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怎样讲述孙悟空？

白惠元：这篇论文主要是写晚清以来孙悟空形象的演变，以时间为线索：从晚清至40年代的“滑稽小说”，到1950-1970年代的戏曲，再到1980年代的电视剧，1990年代的电影、网络小说，进而从新世纪回溯中国动画电影。我想要研究的是不同的孙悟空形象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机制是什么。简单来说，比如为什么1941年的动画片《铁扇公主》里的孙悟空像米老鼠，为什么去年的《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是个中年的形象，这都和背后的时代、意识形态相关。

论题、论点都得益于与导师陈晓明先生的反复讨论，他提出的“自我超越”概念恰恰内合于我的“中国故事”立场。而方法论上，跨学科性是这篇论文的鲜明特征，我想，这种方法恐怕是我的“一意孤行”了。我觉得，对于新一代青年学者来说，我们对于“人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学科的边界正在松动，“学术越界”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越界，才可能更自由，才可能生成全新的观察视野，贺桂梅老师称之为“人文学的想象力”。

白惠元：老实说，我不太相信英雄，也对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持审慎怀疑态度，因此，谈不上孙悟空的粉丝。在我有限的经验里，粉丝心态是写不出好论文的。我曾经狂热迷恋毕飞宇先生的小说，《青衣》《玉米》《推拿》，我爱到手不释卷。然而结局却是，我把论文写成了赞歌，我千方百计地试图论证毕飞宇的写作优点，现在想想，实在乏味。

我很喜欢你使用“遭遇”这个词，所谓“遭遇”应该是指向一种“震惊体验”，一种期待视野中的巨大落差。那么，我必须说，遭遇孙悟空是“独生子女一代”成长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年之内，先是央视版《西游记》为我们树起了英雄偶像，后经由周星驰《大话西游》将其拆毁。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意义上的“遭遇”发生在1997年的春节，我在CCTV6遇见了《大话西游》。不期然地，孙悟空成了有七情六欲的山贼，困于挣不脱逃不过的世俗羁绊，最终变得“好像一条狗”，这个故事唤起了我对应试教育体制最初的绝望。

《大话西游》

博士论文的学术契机发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具体来说，就是邵燕君老师主讲的“网络文学”课程。那次，我的学期作业是讨论《悟空传》与“后青春期”，我发现，孙悟空形象从古典文学中“穿越”而来，在经历了戏曲、电视剧、电影等不同媒介的再现之后，竟又熔铸于网络文学的经典。在孙悟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对一篇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而言，我选题的首要依据就是生命力。

白惠元：蜘蛛侠是美国漫画制造出的“超级英雄”，平时他们就是普通市民，关键时刻才换上紧身制服，成为都市的守护者，可见，“超级英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孙悟空则不同，它诞生于中国古典文学，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赋予他强烈的反权威精神，他要保护的是唐僧，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信仰。因此，蜘蛛侠和孙悟空当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英雄。

近年来，电影作品频繁将他们并置，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叙事策略，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平行比较的，我们都陷入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博弈之中。在这里，我真正关心的是“翻译”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文化层面上的“翻译”问题。以蜘蛛侠为例。有美国学者就说过，超级英雄诞生自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意识，它通过描绘一种强有力的男性身体，来凝聚民族国家认同。

可是，当我们把Spiderman翻译成“蜘蛛侠”时，我们显然带入了中国前现代的“侠文化”逻辑。所谓“以武犯禁”，正是一种游侠精神，是不安居不乐业不守法，它归根结底是反秩序的。于是，冷战的历史维度脱落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用“文化”替换了“政治”，形成了一种更为柔性的美国认同。这是值得反思之处。

白惠元：我在情感上是有些抗拒的。从媒介视角看去，孙悟空魔化的直接原因是数码转型与3D技术。当观众戴上3D眼镜时，他们更希望获得“值回票价”的视觉观影体验，于是，孙悟空变成了“金刚”，变成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兽，青面獠牙，暗黑阴郁。在好莱坞的文化谱系中，怪兽象征着邪恶的异己力量，是绝对的他者。

这背后究竟有何文化意义？《西游降魔篇》站在“驱魔人”的视角上，将孙悟空视作被征服的对象，唐僧的终极目标就是驯化孙悟空这个恐怖怪兽。不经意间，我们与社会权力结构达成了共谋——我们将曾经的“反抗者”改写为丑角，进而丧失了另类选择的可能性。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没人敢称“齐天大圣”，没人敢另辟新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被成功地奴役了。

《西游降魔篇》

同时，从电影类型的角度谈，古典小说《西游记》催生出全新类型：东方魔幻。当然，“东方魔幻”的概念本身就是杂合体——魔幻片（如《指环王》等）根植于基督教的“驱魔人”文化逻辑，其中的“魔”是绝对他者；而《西游记》重点在“游”，是试炼和考验，你此生的敌手或许正是前世的朋友，其东方性在于辩证与流动。因此，东方魔幻恐怕又是一个难解的“翻译”问题，比如香港导演郑保瑞的3D《西游记》系列，他正在探索自己的“形式”，但也仅仅停留在探索层面。

白惠元：毫无疑问，孙悟空是当代中国的最大IP之一，因为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激起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因而也就更容易创造经济价值。当然，正因为他如此深入人心，我们也就必须明白，孙悟空本身是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在这个形象内部，本就包含着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协商。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孙悟空发出的声音，就是中国的声音，这关乎当代中国的主体位置。

一方面，从孙悟空的源流看，无论是鲁迅的“无支祁”论，还是胡适的“哈奴曼”论，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孙悟空属于“第三世界”。不管他是产自中国还是印度，他都是千真万确的“第三世界”构造。因此，孙悟空形象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涉着“东方”如何表述自我的文化议题。

另一方面，表述自我又是困难的——向谁表述？如何表述？孙悟空的文化困境可能正和“中国”相仿。借用戴锦华教授的观点，孙悟空的文化困境正在于“闹天宫”与“取经记”的断裂。也就是说，孙悟空从前期的反抗者，变成了后期的效忠者，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这是一个原型困境，那么，“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与“无限忠于”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此基础上，我推进一步，在现代中国的视阈内，孙悟空的任何一次再现都试图缝合这种断裂，而在这种“缝合术”的背后，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以今何在的《悟空传》为例，他试图论证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必然性，而他给出的答案是：成长。于是，“闹天宫”的孙悟空成为了叛逆青春期，“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才是成熟状态，这是彻底取消了反抗的合法性。

我的立场是，“闹天宫”与“取经记”之间不存在进化论意味的线性转变，并且二者不可偏废。如果真的要给这种自相矛盾做出解释，那我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化所独具的“自我否定”精神，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在论文中，我试图寻找到一种解释，比如竹内好先生的“回心说”：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只有朝向内部的自我否定，才能确立主体性。因此，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白惠元：在对《西游记》的再现版本中，1986年的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创造了两个“第一次”。首先，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游记》全书的完整再现，而非此前的折子戏或邵氏电影，那些都是片断式再现，因此，“游”字（以及“路”的主题）才真正得以浮现。

其次，这是第一次对《西游记》的实景拍摄，如贵州黄果树瀑布、云南石林、九寨沟……每一集的取景地基本都是中国的4A或5A级景区，我称之为“实景的政治”。所谓“实景的政治”，是基于“风景”的民族主义功效：从自然风光到国家风景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赋值的过程。86版电视剧《西游记》通过将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集合呈现，询唤出观众对于“祖国”的认同感，这也是导演杨洁在自传中提到的。

那么，电视剧《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文革”结束后，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1980年代的文化策略正是用“祖国”取代“国家”，“国家”象征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祖国”则指向“大好山河”。

白惠元：从这首主题曲打开对电视剧《西游记》的阐释空间，当然是有根据的。一个重要史实是，《敢问路在何方》在1986年被官方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宣传材料。可以肯定的是，歌词最后的设问也就成了时代之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句与“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我认为，这种耦合无法在作者意识层面解释，我们只能将其看作1980年代的集体无意识。换个角度看，“摸着石头过河”所强调的“试验”“实践”与“反激进”三个层面，都可以在《敢问路在何方》中找到答案。

至于“过度诠释”，我想，“诠释”则必然过度，因为我笃信罗兰·巴特的那句“作者已死”。在后结构主义的谱系中，文本已不再是封闭的，它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中心意涵，而任何的读解也都无法在原作者处找到答案。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文学/文化批评何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谁？是那些具体的文本吗？恐怕不只是。我们更要解释这个时代，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铭记杰弗里·哈特曼的那句名言：“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他是在说，文学批评本就是一种虚构，它的根本任务和小说、散文、戏剧一样，只为对读者有所启悟，或曰打动人心。

白惠元：视觉造型层面的变化是显著的，即孙悟空的身体正在发育。从《铁扇公主》到《大圣归来》，孙悟空的“身体”经历了从幼儿（动物）到少年，再到成年，进而中年的发育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头身比例”上，头的比例越来越小，身体的比例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这种“发育”是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例如，《金猴降妖》的导演特伟在创作谈中提到，经历《大闹天宫》之后，孙悟空的身体应该更魁梧，更成熟，更有阳刚之气。而《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则直接将孙悟空指认为“有故事的大叔”。

作为一种文化修辞，孙悟空身体的发育正隐喻着中国历史的成长。在这四部动画片中，孙悟空的表情都是具有时代性的。1941年是米老鼠般“空洞的滑稽”，呼应了孤岛时期的主体身份失落；1964年是“自信的微笑”，是“人民”对“新中国”的乐观期许；1985年是“悲情的冤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2015年则是“疲惫”与“沧桑”，是占据父亲位置的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对全球格局的一种使命感。如此微妙的对应，加速着主体的生成。

白惠元：2016年给我印象最深的网络文化事件，正是年初微博里的“帮六小龄童上春晚”。几亿中国网民发出同一个声音，而且还是自发的，这在当下中国几乎是个奇迹。也正因为如此，六小龄童所饰演的孙悟空形象就更值得深入分析：他为什么是人人喜爱的表演神话？

杨洁导演给六小龄童定下的表演方针是“人性化”，六小龄童自己对孙悟空定义是“真善美”。而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当我们提起“美猴王”三个字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小龄童。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应该是这一版孙悟空为什么美（那是表演艺术问题），我们真正应当反思的是，“真善美”这套话语机制本身就是1980年代的再创造，其背后，是“大写的人”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六小龄童版孙悟空备受推崇的原因，正是始终发挥作用的“人性论”，它自1980年代以降，有效替代了1950-1970年代的“阶级论”。

那么，在当下语境中，“人性论”将继续发挥作用吗？我想，随着数码转型和3D技术的崛起，随着“东方魔幻”类型的发展，“人性”的话语有效性正在降低。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搁置“人性”，转而重提“人类”。因为，数码合成的孙悟空形象呈现为一种“后人类”状态：日常状态是“人”，由演员表演完成；战斗状态是“怪兽”，由数码技术合成。

我在查阅《西游降魔篇》的网络影评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因为许多网友都认为，那个“兽性”的孙悟空形象是更符合《西游记》原著的。对于这一论断，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毕竟，我的情感结构是由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及电影《大话西游》所塑造的。但这至少提醒我们，数码转型的时代巨变正在发生。

白惠元：恐怕不只是英雄形象的衰落，而且是整个历史语境中英雄主义的衰落。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扑面而来，资本逻辑彻底宣告了1980年代的历史性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遭遇《废都》和《白鹿原》是那么合乎情理，我们理解英雄为何颓废，乃至转向犬儒主义。

具体到孙悟空形象，其特殊性在于，他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想象中脱轨，却又接合进了199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谱系。是因为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吗？这太神奇了，也难以解释。但总之，孙悟空总是能生成全新的问题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生命力”。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自然是典型案例，至尊宝就是一个没什么宏大理想的山贼。他从叛逆走向皈依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中国青年社会化的收编过程。《大话西游》的悲剧精神正在于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快快乐乐做山贼，要么老老实实做条狗；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

白惠元：对于1950-19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我在论文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猴戏”，也就是戏曲改造中的孙悟空形象。这里有两则案例。其一是1956年上演的、由翁偶虹主笔修改的京剧《闹天宫》，其前身是清代连台本戏《昇平宝筏》中的《安天会》一折。从《安天会》到《闹天宫》，在名字上就可以读出主体的颠倒，孙悟空成了人民反抗权威的偶像。

其二是1961年进京演出的、由六龄童主笔修改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情整合了《西游记》中的四处情节，以达成孙悟空对唐僧的教育功能。整出戏的戏眼是“火眼金睛”，是“智取”而非“力敌”。再结合毛泽东、郭沫若、董必武等领导人观戏后的唱和诗，我们会发现，孙悟空的根本任务转移为识别他者，他必须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从京剧《闹天宫》到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形式上是从北派猴戏到南派猴戏的转折，然而，这形式并不是孤立的。其思想立足点从“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唯物论，转移至“主观战斗精神”的矛盾辩证法，是谓“形式的意识形态”。在新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孙悟空无疑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绝对的文化主体，然而其斗争对象（他者）却是不断漂移的。

白惠元：这些歌词都被我写在了论文不同章节的开篇处。何勇的《姑娘漂亮》收录于专辑《垃圾场》，那是1994年，大陆摇滚乐的辉煌年代。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噪音”，摇滚乐的生命力在于抵抗。何勇的歌词里唱道：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沙和尚驾着船要把鱼打个精光/猪八戒回到了高老庄身边是按摩女郎/唐三藏咬着那方便面来到了大街上给人家看个吉祥。他在歌词里将孙悟空指认为中国青年，又在音乐风格上具备了朋克气息。

戴荃的《悟空》诞生于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随后不断被明星翻唱，成为热门单曲。这恐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音乐风格的“中国化”，从编曲、配器，到中国调式、曲艺式唱腔，这一切都放大了流行音乐层面的“中国”，也呼应着选秀节目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同理）；其二，是歌词内容的“呐喊性”，以坚定的第一人称口吻自称“悟空”，并且延续了《悟空传》式的感伤，或许正基于当下中国阶层分化加剧的事实，悟空才会感喟，自己的努力奋斗可能毫无意义——“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

白惠元：在整部博士论文里，我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就是孙悟空形象再现与“中国故事”的同构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圣归来》是空前成功的，它有效调用了观影者的历史记忆，并凝聚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大圣情结”，因而具有了史诗气质。

《大圣归来》

当然，回归《大圣归来》的叙事策略，我们会发现两个重点：其一，是影片首次将孙悟空结构于“父”的位置，并成功唤起了二次元群体的父性认同；其二，是影片以“大闹天宫”为前史，并且使用了2D效果，随后转入“大圣归来”段落，才是3D，这正是杰姆逊对于后现代的经典论断——“时间之空间化”，也是主题曲《从前的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票房成功与“自来水”现象或可说明，“网络一代”的民族主义认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二次元民族主义”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白惠元：在跨语际的视野中讨论“孙悟空”，我会更倾向于使用“符号”，而不是“形象”。在文化翻译的层面，西方人对孙悟空的认知，主要还停留在能指原材料层面，谈不上什么精神内涵。这个谱系包括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孙行者》，也包括成龙、李连杰主演的美国电影《功夫之王》等。从更为宽容的视角出发，任何翻译行为都是一种有意的文化误读，其文化障碍都是不可逾越的。私以为，西方人对孙悟空的最大困惑或许是，为什么这只实践暴力抗争的猴子，却能够俘虏中国人的温柔心？看上去，我们的民族性格里是没有这种暴力成分的。

而我更关心的问题是，西方人越来越容易用孙悟空来指代中国，并称之为“Chinese Monkey”。以英国BBC制作的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为例，全片以孙悟空破石而出为始，以孙悟空在鸟巢体育馆中举起火炬作结，辅以画外音“为了希望”，十分明确地将孙悟空表述为“中国崛起”的象征。其背后的原因是有待阐发的。

白惠元：一方面，人文与社科仍有不同。就人文学而言，“国别”本来就是学科内部预设的基本视野，因此，中国研究的关键在于一种从“中国”出发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具有当下性的问题意识，这和在哪里读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国内自然是更容易占有资料的，问题域也更为“内部”，说到底，需要的还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读海外汉学家的著作。这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有多精准，而是我欣赏他们的学术想象力，及其对学科边界拓展所做出的努力。他们因为天马行空，而真正获得了学术上的自由。近年来，我越来越觉得选择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论文写作是被鼓励“不拘一格”的，我们是被允许在研究中释放个性的。我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不是学术工厂的机器零件。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期间，我周边的求学者都对知识、思想本身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倒也未见崇洋媚外之风气。或许更该担心的，是文科博士毕业后的经济待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