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9.11”二十年的反思

文|王炎

“9.11”过去了20年，如果今天我们仍满足于谈飞机撞入世贸的惊心动魄、近3000人的惨死，以及美国和世界的震惊，那这20年岁月就白白逝去了。时间并没能让我们沉淀，产生出更深刻的思想与更强的理解力。其实，20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历史的变革如此剧烈，可谓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们如果还停留在20年前的人道关怀，只谈恐怖主义的残忍、受难者的不幸，那么历史不过是循环往复的空转，并无意义。

今年五月份才有个新闻热点，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枪杀、驱逐，我们也表达过人道主义关怀，可怜受难者的悲惨，似乎这两场悲剧同属人道危机。从历史的纵深考察，这两场悲剧是有因果关系的，自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武力霸占巴勒斯坦领土，而西方袒护、支持以色列的非法行径起，中东与西方之间的怨恨就深深地埋下种子，之后冲突和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致“9.11”。如果将这两个事件等量齐观，都视作暴力恐怖与无辜受害，那同情与声援不是最廉价的吗？有人说本·拉登的恐怖袭击是嫉妒美国的民主自由与经济繁荣，虽说社会心理学上确实有仇富情结，但说穆斯林因仇富而化几十年策划恐怖袭击和自杀式爆炸，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9.11”的背后有深刻的思想论争，它是后“冷战”时代政治理念与国际冲突的直接后果。可归纳为：西方民主是普世的吗？应该推广到全世界吗？人权高于主权吗？如主权国家内部出现人权危机，国际社会应该僭越主权动用武力干涉吗？推翻专制政权而建立民主，会自动消除恐怖主义吗？非西方人民真会欢迎别人强加的西方制度？西方的武力干涉会带来永久和平吗？这些问题在1991年苏东倒台之后立刻被提出来，美国与北约国家作为拯救世界的最高原则开始践行。从1991年美国领导第一次海湾战争、1992-5间北约以人道主义之名轰炸波斯尼亚、1992-4年美军介入索马里人道危机（以电影《黑鹰坠落》闻名）、1999年科索沃战争等，所有这些以人道之名的武装干涉，都激发了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拉登策划“9.11”，正是为让美国陷入与穆斯林世界的对抗，像拖垮苏联那样拖垮美国。

结果小布什真于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两场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之间还有2011北约推翻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从今天来看，所有这些战争与干涉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民主与繁荣，相反只有更深人道灾难。政治选举非但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出现中东的宗教激进主义回归。第三世界人民没有像预期那样拥抱西方民主，相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意味着腐败与权力倾轧。推销民主非但没有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反而到处是无休无止的暴力与冲突。西方国家也被拖下水，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一天天走向衰落。

其实，这只是在历史现象的层面上证明西方的救世方案不可行，如果在思想的层面上依然有效呢？或许这一切尚待时日去验证、西方民主也许在未来必然实现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仍须回溯文明史，考察西方民主和自由到底是不是普遍的和必然的。首先，西方民主是从西方文明的根基处，依据文明逻辑在极其漫长的历史中渐渐形成的。希腊文明先给这座大厦奠定了古典城邦民主的根基，然后，融入另一条线索——古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在古典主义自然法的基础上，从使徒保罗、至奥古斯丁、方济各经院哲学和马丁·路德等漫长的思想演变过程，渐渐衍生出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然后，从启蒙运动到欧洲国家的形成，经历美国和法国革命等，最终形成现代民主自由政治。我不同意阴谋论，说西方民主是骗人的谎言。应该说西方民主不外在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它不是可以随意移植或摹仿的政治制度，而是几千年形成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其精髓流淌在西方文化的血脉之中，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本能、世界观和行动初衷，恐怕都以之为依据。但如让其他文明照搬西方民主，无异于东施效颦，肯定水土不服。因为每个文明也都经历了同样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与制度，彼此难解难分，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体的人性之中，要改弦更张，无异于脱胎换骨。

对于主权与人权问题，这在后“冷战”的国际政治问题中，是东西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冷战”一结束，主权问题就突显起来了呢？因为“冷战”期间，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vs资本主义阵营。两阵营中的国家或多或少地让渡部分主权给盟主，阵营领袖则将各国联合起来，形成共同防卫体系。东方阵营垮掉后，东欧国家失去了卫星国地位，很多亚非国家则失去苏联的间接保护，不得不直接面对北约的威胁。这时候，联合国与国际法对主权不容侵犯的维护，便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联合国宪章的人权宣言，似乎又在主权的坚硬外壳上留下缝隙。当北约以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对他国家进行威胁时，人权可能成为武力干涉的方便借口。首当其冲的便是南联盟，“冷战”结束不到一年，北约就对南联盟狂轰滥炸，给世界各国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那些不听调遣、调皮捣蛋的国家以此为戒。记得1993年在北大电教大教室里，法学院的师生曾就主权与人权孰大孰小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争执不下，曾大动肝火。

几十年过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新问题却已油然而生，互联网穿越所有国家边界，把具有共同思想却来自不同国家的公民连接起来，传统主权理论已捉襟见肘。互联网时代不仅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也出现了IS通过社交网络征募西方国家公民做恐怖分子。主权与人权这个老问题，已显现出新面向。90年代在北大的讨论，也似乎没有过时，只是失去了聚焦。

推翻专制以便消灭恐怖主义的提法，产生于小布什时代，他与幕僚制定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其核心理念是：西方民主和自由乃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前提，专制主义孕育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所以美国必须将民主与自由推广全世界，理性与正义才必然惠及全人类，世界共享和平与安全，从此美国不会再受恐怖主义袭击了。这在思想逻辑上并不自洽，欧洲启蒙运动的矛头直指专制王权，但专制与发轫于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恐怖主义根本不属同一范畴，解决专制主义不会自动消灭恐怖主义，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在实践操作层面也会错位，反专制要针对国家政府，而反恐则须根除民间恐怖主义网络，两者不在同一操作层面上。

新保守主义曾一度引起国内学界共鸣，芝加哥学派也拨动了中国学人的心弦。以思想观念改变正在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在文明传统中挖掘重振昔日辉煌的活力。同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也曾吸引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相信通过理性规划和自由联盟去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如今，我们身处“9.11”二十周年之际，不应再从纯理念出发，天真地去推导未来世界图景。也不应再局限于“9.11”视觉奇观与喀布尔的混乱与狼狈，将历史处理成戏说，无论世贸大厦还是喀布尔机场，都是世界史节点上的戏剧化事件，必须把它们上升到思想层面去反思。

 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 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