在未来照顾整个社会，从而保持经济的整体运行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连续性，”她在一次老龄化社会论坛上说。
支持性政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上海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陈佳说，例如，日本家庭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接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充分受益于该制度的好处。（原文链接：The double squeeze on China's 'sandwich generation' - Nikkei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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