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黄盈盈：观念调查如何做？ | 来点方法

观念调查如何做？

所谓“观念”，其实就是人的想法，但人的想法是会变的，不但一生中会变，就是一天中也可能变；不但会小变，还有可能剧变。因此我们使用问卷调查到的任何一种观念的状况，其实都是被调查者此时此刻的想法。彼时彼刻其想法会不会改变，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什么手段足以去预测或修正。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思考与检验一下，我们准备调查的那些观念的“持续期”究竟有多长，与我们预计要说明的问题的“存在期”是否配套？例如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的类似民意测验那样的观念调查，不仅在操作上必须是“短平快”，而且在设计问卷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它的意义往往只能用“月”来计算。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的是类似“社会态度”那样的基本观念，那么就应该设计出足以按照“年”甚至“代”来计算的问题与问卷。

即使是仅仅针对一个问题或者现象，人们的观念也一定是多层次的。笔者相当武断地提出(以期引起讨论)如下的最低限度的分层。

最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也可以叫做“元观念”。一般来说，它是清晰的、坚定的、持续的。它离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比较远，也很不容易表述清楚；但是它却是人们做出选择时的主要根据之一。尤其是，无论在什么方面，成年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所谓“无信仰者”或者“活得不明不白的人”并不存在，往往仅仅是因为调查者无法明白其内容或者其表达方式，才这么说的。

再往下的一个层次叫“外指观念”，就是中国语境中一般人常说的“道德观念”。之所以说它是“外指”，是因为它一般是人们针对各种社会现象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评价等等；往往并不直接针对自己。

第三个层次是“内指观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人说的“生活态度”。它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在可能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的看法。

 第四个层次则是“生活策略考虑”，可以相当于人们的“实际打算”。它往往是人们自己在遇到某些非常具体的事务时的选择倾向。

一般来说，“短平快”的类似民意测验的观念调查，应该仅仅局限在同一个层次的范围之内。即使希望进行全面的观念调查，也需要精细地分层(不一定按照笔者的说法)，才能考察到不同层次的观念之间的不同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事半功倍，扩大自己的观念调查的价值与意义。如果准备把观念与行为联系起来考察其相互关系，那么就更需要慎之又慎，因为我们对于观念的任何一种分层都会直接影响到统计分析结果。

虽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观念调查都用行为的结果来加以验证，但是在观念调查问卷的设计中，我们却可以而且应该增设一些“测谎题”。虽然它们仍然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观念是什么，但是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回答是不值得相信的，从而减少调查误差。虽然它们不一定总是能够测出真正的“谎答”，却足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我们原来并不知道的各种观念之间的矛盾之处，从而促进我们进一步发掘这方面的研究素材，乃至提出新的相关假设。

作为社会学的调查，观念调查应该主要用于考察在一定的相关假设之中的观念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样的调查之中，一方面作为百分比调查或者分布调查，我们完全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观念”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在分析“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关系中，极大地加深对于“观念”的理解。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或者信仰这个最高层次上，除非社会上已经有一个达到广泛共识的说法，否则要把我们的提问说清楚，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例如，在笔者的“性调查”中，“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笔者也假设它与人们的行为有相关关系。可是如果笔者仅仅简单地提问：“您同意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说法吗？”那么城市青年中或者低文化人群中就很可能有相当一批人不明白笔者在问什么，或者他们对于“男主外，女主内”有着笔者所不知道的理解。笔者在问卷中是这样询问被调查者的：“有人说，对妻子来说，主要应该以家庭为重；对丈夫来说，应该主要以事业为重(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对于“外指观念”(道德观念)，泛泛的提问是效果最差的，因为人们对于事情发生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知道得越多，做出的道德判断才能越准确、越真心。例如同样是对于“一夜情”的道德评判，外国人发生的与中国人的不一样；同龄人之间发生的与涉及未成年人的也不一样；结局美满的与闹翻天的又不一样。如果仅仅询问“您对一夜情的看法”，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回答很可能仅仅是对于这个概念(名词)的道德判断，而不是对于这个事实(行为)的看法。

笔者建议最好给被调查者讲一段故事，不是长篇大论、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故事化的一段话，人家才能够知道你到底在问什么。例如我们可以这样来提问：“一个已婚的男人与一个未婚的女性自愿发生了‘一夜情’，没有经济来往，没有后果，也没有别人知道。您认为在道德上应该如何评价这件事情？”

从最理想的状态出发，笔者建议观念调查最好是使用“照本宣科”的方法，就是对于调查员，不但问卷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许改，甚至连声调、语调都做出严格的限定，例如只能用平调，不许用升调降调，或者只能用降调等等。因为同样的一句话，调查员用不同的声调念出来，对方就很可能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个要求，越是针对敏感的问题就越要坚持。它虽然要求我们更多地培训调查员，但是为了保障学术研究的质量还是很值得的。

笔者在“性调查”中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的好处之一也在于此。提问被转化为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文字，而不是调查员的直接口头表述，不但调查员的干扰被降到了最低，而且提问本身的敏感性也被降到了最低。毕竟，有一些性行为方面的词汇，许多人就连听都不愿意听，可是阅读一下却是可以容忍的。

被调查者在回答敏感的观念题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类似“文责自负”的顾虑，就是我的任何回答都意味着：这可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啊，必要时，我必须对这个回答负责。尤其是问到一些负面的观念时，有些被调查者的这种潜在的“负责焦虑”会相当严重的。例如，如果一个被认为是循规蹈矩的已婚者，却想对调查员表达赞成“一夜情”的态度，那么他(她)的自我心理压力可能不小。因此，如果问卷被设计为鲁莽地直接询问：“您赞成一夜情吗？”那么获得真实回答可能性就会被严重地降低。这种提问方式就是“对方指向”。在某些敏感的被调查者听来，其言外之意就是：我(问卷设计者)可不赞成“一夜情”，如果你(被调查者)非要赞成，那你就去负责任吧。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笔者强烈建议：把所有的敏感的观念题都写成“有人说……；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这样的句式。

  “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这是观念调查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提问方式，以便测定被调查者对于某种比较具体的情况的态度。可是，这种提问方式的前提条件是：我们所假设的情况，是被调查者非常可能遇到的，最好是肯定会遇到的；否则就最好不要这样提问。这是因为，被调查者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越小，他们对于这种情况就越缺乏真实感，所做出的回答就越具有猜测性。

 即使在最低的“生活策略考虑”这个层次上，假设式提问的人口涵盖面也是很成问题的。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穷得根本就不考虑买彩票或者富得不需要考虑。如果我们非要这样提问，对他们就是一种勉强，其回答的意义也就要打折扣。极端地说，即使我们假设地询问被调查者“收入增加之后会做什么”，也不得不考虑到有许多人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增加的任何可能。

笔者希望，在类似的观念调查中，最好能够在问卷中设计出一种“观念的参照指标”，就是用某些事实(行为)的变量来加权所获得的观念变量的数值。如上例，关于“中大奖后做什么”，我们应该增设“是否买过彩票”的变量。被调查者买过或者没买过，他们对于观念的回答都需要进行加权处理。

 有些调查者总是想知道，人们的第一位的观念是什么，第二位的是什么，因此就在问卷里设计出排序题来，有人甚至排序排到第十位、第二十位。这样的设计者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学的调查，最关键的并不是您自己需要了解什么，而是被调查者有可能告诉您什么。除了不愿意回答之外，被调查者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回答您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总汇”是一种观念调查中时有所见的方法，就是先把小的或者低层次的观念一个一个列出来，最后询问一个总的或者高层次的观念，而且假设其中具有逻辑关系。例如，先问现在社会形势好不好，再问经济形势、治安形势、就业形势等等；最后再问：那么您认为总的形势好不好呢？在这种“总汇”方法中，如果所有的“分题”都回答的是“好”，而“总题”却说“不好”，就会被认为是不合逻辑的，反之亦然；甚至被认为可以起到测谎的作用。

可是，这种“部分与总体相矛盾”的情况虽然不符合数学上的逻辑，但是却很有可能符合生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