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在西语文学世界里的驻足与回望

范晔：当初起名“诗人的迟缓”，是因为书里面有一篇同名文章。起名困难户嘛，就从文字里面选一篇的篇名作为书的名字，我觉得大约某种程度上也挺合适吧。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个拖延症，所以也成了个借口，然后还能挂上一个诗人的名字，好像还可以是甩锅一样，还作为一种托词。

但其实我有一种想法，有时候感觉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求快的时代，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效率，各种计算的方法，都是按一种实效来评算的。当然这有它的道理，但是我想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同一种计量的方式，是很可怕的事吧，给我们带来一种1984式那种噩梦的东西。

那么如果在这种快速或者效率之外也能够允许迟缓，作为迅速或者速度的对立面。或者我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就像太极的阴阳图一样，有个相辅相成的另一面来均衡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挺好的事情。其实这些可能对我来说也都是借口，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害怕效率或者对效率骨子里有种警惕，老只想苟全性命于盛世的情结，所以就拼命的想给自己的这种迟缓或者无效率找一些借口吧。

那既然说找借口，我顺便再找个借口，有一句拉丁文的格言按字面翻译的意思，就是慢慢地赶路。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修辞，因为你既然是赶路，那肯定是要急匆匆地，要加快脚步，但是要慢慢地赶路。

有人翻译成欲速不达，我觉得对应上差了一点儿，但我非常喜欢这种“慢慢地赶路”，感觉还此中有真意吧。

范晔：这个有难度了，科塔萨尔的创作非常的多样化，我也想了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好像他都能找出文本来对应任何的游戏，我觉得甚至可以找出一个文本来做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都可以。但如果你要说游戏式的切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走进他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你看他的很多书名儿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你想《跳房子》就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游戏，也许《跳房子》做成个桌游我看就不错。

Hopscotch《跳房子》英文版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6

范晔：其实波拉尼奥还有一句话，他说“我的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当然后来他还有一个女儿，我估计他就会说“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硬要说地域的话，我只能指出在地球上三个城市生活过一年以上的时间，那就是除了我出生的北京以外，还有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西班牙的格拉纳达，也就是洛尔迦的故乡。

精神故乡，这个我倒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它不在世界版图的什么地方，它肯定是在书里。

所以一个人的精神故土，可以是托尔金的中洲世界，也可以是金庸笔下的武侠江湖，或者是《异域镇魂曲》里的某一个平行世界，我觉得这都挺好，只要你有一个这样的精神故土。

我也期待着在日后不断地跟其他的书籍的相遇，里面有更不一样的或者更多样的精神的故乡，供我来想象，来缅怀，来游荡和奇遇。

范晔：其实我幻想过，干脆把这个猫诗话写得巨长，单出一本，或者加个插图当个绘本，猫诗画插图版或者绣像版猫诗画。当然这是狂想一下，因为我可能写不了那么长，也不知道谁愿意给画一个猫的绣像版。我可能会出一本童书吧，我想写写一本小的童话集，或者是来个原创绘本什么的，但是目前还只是在幻想阶段。

范晔：像“广袤而神秘的原始森林”这样的一个意象，有一个好处就是起码觉得这个拉美文学是有吸引力的。当然也有一个潜藏的问题，魔幻也好，神秘也好，原始森林也好，它总是带着一种距离感，或者说隐藏了对沟通或交流，或者理解的一个预先的悲观情绪，觉得很难理解。不过其实我们看，比如比较文学上常引用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源自《谈艺录》序），有些东西仍然是共通的，所以基本理解的可能性，我觉得仍然是存在的。

我们谈论拉美文学的时候，我们还该谈些什么呢？我们可谈的东西太多了。我常常喜欢用山脉和山峰这样一个比喻。现在中文世界呈现的往往是一些山峰、高峰，或者是奇峰，像我们都熟悉的“三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乔伊斯。但我们知道平原上是很少起高峰的，在拉美文学的语境里，这些高峰都是在连绵不绝的山脉之中。

西语文学的译介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微妙的处境。因为我们跟英语肯定是比不了的，包括法语，德语，俄语，日语，在汉语的语境来说它们都已经译介得相对比较充分，而且积淀也是相当深厚的语种的文学。比起来西语文学的底子还是比较薄的。但如果是英语文学，或者其他已经积淀更深的语种的文学，可能人家做的工作就是专注于更新作家作品。

我们当然要追踪最新的动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沧海遗珠需要重新地挖掘，重新地钩沉出来，重新给大家呈现。我们有太多作家、作品还没有介绍，用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拼图”这个意象，我们这副拼图，片数还是差得比较多。当然实际上我们西语系的前辈荜路蓝缕，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云南人民出版社那套拉美文学丛书，在今天看来仍然绝对是开元全盛日的那种感觉，也是藏家很看中的一套收藏对象。

《七个疯子》，2020
Los siete locos
罗伯特·阿尔特 著 欧阳石晓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他代表的是跟博尔赫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阿根廷文学的传统，所以它与博尔赫斯某种程度上是并列的两座高峰。或者说你只有把这两个侧面都了解一下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能够把握，或者是理解阿根廷20世纪文学的面貌。所以不管是很多没有来得及译介的作家，或者这些年译介的七零后八零后的作家，还是以前的那些作家已经经典化的作品，我们也都有必要来把它译介。

另外我们好像已经非常熟悉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我们终于有了比较全的全集。我听说可能还要把他和比奥伊·卡萨雷斯一起四手连弹合写的作品要译介出来，甚至要把他的文学讲义和他跟卡萨雷斯与其妻子西尔维娜，他们三个人编的幻想文学选集也要译介过来。华东师大应该会出一本卡萨雷斯写博尔赫斯的传记，是他们俩的聊天记录了，有点儿像歌德谈话录似的那种性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博尔赫斯便有更完整的面貌的认识。

其他的我们还觉得好像很熟悉的拉美作家如聂鲁达，绝对是怪兽级的诗人，但是可能很多读者对他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早期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之类的情诗的印象里面。但当时其实已经译介过，包括他的爱情诗或者革命诗。早期主要译介他的革命诗，政治诗，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共产党的领袖的身份。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重点引进他的爱情诗，适应这样的一个市场。

但其实除了爱情诗和革命诗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想要了解他，更好地把握他，或者是走进他的世界的话，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更多的文本需要译介。

范晔：我个人并不是那种特别要求所谓政治正确的，不是说编一个选集要多少比例的女性作家，然后有多少少数族裔，有多少不同性取向的人，但确实包括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教科书也好，或者是文学、史书也好，我们感觉在拉美文学里面或者戏剧文学里面，好像女性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存在一定的缺失。

最近看的一本书叫《对话博尔赫斯》。它是博尔赫斯和阿根廷的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对话。我还看得挺高兴的，因为终于能够把奥坎波姐妹里面的一位真正引入让她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以内。奥坎波姐妹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在阿根廷，在整个西语世界都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希望她的小妹，西尔维娜·奥坎波的短篇小说，诗集或者其他作品也能够早日译介到中文的世界。

而她的丈夫，也就是比博尔赫斯小一点的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也是阿根廷作家，中国也对他有过译介的，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集子《博尔赫斯》，我估计上海译文出版博尔赫斯全集的时候可能会出。所以他们之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学圈子。

我再说两句，女性作家还是应该好好说的。刚好也有读者问关于后浪的“西语文学补完计划”，正好这回出的两本书（我估计今年之内会出）都是拉美女性作家的作品。

一位是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她的东西并不多，所以她的主要代表作应该在这本集子里都出现了，《穿裹尸衣的女人》和《最后的雾》。邦巴尔以前是有过译介的，在《世界文学》（1998年第一期）上就刊登过她的主要作品。那么这次也是我提出来把她的作品给大家有一个重新阅读它的机会。译者也是我的师姐和我的老师。

左为  Maria Luisa Bombal

另外据我所知还没有中译本的，就是波多黎各的一位女作家罗萨里奥·费雷，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有人把她归类在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大的潮流里面。所以说文学爆炸也好，或者魔幻现实主义也好，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俱乐部。选了一个集子叫做《潘多拉文件》。

《潘多拉文件》，2020
后浪·西语文学补完计划

这几天，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另外一位墨西哥的女作家Nellie Campobello。她是20世纪初年出生的，也是没有什么中文的译介，在西语世界也曾经被遗忘过好久，也是近年来才有文学史家重新把她再挖掘出来。

My Mother's Hands

Google 纪念Nellie Campobello

严格来说她会被放在墨西哥大革命小说的标签之下，或者把这样一个时期里面。其实墨西哥大革命小说我们还是有过一些中文译介的，但是这里面又是一个缺乏女性的声音，或者说跟他们不一样的声音，更加个体化的声音。

大家可能对胡安·鲁尔福比较熟悉，墨西哥半神级的大作家。有人说如果没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的话可能就没有《百年孤独》，但是这句话前面还可以再加一句话，如果没有内莉·坎波贝罗那部写墨西哥革命非常独特的小说的话，那么也可能没有《佩德罗·巴拉莫》（这不是我说的，是有文学史家这么说的）。

博尔赫斯和胡安·鲁尔福，1973

范晔：我可能在很多地方提到过，也跟大家汇报一下《三只忧伤的老虎》（书名暂定）的情况。这个书其实已经译完了（几个月之前完工），但是感觉眼高手低的毛病又犯了吧，就觉得还是差点儿意思。因为我主要是一个文学译者，我还是希望，起码说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它仍然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立得住的文学作品，所以还是想再磨一磨，再修一修。

Tres tristes tigres
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
Seix Barral, 1965

这是一个古巴的长篇小说，跟《百年孤独》同一年出版的作品，但是一直没有在中文世界正式译介过，之前也没有译本。那可能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确实不太好弄，当时我翻了以后也有些感受。

翻译这本书，其实我已经拖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这五年里，我号称说前两年都是在想书名。这当然是有点儿夸张，也是给自己找借口。但这个书它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语言游戏，首先翻译书名就是一个困难，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绕口令。所以我也想了很多办法，也跟很多的同行和朋友来探讨，也包括找一些中国的绕口令。我又要满足“三”这个数字，以及老虎，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有异国情调的，一个意象的动物；另外，还有悲伤的或者忧伤的，这样的形容词。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我想了一个词叫做“苦虎图”。

所谓“苦虎图”，就是苦恼的苦，对应原文里的“Tristes”，即悲伤和忧伤。老虎就是老虎。那么图呢，按理说原文里面并没有，或者说其实书里面也没有真正的作为动物的老虎，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古巴50年代末，就是古巴革命胜利之前的哈瓦那夜生活的图卷，所以称之为图。那么“苦虎图”三个字恰恰也对应着原文的那个“Tres”，即三。

这个书的结构也比较好玩儿。一开篇就是在哈瓦那最著名的夜店（历史上确实有原型），主持人以第一人称像报幕一样介绍了在场的来宾，以及一些场面话。他介绍的人物，在书里面都会或正面或侧面的一一出现。所以这等于是把整本书变成了一场在俱乐部夜总会里的一场秀一样，这是挺好玩儿的。序幕幕起，整个演出就开始了。

后面有很多的部分也是有彼此的穿插。首先这三只老虎都不是老虎，或者四只老虎、五只老虎都可以，都是古巴的民间艺术家，有的是鼓手，有的是摄影师，也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演员......

那么其中的一位，我姑且称之为一只老虎。比如它大概有七八段，借着其中的一只老虎，或者叫其中的一个主人公，讲述了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也是有历史原型的一位古巴女歌手从不知名到知名到最后的整个的过程。

还有些比较好玩儿的段落，比如说它的核心的部分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它中间有个轴，这个轴就是这个作家他戏仿了七位古巴20世纪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最有名的，或者是七位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去描写同一件事：著名的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遇刺。

弗里达·卡罗和托洛茨基

墨西哥，1937

作者就想象说这如果这七个人都来写这件事的话，那么他们都应该如何用自己的风格来描写这件事。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写了七遍，然后又有模仿，同时是戏仿，在某种程度上有夸张这七个人的写作风格。有人说这就像是一个风格练习一样，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游戏，因为他确实有他自己想要的一些意味在里面。所以这对读者来说看着很过瘾和好玩儿，但是对译者来说确实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

另一个部分呢，作者把一个故事又讲了四遍。他虚拟出一个人物，一个美国的年轻作家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对美国的中年夫妇，从美国到哈瓦那度了一个周末（这当时就是很常见很流行的一件事儿）。他先用这对美国夫妇中丈夫的口吻，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讲完之后又由妻子来纠正他讲的过程中一些她认为不实的东西，把故事讲了两遍。

然后他假托这个故事原来是英文的（当然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西班牙语的译文），又说这个译文译的不好，又找了另外一个译者把故事又译了一遍。

也就是说他虚拟出两个人物，夫妇两人把故事讲了四遍，一个是比较直译的版本，另一个是相对比较意译的版本，有一个译的很糟，译得很生硬，有一个译得相对比较流畅。所以作为译者我要做的工作，就是重现这个四个不同的所谓的假想的译本。

另外这部小说还充满了大量的游戏，或者笑话，甚至一些黄色笑话，这确实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这个书吸引我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这位古巴作家他后来离开哈瓦那过上流亡的生活，先去西班牙，后来就长期定居英国。他本来可以是个红二代了，他的父母都是古巴共产党的创建人，他自己也曾经在革命后的政府里面担任很重要的文化部门的工作，但他却选择了离开。

所以在他的写作背景里面，他也常常说：我这个作品实际上真正的主角不是一只老虎，两只老虎或者三只老虎，可能是一座已经不存在的这个城市。也有人说它的主角其实不是某个人物，可以说是一座城市，也可以说是文学、音乐、电影，或者艺术本身，是在一些东西必定要消失之后仍然能够保存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作家生平，或者当时这样一个历史的语境这样一个维度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评论家说这是一部基本上没有谈及政治的政治小说。

这部小说呢，其实也让我再一次跟着很多拉美作家一起来重新思考语言和游戏，或者语言游戏它这种价值所在。这点也是科塔萨尔还一直稀有的一个东西，他并没有把游戏性的东西当作一种轻飘飘的东西，或者是一种现实以外装饰性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跟我们一般说的所谓的革命，或者斗争，或者一些沉重的现实，都是有关联的，而且他认为都是必须有关联的东西。就是我们革命之中也仍然有游戏的位置，或者说是必然有游戏的位置。当然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可能要重新考虑他这个游戏的定义是什么。

在我的这本《诗人的迟缓》里有一篇科塔萨尔的小文章也谈到了这个。因为科塔萨尔就专门谈论过这个问题。

《诗人的迟缓》内页

我不可避免地引用了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他那本经典巨著《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的观点，人的本性或者是这种决定性的性质，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本质就是游戏。

Homo Ludens，1938

所谓游戏就代表着一种人类超越现实的冲动，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永恒的，不是装饰性的或者可有可无的，或者轻飘飘的东西，跟我们一般意义上那种游戏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所谓丰饶苦难的大地上能够产出有游戏性文字，与我们一般的，受到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的影响的（文字），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东西。

范晔：这真是选择焦虑又犯了。正好昨天我在文景的直播里聊托尔金有点儿意犹未尽，所以现在又想起了他。这位英国作家，一位牛津教授和语言学家，也是《魔戒》《霍比特人》系列的作者。据说他有这么写过一个小故事，《尼格尔的叶子》。说有这么一个画家，一个特别的完美主义者，特别重视每一个细节，比如他画一片树叶，要表现所有的纹理所有的形态，甚至露珠在那一片叶子上的那样一个瞬间。但是他觉得进行不下去了。

Leaf by Niggle

本来他想画一幅他心目中一棵从树叶到枝杈到参天的巨树，以及从巨树的枝节之间，再隐隐约约看到远处原野这样一个宏大的画面，但是他就在这样一片叶子上困住了。他觉得想象中那个完美的树叶，他就无法表现出来，甚至特别担心自己生命的结束，倒不是担心自己会死，而是担心他死之前都画不出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后来呢，他终于知道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一心想苦苦追寻的那一片完美的叶子其实早就存在，包括这个叶子所在那棵大树也存在，而且在那个世界里面，不再是他的一幅画，不再是一副可以损毁的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不会损毁的参天巨树。这真的是给我了很大的激励和鼓励。

因为我感觉他这是对所有艺术创造者的价值的肯定，或者是一首虽然是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曲赞歌。可能我做的工作连人家的一片叶子也都谈不上，但是一旦想起你创造东西，它的价值，有一天它会被一个更超越的力量使用，或者说它能够把你一些虚幻的东西成真。你可能是一个很卑微的很平常的存在，但是它有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另外一个可能性中变为真实。

当然托尔金有一整套关于神话或这种创造的一种体系或者一种系统，我觉得我还要补习的东西很多，而且我这种描述也可能是挂一漏万的。

这点可能跟我的一些个人的经验有一点点的关联。因为我作为一个译者，有时候翻译出来东西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看，尤其以前也有读者朋友说西语文学还是比较小众的。所以如果是要出诗集什么的，可能就是印5000册6000册这样。你觉得你花了很多的功夫投入在里面，但是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回响，可能就沦为自娱自乐的一种东西。

但是现在我有新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其实一本书的命运你是不知道的，即使你是它的译者，即使每一个字都是你译出来的，或者是你一个一个字打在word文档里的，但是它的命运你并不知道，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刻，落在什么样的读者的手里，你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读者来相遇。所以这些东西你决定不了的，有一个比你大的力量，在主宰在影响这一切。

像一开始你无法预想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你翻译的一首诗里面那些感动过你的诗句，或者有一句并不是最感动你的句子但是它在读者生命的某一瞬间会激起不仅仅是一种涟漪性的东西，可能会是激起滔天巨浪，它也许会给他带来一瞬间的暖意，这东西是你无法预料的。

有些比较用心的读者的反馈，是你作为一个译者都没有读出来的东西。你会非常感谢这样的读者，他也帮助你重新丰富了你的阅读，甚至丰富你的整个的生命，这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但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创造，它本身的一种小小的日常的奇迹。

范晔：正好我看到豆瓣上有人吐槽说这个世界不读书日终于过去了，有人说有看直播的时间，不如去读书。但我也理解这种牢骚或这种吐槽，不过我想它也可以是个好事情。不管是直播也好，或者其他营销也好，它当然有商业运作的一面，在商言商也很正常。如果真的是某个活动，或者说某个消息，某个公众号，它让你有机会碰上了一本你可能未必有机会碰见的书，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也应该是个好事情。

就像拉美文学爆炸一样，也有人说它是纯粹是一个北美或者英语世界出版社的一个推手，没问题，它肯定是有这个层面，但是它确实也有另外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它确实把这一代的拉美文学或者是一批拉美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能够呈现在世界范围的聚光灯下，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看这个世界比较积极一面。

至于说读书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它肯定是在不同的人的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挺好是吧，我们不需要要求读书或者书籍在所有人的生活中都扮演同样的角色，或者是占据同样的比重，这就太可怕了。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读书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也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透过读书就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读书能不能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读书它能为我们重新定义什么叫陌生，什么叫时间，什么是空间。就像我在豆瓣儿里引过一句我翻译《三只忧伤的老虎》（暂定）里面的句子，他说“我想把普鲁斯特嫁给艾萨克·牛顿”。我觉得这是挺好玩儿的，他重新颠覆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表达，一些思想、思维的模式或者感受的模式。

在《诗人的迟缓》的小书里面也有一篇小文章叫《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不过它跟那个同名的电影和小说没什么太大关系，跟两部拉美文学的作品有点关系。实际上我也想说的是，文学本身或者读书，总是在为我们重新的定义，或者是一种新的打开，在质疑一些我们以前完全不加以质疑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读书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

范晔：犹豫了一下，我个人不是特别能够体认“摧毁性”这种表达方式。因为首先很暴力，另外就是我个人也没有这种原来有个旧我，然后突然在一夜之间或者某个瞬间被什么击毁了或者部分性的击毁了的（体验）。击毁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一个很固化的自我，一个相对已经完整的自我在那，但我这人可能是一个比较随波逐流的（人），有种史莱姆式的自我，就是边界模糊的，随时受别人影响的，所以这个软体的孩子，永远在成型中的这个自我好像也不是特别容易摧毁。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影响吧，或者一种潜移默化。

这样说对人生有影响的话，那可能有几本吧，除了《圣经》这样的经典以外，肯定是我十八岁之前读的金庸小说，与上学以后读的刘小枫老师的《拯救与逍遥》。我还记得我当年不知道大一还是大二在未名湖边，读着从图书馆借来的《拯救与逍遥》那样一个时刻。那么后来就是托尔金的好朋友C.S.刘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那位，但可能不是这套小说，是他写的一些别的作品。

C.S.刘易斯 作品

范晔：最近好久没去了，因为（疫情）有这个担心，而且前一阵儿书店也没怎么开。一般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常去的都是北大里面的博雅堂和北大附近的万圣书园，以及豆瓣书店，我常常隔三差五去这些地方游荡。我今天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也想到了很多逛书店的回忆。逛书店这件事儿几乎贯穿了我平淡的前半生。

很多非常兴奋的回忆都是跟逛书店有关系的。小时候逛“中国书店”，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德胜门外那边儿。后来小学毕业学会骑自行车了，周末的时候骑着车从德胜门那边出发，先去新街口儿，然后是西四，然后西单，最后直接奔南下琉璃厂，在那几个沿线的书店里面寻找自己的猎物。

后来上大学就主要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很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像“风入松”，“国林风”和现时硕果仅存的“万圣书园”都是九五年前后出现的非常好的书店。正好因为我是九五年上大学的，所以对它们印象很深刻。

后来九几年在国外的时候也是非常激动。我第一次出国是去的墨西哥。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刚安顿下来的那个周末我们几个中国的留学生聚在一起吃饭，然后正好路过了一个类似小报刊亭，在里面买了一本书。那可能是我在墨西哥买的第一本书，或者说我在国外实体买的第一本书，特别激动。

在墨西哥那一年，我的性质和我们有的女生隔三差五去逛逛商店逛逛街，看看出了什么新的衣服或者新的款式，其实完全一样的，也是隔一阵儿就去书店，郁闷了就去书店，高兴了去书店。有时候还得必须强迫自己，因为可能几天前刚去过，你的理智告诉你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新书出现，有时候还要走很远的路，所以就强迫自己一礼拜去一次或者更远的地方，就是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允许自己去一次。

本期编辑 | 李晓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