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致新 | 浪漫主义作为媒介技术——基特勒论“话语网络1800”

在《话语网络1800/1900》出版十年后的访谈中，基特勒首次揭晓了在这本“奇书”的结构设计中隐藏的秘密：

我线性地排列了在1800年前后的“母亲”“诗歌”与“哲学”的历史……我把整件事视觉化为一张配电板图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诸如“反馈”这样的技术隐喻。然而，它也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我真的有意识地把“母亲”作为进入“诗歌”通道的输入，而在通道的另一端，它会被收集在“哲学”这种存储媒介之中……从一开始，这本书就被设计为一台机器。

这种安排不仅使这本诞生于德语文学系的著作，从写作框架上就已经体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写作的“技术”底色，同时也标识着基特勒对福柯的《词与物》的反思与不满。在另一次访谈中，基特勒明确指出他在写作《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时认为“福柯的《词与物》的不足在于它仅仅描述了话语的生产……却没有描述这些话语的源头、通道以及接收器”。作为对媒介技术之维的突显以及对福柯式“知识考古学”的批判，基特勒有意识地将《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的前半部，即对“话语网络1800”的生产过程的分析，线性地划分为三个接续的不同阶段（话语的生产、传播与存储），这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为至关重要的三种“浪漫主义” 话语（母亲、诗歌与哲学）。

还需赘言的是，虽然基特勒在后来的访谈中明确承认了自己的思想路径与香农的“信息论”之间的亲缘关系，然而由于学科限制与学术审查等外在原因，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中，基特勒从未直接点出“信息论”之名。因此，若是没有基特勒本人的提醒，读者也许很难意识到这本著作中对北美“技术哲学”思想跨学科、跨地域的创造性挪用。换言之，基特勒是以某种“隐微写作”的方式将他自身最关心的媒介技术维度隐藏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艰深晦涩的历史叙述的“字里行间”，因此也导致了美国学界在早期译介基特勒时的某种“错位”：把《话语网络1800/1900》仅仅读作升级版的文学史或文学理论，而忽视了其背后真正异质性的研究范式对整个西方现代“人文学”的颠覆意义。

如果说“话语网络1800”是一种“话语生产”的话，它所生产的主要对象是“母亲”（Mother）这一对于“浪漫主义”而言至关重要的话语。而作为一种“线性”的生产流程，该话语生产过程自身理应存在着一个原初的“起点”。但有趣的是，对于“话语网络1800”而言，它的生产过程的起点与生产过程的终点，即它所生产出的“产品”其实是相互重合的。换言之， “浪漫主义”话语自反性地生产了自己的“生产者”，而这个话语生产的“生产者”，这个被话语性地建构出来的话语起源也正是“母亲”。简而言之，“母亲”与“话语网络1800”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反馈性的生产回路，即一方面“母亲”在生产着“话语网络1800”，而与此同时，“话语网络1800”也在生产着“母亲”。

显然，基特勒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任何生物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作为一种观念、一种理想、一种历史与文化的“人造物”，简言之，是作为整个“话语网络”所包含的诸多话语中的一种特定的话语的“母亲”——在西方语言中，可以将其更为清楚地表述为大写的“母亲”。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母亲”这一概念在1800 年前后的话语系统中，还紧密联系着另外两个基本但又绝非“自明”的概念，即“女性”（Woman）与“自然”（Nature）。简而言之，“女性=母亲=自然”的这一等式，是“浪漫主义”话语生产的基石，是我们用以进入浪漫主义时代错综复杂的话语系统的关键密码，正如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的开篇所指出：“自然，在1800 年的话语网络中，就是女人。”

概括而言，浪漫主义时期“话语网络”的基本功能是：对作为话语生产之源头的“母亲”的话语生产。为了论证这个复杂的命题，基特勒根据其一贯的理论思路，在此进一步引入了“精神分析”的维度。首先，基特勒通过一个颇为微妙的章节标题“母亲之口”（The Mother’s Mouth）已经在向读者暗示，作为浪漫主义话语源头的“母亲”与这个话语系统的实际组成者，即“男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上文所述的因果关系（即是“母亲”生产出了整个话语网络），而且是更加复杂、暧昧的“情欲”（erotic）关系。换言之，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在基特勒对浪漫主义话语系统的分析中，“力比多”（libido）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根据精神分析的 基本“常识”，两性之间最原始的欲望关系无疑正是发生在“母亲”与“儿子”之间。选择精神分析的另一重原因是，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与“结构主义”相结合之后——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当然就是“语言”（例如拉康的名言“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基特勒指出，在“浪漫主义”时期“语言”自身的起源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无中生有”的（即《圣经》所谓的“太初有言”），而是变成了某种“母性妊娠” 的产物，而且正因为“这个‘母亲’以同样的方式，把自身展现为她的人类后代以及她的翻译者的情人”，所以在“话语网络1800”中的“母亲”完全符合精神分析理论中对“女性”的界定：

如果力比多仅仅是男性的，那么只有从那里，即她在其中是全部的唯一位置（当然， 也是男人从中看到她的位置），亲爱的女人可以拥有无意识。而这对她而言，有什么好处？众所周知，它允许她使那些会说话的存在，在此我们将之限定为男人，去说话；换言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意识到这一点——它允许她只能作为母亲而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基特勒关于“母亲”的论述至少包含双重要点。首先，正如上文所述，“母亲”可以使“男人”进行“言说”（即使整个话语生产系统得以运转）；而与此同时，更为关键之处在于，作为话语“起源”的“母亲”自身反而是无法“言说”的，基特勒将这种悖谬的状态表述为：“母亲——自然是沉默的，因此别人才能够言说她，并为她而言说。她以单数的形式存在于话语的复数性的背后。”

在此需要先澄清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基特勒在其著作中对1800年与1900年这两个历史“断裂点”的话语分析中时常“穿插”着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援引。然而必须指明的是，这种对“理论”的“使用”方式，绝非以“理论”来阐释“历史”的寻常路径——这样做的问题在于，虽然看上去是在处理“历史”，实际上却是通过“理论”（或 “哲学”）将“历史”本身“非历史化”。而基特勒对“历史”的谱系研究方式恰恰是与此截然不同的，一方面，基特勒并不彻底拒绝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理论资源（比如在这里所涉及的精神 分析）, 但与此同时，基特勒一再强调对“理论”的使用必须限定在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也就是必须警惕“理论”自身所建构的宏大叙事中所包含的普世性的、超历史性的幻象（比起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其他脉络，“精神分析”尤其具有这种“本质主义”的诉求）。换言之，与其通过“理论”来阅读“历史”，不如从“历史”本身出发重新思考“理论”。而在接下来对“话语网络1800”的分析中，我们将会意识到，建基于“母亲”这一核心概念之上的“精神分析”理论， 恰恰是无法用来解释“浪漫主义”的话语网络的，反倒是“浪漫主义”的话语网络可以解释诸如“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理论话语自身的历史起源——简言之，虽然二者看上去毫无关联， 但是（一百年之后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其实并非外在于1800年的“浪漫主义”话语。

在“文学”与“理论”之后，基特勒所给出的第三组参照系，正源于历史自身。简而言之，基特勒在书中勾勒了欧洲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演变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将欧洲人口形塑为“现代核心家庭”的历史进程始终是由“父性” 主导的，在德国，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莱辛的时代”（即“启蒙运动”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中的女儿们只能“在她们父亲的指导下成长，并臣服于他们的权威”。然而，到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亦即“歌德的时代”（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在这时“母亲开始占据父亲原先拥有的位置”，在司法方面的例证是“在1785年由柏林学院赞助的一场论文竞赛中，要求重新评估母性权威”，在文学中的体现是歌德把《威廉·迈斯特的戏剧生涯》（Wilhelm Meister’s Theatrical Career）重写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总而言之，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母亲（而不是父亲）被确立为核心家庭中的负责下一代子女的教育的“教育者”，而这也就意味着一套以母亲为中心的，关于儿童基础教育的全新“教育学”（pedagogy）话语的出现。

在1800 年的话语系统中，“母亲”是负责儿童基础教育的“教育者”——这种在今天看来十分“自然”、不言而喻的教育理念，其实是高度“历史性”的一种现代发明，而它本身正体现着“话语网络1800”前后的一系列深刻的历史性断裂的发生。正如基特勒所指出，在1800 年之前欧洲人所学习的一切知识都不得不在“相互区隔的不同群体与阶级中传递”，而这也就导致了在当时“对于那种可以声明‘自然’的合法性的‘文化教养’（acculturation）过程而言，不存在任何中心化的地点（locus）”，也就是说，任何正规的“知识”在抵达儿童之前，必须首先经过“一个漫长的路径，以及许许多多的代理性的权威”。然而，到了1800 年前后，随着一整套全新的话语系统的出现，“女人= 自然=母亲的这一等式，使得‘文化教养’过程具有了一个绝对的起源”，换言之，教育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才拥有了唯一的、中心化的起点，这也就是“母亲”的功能。

瑞士画家弗里茨·朱·伯布勒

油画作品中的母亲与孩子

一个与此相关的历史证据是，在1800 年前后诞生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书”，这类书籍的主旨都是为了向“母亲”提供（在精神与身体等各个方面）教育孩子的建议与指导，而这些书的标题其实已经症候性地表达了自身的诉求——例如《写给母亲们的手册，或幼儿早期教育的规则》《母亲之书，或母亲教育儿童观察与说话的指导方针》，等等——它们“默认” 只有“母亲”才应该是实践基础教育的唯一人选。

而这种教育学上的历史性变革，不仅在实践上体现为一整套全新的以“母亲”为中心的幼儿教学法，也同时意味着理论观念上的“范式”革命。换言之，这首先意味着一种对“语言”，具体而言是对“字母”的全新观念的出现。正如我们通常的理解，“字母”（letter）作为一种用以“记录”语言的工具/ 符号，其自身是没有任何“意义”（meaning）可言的，用基特勒的表述来说，“几个世纪以来近东与欧洲地区的阅读与书写都建立于其上的字母……是‘阐释学'（hermeneutics）所无法抵达的悬崖”。此外，“字母”也不等同于“声音”（sound），后者可以通过“嗓音”（voice）与“身体”和“自然”相联系，而“字母”，正如精神分析中的定义， “……从不出现在自然中”。总之，“字母”在传统观念中，既没有“意义”也与“自然”无涉，因此只能是“任意性”。

然而，基特勒敏锐地指出，通过教育学话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1800年人们对“字母”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通过提供一种“不可能”的证据，“浪漫主义”的话语网络想要证明“字母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植根于人类天性，并与生俱来地属于内在意识的各个不同部分”。在开始阶段，这种把字母系统（alphabet）“自然化”的企图还需要各种“增补性的感官刺激”作为“中介”，而到了最终发展阶段，全部的“任意性”都将消失于唯一的内在感官方式之中，即“母亲之声”（the Mother’s voice）。

换个角度来说，这里的问题一方面涉及意义/非意义，文化/自然等哲学观念层面的对立，而另一方面，对于历史“现实”而言，更重要的一组二元对立其实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对立。这也正体现了基特勒对“媒介”维度的敏感，因为比起人们熟悉的更宽泛的“文化”（culture）与“自然”（nature）的二元对立——男人属于文化，女人属于自然——基特勒在此试图论证的是，“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对立在“话语网络”更具体地体现为“书写”（writing）与“语音”（voice）这两种“媒介”之间的对立。那么，回到教育学的议题上，女性-母亲如果想要获得基础教育（其主要任务无疑就是教儿童如何“阅读”）的权威地位，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想”的层面，还需要一套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案，而如果想让“女性”真正能够参与到这种教育实践中，这种新的“阅读”教学法必须首先绕开“书写”，因为“只要‘阅读’还属于‘书写’的一种功能，它就把‘女性’排除在外”。然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在“话语网络1800”中实现了。在这场教育学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巴伐利亚的教育官员海因里希·斯特凡尼（Heinrich Stephani），在前人多次失败的努力后，海因里希·斯特凡尼系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正是他在基础语言的教学法中提出的“纯粹语音学（phonetic）方法，使字母的物质基础发生了革命”。

让我们略过斯特凡尼在“指导手册”中对母亲们的具体教学指导，直接进入基特勒在理论层面对它的分析。在基特勒看来，斯特凡尼的新教学法完全符合于福柯在《词与物》中对“欧洲字母系统的口语化（oralization）革命”的相关论述, 换言之，在斯特凡尼的“指导手册”中对语言问题的全新理解，正体现着欧洲传统的语言观念在1800 年前后所发生的“认识论转型”（epistemological shift）——欧洲的字母系统在这里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听觉语言”（audible language），而不再是“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此外，由于在这种新方法中用一种“内在的”声音（“母亲”之声）取代了传统教学的种种“外在性”（比如儿童不得不去“死记硬背”那些无意义的、任意性的字母组合），因此，在斯特凡尼的教学法中，“字母”（letter）其实已经成为“音符”（note），而与此同时，“母亲之口”则被视为用来演奏这些“音符”的一种 “乐器”——正如斯特法尼在书中对母亲们的这段颇具症候性的教学指导中所述：

为了向你们提供一种（对于我的方法的）正确观念，我必须请求你们，从现在开始把我们的嘴巴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可以让我们能够演奏某些具有意义的音调，而这些音调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语言。就像其他任何一种乐器一样，它既可以配合音符，也可以不配合音符来演奏。当我们在说话时就是在实践前一种方式，而当我们在阅读时就是在实践后一种方式。于是，阅读就是按照我们面前书页上的各种音符，来演奏我们的语言乐器的一种艺术。你们现在可以轻易地猜到，从这个角度看，“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它们其实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的音符。

也就是说，斯特凡尼的教学法意味着从“外在”到“内在”，从“视觉”到“听觉”，从“字母” 到“音符”等一系列欧洲语言观念的激进变革，而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也正标志着从“学者共和国”的话语网络（以文本/书写为中心）到1800年的“浪漫主义”话语网络（以母亲的“声音”为起点）的历史性转折——基特勒将这一变化“诗意”地总结为：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

回到“语言”的“文化技术”层面上，基特勒进一步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技术与标准来管理对语言的具体操控”，而对于“话语网络1800”而言，最基本的一种操控语言的技术，就是对语言的“分解”（decomposition）操作——例如将德语中的sprache（语言）一词分解为spr-ach-e 三个部分。而在基特勒看来，这种把词语重新划分为更低等级的组成部分的“分解”操作的意图，正是为了要突出语言的“临界点”，也就是说，突出“不可再分”（或者说再分下去将毫无意义）的那个最基本的单位。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话语网络”中，这个基本单位都是不同的，而“话语网络1800 的阈值（threshold）被划定为由表意的（significant） 声音与声音组合所构成的最低限度的元素”——这种“元素”被基特勒具体地命名为“最低限度所指”（minimal signified）。顾名思义，“最低限度所指”（例如此处的ach）并不像一个完整的词语那么“有意义”，但又不像字母那样完全“无意义”，而另一方面，“最低限度所指”的关键特征还在于它有着自己的“声音”。因此，在基特勒看来，这种“结合了‘声音’与‘意义’，‘自然’与‘精神’”的最低限度所指，正是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分析（linguisitic analysis）的限度与目标”。19 换言之，“在1800 年的语言学分析中，不允许接近被禁止的两条边界，即词语与字母”，因此语言学分析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最低限度所指”，或者，对于当时“新兴的语言科学”来说，它的研究焦点正在于“词根”（root）这一新的语言学观念。在基特勒看来，“词根”的理论/ 历史意义就在于“……引领整个词重返一种原初的历史意义，在其中所有的印欧语言都结合在一个适当的核心家庭式的情感之中，并使它们成为同一个母亲的女儿”。

如果说各个时代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分解”技术，那么，各个时代也必然有与之对应的“组合”（composition）技术——即如果认为ach是sprache分解之后的一部分，那么反之亦然，sprache可以被看作是由ach组成的——而为了与传统的“组合”技术相区别，基特勒将“话语网络1800”的“组合”方式称为“增进”（argumentation），也就是说，这种“组合”过程不是从 “无意义”的基本元素（如字母、音素等等）到“有意义”的词语的“装配”（assembly），而是从初级的“意义”到更高阶段的“意义”的逐步“增进”。换言之，“增进”的过程也就是“最低 限度所指”朝向“词语”的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该过程“符合于一种‘有机模型’（organic model），在其中那些并不是偶然被称为‘词根’的元素将‘生长’（grow）为完整的词语”。

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上述这些语言学的理念与“技术”，无疑体现在母亲对孩子的识字教育过程中，或者说，作为“话语网络1800”隐而不显的物质基础，这些用以操控“语言”的 “文化技术”必须首先以“母亲之口”为“中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包含着两个相关的层面，首先是语言学的全新观念，即“……假设这些‘最低限度所指’，例如bu/be/ma， 总是已然孕育着意义”，而另一方面，在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这一假设又为全新的母 子间的亲密关系所强化，因为孩子会认为母亲的声音总是指向着某物”。因此，在“母亲”的“声音”与“爱”的双重指引下，孩子们将在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从“声音”到“语言”，亦即从“自然”到“文化”的滑动——例如，孩子们将慢慢学会把bu 和be 组合为一个完整的单词Bube（男孩）。而在1800 年的话语网络中，最具理论意义也是孩子们最先学会的一个“组合”——再次回到本节的主题——无疑正是把ma和ma组合为Mama（母亲）。在这个关键的例子中，浪漫主义的话语系统再次通过对“最低限度所指”的“增进”，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自反”地生产了自己的起源——换言之，孩子们只需要把最初学会的这个非常简单的音节（ma）重复一遍，就能喊出整个“话语生产系统”的“生产者”的名字，即“母亲”。而且，正如基特勒所提醒，此时的“Mama”并不等同于后来的“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一种普遍性的“超越了各国族语言的儿童语言”，因为，在1800 的话语网络中“父母们反复念出这个词，只是为了使它能在孩子们的口中重现——作为对这种新教育的一个签名”。

还需补充的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一部分有关“母亲”问题的讨论，始终是在教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展开，而开篇提出作为思考“母亲”的基本参照系之一的“精神分析”却已经消失不见——这正是基特勒在方法论上有意为之的选择。在一段简短的“插叙”中，基特勒特意提醒读者，在研究中应该注重的是对“基础层面”的分析，而对于1800 的话语网络而言， 它的媒介-物质基础无疑就是“语言的物质性”，而“精神分析”理论在此就显得有些“多余”了，因为“重要的不是生物性的母亲及其喜剧或悲剧，而是拥有了新的识字课本的母亲与助产士；重要的不是梦或欲望的变型，而是一种决定着书写的新的转写（transcription）技术”。总而言之，看似微不足道的“识字课本”才是使整个“浪漫主义”的话语系统得以运转的媒介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作为对浮士德把《约翰福音》开篇的“太初有言”重新翻译为“太初有为”的戏仿——基特勒宣称：“太初有识字课本”（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ABC book）。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在“话语网络1800”中，线性的话语生产回路的“起点”是“母亲”这一话语-功能，而与之相对应——如果继续沿用一套“经济学”的隐喻——作为某种“商品”的浪漫主义话语在被生产出来以后，不可能直接为接受者所消费，在话语的“生产”与“消费”之间还势必存在着一个流通的中间环节，而这就涉及本节所要讨论的“诗歌”（Poetry），即“话语网络1800”的线性图式中的第二个基本元素。

正如基特勒指出，在“浪漫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诗人的“输出”（output）构成了“话语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discourse），这也就是说，正是诗人创作的作品，即诗歌“给话语提供了最大数量的受话者（addressee）”。如果说商人的工作是在交换物质性的“商品”，那么作家的工作就是在交换智识性的、符号性的“商品”——当然，这种对“书写”的交换活动自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以来都在进行，并不是专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然而，基特勒的论述关键是，相比于之前的“学者共和国”时期，在“浪漫主义”的话语网络中所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话语交换（即文本、信息的交换）的范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张，最终形成了一种“普遍”（universal）的话语交换系统，因此，正是这种“普遍化”的过程终结了“学者共和国”时期 “文本流通的有限的经济学”（例如在中世纪，普通民众无法阅读拉丁文《圣经》），换言之，话语在“学者共和国”时期“……只是提供给某些特定的阶级，而且不被视为全人类的一种储存”，而与此相反，浪漫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例如施莱格尔却把“知识”的愈发广泛的分配过程视为“我们这个世纪最突出的功绩”。

然而，话语的交换/分配过程如果真的想要实现“普遍化”，还缺乏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正如“商品”的交换需要“货币”作为中介，“话语”的普遍交换也势必需要某种“一 般等价物”（general equivalent）才能使这种交换活动成为可能。而基特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话语网络1800”中充当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就是“所指”（signified）——问题在这里又回到了前文所述的语言学观念的历史变革——换言之，在“浪漫主义”时期人们重视的是语言的“所指”（语言符号背后深层的内容/ 意义）而非“能指”（语言的物质性自身），也就是说， “所指，最初只是从字母或能指中减出来的那种元素，这时反而占据了更高的位置”。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把话语建基于所指之上，就意味着使话语变得可译”，换言之，在这里基特勒把对于“语言”的思考又推进了一步，论述的焦点从语言的分解/组合方式，转移到了语言的“翻译”与“可译性”问题上。对于这个同样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 基特勒是在非常宽泛和灵活的意义上使用“翻译”一词的，他所说的“翻译”显然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在不同国族之间进行的“跨文化”翻译行为（即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 还涉及对语言、意义、阐释、形式/内容等问题在“本体”层面的反思。回到本节一开始的问题，作为“产品”的话语（例如关于大写“母亲”的观念建构）在被话语系统生产出来之后，需要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分配和交换，而“浪漫主义”时期的话语传输（相比于“学者共和国” 时期）之所以能够实现“普遍化”，首先是因为在这个时期“话语”或“语言”本身已经具备了“可译性”。否则，如果话语本身就是“不可译”的（例如宗教话语系统中不可言说的“圣言”），也就根本不可能在全人类范围中进行“普遍”交换。

稍作总结，这里涉及了三个不同维度，使“话语网络1800”的话语交换能够“普遍”实现的原因，包括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念（将“所指”的观念凌驾于“能指”之上）；一种新的“翻译”观念，即假定话语具有一种普遍的“可译性”；以及一种新的“诗歌”观念，即当时的艺术家或哲学家对“诗歌”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理解——但反过来讲，这三者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方式，因为“诗歌”“翻译”和“语言”的观念一直是相互关联、彼此纠缠的。

为了论证这一命题——话语在“浪漫主义”时期具有普遍的“可译性”——基特勒援引的首个例证依然是歌德。这不仅是因为歌德代表着“浪漫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更是因为在《浮士德》这部标志着话语网络的范式革命的“诗歌”文本中的一开篇，浮士德博士擅自将《圣经》中的“太初有言”翻译（意译）为了“太初有为”，而这种“自由的”翻译行为——表达的不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正是标志着“话语网络1800”的历史诞生的“原初场景”（primal scene）。在以下这段自述中，歌德阐述了他对“诗歌”“语言”和“翻译”等问题的关键思考：

我承认节奏和韵律的价值，正是在其中诗歌首先成为了诗歌；然而，真正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有效的、永久的是在以散文翻译一个诗人之后，他所剩下的东西。在那时留存下来的是纯粹的、完美的实质……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只在此提及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因为这个优秀的人传递给后代的是一个由有着巨大差异的多种文体所组成的作品， 而他以我们的母语呈现了这部作品的诗歌性、历史性和命令性的说教口吻，就好像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模具中浇铸而成的，在推进宗教的意义上，路德的这种方式要胜于他如果只是试图在细节上模仿原作的独特性。

在这段话中，歌德首先澄清了他对“诗歌”的理解，他并非忽略了“节奏和韵律”对于诗歌的重要性，但是他所希望强调的是，比起这些“形式”层面的元素，对于“诗歌”而言更根本是哪怕用“散文”（即非诗歌）形式翻译之后依然能够保留下来的那部分，这种去除“形式”以后还依然留存的“纯粹的、完美的实质”，无疑就诗歌的“内容”与“意义”，或基特勒所说的“所指”。而在歌德举出的具有“示范性”意义的翻译行为中，路德面对着《圣经》这一内部包含着巨大的差异性与异质性的文本，最终成功地将其中的“诗歌性”“历史性”或“命令性”的种种话语都统一地译为同一种“语言”，即“我们的母语”。换言之，正是由于路德成功的翻译行为，我们才能回溯性地意识到，《圣经》的不同“文体”或风格之间的“差异”其实只存在于“形式”的表象层面，在这些复数的话语形式背后势必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所指”，即它们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模具”（惟其如此，路德式的翻译才成为可能）。总而言之，在歌德看来，一切话语其实都具有“可译性”，即便是那种最神秘、最不可接近的神学话语。

然而，基特勒继续指出在“浪漫主义”时期语言所具有的这种“普遍”的“可译性”其实也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例外”。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这种“例外”，比如， 早期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Novalis）在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中，以一种德国启蒙时代以来十分流行的成长小说/ 启蒙小说（Blidungsroman）的方式，讲述了男主人公海因里希在经历了一系列心灵“启蒙”的事件后，最终得以把他在旅途中听闻的一切话语（无论是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还是神话的）都转变为自己的“语言”和“作品”。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原型”，男主人公海因里希的这种“诗性的翻译”（poetic translation）行动，无疑正体现了各种形式的话语背后都共同具有的“可译性”，而“诗人”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诗歌”作品对其进行“翻译”。然而，这部小说也同时为我们指出了那个关键的“例外”——故事中的一切话语都“可译”，唯有“爱情”话语不能。在小说中，男主人公海因里希一路上遇到了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解释了自己行动的意义（或“所指”），只有那个名叫玛蒂尔达（Mathilda）的女孩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她爱上了海因里希。在小说中，反倒是玛蒂尔达的父亲替她说出了“爱情”，也为我们指明了“诗歌”问题的悖论所在（这段话甚至可谓“话语网络1800”的自我宣言）：

请你想一想“爱情”，诗歌对人类延续的必要性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如此清楚。“爱情”是沉默无言的，只有诗歌可以赋予其声音。或者说，“爱情”就是自然之诗的最高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爱情”“诗歌”“翻译”乃至“自然”等一系列关键概念在这段话中的微妙关系。在这段引文中，我们不难意识到，基特勒所说的这种“例外”（即唯有“爱情”话语无法翻译）绝不是在“失败”意义上的“例外”。对于普遍的“可译性”而言，无法被翻译的“爱情” 其实是只一种“构成性的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换言之，（遵循着一种秘而不宣的 “辩证法”逻辑）基特勒准确地指出“爱情”这种“例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普遍性”的取消，这种“例外”恰恰是构成“普遍性”的一种必须的环节、必要的条件。正如在上文对“母亲”的讨论中已多次强调的，在“话语网络1800”中“爱情”以及母亲/女性/自然（它们都是“同义词”）的共同特征是无声、沉默，也就是说，女性/爱情虽然可以使“男人”说话，但“她” 自己却不能言说（就像小说中的女主角必须通过她的父亲才能言说），而从翻译的角度看，这 也就意味着必须先经过“翻译”，无言的“爱情”才能进入语言和意义的世界（正如“信息论” 中，信号源必须经过“编码”才能进入信道），而这一任务，这种不可能的“翻译”，在“浪漫主 义”时期只有“诗人”才能完成（即引文中所谓：“爱情”是沉默无言的，只有诗歌可以赋予其声音）。

这种“爱情”（女性/ 母亲/ 自然）与“诗歌”之间的微妙关系当然不仅是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它也完全符合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赫尔德（Herder）对“诗人”之工作的界定：

 “自然”，那种存在于诗人之中的激情与行动的世界，那种诗人试图用语言将其外在化的世界——这种“自然”是表达性的。语言只是一个通道，真正的诗人只是一个翻译者，或者，更清楚地说，诗人是将“自然”带进他的兄弟们的内心与灵魂中的那个人。

这段简短的引文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因为在这段话中其实浓缩了基特勒对“话语网络1800”中的“语言”与“诗歌”的相关分析的全部关键之处。首先，赫尔德明确地指出，“诗人”其实就是“翻译者”，而“诗歌”所翻译的“对象”就是“存在于诗人之中的激情与行动的世界”，或大写的“自然”（在1800 年的编码系统中也对应着大写的“母亲”与“爱情”）。换言之，正是因为“自然”本身是沉默无言的，所以必须通过“诗人的语言”才能将其“外在化”。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想要实现这种“翻译”任务，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于赫尔德所谓的“语言只是一个通道”——基特勒在此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从媒介技术的角度重返人文学的古老议题时的非凡洞见——然而，这里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赫尔德并没有读过一个世纪之后香农关于信息传播模型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他却同样使用了“通道”（channel）这个“信息论”中的核心术语，这在基特勒看来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因为赫尔德的诗歌观、翻译观与香农关于“信息”传播的数学思考之间的确形成了强烈的共振。因此，以一套严格的“信息论”修辞，基特勒把赫尔德的这句话“语言只是一个通道”从信息技术的角度重新解释为：

以一种技术上的精确性，我们可以说承担着这种功能的语言只能作为一个通道而存在。如果语言具有自身的密度和物质性，具有自身的哑点和传输延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一种无所不包的可译性。

当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突破。通过赫尔德的诗歌观念，或者说，通过基特勒对赫尔德思想的再阐释，我们终于可以认清“话语网络1800”的媒介-技术“底牌”。一言以蔽之，“浪漫主义”时代的媒介基础，不仅在于“语言”（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在1800 年 前后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打破“书写”的垄断地位的“技术媒介”），更在于“语言”——这一“历史性”而非“本质性”的观念——自身在1800 的话语系统中所承担着的那种功能。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一个建基于书写/文本的时代，一切理论分析的起点都应该首先考虑“语言的物质性”，然而对于“话语网络1800”而言，“语言”在这个时期的“物质性”恰恰就是“去 物质性”。换言之，为了使“浪漫主义”的话语生产回路得以运转，“语言”必须首先放弃自身的“物质性”（如歌德所排除的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即“语言”必须成为一种完全“透明”的、没有任何“延迟”的信息“通道”，才能确保“普遍”的“可译性”，从而实现对母亲/爱情/自然等“信息源”的传输。总之，基特勒在这两节中关于“语言”的全部分析都是在试图论证，“话语网络1800”是基于“所指”的逻辑，而不是“能指”的逻辑（那将属于“话语网络 1900”），而话语的“交换”之所以被称为“普遍”的，也正意味着它是一种从“所指”到“所 指”的交换——正如歌德所谓的“留存下来的是纯粹的、完美的实质”，或赫尔德所谓的“将自然带进他的兄弟们的内心与灵魂”——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完全不需要“能指”（语言的物 质性）的中介。而与之相对应，在基特勒看来，正是由于缺乏“对退却的沉默起源的发明”，在“浪漫主义”之前的“学者共和国”时期的“普遍的翻译”只能局限于在“再现的表面”（即语言背后“深层”的意义，如神学意义，依然不可翻译）。换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悖论的、辩证的逻辑，正是因为“浪漫主义”首先“发明”出了一种“不可翻译”的沉默的起源（无论被称作母亲、自然或爱情），即“发明”出了自身“普遍性”的“例外”、限度或不可能性，而当这种“例外”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被再次“扬弃”之时，“浪漫主义”才得以实现“学者共和国”所没能实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基特勒在本节的小标题（“翻译的不可能性”）中其实早已“暗示”，在1800 年的话语系统中，翻译的“普遍性”与翻译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无非只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稍作总结，“诗歌”在“话语网络1800”中的功能是：

诗歌在1800 年进行的是一种双重的同步运动：其一，诗歌翻译的是种种异质性的话语，这些话语依然存储在浮士德的“亲爱的德语”或路德的“母语”之中；其二，诗歌翻译的是那种从未泄密的原初话语——换言之，它翻译出了“母语”。

在这段耐人寻味的表述中，基特勒试图区分诗歌在“话语网络1800”中所进行的两个不同层面、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翻译”行为。概括而言，第一种“翻译”是指翻译“进”母语（translating into the mother tongue），而第二种“翻译”是指翻译“出”母语（translating out of the mother tongue）。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第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就是通常所说的在语言与语言之间进行的“翻译”，例如路德对拉丁文圣经的翻译，或赫尔德把各族民谣集中翻译为德语；而基特勒所试图辨析的第二种意义上的“翻译”则更加微妙——如果用我们的语言来勉强“翻译”的话——它指的是一种抽象层面的“翻译”，即“浪漫主义”诗人对那种不可言说的话语起源（同时也被称作母亲/自然/爱情）的“翻译”，也就是说，诗人是将这些前语言或非语言的“信源”重新“编码”为人类可以理解、可以交换的信息形式，即“诗歌”。而作为一种观念/理想（而不是某种具体的民族语言的）“母语”也正是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形成的。换言之，这里所说的“母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种诗人用以进行“翻译”的载体/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的“母语”即“德语”；但与此同时，“母语”也是这种诗歌“翻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的“母语”（恰如其字面意义）应该被解作“母亲之语言”，正如第一节所讨论的大写的“母亲”观念，“母语”也是对“浪漫主义”所发明的那种不可接近的“起源”的另一种称呼，只有“诗歌”才能言说“母语”，才能为不可见的“母语” 赋形。总而言之，诗歌不仅通过“母语”来进行翻译，诗歌还“同时”翻译出了“母语”，这就是基特勒所谓的“翻译”的“双重同步运动”——显然，翻译“进”母语是一种普通的任务， 随着德国的民族- 国家建构，所有（男性）公务员都将在基础教育中学习并掌握这个意义上的“母语”，然而翻译“出”母语则是一种特异性的“不可能”的任务，唯有（男性）诗人才能完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