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全新图文版）

　　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这本书中，我谈到当代文学“经典”评定与政治潮流的关系的时候，举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教材的例子[1]。“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响应号召，只用三十几天就集体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55级文学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初版本的红色封面，更由于其“颠覆性”的激进内容和首创的集体编写的工作方式，当时被称为“红色文学史”（图1）。但第二年的扩展修订版，删改了若干激进的评述，封面装帧也变为黄色（图2）。到了60年代初，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版《中国文学史》则是深蓝色封面（图3），科研体制也由集体协作变为专家的主编负责制。这种封面本非预设的色彩变化,在“文革”期间被解读出无产阶与资产阶级博弈斗争的政治象征意义[2]。

中国文学史

版本

红皮、黄皮、蓝皮

　　关于“55级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研究论著多有提及[3]。下面的评述，主要是将它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进行回顾：追溯它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目标，编写依据的理念和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

　　“55级文学史”的编写，是1958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在高校，主要是批判代表性学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教材编写。对于这一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情况，该校当年有这样的描述：

    在五六十年代，物理系和中文系是北大的两个大系，取分分别在文理科最高，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如“鸣放”“反右”“大跃进”等），也往往走在前列。中文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师生撰写的批判文章就有近一百篇，批判对象既有在本系任教的文学史家、语言学家，也有系、校外的专家。这些论文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四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和两辑《语言学研究与批判》[5]。

　　被批判的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等先生，是当时有影响力、在50年代也非常活跃的学者。游国恩那本收入《屈赋考源》《楚辞女性中心说》等论文的《楚辞论文集》，1957年刚刚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林庚的《诗人李白》1956年版权转到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不到两年时间印数就达八万余册；1957年初，他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也印行面世并受到关注。就在批判展开的前几个月，《北京大学学报》还刊登了林庚的论文《盛唐气象》，《文艺报》也发表了王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胡风、冯雪峰的长文[6]。没有想到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批判对象，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对王瑶的批判，导致他自1955年开始担任的《文艺报》编委职衔，从1958年10月的第19期起被撤销。

　　在运动中，北大中文系的这些先生的学问，被批判为“伪科学”：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堆砌外，就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在时势的激荡下，学生们确立了超越他们的勇气，并将这一关系定性为对立阶级之间的取代，“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撰写“内容全新，体制全新”[7]的论著：

     这里说的三年级学生一个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下面要讨论的“55级文学史”。

　　1958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9]的年头，但几十人在短时间内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编写，还是会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怀疑，这包括编写者的学术资历、拟定的编写完成时间以及编写的方式。这种写作方式挑战了传统有关人文研究工作的一般想象。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写作，可否采用集体大协作方式的质疑，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认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方向”：

集体协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分散的个人组成一个思想、步调统一的整体，如何处理统一思想和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未来主义者有着机器崇拜的情结，“55级文学史”编写者显然从现代工业生产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上获得灵感：不仅使用“大协作”“机器”等字眼来描述这一科研活动，也把他们的工作直接与1958年工业生产“蚂蚁啃骨头”的典型相提并论[11]。当时在高校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和“红专辩论”，常将大工业生产与小生产的手工劳作加以对比，来论证存在决定意识：前者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小生产和脑力劳动的个体劳动方式，为个人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因而，在“55级文学史”编写者那里，探索从个人思考、写作变为集体写作的方式，就不只是具体方法上的意义。如何建造一个“像一部机器紧张而和谐地转动”的组织，而“每个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12]？在文学史出版后，编写者总结了下面几条经验。

　　首先是标准、指导思想。编写者说，他们通过组织理论学习和贯穿全过程的“务虚会”，实现标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一开始，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论著，以之作为指导思想，并“就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达到“认识的统一”，“进行了五天的理论学习和鸣放”[13]。理论学习和“务虚会”针对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参加者的思想、工作态度，确立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原则；二是历史叙述和作家作品评价、分析的理论根据和标准；三是发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作为统御整部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框架。这里体现的理念和方法，在当时的史学界被概括为“以论带史”的方法。有编写者在回忆中讲到这一方法应用的具体细节（也许这是较极端的例子）：

编写过程出现的矛盾，包括学术观点的分歧上，规定了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意见的原则：

在这个“脑力劳动大协作的机器”中，组装进“机器”的个体可能因此获得超越一己的智慧、力量，但个人也可能被集体孤立、碎片化，灵感和想象力在“集体的正确意见”的压力下被磨损，被抑制。然而，排除了差异性经验，排除个体的奇想、偶然性的集体，它的“正确”有时候也难免走向空洞、僵硬和公式化。

　　“55级文学史”的制度和科研方式，后来虽然不再有完整的复现，但其中某些理念和工作方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生产中有深远影响。

　　1958年，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的科研活动遍地开花，编写的教材、文学史自然也不止北大中文系编写的这一部。较知名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8]，华中师范学院（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学生为主体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些文学史中，“55级文学史”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成为产生影响的学术、文化事件。

　　“55级文学史”面世就获得“红色文学史”的称号。“红色”主要不是指封面颜色，而是它的“插红旗”的“阶级品格”，它的激进的立论和分析方法，还有集体编写的方式。“红色文学史”《前言》有这样的自我评价：

书出版的当月，《光明日报》社论称它是“一部真正的红色文学史”[20]。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委会文章《一本插红旗的中国文学史的诞生》中，谈到该书出版后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其中有文艺界的前辈，有工人，公社社员，解放军战士和少先队员的来信，他们称赞我们的文学史是‘红色文学史’，是他们自己的书”[21]。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等人的相关文章标题也用了“红色”字眼[22]。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的赞扬这部书（包括修订本）或介绍编写经验的文章多达二十余篇。费振刚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党支部书记，他作为这个集体代表参加195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作为特邀代表参加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扩大）会。陈素琰作为编写组的代表先后出席北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会、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都做了介绍经验的发言。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那时他尚未进入中央权力核心，要到60年代初批判“苏修”的战役中有出色表现后，他才得遂此愿——给1955级同学的信，对“红色”的含义有联系“反右倾”问题的发挥：

何其芳

HEQIFANG

　　“55级文学史”的民间文学主流论，来自高尔基的论述——“人民不但是创造一切物质财富的力量，同时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唯一无穷的泉源”[33]，但也和1958年新民歌和搜集民间文学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虽说这部文学史的《前言》称“我国民间文学以铁的事实和内在的真实力量”证明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中国文学的“主流”[34]，但在全书的具体章节中，却可以见到叙述上的煞费苦心、漏洞百出。这部文学史“发现”的另一规律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后来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个提法来自茅盾的《夜读偶记》。茅盾1958年连载于《文艺报》的长文在当年的影响确实很大，包括文艺史的编写[35]。但这一观点并非茅盾新创，在古典文学研究界也不是1958年才开始流行[36]。苏联文艺理论家涅陀希文（也译作聂托希文或涅多希文）在1953年出版的《艺术概论》中说：“现实主义在艺术史上是在与各种脱离现实或至少是片面地、歪曲地反映现实的倾向和流派的斗争中发展的，所以，艺术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派别与各种反现实主义流派的斗争史。”[37]《艺术概论》虽然1958年才有中译本，但雅·艾尔斯布克质疑涅陀希文这一看法的文章《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译文就刊于《学习译丛》1956年第7期。刘大杰1956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与现实主义问题》一文的开头，就谈到他认同艾尔斯布克文章的观点，批评“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流行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38]的观点。当时就这一问题引起的讨论，先后有姚雪垠、李长之、蔡仪等人的文章发表。但必须指出，由于茅盾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夜读偶记》按照这一“公式”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系统性归类（文章的第二部分标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说法的影响力在1958年得到提升。

　　“55级文学史”对这一“规律”的运用，极大简单化了阐释视野不说，大批作家、作品被归入“反现实主义”阵营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如谢朓 、王维、孟浩然、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唐五代词、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即使是被分配在“现实主义”（或作为“同盟军”的“积极浪漫主义”）阵营里的作家，虽然得到肯定，但在“人民性”、阶级论的标尺下，阶级“局限性”也被揭发。如批评《古诗十九首》的有些作者“实在最没出息，因为他们不会起来反抗”[39]；责备李白“当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时，并没有完全去接近人民，汲取力量，加强斗志，相反，仍然过着奢华的上层生活”[40]；也不满意苏轼“只是从‘清官’的立场来观察人民生活而已，没有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41]；说罗贯中“还留恋和尊崇正统，不打算根本推翻那个皇朝和改变那个制度”[42]。针对“55级文学史”说李清照词是“贵妇人生活的写照”，是“卖弄风骚，故作娇态”，写离别的词是“堕入不能自拔的颓废情绪的深渊”这样的批评，曾沉迷晚唐风格的何其芳怎能不发出这样忧郁的感慨：

其实，“55级文学史”编写者与何其芳也非道分两途，泾渭分明。年轻学生也同样有柔软的怜香惜玉和恻隐之心。例子之一是，“红皮本”写到《长恨歌》的时候，对“统治阶级”的爱情也有办法网开一面：

　　在强调对立、极端，将一切思想、事物一分为二的时代，如何让检查古代作家、作品对人民的态度这一标尺不致过度侵害人们心爱的作家、作品，是那些在遗产中浸染过的学者的焦虑。为此，何其芳在发言中提出“中间性”概念，来构筑一个保护的屏障。他说：

“中间性”提法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5—1956年的李煜词讨论。这个讨论参加的学者人数之众、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来占领文学遗产研究界的大型操练[47]。何其芳在1956年6月13日、6月20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李煜词讨论会上的发言，毛星撰写的论文《关于李煜的词》《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48]，都提出古代文学存在既没有人民性，但也不是反人民的作品。毛星文章的主旨、倾向，是批评当时学界“过高赞扬”李煜，但他指出，“李煜的词没有什么人民性的内容，但也不能说是反人民的。那些写一般相思、伤春等小小哀愁的词和那些写一般离愁别恨的词，自然不能说是反人民的，就是那些分明以帝王身份出现的词，也不能归入反人民之列”[49]。这个没有人民性也不是反人民的说法，1959年由何其芳提炼为“中间性”的概念，并引发了1959—1960年间有关“中间作品”的争论；这个争论也关联到“无害文艺”、文学欣赏的“共鸣”等问题[50]。“中间性作品”的概念，后来也被“55级文学史”编写者接纳，运用到修订本的作品分析之中。

　　“中间性”概念的提出，是企图释放被挤压在两端的作家、作品，拉伸分析的光谱，扩大灰色的地带。关于这一“当代”难题，钱谷融此前在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中提出的方案是，对王维、李煜、李清照等作家，从他们那里寻找“爱国主义”“人民性”是徒劳的，应该用“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解释这一现象；“人民性”是最高标准，而“人道主义”是最低标准。由于这样的策略性背景，“中间性”以及“人道主义”都包含暧昧、脆弱的成分。在当代中国，“中间”（中间作品、中间人物、中间立场）多数时间处于可疑、尴尬的处境：既没有独立的位置，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因为据说“中间状态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不确定的状态”——这是1964年对“写中间人物”的批判语[51]。

　　“红皮本”文学史其实也有很多优点，如何其芳说的，正在学习文学史的学生用很短时间写出这样的著作是个“奇迹”，而全书语言的流畅、一致，在多人合作的情况下也实属不易。另外，鸦片战争到“五四”一段的“近代文学”论述，在学术界也首先由“55级文学史”奠定基础——在这方面，阿英、季镇淮等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形势的变化，学术界开展的讨论和批评，使“55级文学史”编写者在1959年意识到他们“还是处在学习与摸索的过程中”，承认“正确处理”丰富的文学遗产，“是一件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检讨他们曾有的教条主义观念和工作方法：“不能期望以几个简单的原则来解决一切问题。对待祖国文学遗产的盲目的无批判的歌颂，和一律粗暴的否定，都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不应“轻易给对方扣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52]。于是，这部出版不足半年的文学史，就启动了大范围的修订。

　　修订仍然采取集体大协作的方式进行，与写作“红皮本”相比，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师生关系。在修订进行的1959年，部分教师和学生原先设定的对立的阶级关系已被淡化。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冯钟芸、彭兰、吴同宝（小如）、陈贻焮、沈天佑、吕乃岩、周强等都参加了编写工作，新的编委会也有六位教师加入，其中包括在1958年作为“资产阶级学术”代表的游国恩和林庚[53]。游国恩、林庚、王瑶诸先生在当代中国身份的浮沉起伏难以预测。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备受尊敬，许多学生报考北大中文系，既慕其历史形成的名声，也为传道授业的诸多著名学者所吸引。但在1958年，他们的学问就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到了编写修订本时，学生们在时势的引导下收回了咄咄逼人的言辞，写下这样诚恳、温暖的文字：

    游国恩、林庚等先生地位、身份的这种变化，并非他们个人所能选择，大体反映了当代政治运动的走向，由政治运动的诉求和策略所支配、推动。因而，这里的师生关系就不是一种“自然人性”的关系。在60年代初，林庚等恢复了学术权威的地位。但“文革”前夕，原先背诵着林庚“马路宽得就像一条河/……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56]诗句的学生，又开始重演1958年的一幕，在课堂上批评他赞扬的布衣精神、他的“尊李抑杜”，而林庚则在黑板上写下“真理超过一步就等于谬误”，一言不发拂袖而去[57]。他的怒气自然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修订后的“黄皮本”扩展到四卷共120万字的规模，资料性、学术性等方面确实大大增强。民间文学主流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等“规律”被放弃，“修改了原书中一些简单粗暴和论证不全面不妥当的地方，并且尽我们最大努力补充了原书中一些薄弱部分，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章节都经过重写和改动”[58]。

　　不过，编写者没有想到的是，修订本出版前一个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形势开始从纠正“左”的倾向转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展开对修正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55级文学史”编写者在这种无法预判的情势下，对他们的修订开始反悔，转而检讨修订本的问题：

于是，1960年春天，他们打算利用毕业前的半年时间，启动对修订本的再修订。计划在1961年“七一”出版第三版，“务其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0]。他们将部分再修订的稿子集合，印制了“仅供有关同志提意见时参考”的《中国文学史第二次修改初稿的一部分》[61]。因为是白色封面，有时被称为“白皮本”（图4）。

"白皮本”《中国文学史第二次修改初稿的一部分》

　　再修订的第三版并没有完成，原因有多个方面。如毕竟已经毕业，许多同学已离校（虽然1955级有不少人留校任教），又如有人会为不断反复感到厌倦（这点纯属推测，没有材料证明），还有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已经启动。而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受到劝阻。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任教的一位编写者回忆说：

回忆讲述的这一情况，在周扬后来的讲话中得到证实：

关于文科教材会议

会议记录

当然，批评年轻学生没有稳定性，批评他们在汹涌的潮流激荡下欠缺“定力”的反复，那是不近情理的苛责。即使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知识以及政治经验的积淀者，如周扬，如反复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他们也是或被迫或自愿地选择趋时的转向。

　　从1960年冬天开始，政治经济开始进行全面调整，高等教育领域也试行在调整方针下制定的“高校六十条”。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教小组的策划、领导下，包括文科教材在内的高校教材编写工作启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教小组成员的周扬，承担了文科教材编写的领导工作。1961年4月11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共同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教材编选工作全面开展[65]。在文科教材中，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和现代）显然是重要的项目之一。

　　在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的编写上，曾有人提出以“55级文学史”为基础修改提高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被接纳[66]，确定的是由著名专家领衔的主编负责制。整体的编选方针，建立在检讨1958年“大跃进”集体科研错误、偏差的基础上。1962年5月5日，周扬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指出：

　　1960年8月，北大中文系1955级毕业时，编辑了《战斗的集体——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纪念》（自印，未正式出版）的纪念册（图5）。该书辑录了陈毅、康生等人的来信，以及1958—1960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55级文学史”的社论、文章，还包括编写者介绍、总结经验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纪念册前面有谢冕执笔的题词：“革命斗争中成长/群众运动里开花/我们五五级/走的是红专道/骑的是跃进马/听的是党和毛主席的话/此去扬鞭万里/一生为祖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1955级-北大

中文系毕业纪念

　

　　四十年后的2000年夏天，该年级的部分同学重聚学校，也出版了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册。纪念册原拟用林庚为1955级毕业三十周年题写的诗句“难忘的岁月”（“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命名，最后题目确定为“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谢冕、费振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群众运动里开花”到“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这里蕴含着“回望逝去的那些时日”时的“难以言说的思绪：欢乐和痛苦、纯真和复杂、获得和失落、自责和醒悟”[74]。

　　当年这个年级的文学史编写者，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批评家、作家、学者，如谢冕、费振刚、张炯、杨天石、孙玉石、孙绍振、黄修己、孙幼军、陈铁民、陈丹晨、吴泰昌、温小钰、王水照、孙静、张少康、谭家健、李汉秋、张毓茂等。回顾这段经历，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有同有异。“历史”可能有一个主题，但也有众多侧面和细节，何况亲历者位置、立场、感受的不同，差别是自然的。下面试举几例：

洪子诚谈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专访｜当代人如何写好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