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幻文学该如何表达中国经验、中国故事？

近期，随着我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膺2016年度“雨果奖”，继去年的刘慈欣的《三体》之后，中国作家蝉联了这一现今世界上科幻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国科幻文学再次进入到了世界科幻文学的顶级殿堂。然而，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在今天成为热点，并不断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科幻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何种方式携带和表达了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科幻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究竟路在何方？这些问题则不仅仅关乎着中国科幻文学自身的发展思路，更意味着我们到底该如何认知、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

当时间进入到2016年，随着我国宣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并将在2020年左右发射火星探测卫星，正在贵州平塘建设的500米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的主体工程即将完工，包括中国版巨型对撞机、量子通讯网络等在内的诸多前沿科技领域探索的有条不紊的展开......我国科学技术在新世纪以来的爆炸式增长，在今年“忽然”给了世人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科幻正在成为现实，或者说，我国科学技术在当前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已经走在了科幻的前面——射电望远镜FAST能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这个距离接近于宇宙的边缘；全球首颗量子卫星“墨子”也与近日成功发射，它将建立起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量子通信网络，这将为构建全球规模的、真正安全的新一代互联网迈出第一步......

《北京折叠》荣膺2016年度“雨果奖” 

的确，从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即便对未来抱有着最夸张的想象，也很难料想到今天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并且是如此深入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昂首阔步地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很多领域甚至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例如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保守估计也领先美国20年，202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天宫”都将是人类唯一的太空空间站，这是何等的超过中国既往的所有科幻想象？那么与之相伴随的，在这一过程和周期中，我国必然在不断地产生着从世界范围看，也仍旧是非常原生的、原创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曾不具备和无法体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然而，有些尴尬的是，这些原生的、原创的属于我们自身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除了主流媒体的报道之外，却并不在我们的视线和视野内，这也是当代中国所必须直面的一个文化悖论。

的确，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几乎是虚构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下硕果仅存的一隅，不断地以自身的方式将当代中国的很多传统虚构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无法包裹的经验和情感纳入到自身的谱系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幻文学在近五、六年来始终保有着相当的社会话题度，并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然而，尽管中国科幻文学在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做为虚构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是唯一还在兴盛的场域，中国科幻文学尚远未走出现代主义文学所框定的范畴，并没有提供真正意义上“新”的文学表达和审美范式，其所依托的评价标准、体系也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其在迈出人类太空探索的第一步的同时，也正式拉开了冷战年代的太空竞赛的帷幕，并同时带动了冷战年代美苏科幻文学的兴盛、繁荣，分别出现了以阿西莫夫、萨根、海因莱因等为代表的美国科幻作家，和以别利亚耶夫、叶菲列莫夫、布雷乔夫等为代表的苏联科幻作家。所以，20世纪60、70年代，冷战的最高潮其实也是世界科幻文学的黄金年代，对直到今天的科幻文学和科技实践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冷战终结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以雨果奖等为代表的科幻评价标准和体系，逐渐被美国科幻文学界所垄断。包括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等在内的中国科幻作家的相关作品，仍然依赖于地外生命搜寻、宇宙社会学、角色扮演游戏、未来学、战略科学与跨学科智库等，作为冷战年代的美国战略应用文学存在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不过是冷战年代那些美国科幻文学的经典范本在今天同人写作意义上的世纪回响，尚不是具有面向未来意义的文学作品。而且，在叙事方法和策略上，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也依然停留在20世纪式的独白式的乌托邦表达，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超脱出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桎梏。

因此，今天虽然对未来的想象可能有着甚至比20世纪还要顺畅的描摹，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这种实际上是局限在特定闭合区间内的科幻文学格局和范式，却远不能有效地整合当前正在发生的原创性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科幻文学获得世界性认可的评判标准，也依然是建立在来自美国、西欧冷战年代的经验和传统基础之上的评价体系——不能说他们的标准完全没有价值，但毫无疑问，其一定不可能充分适用于今天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中国，也更不应是中国科幻文学考量自身的唯一标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现有的主流科幻文学作品基本上都在表达更为符合美式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生态灾难，无论是发生在地球、太阳系乃至全宇宙，都不过是当下正处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周期中的中产阶级趣味主体，对充斥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焦虑感的真切投射，并没有实质性的开拓出有别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范畴之外的表意空间和审美范式。

问题在于，外太空探索从来就不是和谐的图景，从今年开始火星将进入到近地轨道周期，人类也将在未来10年内再次迎来新一轮的太空竞赛。与冷战年代相比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在这一轮的太空竞赛中，跨国资本将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例如SpaceX就曾宣布要在2025年将人类送上火星。因此，这一轮的太空竞赛周期也将会更加漫长，整个人类的文化想象力可能都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重构。在民族国家层面上，中美两国势必在这场剑指未来的征程中，展开激烈的文化话语权争夺，在好莱坞的创造力已经事实性的日渐衰落，好莱坞电影曾经所起到的意识形态样板作用，正逐渐转移到由美国政府和跨国资本所共同扶持和推动的，以硅谷为代表的当代科技神话的光环下。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深陷在无法挣脱的整体性的经济危机周期内，所以只能通过从苹果到特斯拉、SpaceX，这些由科技迷思所编织的意识形态神话，来自圆其说地弥补其在全球范围正在失效的现实，进而维系自身的合法性。在这个逻辑上，外太空探索会被迅速商业化，并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普通人发生日常生活意义的关联，其冲击力甚至可能并不在当下就能估量到的范围。

因此，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当下中国在世界范围争取文化话语权，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科幻文学既要警惕跨国资本将在地球上已经无解的资本主义逻辑和矛盾复制、转嫁到外太空的图谋，同时也要寻求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科幻理论、话语资源，打破现有的由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构建的审美范式。也就是说，中国科幻文学在当前面临着反思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反思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伴生的现代主义审美范式的双重历史挑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简单地重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中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也注定了要对现有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人类科学技术成果有所超越，这些都要求中国科幻文学能够在折射、讲述这个年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上有所作为。然而，尽管近年来，包括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科幻文学界在世界科幻舞台还将受到更大关注，获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我们还是要清醒的看到，中国科幻文学现有的创作队伍、读者人群的规模、范围，以及他们所依托的理论资源、审美理念和接受心理等，相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大时代的挑战而言，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且，在科幻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也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语境下，以电影产业为代表的我们中国文化产业的平均文化工业水平，能不能将现有的科幻文学作品充分消化，乃至在科幻电影领域亦能有所贡献？进而，中国科幻文艺能否真正进入到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场域，设置中国科幻自身的文化议题，而不是参照“雨果奖”等事实上是来自美国冷战年代的价值标准，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真正走出去做出相应贡献？恐怕这些真实、严肃、残酷的历史拷问，才是在短暂的喧嚣过后，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和思考的时代问题。

综上，以史为鉴，如今历史的闸门再次开启，中国科幻文学能否经受得住这场大浪淘沙的淬炼，就绝不是其作为类型文学内部的理论问题，更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能否真正走向未来的历史性洗礼。

注：本文转自公众号“媒介之变”，感谢孙老师授权海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