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拉美学者如何思考全球化：《想象的全球化》简体中文版面世

人们偶尔会在一些自己并非很想引用的学者著作中发现些很是在理的文字。几个月前，我就读到菲利普·索莱尔斯所述的这样一段故事：“暴君称：二加二等于六。另一位略微温和的暴君则言道：二加二等于五。当一位勇敢的臣民冒着各种风险，提醒人们说二加二等于四时，警察走来警告他说：‘您绝对不愿意我们回到那个二加二等于六的年代吧！’”

政界人士评论说，大家肯定不愿再回到专制独裁和游击战争的年代。经济学家也提醒说，大家不想再过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苦日子。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清楚，多国为应对全球化而寻求的区域联合，会给世界秩序造成多大程度的新混乱。美国联手欧洲以对付日本和中国，美国还与拉丁美洲联手以防欧洲独占拉美市场，同时我们拉美人也赶紧就拉美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达成协定，并向区域外国家示意，希望引入其他地方，如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外资。

得到几个拉美政府的支持，美国正竭力推动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西班牙语简称ALCA）。欧盟十五国也一直在跟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和墨西哥会晤，并于1999年6月又与其他拉美国家商谈，研究与部分拉美国家于2001年之前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这一协定的商讨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因其将拉美视为农产品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对手。美国也时不时控告墨西哥和欧洲国家实行倾销和保护主义。而在南方共同市场内部，各种意见分歧和信任缺乏使得那些已签署的协定实施起来步履维艰。到底是自由贸易，还是区域一体？是新形式的隶属关系、对抗关系，还是区域联合？人们是否能够从容应对这些现今已成定局之事，能否不去再三考虑不同文化间的关系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死对头之间的陈旧故事以及看待事物的偏见眼光，使得以上诸类对话合作只能停留于想象之中而难以在未来成真。

以上诸多协定难以落地变为具体数字，因为我们的账目糟糕得一塌糊涂。最近二十年里，拉美国家的外债翻了四倍甚至六倍。像阿根廷与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背着1200亿到1600亿美元的债务，每年光偿还债务利息就要花掉一半甚至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外债更是比以上数额还高出三倍，多到无法偿还。又有谁会将报纸上公布的巨额数字与自己日常生活花费进行比较？尽管上述数字夸张至极，由其引发的冲突也如此难以解决,以致限制着我们的想象，但思考政治的确是件需要想象力的事。

奇怪的是，这一所有人之间的相互争斗却被称作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工厂倒闭,就业机会锐减,大规模移民潮剧增,还有族群间和区域性争端冲突不断。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企业家和政界人士将这一全球化理解为人类走向更加团结的未来的凝聚力，而不少研究全球化的评论将这一痛苦的转变解读为最终将我们引向同质化的过程。

尽管全球化的结果难以确定，全球市场的统一还是被誉为唯一可考虑的模式，那些暗示世界还可以有其他运转方式的人，则被斥为怀旧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更大胆，敢质疑全球化带来的益处，还对贸易自由化作为实现全球化的唯一途径进行怀疑，那么就更会被指责为在支撑力不够的墙还没倒塌之前就开始缅怀旧日。既然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有可能回到过去，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资本主义是人们相互交流、影响的唯一可行模式，它不可避免的最高阶段便是全球化。

本书旨在探讨：面对这样一个对一些人来说充满希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为末日的未来，我们文化工作者可以做些什么？换句话说，文化间性向市场提出了什么问题？国家之间的边界又向全球化提出了哪些问题？这涉及重新思考如何在这一阶段从事艺术、文化以及传播工作。比如，在分析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重组时，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化这一进程，并采取与那些单纯把全球化视为经济交流的人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不仅是一个信奉二加二等于四的领域。文化还是一种非明确的立场，以此去想象如何处理大量模糊不清的事物，它们的积聚潜力和表达力尚待我们去揭示。文化中有一部分生产知识，以知识之名，人们可以在政治或教会权力面前，坚定无疑地断定二加二就应该等于四。知识使人们能相当客观地理解“真实”，发展覆盖全球的通信技术，测算文化产业的消费情况并设计媒体传播项目，以丰富大众知识，形成社会共识。文化的另一部分，则是自进入现代化以来，随着对世界之无序或过于有条理的不满而发展起来的，即文化还致力于改变和创新。

这两种对文化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方面将社会科学与技术发展区分开，另一方面区别对待人文研究与艺术创作。如何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化时代则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任务。为搞明白什么可以被了解和掌握，改变和创造有何意义，科学家和艺术家不可只与赞助方、政界人士或不同机构协商，还必须应对以全球化之名隐藏不露却无处不在的各种权力。众人都说，与经济、传播和艺术活动只局限在一国范围内的年代相比，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体制结构、各种规模的组织、各类物质产品市场及文化市场，更加难以定义和掌控。这真是大卫不知歌利亚在哪儿。

为理解这其中的复杂性，我们这群研究文化的创造性、文化流通及文化消费的人越来越关注那些硬实的数据和“客观”社会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以新的规则主导着科学与艺术市场以及我们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然而，由于全球化表现出模糊不清且难以掌控的特征，处理全球化事务的人也需时不时采用叙事和隐喻的手法对它进行描述。因此，从文化的社会人类学角度来看，不但需要分析统计数据以及概念文本，也要分析那些能反映全球化构想的叙事与意象。此外，历经艰难的移民跨越边境、离家远行所经历的艰险，向人们讲述着全球化蕴含的撕裂与分化。因而，在关于移民和流亡的故事里涌现出许多虚构与隐喻。

另一个类似的不确定因素，改变了其他一些通常对文化问题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体的想法。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的鼎盛期后，国家机构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能掌控的空间减少，为这些机构卖力的政界人士不太明白他们的工作正遭遇什么变化，开始不断思考对策,思考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制造经济向投机经济的急速转变，让企业家们茫然失措，他们也产生了类似的疑虑。不断有人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消费、投资、宣传及媒体管理的文化。这一呼声让人产生的印象是，人们终于想起将文化视作一种应急手段，就好像“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的口号便可以如魔法般重整经济，弥补运作与投资方面的漏洞，那可是竞争在媒体和消费层面都没能解决的难题。

营建一种适应全球化浪潮的文化的呼声，也可理解成一种调解不同想象体之间冲突的需求。我们看到每个群体对全球化含义的想象不尽相同：一个跨国公司经理眼中的“全球化”主要指其公司运营、业务开展以及行业竞争所涉及的国家；对于那些主要与美国发生贸易往来的拉美国家之政府工作人员来说，“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的同义词；而在南方共同市场的话语体系中，“全球化”一词则还囊括了欧洲国家，有时还可指代共同市场内部各国间一些新的互动关系。在一个有亲属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家庭看来，“全球化”指他们与亲属所在的美国某区域的密切关系，而这又不同于墨西哥或哥伦比亚一些艺人对全球化的构想，比如著名艺人萨尔玛·海耶克和卡洛斯·毕维思，他们的受众遍布全美。

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一部分政治家、金融家和学者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思考一个呈环状的全球化，而他们在业内也并非多数。其余大多数人构想的全球化则呈切线状。不同人思考全球性概念的思路有宽有窄，反映了人们接触所谓的全球经济和文化的机会并不均等。而这一不均等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全球化是但又不是如其允诺那般。许多全球化人士无非是在装模作样地推行全球化。

然而，连穷人和社会边缘群体也躲不开全球化的浪潮。当拉美移民来到墨西哥北部或者美国南部时，他们会发现雇用他们的企业不是韩国公司就是日本公司。此外，还有许多人之所以如此极端地背离故国，是因为“全球化”使得他们在秘鲁、哥伦比亚或者中美洲丢了饭碗；或者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外加当地的悲惨境况，他们之前生存的社会已经变得极不安全。

一位在好莱坞——美国梦的代表地——工作的美国电影人，得知环球影城已被日本资本收购后，他对于自己国家的世界地位的认识开始改变。以往人们一直认为，西方代表现代而东方意味着传统，现今日本的发展超越美国及其他西方地区，让人不得不思考大卫·莫利所提，是否现在“世界该按照从右至左，而非从左到右的顺序，来解读”（Morley & Chen, 1996:328）。

我在书中突出移民过程和移民群体，是为理解资本、财富和信息的流动，以及不同生活方式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从全球出发进行思考时必然经历头晕目眩与犹豫不定，这促使不同国家间通过建立区域联盟来加强防护，同时在市场、社会及其想象体等方面划定隶属范围。对于其每个成员来说，上述界定范围便成了他们能承受和应对的全球化。尚在争论的是，是否应当设立新的壁垒以理顺投资，或应对不同民族、区域和各种群体融合太快或遭受排挤的威胁等问题。那么，超越国家的一体化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吗？答案是，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开始在欧盟，后又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以及南方共同市场讨论这些问题，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多元文化三者之间的联系，正在成为研究议题和诸多谈判的重点。——摘自《想象的全球化》“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