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火的记忆在智利之夜突然死亡，或历史的三种写法

你在新年伊始混读了几本去年出版的拉美文学图书，总有种莫名的“鬼打墙”体验，兜兜转转不停遇见同样的人和事：被全国通缉的聂鲁达奔走在1948年的智利的夜晚，“从一个藏身之所到另一个藏身之所”，走着走着，走进了费尔韦尔的庄园，被甫从神学院毕业的诗歌见习生像敬拜异教神明一样偷偷张望——似乎连得顺顺当当，不过，费尔韦尔是个子虚乌有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名字是聂鲁达的一首诗的题目（文学评论的对象变成了评论文学的主体，诗变成了评诗的人，有意思）；1599年的克维多缺席毕业典礼决定从塞维利亚逃亡去西印度，1642年的克维多在塞维利亚港口看见美洲来的大船，终于下了决定：把小说主人公送到西印度去——好像……不太对？翻过一页，上面写着这本自传体小说的作者从未被确定为克维多（真的吗？）。

《火的记忆》《智利之夜》《突然死亡》，所有的书都可以是一本书，却又是极具区分度的书写，历史如陶罐般龟裂，三位作家在一个又一个既定时间点上相遇又分开，沿着各自看见的裂痕走下去，在阅读中再阅读，创作中再创作，固定的史实变成会呼吸的生命体，总有生长出新的纹路的可能。乌拉圭人加莱亚诺用上了万花筒，眯起一只眼，整体的、共有的历史被碎成个体的、个人的记忆，用多声部“恢复历史的气息、自由和说话的能力”；智利人波拉尼奥给每个非虚构的人物都戴上面具，介绍他们和虚构人物一起加入他脑内的化装舞会；而墨西哥人恩里克不由分说地把历史推进摆满哈哈镜的迷宫，在扭曲的、不实的或因为放大了弱点而过于写实的镜像中央嬉笑怒骂。作家不停探寻、调整历史与写作的关系，也在思索自己与作品的关系、记忆与文字的关系，立场鲜明或模糊，态度严肃或戏谑，每种写法都是他们的答案。

加莱亚诺是最写实的那一个，开门见山地将《火的记忆》三卷描述为“一个糟糕的历史学生写下的历史书”，他不关心体裁的定义，只是用指明出处、列出参考文献的体例再三确认“书中讲述的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立场的真历史；恩里克则从一开始就让《突然死亡》高举立场难辨、真假难辨的虚构历史“免罪牌”，同样大量的资料引文却是用来模糊原创与引用的边界，引文是否为真也并不易查证，全凭读者的接受功力。每隔几页就跳出来的词典释义，因为过于荒诞而引人怀疑（虽然很多时候最荒诞的莫过真相），怀疑词典对词语的解释权、作家对历史的解释权、读者对世界的解释权……墨西哥人的办法很简单：“若是事情变得模棱两可，那么我觉得作家应该保持这原有的模糊状态。最靠谱的做法则是将我的疑惑通过文字传递下去，让对话踏上更高的台阶——和我相比，我的读者将会觉得眼前更加明亮。”

从经典文学中继承下来的对历史的记忆左右着小说家的虚构之力：布尔戈斯的安东尼奥神父有一只名叫罗德里格的猎鹰，你想起布尔戈斯教堂墙上腐败的棺木里长眠着熙德，至少，史诗里是这样传说的。也许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但是神父（抑或是波拉尼奥？）给自己的猎鹰起名字的时候，会想起他来。有时候，你想要相信更多。加莱亚诺复原过1533年印加王阿塔瓦尔帕之死：他的双手、双脚和脖颈都被缚住，仍然在想：“我做了什么以至于要死呢？”在波拉尼奥最早的小说《第三帝国》里，主人公梦见自己和阿塔瓦尔帕下国际象棋，每一盘棋下完之后，棋子就被扔进壁炉里当柴烧掉：“阿塔瓦尔帕明亮的眼睛透过头发打量着我，他的头发落在脸上像废水瀑布。”你想要相信这个梦。（传奇：历史文献以外你想要相信的东西。）

据恩里克讲，1519年，科尔特斯前往特诺奇蒂特兰拜访国王，阿兹特克大将请西班牙征服者看了一场荒谬至极的网球赛。你，作为明亮的读者，当然没有被墨西哥人的玩世不恭糊弄过去，反倒觉得作家对荒诞几乎是一种需求，他需要大篇幅的戏谑去稀释作为一个拉美作家记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时的情绪。比如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城的覆灭。加莱亚诺是这样为那两个年份留下记忆的：1519年，国王打开了城门，“他很快就要完了”；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城。“人和神都被打倒了”，城市在战斗中死亡；阿兹特克的国王脚下浸满油的木柴被点燃，“世界沉寂，下雨”。而恩里克在完全不合情理、史实错误繁多的闹剧中写下的1521年浩劫：“世界似乎被消音了”，终于得逞的人们（一如后来人）确信“他们今天破坏的，以后再也无力将其复原”——似乎，历史的重量也没有少掉一丝一毫。

“生活就是一连串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波拉尼奥如是说。《智利之夜》扉页上引用“请摘掉您的假发！”直到全书终结时刻，假发被摘掉，原来九万字的癫语都是剥离面具、暴露自我的历程。人的面具有很多张，名字是回首生命时能依稀遵循的线索：马车夫只认识庄园主冈萨雷斯·拉马尔卡，不知道谁是评论家费尔韦尔。“我”写文学评论作品的时候叫H.伊瓦卡切，“我”是智利诗人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给皮诺切特讲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时候，“我”是哆嗦着、颤抖着跳进历史深渊的“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名字很重要：“我”记不清庄园的名字，只记得和一本书的名字相似，可是书名也记不起来了。凯尔肯村庄被遗忘的名字听起来像在叫着“谁？谁？谁？”马车以毁灭性的姿态像要把谁带去地狱，这时庄园的名字突然出现：它叫“在那里”。（加莱亚诺补充道：1984年，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要求“比奥莱塔·帕拉”村改成某位英雄军人的名字。村民不接受被重新命名——因为只有比奥莱塔“知道如何歌颂智利的神秘”。）

有一刻，二十年血雨腥风的智利历史被波拉尼奥挤进两页纸的篇幅，混着古希腊的经典密密麻麻罗列，窗外风雨飘零，主人公按照传统要求依序读着古希腊的圣贤书，默念着“上帝爱怎样就怎样吧”。小说家选择让他的人物读着修昔底德和漫长战争，而他自己看见相隔千年的、手无寸铁的普通人依旧在凝望着修昔底德凝望过的地平线。人该学会接受自己的地平线吗？出于幸运或者不幸，历史面前，诗人经历危险的转变，茫然和震惊包裹着厌倦和沮丧，一个伤口嵌进另一个伤口，诗歌展现给他超越歌颂和美丽的东西，展现给他恶劣的东西、毁灭的东西、亵渎神明的东西，字里行间有了终极含义。直到，他完成了从太阳神阿波罗式诗句到酒神狄俄尼索斯式诗句的危险转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愤怒呢？”

对此，加莱亚诺有个相关回答：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加西亚·洛尔迦死于第一个残酷的夏天，“聂鲁达行走在浸满鲜血的西班牙大地上。他目睹着这一切，自身发生了转变。这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乞求诗歌能变得像金属或面粉一样有用”。1939年，当败局已无可逆转，巴塞罗那即将沦陷，在蒙特塞拉修道院，聂鲁达和巴列霍献给西班牙内战的诗句“印在由残破军装布条、敌人的旗帜和绷带做成的纸上”作为道别。而你忘记在哪里读过，聂鲁达初抵马德里的时候，是加西亚·洛尔迦神采飞扬地在站台上迎接他，以至于后来的很多年里，每一次火车到站聂鲁达下车的时候，仿佛还能看见洛尔迦年轻的面庞、生动的身影在站台上迎接他。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历史读下来，你暗想，假如历史有平行选项、像《黑镜》最新一集那样给读者提供交互体验，写作大概是提供可能性的遥控器按键吧。记录历史是旁观者的功课，再客观的史实在每个观看者眼中依旧是主观的，新世界并不知道自己是新世界，而有了“新西班牙”，西班牙才变成“旧西班牙”。（听闻野蛮人玩球的时候赢家掉脑袋，科尔特斯撇撇嘴：“会有人教教他们，输了的人才应该脑袋落地”。）

1562年，在墨西哥马尼发生了焚书事件，一夜之间，八个世纪的玛雅文献荡然无存，“与此同时，这些书的作者们，几年前或者几个世纪前死去的艺术家、祭司们，正在世界上第一棵树的荫凉下喝巧克力。他们很平静，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知道记忆是不会被烧毁的。”你在心中笑叹乌拉圭人这坦荡的信心啊——哪怕作品被烧毁，记忆不会。火会记得。波拉尼奥这个著名的消极主义者可没那么大信心，虽然他也在费尔韦尔过世的那一天让“我”站到了他的藏书面前，它们是书的主人“缺席和在场的化身”。

其实，记不得、记错了、换种方式记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历史的节点上相遇的时候，书与书自有它们对话的方式——

《火的记忆》：1973年，智利圣地亚哥，阿连德念诵着“我决不辞职”死于总统府。

《智利之夜》：总统府爆炸了，阿连德死了，“那一刻我保持静止，我的一根手指还放在当时正在阅读的那本书的页面上，我想：多么安静啊！”

《火的记忆》：“奄奄一息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询问这场恐怖行动的新消息。他有时能入睡，睡着了就说起胡话。清醒和做梦无甚差别，都是一场噩梦。”

《智利之夜》：诗人说起胡话。那之后的日子，所有人如梦初醒，又好像醒着做梦，“那些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呆滞的人物，正坚定不移地，向着那条灰色的、陌生的地平线行进”。

《火的记忆》：1984年，墨西哥群山里，一个与世隔绝的印第安部落在一本小说（是《幽灵之家》吗？）里为自己找到了名字：萨尔瓦多·阿连德。

《火的记忆》：“自从在广播里听到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极具尊严的告别演说，诗人就陷入了临终的痛苦。”

《智利之夜》：巴勃罗死了，死于癌症。——“我”打电话给费尔韦尔。送葬的队伍里，越来越多的人加进来，巴勃罗在棺材里。与他的一首诗同名的评论家说，“我原本应该写一篇美妙的颂词献给巴勃罗的”，并哭了起来。

《火的记忆》：“挚友们列队为他送行。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队伍变得越来越长。”政变十二天后，《国际歌》第一次在智利街头回荡。从“齿缝间的喃喃”到“逆着恐惧前行的人民终于开始放声歌唱”，声嘶力竭，以此陪伴“他们的诗人聂鲁达”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历史面前，写作文学的人孤身对抗，波拉尼奥说，“是没法做成什么的”。不过，加莱亚诺插嘴道，1928年的谢纳加镇大屠杀，官方认定“在马孔多什么也没发生”；也是在那一年，一个婴儿诞生，“多年以后，这个婴儿将会向世界揭露这个得有健忘症、忘记所有事物名字的小镇的隐藏的秘密”。

（恩里克：据说卡拉瓦乔有一把双面刻字的匕首，一面写着“了无希望”，一面写着“了无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