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在西班牙：战后历史遗骸挖掘纪事

一

佛朗哥统治时期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在“二战”中置身事外的西班牙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依靠法西斯扶持起来的政权。自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在德军的慷慨相助下获胜的佛朗哥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1946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大会连续讨论通过三份题为“西班牙问题”的决议，探讨佛朗哥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并于12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三十九号决议，明确表示在西班牙未组成符合国际社会认可的新政府之前，阻止佛朗哥政府加入联合国及其相关国际组织，并建议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召回派驻西班牙大使。就这样，二战结束伊始，在法西斯的恐怖仍然历历在目的年代，西班牙成了国际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存在。如此一来，佛朗哥索性国门紧闭，全靠自给自足勉强度日，民不聊生的经济困局也丝毫没有耽误他继续迫害追讨除长枪党以外其他异见人士的性命。

然而，正如历史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证实的那样，国际格局大洗牌的赌局中，看似出于“公平正义”的一招一式不过是更大的利益角斗过程中筹码的交互。生灵涂炭的战争过去将将没有两年，冷战的两大阵营已经虎视眈眈地咬紧牙关，西班牙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美国人开始对它产生地缘兴趣。掌控着直布罗陀海峡的西班牙对欧洲和中东的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稍有不慎就会给地中海上的美军战舰带来极大麻烦，美国对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援也可能因为西班牙的立场而变得困难重重。由此，这个最不受欢迎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冷战沙盘上的战略要地。这时候，几年前还被联合国大会严词厉色谴责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似乎又不显得那么难以容忍了。而佛朗哥斩钉截铁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让美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跨过“独裁与否”的藩篱将西班牙变成盟友。

“北约”司令艾森豪威尔（左二），1951年，法国

1951年，时任“北约”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前往欧洲与成员国首脑会面，日程上最主要的议题就是说服这些盟国“软化”他们对西班牙的态度和立场。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对西班牙抱有深深的敌意，法国国防部长朱尔·莫克直截了当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考虑让西班牙参与欧洲对抗苏联的防御体系中，不会允许西班牙以任何方式与“北约”合作。听闻此言，艾森豪威尔有些恼火地问道：“所以如果说俄国人攻占了德国然后逼近巴黎，这时候西班牙有七个师可用，您会拒绝吗？”答案，自然是不会。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西班牙

两年后的1953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军事互助双边协议，美军陆续在西班牙建立四个军事基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马德里近郊卫星城托莱虹的空军基地。如今的托莱虹是个平凡无奇的卡斯蒂利亚小镇，暴晒之下的广场，零星的咖啡馆和闲散的当地居民，镇上唯一的综合体育场用的是从那里走出的皇马前副队长何塞·古蒂的名字。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托莱虹是世界瞩目的焦点，1959年已经当上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访问西班牙时，在马德里的最后一站就是托莱虹的军事机场。1955年，距离三十九号决议通过不到十年，佛朗哥政权屹立不倒的西班牙获准加入联合国，国门重新打开，如织的游人和美国总统首次访西之后提供的援助让西班牙的经济局面一时间稳定兴旺，内战结束后最初二十年里暗潮涌动的革命可能性就这样在安居乐业的愿景下彻底销声匿迹。这片土地上沉默的大多数人心里都清楚，西班牙的新时代只有捱到独裁者去世才有到来的可能了。

二

时任王子的胡安·卡洛斯

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疲于处理危机频发的加勒比海，西班牙也继续勤恳地当着美军在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基地。1969年，年事已高的佛朗哥宣布等自己去世后，胡安·卡洛斯王子将成为西班牙的国王。即将踏入七十年代的美国此刻正在应付苏联日渐强大的实力，西班牙随时可能发生的政权更迭实在让他们心神不宁。1970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西班牙，一年后又将心腹要员弗农·沃尔特斯派去西班牙执行“无可比拟的重要任务”：和佛朗哥讨论他的身后事。多年以后，沃尔特斯在回忆录《秘密任务》中写道：“（尼克松）的愿望是佛朗哥把王位交给胡安·卡洛斯王子。他觉得这是最理想的方案，是佛朗哥本人可以领导的、和平有序的过渡。如果这个方案不能被采纳，尼克松总统就希望佛朗哥可以提名一个强硬的首相来肩负起从佛朗哥政权向君主制的过渡重任。”

沃尔特斯回忆录《秘密任务》

尼克松指示沃尔特斯一定要与佛朗哥单独会面，弄清他为自己死后预备的政治和军事措施。这其中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绕开其他外交官员争取到单独会面，再者，和一个人谈论他自己的死亡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还是西班牙的外事部长帮了忙。佛朗哥显得十分冷静，他告诉沃尔特斯自己已经做好了一切合适的决定，等他死了，“一切都绑好了，而且绑得很紧。”不过沃尔特斯还是心里没底，又在马德里拜访了几位西班牙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家都明确表示支持王子继位，但也都认为佛朗哥不会在死前让位，倒是有可能会同意任命一位新首相。于是这位特派员紧接着去拜访了当时的二号人物、两年后被佛朗哥任命为新首相的卡雷罗·布兰科。两人会面的结果是美国帮助西班牙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来准备和控制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政权过渡。

从西班牙回来之后不久，沃尔特斯就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2年3月，西班牙中央档案局在美国的协调下成立。年轻的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上尉作为西班牙情报人员代表前往华盛顿与档案局负责人何塞·伊格纳西奥·圣·马丁一起同美国政府及军方的高层会面。在五角大楼，一位美国将军指着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问费尔南德斯看见了什么。“世界地图。”“正中央是什么？”——不同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有不同的绘制重点，而这一张地图的正中央是伊比利亚半岛——“中间是西班牙”，费尔南德斯回答道。美国将军笑了，说：“这就是要你来这里的原因。”在美国国务卿和中情局的一手策划之下，那次会面计划了中央档案局即将实施的几项核心行动。首先是“维纳斯行动”，控制佛朗哥死后从葬礼到后续几天西班牙街头巷尾的情况，确保所有关键机构在政权交接期间照常运转。其次是主要由陆军负责的“狄安娜行动”，为万一出现国家元首空缺的情况进行军事干涉做好了预备。这一行动的宗旨后来被写进了西班牙1978年宪法的第八条，给予军队在政权空置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干预的权力。1981年发生的那场震惊世界的“二二三政变”中，米兰斯将军和特赫罗上校突袭议会大厅、控制当天因为投票全员出席的议员造成政权不明的假象，正是想以“狄安娜行动”为借口发动了“合法”的军人干政。

政变当天在议会大厅阻拦军人的苏亚雷斯

后来，费尔南德斯回忆说，那场会面谈论的“根本不是西班牙的民主过渡要怎么做，也不是苏亚雷斯或者国王怎么样，他们都是大洋彼岸那个国家设计好的一盘大棋上的棋子”。的确，中情局在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内设立的分站还帮助中央档案局详细计划了胡安·卡洛斯王子继位后最初的六个星期每时每刻应该做什么，具体到要对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保持冰冷疏离的态度，或者和德国总理握手的时间一定要比和法国总统季斯卡握手的时间短，等等。美国坚持他们“政治大家庭”里的每一员都应当参与到西班牙的政权过渡中来。据1975年佛朗哥去世前夕《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记载，中情局与西班牙的主要政党都保持着关键联系，包括圣地亚哥·卡里罗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1977年12月卡里罗甚至作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受耶鲁大学邀请访美，这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二战结束以来第一位到访美国的欧洲共产党领袖。

登上《时代》封面的苏亚雷斯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两天后，胡安·卡洛斯王子登基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佛朗哥政权留下的纳瓦罗继续任首相。美国全面参与的政权更替计划似乎实行得十分顺利，然而他们却错算了一个人。国王选择将信任放在与自己同样年轻的阿道夫·苏亚雷斯身上，苏亚雷斯于1976年在国王的支持下取代了纳瓦罗，与各方政党协商，柔中带刚地推动了1977年大选的实现，并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西班牙第一人民选首相。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计划外的人物让他们对西班牙的摆布变得不再那么轻而易举。

三

国王与苏亚雷斯

甫一进入八十年代，冷战局势的天平让美国急于敦促西班牙加入“北约”，正式成为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然而，在美国不断的施压之下，苏亚雷斯始终不置可否，继续专注解决西班牙内部的诸多争端和遗留问题。与此同时，苏亚雷斯的对外政策也让美国人颇为不满，他对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在美国政府看来完全是在与第三世界交好。也是在1980年，和西班牙一样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而在冷战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土耳其政变了。9月12日土耳其政变爆发之时，费德里科·昆特罗上校是加派西班牙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军人，西班牙军方要求他撰写一份关于“土耳其式政变”的报告，在中情局安卡拉分站负责人、军事分析专家约翰·肯尼的指导下，这份报告完整记录和分析了成功发动军事政变的方方面面。从1980年12月起，《昆特罗报告》开始在西班牙军队中广为流传，由上至下分发阅读。西班牙军人在土耳其政变的胜利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知道美国人在背后支持了土耳其的政变，也知道美国政府早已对苏亚雷斯心怀不满。1980年一整年都有传闻的政变随着巴斯克局势的失控和内忧外患的局面而越发逼近。年底苏亚雷斯前往王宫会见国王的时候，还有两名将军在场，中途趁国王离开一会儿的当口，两位军人掏出手枪放在桌上，要求苏亚雷斯辞职。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安卡拉主广场上的武装坦克

到了1981年1月，中情局马德里分站的负责人、政变专家罗纳德·埃斯特斯手上已经得到了许多关于西班牙军队意欲政变的情报，听说这次他们“准备干一票大的”，但是他们没有告知西班牙政府。1月29日，苏亚雷斯辞去首相一职，在最后的讲话中说：“我不希望民主协商的制度再次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昙花一现”。与此同时，美国也完成了总统的更换，里根的入主让中情局更有底气对外“保护”美国的利益，共和党的胜利对即将发动政变的西班牙军人而言也是好消息。2月14日，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特伦斯·托德曼同西班牙的阿尔玛达将军在北部洛格罗尼奥郊区的一间仓库秘密会面，共同研究未来局势发展，讨论如何保证美国在西班牙的利益，将军也表示西班牙能有美国这样的盟友对自身的政治稳定也十分有利。另一厢，苏联驻西班牙大使警告西班牙政府说他们截获情报有军人秘密集会，当时正在昆卡打猎的国王不得不坐直升机赶回马德里。

苏亚雷斯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热情之花”多洛雷斯

政变发生前48小时，西班牙国家高级防御情报中心的指挥官何塞·路易斯·科尔蒂纳专程拜访了两位在马德里的重要外交人员：美国大使特伦斯·托德曼和梵蒂冈罗马教廷大使安东尼奥·因诺森蒂，提前告知他们2月23日下午将会发生什么并获得默许。当时的文件资料大部分都在政变失败后立刻被人从情报中心的IBM电脑中删除了——那是政变前不久他们刚刚斥巨资一百万比塞塔购得的稀罕物。直到多年后有了解密的机要档案和已经离职的工作人员的人证，事情的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

在政变失败后的审判中，特赫罗上校表示自己曾经得到科尔蒂纳的保证说他们的行动会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参与政变的唯一一个平民胡安·加西亚·卡勒斯也在回忆录中佐证了特赫罗的证词：“特赫罗对我说他和阿尔玛达将军在科尔蒂纳家中见过面了，科尔蒂纳告诉他外交方面自己已经打点好，美国同意在对外态度上采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同时国务卿黑格先生祝福我们行动成功。”

国王与苏亚雷斯最后的背影

“二二三政变”发生前夕，美军对在西的所有军事设施都加强了防备，甚至建议在马德里的美国雇员的子女在2月23日当天不要出门。2月23日早上，美军命令在西的空军飞行员全部在托莱虹、萨拉戈萨等四个基地原地待命；一组美军战舰也一直在巴伦西亚海域徘徊，据称是在执行“地中海监控任务”。华盛顿时间下午四点半，美国政府作出了对西班牙政变的第一个回应，当时是马德里时间晚上十点半，局势还悬而未决，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与他正在会见的法国外长弗朗索瓦·庞塞一起接受记者的提问，法国人的态度是毫无保留地谴责发动政变者，而黑格却说：“我们在关注事态发展。我们觉得这是西班牙的内部事务。”

政变风波平息以后，苏亚雷斯在自己前往美国和巴拿马的私人访问中取消了之前美国使馆安排好的与国务卿的会谈，断然拒绝与黑格有任何接触，理由是国务卿先生在“二二三事件”中的行为和第一反应与两国作为政治和军事盟友的关系不符。在那次访美的过程中，苏亚雷斯说：“没有人能对我施压，美国人就更不能。”

1982年，西班牙议会通过了加入“北约”的决议。苏亚雷斯的继任者莱奥波尔多·卡尔沃·索特罗在笔记中写道：“至于北约的事情，我在苏亚雷斯身上看到了他一定的反美主义。纠正和明确我们的方向是我作为首相的当务之急。”

国王在苏亚雷斯的葬礼上

多年以后，苏亚雷斯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不再记得自己做过西班牙的首相，捍卫过祖国的民主与自主，国王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认不出曾经并肩作战的挚友，听到随从说“这是国王，是你的朋友”，只是微微笑了。2014年4月苏亚雷斯去世，墓碑上刻着“协商是可能的”；马德里机场随即更名为“阿道夫·苏亚雷斯机场”。国王发表悼词的时候，背景书桌上放着的相框里是最后一次见面两人散步的背影。两个月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宣布退位，由菲利佩王子继位。西班牙的一个时代落幕了，却有更多记忆的遗骸逐渐被挖掘出来，代替当事人记住乃至重新认识那段历史。

《中情局在西班牙》

阿尔弗雷德·格里马多斯/著

Ediciones península 2017年

本期编辑 | 谭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