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

第一次读戴锦华的文章，应该是在1979，或1980年。那时候，她还在北大中文系78级读书。她和吴德安合写了有三万多字的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文章，篇章结构虽说有点枝蔓，却有许多精彩论述，便做了压缩调整，推荐给《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但没有见过她的面，都是吴德安和我打交道。我是个不大合格的教师（属于上完课就走人的那种），对她也就没有丝毫印象。待到能把“名”和“实”连结起来，已经是十三四年之后了：她从电影学院回到北大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任职。初次见面，惊讶于她有这么高（1），如此的口若悬河，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而且香烟一支接着一支⋯⋯但过后细想，《浮出历史地表》的著者（之一），还可能会是别的一种样子吗？

戴锦华的著作手头有十几种，认真读过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浮出历史地表》是读过的，其他的还有《涉渡之舟》、《隐形书写》和访谈、随笔集《犹在镜中》、《拼图游戏》。她主编的《书写文化英雄》虽是研究生讨论课的成果，但基本上体现她的思路、风格。至于电影类的著作（《电影理论手册》、《镜与世俗的神话——影片精读18例》、《雾中风景》），则只是翻读一些片断。因为看过《放大》、《十诫》、《卡门》这样的欧洲经典名片，却有坠云里雾中的困惑，便拿《镜与世俗神话》作为指路明灯。但因缺乏对电影语言的基本知识，也因懒惰（觉得看电影不必那样费脑筋），未能获取更多的收益。《镜与世俗的神话》写于1990—1991年，属于戴锦华“年轻”时期的作品，在“一向是悔‘少作’”的作者心目中，其间有诸多遗憾（2）。其实它颇为重要。不仅留存了八九十年代她“过渡”的痕迹，不仅确立了后来写作上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基点和理论、方法的脉络，而且也因为“年轻”而表现的“纯净”，那种热爱，那种因发现自己精彩而难以掩饰的得意。也包括里面透露的似乎没有缘由的梦幻。这让我想起80年代那篇著名小说的标题（“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当然，相似的可能也只是“标题”而已。

本书面世于1989年，2004年再版

因为常不满意自己文字的含糊、模棱两可，初读戴锦华的书最先产生的强烈印象，是那种“强势”的风格（3）：果断自信，立场、观点的犀利、确定，咄咄逼人。相信许多人也有相似的感觉。这是一个以社会批判作为活动、工作支撑点的学者所必需的品格。不过，在阅读、交往增多之后，发现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她的论著中，与“确定性”并存的，还有某种“自反”因素，某些不确定的，自我限制的，让强度得到削弱的一面。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修正和游离，也为“确定”的叙述开放另外可能的空间。这是由比较、矛盾所构成的张力。这种“不确定”，根源于对“处境”的清醒；体现在她的著作经常使用，并一再强调的中心意象——镜、镜像、镜城、镜中奇遇——之中。但也不是悲观主义者。如她所说，“镜”的意象、感受，虽与拉康、阿尔都塞的理论有关，但更主要是来自自身的经验：有关人的历史存在的经验。这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涉及自我观照。这里面显然包含某种神秘的成分，甚或某种历史的不可知论。因此，她很少对未来做出预言、规划，不做出廉价许诺，很少“新世纪”意识。但归根结底，她所认为的“镜城”不是那“万难轰毁”的“铁屋子”（4）。她相信即使有过“绝望”，也可以寻找到朝向“真实”的路径。因而，她所说的“镜城突围”这个短语，概括了在矛盾、困难，和不确定中寻找“位置”的基本的生活、学术态度。

在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上，“代”的归属是个重要问题。最近的二三十年间，“断代法”在区别身份，确立历史进步观，支持乐观主义情绪上起到重要作用。由是诞生了“共和国一代”、“复出一代”、“知青一代”、“60年代人”、“70后”等等命名。用“时间”来集合某一群体，标示它与历史“大叙事”的关系，暗示在“大叙事”中拥有怎样的话语权，是构造这种历史时间的“身份标识”的动机。在20世纪，历史叙事的权威性，莫过于“见证式”的叙述。“代”的归属，在历史叙事上，正是在显示某种特定的“见证”资格。

但不是人人都能顺理成章地获得这种标识；戴锦华说自己就属于这一类型。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之交，“革”开始仅七岁。不是红卫兵，没有插过队，当然更不是右派复出的一代。如果张口讲起文革来，遭遇的可能是带嘲弄意味的疑惑：“你懂‘文革’？你肯定只顾在红卫兵面前筛糠来着。”（5) 因此，在“历史是当事人历史”的观念支配下，人们纷纷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她却发现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出没青纱帐、跨过鸭绿江的经历，没有右派遭难及其后的光荣复出，没有北大荒的“不悔的青春”⋯⋯

找不到“代”的归属，没有可信、稳固的叙述基点的“失语”，确实是一种无奈。但欠缺某种确定身份、位置，因此或许能获得某种“方便”。在今天的历史叙事中，确定的“代”际归属所形成的历史记忆基点固然十分重要，但突破这一基点也值得重视。对于那些拥有稳固的“代”的归属感的人来说，如何不感到立场、情感的固化，警惕获得“历史合法性”的叙述不至不断“膨胀”，不至让同质化的叙述遮没其他，乃至一切，相信比“无名的一代”要较为艰难。反过来，“历史缝隙”间“无名一代”的身份，倒是更有可能孕育、转化为认知的、情感的优势：抗拒僵化立场，争取历史边界“游走者”的意识；抵抗、或减缓“个别经验”转化为“个别化经验”的趋向。这一点，显然为戴锦华所自觉意识。正如她在评论王安忆时说的：

“69届初中生”的历史与文化的尴尬地位，正是王安忆的财富。一种历史的边缘体验，使她由80年代伟大叙事的补白者成了这一叙事的增订者与改写者；时代理想主义的即告阙如，使她有机会超越了同代人怪圈式的忏悔、内省、怀旧与迷惘；超越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绝望的涉渡；超越了“道德主义的启蒙论的尴尬”，而能勇敢的直面“远非完美的现实”。（6）

戴锦华当然是毫不掩饰的“女性主义者”，很多时候都对人提醒她的女性身份、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她的重视、强调性别，并不完全出于学术的需要，不完全因为阶级、性别、种族是文化研究的“三字经”。在这里面，有她的深刻、难以释然的切身体验。在一般情况下，男性除非有一种自省的觉悟，一种感同身受的愿望（尽管这很难做到），往往对女性的处境、心理或懵懂无知，或轻忽无视。我读戴锦华的一些文字，包括她对女性作家的研究的论著，便常会有隔膜、讶异的感觉产生。“生为女人，是一个不容片刻逃离的事实，⋯⋯男人的目光、女人间的反馈，路人肆无忌惮的评论，堂而皇之的对女人生活的监督和窥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的‘身份’”，这里面有“一份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琐琐屑屑的辛酸”（7）——这样的叙述，就在我的意料之外。看起来如此坚强、自信，有时候却是这样脆弱，易受“伤害”，甚至“自卑”。有时候我也会想，这种坚强、自信，说不定是在掩盖着某种软弱？由此我更坚定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在我们这里，男性充当着女性文学研究机构的会长、主任，但男性批评家研究女性主义、女性文学，许多时候也许是在隔靴搔痒，甚或可能是一个笑柄。（8）

不过，有时候我也常会忘记她是个“女性主义者”。台湾学者张晓红在一篇文章里说，戴锦华“让全中国男权份子闻名丧胆”。但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男权分子”并没有被吓倒（13）。比起印象里的另一些“女性主义者”来，似乎并不那么张扬。大概是，“女性主义”于她主要不是“面具”，不是自恋的镜子，而是关切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生存处境的立场、理论，是试图穿透、拆解文化中蕴涵的性别秩序、性别话语（包括内在化于自身的男权文化残留）的“工具”。这样的文化实践，意味着既要反抗“化妆为男人”的文化命运，也要警惕、拒绝“化妆为女性”的文化角色。因之，“女性主义”的身份、视域、理论，目的是要通过自我解构，来培育一种内在的、“边缘化”的，不断发出“异己者”声音的力量。除此之外，另外的一点也相当重要。这种“女性主义”当然建基于对“共同的性别遭遇”的体认，但也是对自身经验的忠实、掘进与清理：“写作之于我，是一处没有屋顶的房间。它是一种裸露，又是一种庇护；是一次规避，又是某种触摸。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14）——因此，戴锦华说，如果说女性主义在今日和未来有可能成为“资源性价值”的话，就在于它“不是某种既存的话语表述，更不是某种教条式的戒律，相反，是某种知行间的挑战，要求着持续的、智慧的即兴创作”（15）。

我们大多经历过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困惑，和重新思考的精神历程：在猝然相遇的政治动荡，社会“转型”的岁月中，如何处理程度不同的眩惑和震荡，找回失去的位置。戴锦华也不例外。这样的“时代”遭遇需要对种种问题做出回应，而其中至关紧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那种茫然的失落感。80年代大概是个“飞升”的年代，90年代则表现为激情急速“降落”；前者充满着“乌托邦”的想象，后者则弥漫了怀旧、“消费记忆”的情绪。（16）这样的转换，表现为“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当然，正像前此的“乌托邦”热情包含着幻觉，这种有关“终结”的体验也同样，甚且更为虚幻。

⋯⋯经历了太多的“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太多的“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昨日的禁忌瞬时成了今日的时尚；此刻的边缘正是彼日的中心。⋯⋯因此，像始终置身于一座镜的城池或镜的回廊之中，杂陈并置的历史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彼此冲突，彼此借重，互相否定又互相印证，犹如相向而立之镜，在无穷的交相映照之间形成影像重叠、幻影幢幢、真假莫辨的深洞。镜中的奇遇，便是在奋不顾身的投奔中远离你狂恋的目标，在绝望的逃离中跟你恐惧的对象撞个正着。而且，不会幸运地出现一种神奇的力量为我们一页页掀开字迹斑驳、反复涂抹过的“羊皮书”，更不会遭遇一场飓风，卷去镜城。⋯⋯每一代人，从镜城中突围，在镜城中失陷。悲哀不在于记忆与遗忘，不在于真实与谎言，而在于一次次的窥破之后，所拥有的仍是一份镜城春秋。（18）

本书出版于1999年

这些“浪漫”（“革命”）的激情和想象，大抵可以看作是为了自己情感、精神生活的充实。如果要说到“社会效果”的话，那就是人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在这个过于平庸、贫乏的时代，应当有“严肃的激情”，那怕只是一种激情。需要说明的是，戴锦华对于“介入”，对于社会运动近来有了改变。在走出“学院”，参与社会运动和文化实践上，表现了较前积极的态度。不过这个变化不是“根本性”的，只是在上述立场的修正和延伸。也就是说，看起来“似乎走得很远了，又似乎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