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当波拉尼奥杀了一个光头党

撰写：[阿根廷] 莫妮卡·马里斯坦
翻译：鹿秀川
* 原文篇幅较长，本文略作删减

这是波拉尼奥在2002年11月18日写下的信件。信里所指的人是波拉尼奥的好友，阿根廷作家罗德里戈·弗雷桑，他也是我撰写本章的缘由。

波拉尼奥经常以他惯有的讽刺口吻说起2002年在报社认识罗德里戈时的场景，当时委内瑞拉政变失败，导致几名参加会议的拉美作家被困在一个岛上，其中就包括和波拉尼奥惺惺相惜的阿根廷作家塞萨尔·埃拉。

“我平安无事地回来了。那些疯狂的委内瑞拉人没法再骗我落入他们设的陷阱中了。回到家的第一周，我一直都在调整自己，想恢复正常状态，即便还没调整到我在阿根廷的正常水平，相比委内瑞拉，也好了很多。”那时候，埃拉写下了这些话。

总是有些作家宛如细微的血流连接了当代拉丁美洲作家常常被堵塞的脉络，其中波拉尼奥最喜欢的当属罗德里戈·弗雷桑。他也是波拉尼奥生命晚期的挚友之一。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波拉尼奥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一位才华横溢、疯狂且诚实的兄长。波拉尼奥的写作没有边界，没有束缚，也没有停顿。他写作就像他呼吸一样，他的作品带来的爆炸性浪潮必将继续推进、扩大，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地带来回响。”弗雷桑2003年7月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葬礼上为大家宣读了自己献给波拉尼奥的颂词。

罗德里戈·弗雷桑出版《阿根廷历史》时才刚满26岁，这本书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6个月之久，并被评论家们选为1991年的文学类代表作品。那些年是南美洲国家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年头，生于60年代的一批作家（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的《博马尔佐》和埃内斯托·萨瓦托的《英雄与坟墓》等作品诞生的年代），有弗雷桑、胡安·福恩、阿兰·保罗斯和马丁·卡帕罗斯。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作家的兴趣不再是创作单一审美标准下的文学作品，而是试图建立一块永远不会变形和变质的文学领地。无论如何，正如罗德里戈所说，阿根廷是“优秀足球运动员和优秀作家的摇篮”。

然而，《世界语》和《事物的速度》的作者弗雷桑则像小鸟一样，试图振翅甩掉给他贴上的年代标签或者逃离那些说他想要建立自己意识风格的评语，他只坚信自己是位坚定的作家。

作为新一代阿根廷作家的代表，弗雷桑否认了所谓神话和头衔，因为在他看来，“阿根廷新文学运动和特定时期出现的出版业和新闻业存有的问题不无关系，然后这些问题让你永远地僵化。每天早晨，我醒来都在祈求能有新一代阿根廷作家的出现，这样我才能摆脱某种标签，继续写作之路”。他这样说着，带着点博尔赫斯的口气，似乎想要客观地来解释“阿根廷性”，却从一些国家标志性的东西，比如焦糖牛奶酱，或是足球等被质疑或遗忘的角度出发。弗雷桑永远都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血脉的羁绊。

弗雷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定居在巴塞罗那，被《国家报》的哈维尔·阿帕里西奥称作“波普博尔赫斯”，或者说“流行版的博尔赫斯”，他目睹自己的第一本也是最著名的一本书如何逐渐走进大众视野，18年间广受老幼好评。他还发现，因为自己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即温柔的质疑，他对自己的这项创新型工作的兴趣能够一直持续，而正是这种兴趣让他能够在年轻时就取得爆炸性成功，达到巅峰，跻身当代文坛的主流队伍，并且不断寻找新的方向和范式。

被已故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崇拜，又被加泰罗尼亚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称为自己“阅读次数最多”的作家，费雷桑得到拉伊·洛里加这样的评价：“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死后才给他献花，这位优秀的阿根廷作家能保持心态健康就是我们每日的礼物。如果他享受被爱，那我们为何不爱他呢？天赋异禀的人就应该获得认可。”

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用他一贯的智慧，评价《阿根廷历史》的出现意味着“国际作家新模式”的诞生。“这些作家对于文学的权威不屑一顾，用青春创造自己的事业，认为禁忌与反抗本就相辅相成。”

大众传媒、流行文化、摇滚文化（弗雷桑是阿根廷摇滚明星安德烈斯·卡拉马罗——他在很多场合都写到过——以及菲托·派斯的朋友），折中主义的学识、影视作家、商业电影：所有的一切都汇成一杯鸡尾酒。似乎正是这酒，让弗雷桑身不由己地渐渐成了专业的作家，大众总是期待着他的下一部作品。

罗德里戈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读者——据说“世上没人能像他一样，读书读得那么多”，他一直不愿意面对死亡，就是怕错过即将问世的书籍，相比询问人们是支持哪个足球队，他更关心人们会在蝙蝠侠和超人里选择谁。

弗雷桑出现在《2666》的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中，与他的伴侣一起到肯辛顿花园的彼得潘雕像附近游玩过。波拉尼奥还专门将自己在布拉内斯报纸上的一个专栏献给了罗德里戈，题为：“有关弗雷桑的一切”，由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整理发表在《括号间》里。在这篇专栏文章中，罗贝托说道：“和弗雷桑聊天，我总是非常开心。我们很少会谈及死亡。”

罗贝托·波拉尼奥大街揭幕仪式举行完的第二天，我们在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巴莫斯区的家中采访了弗雷桑。对罗德里戈来说，谈论他这位死去的朋友，无疑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和墨西哥人胡安·维尧罗一样，他也坚信继续在媒体上谈论波拉尼奥就可以让有关他的神话继续传播下去。

摄于2003年，庆祝波拉尼奥50岁生日的聚会，右上为弗雷桑

1999年3月我到了巴塞罗那，当时我新婚不久。我之前就认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认识杜斯格兹出版社的一些人，也认识帮我出版《阿根廷历史》的豪尔赫·埃拉尔德，所以当我到达巴塞罗那时，我有一张长长的名单，可以挨个打电话过去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让他们知道我是作为《12页》的驻外记者过来的。我给豪尔赫打电话时，他说那天下午正好有海梅·巴以利的新书会：“你也过来吧，我还能把你介绍给罗贝托·波拉尼奥。”我当时已经读过波拉尼奥的好些作品了，比如《遥远的星辰》《美洲纳粹文学》和《通话》。而且我还刚刚读完了在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上拿到的《荒野侦探》。要知道，这本书获得了埃拉尔德小说奖，在书展上几乎被抢购一空。我最喜欢的并不是大家认为最好的那一本，我最喜欢的是《遥远的星辰》，现在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可能跟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有关，也有可能因为它是我读的波拉尼奥的第一本书。很多时候，你阅读的后来成为你挚爱作家的第一本书都会对你产生特殊的影响。就这样，下午我参加了豪尔赫提到的新书发布会，那是海梅·巴以利写的有关他母亲的自传体小说。罗贝托见到我后立马邀请我那周六去他家吃饭。那天是周二或者周三，他一直坚持邀请我，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拒绝，只得说好的好的……“去布拉内斯吗？”“对啊，布拉内斯。”我跟他说：“你看，罗贝托，我才刚来，住在一个挺远的酒店，坐火车实在……你看，我有这么多行李……我们刚到巴塞罗那，还有很多手续要办，居住证什么的。”他却回答：“不不，你周六必须得来我家……”“我不确定啊，坐火车对我来说……”“很简单啊。”他说，之后又立马给了我一些怎么坐车的指引，在我看来再复杂不过了。我想这些复杂的指示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迷路吧，在哪儿下车，又在哪儿上车。最后当我到了布拉内斯之后，我发现其实有个非常简洁的方式可以直接从巴塞罗那直达布拉内斯。此外，他还一直诱惑我，说要给我做海鲜饭，说他做的海鲜饭一定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海鲜饭，我绝对不能错过。所以，那个周六，我和当时的新婚妻子安娜一起去了加泰罗尼亚广场坐车。根据罗贝托的指示，我们在塔拉戈纳下了车，实际是相反的方向。我给罗贝托打了电话：“嘿，兄弟，你告诉我的路线根本行不通，到不了布拉内斯。”那时，已经下午两点半左右了，我跟他说我们最好换一天再聚，谁知他却回我：“你今天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海鲜饭今天我就不吃了，真的不好意思。”我说。“今天你必须得来，来我家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重要……”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有了压力。但是他又说：“如果你今天不来布拉内斯，你就永远回不了家，你会掉进时空的虫洞里，在一列类似《莫雷尔的发明》里的火车上过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生活。”“操”，我回应他，“你这家伙要么是变态，要么是连环杀手。”不过，他最后还是说服了我。最终我去到他家，吃了他做的海鲜饭，我不得不说那是我一生中吃过最难吃的海鲜饭之一。我还记得卡罗利娜，她当时对罗贝托准备的海鲜饭感到很愧疚，我也记得罗贝托几乎贴着我的脸逼问我：“告诉我，这是不是你吃过的最好吃的海鲜饭！”我笑着回答他：“罗贝托，说实话，我吃过更好吃的。”从那天起，我们开始频繁见面。那天拜访他后，我很开心。我们穿过马路，去到他的书房，他送了我几本当时我还没有的他的作品，那时想搞到那几本书可不容易：《溜冰场》《象宫鸳劫》（1999年由阿纳格拉玛出版社重新以“佩恩先生”的书名出版）等。

我经常想，为什么罗贝托会喜欢跟我在一起。事实上，我已经不再谈论有关波拉尼奥的事了，这次的采访算是个例外——因为我确实觉得对他的讨论有点过多了，这种感觉并不好，就好像在巡回演出上讲同样的笑话。但我又觉得自己应该接受这次采访，首先是因为我看过您对他的采访，就是最后那次，我发现他回答您的问题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积极，他说过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如果我拒绝了这次采访，我会觉得对不起他。回答您刚才问我的问题，罗贝托喜欢跟我在一起的原因，我想，首先，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就像尼科拉·狄·巴里[1]一样。有件有趣的事，我从来没讲过，这件事能够解释很多事情。我曾住在他最喜欢的中央书店附近。他总是在那里订书，然后会在来巴塞罗那求医或者去阿纳格拉玛出版社时来取。他会路过我家，要么是办事前，要么是办事后，有时候会提前通知我，有时会直接过来给我个惊喜。我们会一起去书店，我选自己想要的书，放进篮子里，他总会说：“放着放着，我来给你买。”第一次这样，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这样，作家永远不会拒绝别人买书给自己。这对我来说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买书的人也是一位作家。后来有一天，我告诉他：“听着，罗贝托，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一直给我买书呢？”“那是因为你是从拉美来的年轻作家……”“我想你弄错了。”我跟他解释我只是一家报纸的驻外记者而已。我还得澄清下，那时阿根廷比索和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所以我也算是个“小富翁”。“你赚得怎么样？”罗贝托问我，当我说出数字时，他突然生气了，脱口而出：“你是个卑鄙的贵族资产阶级，我一直给你买书，是想着你可能是个不得不从祖国逃离的作家！”“罗贝托，你看，你老是这样，你别总是混淆事情。”我想说的是，就像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说的那样，波拉尼奥的所有作品都是基于他年轻时的经验写成的，而这也影响了他人生的其他领域。其次，是因为罗贝托对阿根廷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阿根廷的文学。相比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语作家，他会更加关注阿根廷的新人作家。我认为智利的波拉尼奥和西班牙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是与阿根廷文学联系最紧密的两位作家，而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新一代作家的摇篮。在拉美的其他国家，你或许能找到两三个风格怪异的作家，但是在阿根廷遍地都是，“普通”作家才显得稀罕。我想说的是，我认识罗贝托的时间，只从1999年到2003年，对于他在最后的采访中说的话，我感到无比荣幸……[2]友谊的深厚程度是难以衡量的，但我确实因为与罗贝托的友谊，我感到荣幸且骄傲地活着，我可能是罗贝托生命中最后的朋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可能是他最后打开与人建立关系的大门。也许在生命里的某一刻，他就像是《玩具总动员》中的巴斯光年，全身心投入作品，周围无须有别人环绕。凭借他已有的人脉，他已经能很好地继续生活下去。他可以算是一个粘在电脑上的人，这么说来，他能有时间和空间，与我聊聊严格意义上不算文学的东西，我真的感到非常骄傲。

[1] 意大利创作歌手。——译者注
[2] “我最好的朋友是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他于1998年去世。现在，我最好的三个朋友是伊格纳西奥·埃切瓦里亚、罗德里戈·弗雷桑和安东尼·加西亚·波尔塔。”

我想这可能跟失眠有点关系。我有三个非常博学的朋友，他们三个都已经离开了。奇怪的是，活着的时候，他们都是夜行侠。一到晚上，有了电脑，谷歌和夜间频道，人们对于所有事物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一些，那些超级大脑估计就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晚上，你会感到无聊，身边没有其他人，只有你一个人醒着，你就可以对自己说：“好吧，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吧。”他的文学作品，就像托马斯·品钦的一样，是从不为人知的数据和远离人世的陌生感中破土而出的。换句话说，他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即便这样，你也没法阻挡他早上给你打电话，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样。罗贝托在我儿子出生前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头脑中还是会浮现出可怕的一幕，我怀中抱着婴儿，他却在凌晨时分给我打来电话。关于文学，我们谈论得并不多，我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他未出版的文本，同样，他也没读过我的。唯一一次是他出人意料地来我家，当时我正在电脑旁边工作，应该是在写《肯辛顿花园》。电脑开着，他坐下来看了看，什么也没说。也是那天，阿兰·保罗斯正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打来电话，于是我介绍他俩在电话中结识。奇怪的是，他常常跟安娜——我的妻子——讨论他的书和他正在做些什么。安娜是墨西哥人，所以他经常打电话来询问她有关墨西哥的事情。我还记得安娜和罗贝托之间曾有过一段很长的对话，讨论了美洲鹫可能有多少种。他们还会讨论食谱、菜的配料等类似的东西。对于我未出版的作品，罗贝托唯一担心的就是里面是否会有孩子死去。他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在书中杀死一个孩子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我告诉他，《肯辛顿花园》里确实有一个孩子快死了，于是他说他永远不会读这本书。他还告诉我，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绝不会在小说里杀死孩子了。这倒是真的。事实上，在我现在正在写的书中，我不得不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反转，以免杀死其中的一个孩子，孩子确实不应该承受这些。

没有。我去过他的书房很多次，像一个塞满书的洞穴一样，我只看见书房的黑板上贴着《2666》的地图，地图上写着很多名字，画着很多箭头……

[3] 波拉尼奥根据这幅地图创造了《荒野侦探》和《2666》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译者注

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写的。但我们都知道他那时沉浸在《2666》的创作中，写它的时候，几乎没时间去管别的要出版的书。他唯一告诉我的是，我也出现在了《2666》的一个章节当中，叫作“肯辛顿花园”，就这些。他对谈论他的书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想他把写作的过程看作非常私密和个人的过程，等到出版以后，我们才可以讨论它。当然，如果它已经进入编辑的阶段，他很可能会过来问你对什么感兴趣或者对什么不感兴趣。

那天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广场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了肯德基。罗贝托从来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所以我带他去体验了一次“考古人类”的感觉。他简直不敢相信，里面几乎全是拉丁美洲人。他跟我说：“罗德里戈,这里才是我们该经常聚会的地方。”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载他去了车站，好让他回布拉内斯，然后我也回了自己的家。半个小时后，门铃突然响了，打开门，我看到湿透的罗贝托站在那儿，脸色惨白。他看着我，说：“给我来杯茶吧。”“怎么回事？”我问他。“我刚刚杀了一个人。”他回答。我瞬间僵住了。我记得他当时刚从《自由文学》拿了笔钱，那是我们俩有关菲利普·K.迪克[4]的一段谈话的酬劳（《城堡中的两个男人：一段有关菲利普·K.迪克的对话》，西班牙《自由文学》2002年6月发表）。罗贝托说有人想从他那儿抢那笔钱，尽管数目不多，但对他来说，那是我们一起赚的钱，不能落到那些光头党手里。他告诉我：“他们拿出了一把刀，我夺了过来，捅向了其中一个人，然后他就在我面前死了。”我问他是否有目击证人，他说没有，站台上没有任何人。我告诉他车站里的闭路摄像肯定已经记录下这一切。“我不知道，我不想谈这个，我还有儿子、老婆，我该怎么办？”“你愿意的话，我陪你去派出所报案，你就说是自卫行为。”“一个阿根廷作家把一个智利作家亲手交出去，真棒啊！这就是你的想法？”“好吧，罗贝托，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你什么都不说，看看会怎么样。”“行，我什么都不说，不过我今天怎么回家呢？怎么面对儿子呢？我没办法回家抱抱他，看着他的眼睛却不告诉他他的父亲杀了人。”“罗贝托，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我跟你说你该去投案，你就怪我是叛徒，如果我跟你说你得保持沉默，你又跟我提你儿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儿确实很严重。”他坐了下来，问我：“你居然相信了？”“问题不是我信不信，问题在于你怎么会又下了火车，全身湿透地来到我这儿，还敲我的门告诉我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行啦，其实是火车发生故障，我得搭出租车回布拉内斯，所以我是过来请你帮我叫辆车的。但如果我只说这个原因，似乎有点无聊，所以我想找点儿乐子。”“妈的，你滚吧。”我回答他。

[4] 菲利普·K.迪克（1928—1982），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赛博朋克类型作品的先驱，代表作品《高堡奇人》获得1963年的雨果奖。——译者注

对啊。我说了他周围的一切都会“波拉尼奥化”，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时不时地就喜欢跟你开几个这样的玩笑。在伊格纳西奥负责收集出版的《括号间》（“有关弗雷桑的一切”）里，波拉尼奥最后写道：“非常奇怪，我和罗德里戈从来不会谈论死亡。”我想说的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但是罗贝托总是用幽默的口吻轻飘带过。

左起：尼卡诺尔·帕拉，波拉尼奥，伊格纳西奥

尼卡诺尔·帕拉献给波拉尼奥的作品

作为一名作家，我对其他作家的要求就是读他们时能有阅读的乐趣。我不期望所有人都能像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传授我些什么”。而我从波拉尼奥身上学到的——我想他也是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在其作品中看到一个坚定的、有力的、活力四射地投身阅读和写作的人。你可以说年轻一代之所以喜欢波拉尼奥是因为他英年早逝，因为他到死似乎都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就，这点是很吸引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的。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围绕着波拉尼奥的神秘逐渐消失时，你会发现吸引你的是当你读他的作品时，你就会燃起自己写作阅读的欲望。我想这应该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褒奖。

是的。我想经典作品就是如此。而且，如果真的是好作品，一定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值得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每一遍都会让人发觉新的亮点。卡尔维诺说得很对：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是从不会被读完的。罗贝托的作品就是这样。我很高兴在认识他之前就读过他的四五本书，这样不至于因为和他的友谊而影响我的客观判断。

没有。如果一个朋友告诉罗贝托，认识他之后自己的写作风格就发生了改变，他一定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然后给你几巴掌……

我不清楚他是否在某个时刻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我也不知道他那些与朋友们所进行的有关他死亡的怪诞又滑稽的言论是不是他想要驱逐病魔的一种方式。一件事情，说得越多，也许就越不会发生。我们这些作家总是会有些愚蠢的想法……但他全速写作确实有时让人感觉是在对抗什么。我不知道他思考的速度是否比下笔要快，所以他一直在与自己赛跑，对抗着他那个超级大脑不断迸发的新想法，我不知道。罗贝托在离开人世的十年之前，第一次因为肝病危在旦夕，当时他几乎就要死了，他却认为自己只要回到医院就必死无疑，不过后来确实也是如他预料。当我跟他说：“罗贝托，别再折腾了，签移植同意书吧，看看会怎样，毕竟医学每天都在进步。”他告诉我，他怀疑一旦入院就再也出不来了。罗贝托非常喜欢菲利普·K.迪克，他甚至像菲利普一样有着某种偏执的臆想，认为自己已经在第一次肝病爆发时死掉，而这之后十年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在真实世界经历的。我告诉他，他说这些话有点伤害人，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这些人都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中。他却回答我：“罗德里戈，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伊莎贝尔·阿连德笔下的人物，那只会更糟糕……”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会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种话。《2666》所谓未完成的结尾，显然和未来有关，阿图罗·贝拉诺可能变成某种超级物种，将所有的2666传送给库布里克，就像是在星际空间站中飘浮的胚胎一样。[5]我记得一件事，在我家拐角附近的酒吧里，应该是我们最后的某次谈话，当时还有狗仔阿尔弗雷多·加洛法诺[6]，他们也刚刚成为朋友。罗贝托开始设想未来是怎样的，幻想着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能够突破自己身体的时代，比如把自己安装在一个金属外壳上……“我的身体已经垮了。”他说，如果能活在类似终结者的壳里，他会非常高兴地一直写作下去。

[5] 这里借用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剧情。——译者注
[6] “布宜诺斯艾利斯摄影师阿尔弗雷多·加洛法诺，他是罗德里戈的童年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更是任何一个有感情的人的朋友。”（《括号间》，罗贝托·波拉尼奥）

不不，他对电影方面了解非常多。他在深夜时分看了很多，他总是租很多的影碟，而且特别喜欢看烂片。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伊格纳西奥在火车上的对话。当时我们俩一起去马塔罗介绍推广我的一本书，罗贝托陪伴了我四站路的行程。他一直跟我们详细地描述但丁《神曲》的电影版。他聊了电影的场景、拍摄角度等。我跟他说：“罗贝托，你说的电影根本不存在。”他回答：“罗德里戈，我真的看过。”他又说了导演、演员等。所以呢，我回家后就开始找这部影片，确实有这部片子[7]。而且，这部电影都没有复刻的胶片了，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难道不比电影是他胡编乱造的更让人觉得可怕吗？

[7] 《但丁的地狱》，1935年，由斯潘塞·特雷西、丽塔·海华丝和嘉丽·杜莉华主演。

波拉尼奥的椅子，帕蒂·史密斯摄于2010年

帕蒂·史密斯在纪念波拉尼奥的活动现场，摄于2010年

嗯，他的音乐品味真的太可怕了。他非常喜欢约翰尼·卡什和鲍勃·迪伦，但他也喜欢一些墨西哥摇滚，有时候他不仅对着我唱歌，还模仿一些表情动作，在我面前嘶吼，每次看到他这样，我就害怕，我是真的害怕。他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好像随时都会拔出刀子，然后割伤你的喉咙。他听的那些歌的歌词都很烂，非常朋克，也非常粗俗，可怕至极。他也非常喜欢猫王。对了，他最后爱上的是吗啡乐队的歌，我借过几张唱片给他，他再也没还我。吗啡乐队的主唱1999年在意大利去世，我想这也是吸引他的一个原因。罗贝托就是这样：某天你去拜访他时，发现他非常憔悴，他告诉你他快要死了，你一定会因为他说的这荒谬的话忍俊不禁。有一天，他躺在加洛法诺的汽车后座上，听着鲍勃·迪伦的刚出的专辑，应该是2001年的那张《爱与偷》。他躺在那儿，就像快死的人儿一样，不时地发出些评论。我让他别烦了，他却说：“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照耀了我，在这一刻包围着我……鲍勃，鲍勃，迪伦，迪伦，我把自己献给你……”突然间，他沉默了，不祥的沉默。那是夜色已经黑了，我们开始叫他：“罗贝托！罗贝托！”他却没有回答。我和阿尔弗雷多彼此看了眼，直到最后罗贝托醒过来然后说：“哈哈，是不是很可怕？”他总是玩这种把戏。

（笑）他很迷恋阿根廷评论家格拉谢拉·斯佩兰萨，但从未见过她。有时候罗贝托会半夜打电话给我，用很烂的阿根廷口音跟我说：“罗德里戈，我是格拉谢拉·斯佩兰萨，我到巴塞罗那了。”我认识格拉谢拉，她的声音是沙哑的，我跟罗贝托说，那并不是格拉谢拉的声音。“罗德里戈，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不回答我？等我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会跟大家说你的坏话的。”他就是喜欢玩这些。他还喜欢《老大哥》这样的真人秀节目，把里面的人看成《火星纪事》里的角色。

如果你问我他这一生是否成功，我的回答是“否”。我非常佩服他的一件事是，他从来都不像一个拉丁美洲作家。虽然被迫流亡海外，他却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我想这点是有助于他写作的。

我认为贫穷的经历对他影响非常深。如果你曾过过非常穷的日子，你的需求就会降到很低很低。

非常。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甚至幻想如果他没走的话，可能会创作出怎样的作品。罗贝托的离去，也许意味着我们损失了即将拥有的两百本书。他确实达到了巅峰，但他一定远不如此。我现在正在读《真警察的麻烦》，这个书名我觉得很可怕，除此之外，它确实又是部伟大的作品。我真希望罗贝托能看到我的儿子，我想看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与孩子们在一起时总是很开心。作为朋友，我当然思念他。我的妻子一家人都在墨西哥，而我的家在阿根廷，正常来说，有时候听到电话铃响，她就会以为亲人出了什么事。而就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次晚上或者凌晨电话响起时，我都会以为那是罗贝托。

选自《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出品：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1.7

莫妮卡·马里斯坦（Mónica Maristain），编辑、记者、作家。出生于阿根廷，2000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墨西哥。她曾为阿根廷《号角报》《民族报》等多家媒体撰写文章。她是西班牙埃菲社和德意志新闻社的永久撰稿人。2008年之前，她一直担任《花花公子》在拉丁美洲的首席编辑。1992年，马里斯坦因为报道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优秀表现获得了阿根廷编辑协会评选的年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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