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艾 | 不戴帽子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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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戴帽子的女人们

▲文 | 汪天艾

汪天艾，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文哲系博士，研究方向二十世纪西班牙诗歌，尤以塞尔努达和战后“五〇年代”诗人为专攻。此前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比较文学系。译著有塞尔努达散文诗集《奥克诺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现实与欲望》（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等。

1924年，玛格利塔·曼索和玛路哈·玛尤在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彼时几乎完全男性化的西班牙艺术领域，她们分别是各自班级唯一的女学生。有一天，她们从学校里出来走在阿尔卡拉大街上，感觉头脑里塞满各种想法和思考，突然想把帽子摘掉。于是，她们就这样不戴帽子穿过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人们开始朝她们扔石头，砸来各式各样的辱骂，仿佛这种行为是在宣扬第三种性别。要知道，在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公众场合不戴帽子被视为对传统的蔑视与反叛，女性尤甚。1901年才有剧作家以影响其他观众视线为由，第一次发表文章要求允许女性在剧院内不戴帽子。然而直到当时，女性在任何公共场所（无论室内室外）都不得摘掉帽子的习俗依旧根深蒂固。也许在曼索和玛尤突发奇想摘掉帽子的那一刻，她们尚未更多思考此举背后的深层意识基础，但是这次对已有权威和社会痼习的视觉挑战已经展现出某种觉醒正在萌芽，如拉蒙·德·拉·塞尔纳在1930年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不戴帽子的现象比它看上去的更有意义。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果把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历史的时间线进行一个比对，我们会发现比利牛斯山不仅从地缘上隔断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大陆，也让西班牙的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仿佛穿行在另一种时间密度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变革已在欧洲许多国家生根，女性作为劳动力开始进入工厂等公共空间工作，第一轮女性主义运动即将在英美兴起，英国的女性已经开始争取合法的选举权，西班牙却把女性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四百年海上帝国梦破灭以后，要建设“新西班牙”亟需新一代的西班牙人，亟需女性在家中担负起生育抚养教导下一代的责任，幻想以此让西班牙恢复曾经的身份和荣光。就这样，西班牙的女性依旧被完全排除在公共社会生活之外，受限于狭小的私人空间，生命的唯一目标是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反女性主义和反女性自由的浪潮高涨，生理本质论的追随者反复从科学上判定两性的不平等，强调女性的智识水平较之男性有先天劣势，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文本中，这种生理本质论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基于天主教传统所传播的偏见。不少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著笔墨于这个“女性问题”，马拉尼翁、加塞特、拉蒙·卡哈尔……最后这位尤其在专栏文章中抨击女性在艺术文化方面的天赋和造诣会让她们失去谦逊的魅力，变得雄心勃勃，乐于展现自己。如今看来，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糟粕何其相像。

好在，无论何种时间密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改变仍然艰难却坚定地发生。“一战”中欧洲的男人们奔赴前线，女性成为在各行各业维持国家运转的中坚力量，她们对自身的存在和主体意识觉醒全面勃发。因此，1918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女性已经变成前所未有的自强自立自主的个体，她们对自己的智识和独立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决意不再回到战前的从属地位。百废待兴的国家政权恐惧于这种新的现代女性形象，想通过稳固男性权力重塑社会秩序，但是历史向前的车轮已不可能倒退，1920年代的欧洲新女性直面社会对她们的厌恶、不尊重和偏见，打破并跻身公共版图，占据历史舞台的一隅。而在没有参加“一战”、专心解决自身问题和动荡的西班牙，女性的现代意识觉醒虽然开始得更晚、阻力更加重重，改变却也已经渐渐扎根，面对惯于偏见的固化社会，在受欧洲新思潮影响的开明家庭里接受过完整教育的新一代西班牙女性开始她们宣告“我”之存在的历程。

1926年，玛利亚·德·马埃祖在马德里的王储街31号“七烟囱之家”创办西班牙最早的女性组织：利塞乌女性俱乐部，希望籍此为拥有或渴望发展某项艺术或知识才能的女性提供分享交流的空间，以期让女性群体积极参与国家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俱乐部初建时分为六个内容分支：社会、音乐、工业与造型艺术、文学、科学和国际（后来又发展出西班牙语美洲分支），每个分支开展短期课程、展览、研讨、朗诵会和音乐会等活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聚集了西班牙社会文化版图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由女性，大多都有跟随家人或丈夫旅居英法的经历。由于在当时的西班牙，女性无权成为经济个体，不能拥有个人银行账户，不能租赁房屋、签署任何形式的合同，俱乐部在成为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障碍重重。保守派的抨击更是声势浩大，报纸上各种头脸人物撰文辱骂利塞乌是魔鬼窟、疯人院，俱乐部的会员被划进罪犯名单。诺奖得主、颇具声望的小说家贝纳文特接到去利塞乌做演讲的邀请时不屑一顾地妄言：“你们想让我去跟一群女傻瓜和疯婆子做什么讲座呢？”

利塞乌女性俱乐部聚会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挡利塞乌俱乐部逐渐成为马德里最重要最活跃的文化平台之一，阿尔维蒂曾经打扮成小丑在那里上演纯达达主义表演。塞尔努达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朗读并讲解自己的诗歌理念也是在利塞乌俱乐部。到了1929年，俱乐部会员人数已从创办之初的150人发展到500多人。俱乐部创始人所属的那一代女性与西班牙文化断代史上的“一四一代”相对应，多为政治和劳工领域现代女性的代表，而此后加入的“二七年代”女性大多专攻绘画、雕塑、诗歌、小说等艺术领域。她们深受超现实主义等先锋思想影响，面对一个拒绝看见她们的社会，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艺术创作中，在作品中投射新女性的美学，用破坏者的精神塑造了一批具有思想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安赫拉斯·桑托斯的油画《聚谈》中四个女人或阅读抽烟或仰头凝神，直视观画者的那位女人更是饱含现代性的目光。罗萨·恰塞尔的小说《车站。往返》和《特蕾莎》均围绕坚强独立的女主人公展开。她们渴望跨越性别的藩篱，让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变成有创造力的主体，如诗人厄内斯蒂娜·德·坎波辛1928年给作家卡门·孔德的信中所写：“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我们自己？简简单单，不加别的？不用有名字，土地，不属于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做我们自己，就像诗歌是白色的，百合花是蓝色。”

塞尔努达在俱乐部演讲

安赫拉斯·桑托斯的油画《聚谈》

虽然“一四年代”和“二七年代”的女性在成长背景、专攻领域和意识形态上不尽相同，共同的性别身份和诉求却成为跨代的纽带，让她们超越这些先决条件上的分歧，为争取社会对女性地位的认可和尊重持续发声奋斗。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状况剧烈地影响着她们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女性的身份让她们必须在作品和生命中付出更多斗争才能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存在。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之后，俱乐部中数位会员进入政府任职，社会制度的改变为她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在那个时代的回忆录里，我们读到她们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被收入迭戈编纂的那本《西班牙诗选》；她们一起去普拉多美术馆看展，听讲座，观察路上的行人被街灯照亮面庞；女人被禁止进酒馆，她们就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向里面以示抗议；女人被禁止进入西罗斯修道院内院，她们穿上斗篷女扮男装顺利过关……在白银时代最负盛名的“二七年代”群体里，无论是布努埃尔和洛尔迦实验超现实主义影像与飞机模型合照的“愚蠢照片”还是内战前夕最后几场群体全员出席的诗歌研讨会和纪念会，活动现场的照片里都可以看到这群不戴帽子的女艺术家、诗人和那些更为后世熟悉的男人们同席而坐，谈笑风生。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她们也和阿尔维蒂、塞尔努达等等许多同代人一样经历了创作生涯的突然断裂和漫长的流亡。1939年战争结束后，利塞乌俱乐部被迫关闭，总部被长枪党占去，大部分档案资料被毁。时至今日，“七烟囱之家”的外墙上也没有任何纪念牌指明这里曾经诞生西班牙社会文化史上最具榜样力量和革新意义的女性组织，没有只言片语怀念那些曾经在这里读诗、展画、讨论撰写争取女性“最底线权利”提案的女人们。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七十年代末，西班牙翻开民主过渡的新篇章，当人们开始重拾被内战割裂的历史，当关于“二七年代”的史书、研究、选集、传记和回忆录不断涌现，1920至1930年代的西班牙文化史上却只剩下男人的名字，那些同样经历了觉醒、奔走、战乱和流亡的女人们成为史料照片上一笔消失的脚注，她们作为画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的存在、她们每个个体的经历与故事，统统被留在遗忘寄居的地方，成为那段历史的盲点。作为第一位在《西方杂志》大厅举办个展的画家，玛路哈·玛尤从流亡中回到西班牙，却发现自己得抛出洛尔迦、布努埃尔和达利的名字——“我是他们的朋友”——才能唤起人们的关注和记忆，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毕竟，她们的名字独立存在于西班牙二十世纪文化史，她们和他们同属一个时代——那个意识进步、知识璀璨、艺术全盛的白银时代。早在1924年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女画家摘掉帽子从辱骂声中穿过太阳门广场的那一天，西班牙二十世纪的文化全貌已注定因她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