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两获布克文学奖的英国著名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逝世
编者按：
据英国路透社等媒体消息，当地时间9月22日，英国当代知名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因中风逝世，享年70岁。曼特尔曾凭借《狼厅》和《提堂》两次获得布克文学奖，2020年，“克伦威尔三部曲”最后一步《镜与光》（The Mirror & the Light）出版，再次入围当年的布克奖短名单。虽然曼特尔最终遗憾落选，但她仍然是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位两度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作家。
作者 章蕴
2012年10月16日，曼特尔凭借《狼厅》的续篇《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又译《血季》）再次摘得布克文学奖的桂冠，印证了这股经久不衰的“都铎热”，也使得曼特尔成为英国历史上两次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女作家。就在获得布克奖之前，《狼厅》还登上了英国图书畅销榜，销量直逼丹·布朗的《失落的密码》。《血季》在出版一周后，便在尼尔森统计的小说类精装本排行榜上飙升至第一位，一周销量就达两万三千多本。自2002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少年Pi的生活》以来，《狼厅》再次成为近年来最为畅销的布克奖作品。
作为托马斯·克伦威尔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狼厅》以16世纪20年代的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当政时期为故事背景，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叙事人，讲述了红衣教主托马斯·沃尔西失势，亨利八世在克伦威尔的帮助下与罗马教廷分裂，随后迎娶安娜·波琳的过程。《提堂》则讲述安妮·博林逐渐失宠的过程以及克伦威尔个人如何攀登上权利巅峰，成为亨利八世身边第一权臣的故事。据悉，曼特尔已承诺都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很快便会出版，这部新作将以克伦威尔1540年的死亡为终，替三部曲画上一个句号。
显然，《狼厅》不是第一个以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执政期为创作的文本。早在1591年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末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八世》就被搬上了舞台。该剧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剧，一般认为是与弗莱彻合作的作品。尽管相比起其他历史剧，《亨利八世》是莎士比亚笔下颇为平淡的一部，但是仍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八世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王权形象，而是历史上的恶魔和英雄复杂结合体。莎士比亚首先打破了历史小说中围绕权力中心讴歌的主旋律，把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变为个人化的叙事，从而侧重描写亨利八世的私生活而非他的光辉事迹，以及他周围复杂的人物谱系，以展现政局的风云变革。
直到现在，这类历史题材的文本创作大都遵循着这个脉络。在漫长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渐渐形成了关于这段历史中人物的既定形象，比如残暴而又好色的亨利八世，博学而又伟大的托马斯·莫尔，忠贞而又仁慈的王后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人人得而诛之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当然也少不了声名狼籍的安妮·波琳（Anne Boleyn）。
20世纪中到21世纪初，涌现出了一大批书写“都铎”小说家的，其中具有影响里的有Phillipa Gregory、Alison Weir、Robin Maxwell、Jean Plaidy、Sharon Penman、Margaret George、Laurien Gardner、Margaret Campbel等等“都铎”专业户，他们的创作极大地推动了都铎题材的历史小说的繁荣。
其中，历史学家出身的菲利帕·葛里高利（Philippa Gregory），她的《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The Other Boleyn Girl，又译《鸠占鹊巢》，台译《美人心机》）小说极具画面感，情节推进流畅迅速，引人入胜，不但畅销26个国家，而且由哥伦比亚公司投资，BBC Film Council参与制作，成为2008年2月上映的好莱坞电影。这本书从波琳家的两个的女儿玛丽和安妮——于亨利情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位为亨利诞下了私生子，另一位则成为日后的王后，）——的女性视角出发，描写了这段原本为众人熟悉的历史。葛里高利的热衷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以传记和小说为主。虽然她的写作由于缺乏历史的准确性面临争议，但是较强的故事性使其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还有，盛产都铎小说的大户艾莉森·维尔（Alison Weir），目前为止，她一共创作了二十多本的历史作品基本都是发生在都铎王朝时期的。其中，她2007年的小说《无辜的叛徒：一种新型的简·格雷夫人》（Innocent Traitor：A Novel of Lady Jane Grey）。还有2008年的 Lady Elizabeth，2010年的The Captive Queen 及2012年的Dangerous inheritance ：a novel of Tudor rivals and the secret of the Tower。她的写作被认为形成了一种流行的、通俗的历史写作派别，以故事性压倒史实，“Weir's writings have been describing as being in the genre of popular history” ，同时也影响了而后市场中一批对此类题材的创作。
2009年是都铎王朝中的亨利八世登基500周年，关于都铎时期的新书也络绎不绝，迎来新一轮的“都铎热”。2007年美国SHOWTIME公司制作的电视连续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连播热播三季，大量香艳镜头、奢华的宫廷服饰、争奇斗艳的后宫秘史，向来沉闷的古装剧顿时摇身一变，成为时尚有趣，可看性极强的商业剧作。《都铎王朝》自开播以来，以着重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为主要目标，将亨利八世塑造成一个才华横溢却私欲膨胀的一国之君，同时聚焦亨利八世在位时最著名的一些政治关系，比如和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英格兰当时的天主教堂领袖，后与罗马教廷决裂)，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萨福克公爵（Suffolk）以及亨利八世的密友。电视剧《都铎王朝》计划播出四季，到目前播出三季以来受到全球范围内众多粉丝的追捧。
可以说，《狼厅》和《提堂》的成功背后离不开于英国文学创作中的这股“都铎热”铺垫。尽管无数次的重写，不同角度的反复叙事，使得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几乎难出新意，然后曼特尔凭借作家的敏锐和独特的视角，发掘了一个时常被忽略的角色——曾权倾朝野的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主角，并且颠覆了克伦威尔以往既定的负面形象。
在曼特尔的小说中，历史不再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的故事，读者在过去与现在的空间自由穿行，从16世纪到21世纪，从语言到结构，通篇小说使用现代进行时态，时代感被搁置，这让曼特尔的作品明显异于其他。“她打破了历史小说的常规写法”，并“用全新的方式书写了现代英格兰的起源”。通过选取历史中鲜活的场景，着重对书中人物的内心重新审视与诠释，以颇为现代的写作手法重新诠释这段历史，从而形成一种个体书写历史的方式。
都铎王朝经历了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过程，百余年间的社会发生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在更多的文本书写中，能看到的只有情欲书写，贵族斗争以及权力颠覆。这是因为在多元化的市场中，历史小说的创作有意无意地迎合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需求，每一次的改写都回应着意识形态的参与。
因为是女性作家就只能写女性在男权世界斗争史和宫廷艳史？显然，希拉里·曼特尔对此呲之以鼻。“我不明白为何——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个女性作家——我的写作范围就只能局限于安妮•波林。”
事实上，以往书写都铎历史的文本女性作家占据了半边天，以女性为视角的文本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在其中发现了批判的乐园，而是因为这段关于性、暴力和权力斗争的历史以女性为中心而展开叙事显然更具可看性与商业价值。曼特尔也承认：“过去作家不能写作有关性的内容时，这个题材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而现在这又成了描写家族毁灭以及女人之间的战争的一种写作方式。”
这种描写家族毁灭以及女人之间的战争的写作方式，以菲利帕·格里高利的《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最为典型。小说极具画面感，情节推进流畅迅速，引人入胜，并且，书中时有像“哪个女人都能吸引男人，关键在于守住他”“一个可以支配他的女人一刻也不会忘记她图谋而为”这样的女性箴言。这种写作方式被女权主义者所抨击，“In her novel The Other Boleyn Girl，her portrayal of Henry VIII's second wife Anne Boleyn，by feminist scholars as an icon，drew criticism”。
虽然不少评论家在未读《狼厅》之前仍然误会曼特尔，比如英国著名女作家的莎拉·沃特斯认为：“在写了大量关于女人的文字之后，她却被定义为写男人的历史小说家。”她说，“在连续写了《狼厅》和《血季》之后，她那种迎合市场的‘标准化写作’似乎有些忘乎所以。”然而，曼特尔出于对文本的个人风格表达上的自觉，避开了当时哗众取宠的所谓标准化的写作——“女性写作”的叙事模式。她打破了这种传统女性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禁锢，在小说叙述视角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可能。“狼性”的残酷生存世界里，“人对人是狼”这样的丛林法则式的男性化书写，曼特尔用文字宣告了自己的叛逆。实际上，曼特尔区别于同类题材的女性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她标榜的男性化写作。
曼特尔着力于刻画克伦威尔的男性形象来凸显自己的立场，她特意花了一个专门段落来写克伦威尔承认自己杀过人，并且在描写小汉斯•霍因拜尔那幅著名的克伦威尔像时，让克伦威尔为自己“看上去像个杀人犯”。但这些描写都过于书面。曼特尔对于一个真正的从底层出来的杀人犯的描写，显然没有书中的女性角色出色。她可以用不多的笔墨，迅速为读者勾勒出前后三个王后的形象。一度荣耀无伦、一国之母的凯瑟琳，在被国王抛弃之后病体缠绵，孤独悲伤。在她病死之后，国王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要占有她的珠宝和皮毛。曾经同床共枕的夫婿之冷漠无情实在令人齿冷。简·西摩则是个低眉顺目、思想传统、性格温驯的女性，也许正是因为她是安娜·波琳的镜像反面，才得到亨利八世的爱慕。
其中，曼特尔刻画得最深入的，莫过于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安娜·波琳。她是美丽的、高傲的、充满女性的诱惑和机关算尽的心机，她手段高明到能让一个国家改变宗教信仰，能让一个国王废黜自己的结发妻子，能让无数主教对她宣誓效忠。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她的心灵，她其实充满了不安全感，想尽办法取悦国王，当知道国王又有了新欢时毫无办法。
《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电影剧照
但是，曼特尔对于女性在男权世界扮演何种角色，与格里高利的《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这般“标准化写作”并无本质区别，两者的书写策略是一致的。在《狼厅》中，安妮·波琳洞悉且认同男权世界的生存法则。他从玛丽·博林那里了解到，侯爵的头衔只是让亨利买到了抚摸她妹妹大腿内侧的权力。她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还有她的克制能力。她像士兵一样使用自己的身体，保存着她的资源。她把身体逐一分解，为各部分进行命名，这是我的大腿，这是我的胸脯，这是我的舌头。
尽管希拉里·曼特尔否认自己的女性视角，但有趣的是，她曾因公开批评英国王妃凯特·米德尔顿而备受争议。她声称，这名威廉王子的妻子是没有个性、笑容僵硬的“橱窗模特”、只为生育而活。曼特尔曾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发表演讲时说：“凯特王妃就像用特定布料拼接的洋娃娃”，“她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橱窗模特，只取决于她穿着什么……迄今，她的唯一意义和目的是生孩子。”
曼特尔的言论无疑是反对“物化”女性和反男权中心的，这种恰恰来自于市场对新女性的想象。这种独立、时髦、不屈服于陈规的女性，成为消费女性形象的新标准，实际上，无论如何与众不同，本质上都将与男性逻辑一致。希拉里曼特尔与菲利帕·葛里高利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以看似批判的角度出发最终却殊途同归。
相比起来，格里高利的文本《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的女性“规训”更加直接和明确。在书中，安妮教导玛丽的伴君法则是：“让他跟着你但绝不要让他认为是你自己跑到前面去的。他希望感到他在追逐你，而不是你在诱使他。如果他给你机会让你跑到前面、飞奔而去——那个时候，你就得一路向前。”“但别跑得太快，记住要让他抓到你。”
对于女性之间的关系，格里高利简单地概括总结为这种生来的亲近与疏离，与竞争的关系。“我生来就是你的对手”没有安妮的世界对我而言是不完整，可又没有世界能同时容下我们两个。”诺福克公爵说，“我们男人能得到今天的地位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我们选择追求显赫的权位，不管女人们怎么想；我们利用权力制定法则以巩固我们的地位。”这里的“我们”很显然地把男性与女性划分出来，并且形成了矛盾对立面。“我们”男性制定规则，而“你们”女性服从规则，概括了全书的主要矛盾：性别矛盾。“我创造了奇迹，我赢得了国王，决定了王后的命运。我颠覆了世间的法则。”可以说，安妮深谙男权世界的规则，并且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颠倒位置，并且达到最终目的。安妮以为自己僭越规则，但是所有的叙述者包括曼特尔都是这样表述的：在这个男权世界，善于玩弄规则的女人，终将被规则玩弄。
由此可见，曼特尔的书写并不是真正的男性书写。从历史与人物的角度上看，《狼厅》和《提堂》可能发起的对既有的、男性的大众的历史观的质疑。她以克伦威尔为出发点，落脚在对务实的现代商业与政治的赞扬上，以男性世界的规则作为活动的准则，则书写成为一种新的“标准化写作”。
希拉里曼特尔与菲利帕·葛里高利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以看似批判的角度出发最终却殊途同归。因为在曼特尔的书写里，依然没有跳出“无论女性如何处心积虑或运筹帷幄，历史还是男性书写的——尽管男性可以不出现，但江山仍然是皇帝的，事业仍然是丈夫的”的叙事逻辑，坚持克伦威尔的视角反应了曼特尔背后的话语：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始终属于男性。
《狼厅》获奖时，布克奖评委们强调的是作品的可读性。与诺贝尔奖一样，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文学奖不仅以严谨和独立性著称，同时还带动了文学市场的开拓，约三分之一获奖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例如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都改编自布克奖获奖小说。
有报道夸张地称《狼厅》是“史上最畅销的历史小说”。在希拉里·曼特尔获奖前，《狼厅》的销售量仅为3.6万本，获奖消息宣布后，销售量高达60万本。《提堂》也遭遇到同样的状况，从英国图书经销商得来的信息显示，这部小说5月出版以来一直排在销售榜前列。曼特尔的作品热销已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使得文本已有变为影像的可能。据媒体透露，都铎王朝系列小说的舞台剧版正在准备中，英国BBC电视台想将这两部作品改编成总长6小时的舞台剧，预计明年底与观众见面。
希拉里·曼特尔以文学性和大众性的双重成功表明（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化之间取得的双重胜利，即严肃文学领域的肯定和商业的接纳），资本的力量无形的介入和参与文本的建构。
如何保持照顾读者的需求和保持小说良好的叙事推动力，希拉里·曼特尔坦言二度获布克奖后的压力剧增。在她第二部获奖作品 《提堂》中可以看出，有明显地本受到来自市场与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小说的阅读障碍的布置上。曼特尔让克伦威尔来讲故事，由于克伦威尔本身的独特经历和身份，常常是欲隐却显，欲说还休；其所讲述的必然有“大历史”（macro-history），也有无数从他个人角度所了解和记录（甚至想象）的“小历史”(micro-history)，于是真实与虚构常常相互杂糅，界限消隐。由于两部小说都采用的是以克伦威尔作为叙述者的第三人称叙事，而且主要用现在时态，同时书中有大量的心理独白和意识流，特别是第三人称代词he的频繁运用，常常使表达显得莫棱两可，有时指克伦威尔本人，有时又指克伦威尔眼中的其他人。这一点在《狼厅》中尤为突出，而在《提堂》中则有了很大的改进，在he后面通常都会加上所指的对象，为了让作品更加地商品化，《提堂》的叙述显得更为通俗和有趣。
《狼厅》和《提堂》两本书都使用现代英语的现在时创作，她说，“我就是不希望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这类在一些历史小说中曾出现过的矫揉造作、拼凑混搭的风格。语言只是全局中的一部分，关键还是你的人物不应以时代错乱的方式来思考。如果你想模仿那个时期的语言，那就会给读者阅读时造成阻碍。”很显然，曼特尔试图以现代的写作方式最快速的接近读者本意在拉近读者，消除历史小说的阅读障碍，但“新意越出了法度”，结果使得文本更加难以阅读。现在时时态产生的作用是，人物很难站在一个明确的“结局”点来检点自己的人生，“当下”的感受与行动是最鲜明的。十五岁的克伦威尔被父亲打得全身是血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将未及人臣，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将死于断头台，最能体会到的是颧骨贴在鹅卵石上的凉意。因此，不强调“情节的逻辑”，放弃了情节可能引发的悬念，这极大地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障碍。曼特尔用一个当代人的位置来看历史的方式，逆推理式的引人入胜，但是事后诸葛亮显然不是作者的追求，她的主要精力在于，在历史还处于某个“当下”时，去描摹场景，检点细节——这种描摹与检点，既是一种对宏大结构的历史观的偏离与破坏，又有一种聊天式的不厌其烦、话里藏话、夹杂着对人物的偏爱与针砭。这正是曼特尔为这部小说设定的叙事策略：克制、不暗示后续事件。这种写法颇为某些评论家所诟病，一如他们对她写到死亡、和杀戮时所表现出的带有距离的冷静。
这种道德含混感与政治生涯的真正的不确定感，也是小说的阅读障碍之一。如果你从你人物角色的视角看问题，你就不可能反映客观中性的事实。你看到的世界将同你小说人物所看到的一样。也就是说，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者并不比书中人知道更多。小说结尾处，克伦威尔正走向权力之巅，他“操办一切，包括天气”。但他不知道数年之后，他将被秘密处决。同样，亨利八世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后人口中的“暴君”，安妮不知道她很快将失去王后之位和性命，玛丽不知道她会变成“血腥玛丽”，简·西摩不知道自己是王宫下一位女主人，出生不久的伊丽莎白更不知道她将成为“黄金时代”的女王。
陆谷孙将《狼厅》的写法，称为“纺长线”——六百多页的书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倒未必算长，历史小说很有一写好几册的，但一般来说是通俗作品，跟着情节走。而希拉里•曼特尔的这六百多页，写的时间很短，除第一部三十页写的是克伦威尔少年时期，算是个序曲外，其余五部集中在1529—1935五六年间，其实就是写了亨利八世第一段婚姻结束，第二段婚姻开始的短短几年。因此，情节其实是进展得很慢的，那些可以用几句话简明概括的“碎片化”的历史，被扩散到无数的细节、对话、感受中去时，反倒变得模糊了，历史显得不那么清晰。
由此可见，曼特尔用语言打破了现代读者的阅读障碍的同时又刻意设立了一些新的阅读障碍。
尽管全书以克伦威尔这个人物为主人公，我们借以他于权力中心的目光参与和观看这段历史，但是始终有难以挣脱的局限感，因为克伦威尔这个角色是被动的、被更大的故事裹挟着，他只在故事里承担着相应的历史角色。从故事内容上看，克伦威尔的成败直接决定于亨利八世，而克伦威尔无法成为掌握话语权的真正主体，这种自我想象与无法达成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曼特尔形成这种欲言又止的书写策略的原因。
“历史小说的叙述大多是在对民族国家的自我想象的逆推脉络中建立的，它也经常履行着‘民族寓言’的社会功能。于是，一边是借古讽今——‘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一边则是国族身份表述所要求的对自身文化差异性的自觉。”
在曼特尔的叙述中，一个重要的隐喻就是“狼厅”。“狼厅”原本只指约翰·西摩官邸，安妮·波琳的继任者第三任王后简西摩来自于此。在历史上，“狼厅”也引申为不知节欲的地方，因为约翰·西摩与儿媳乱伦的传闻人尽皆知。在曼特尔这里，“狼厅”与书中多次提到的谚语“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相互呼应，在阴暗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中，人的本性就是狼的本性。这句克伦威尔的人生总结，看似冷酷而强权，却饱含着一种对于命运弄人的辛酸和悲叹，正是作者对个人与历史的经验总结。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那段历史不再是盖棺定论，不再是空洞宏大，而变得可以触摸。依凭个体来体现历史，让我们觉得自己沉入了这段历史，靠近了这段历史。颇有意味的是，《狼厅》的结尾在“九月初。五天。狼厅。”这是1535年7月，克伦威尔计划陪国王去狼厅，并在日程表上记下为结束；克伦威尔为亨利八世安排了一次狼厅之行，正是作者在暗示下一部作品《提堂》的主线，因为第二部讲的就是安妮皇后如何失宠，并最终被来自狼厅的女侍官简·西摩取代后位的故事。而《提堂》开始于1535年9月“太阳西沉，大伙儿在回狼厅的路上”，其结尾也与《狼厅》一样既突兀又开放：“然而，这个转折词像躲在椅子下的淘气鬼。你还不知布局，墨水便已形成一二个又一个文字，一行又一行的往下游走，甚至超过页缘。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尽头，那你就被骗了。其实，这只是开始。”
“这儿有狼吗？在这个国家？”
“我想，当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之后，狼全都死掉了。你听到的只是伦敦人的嚎叫。”
这段克伦威尔对仆人的对话堪称全书寓言式的主旨，试图说明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来自“狼厅”——一个充满权力与欲望，斗争与狼性的世界。对文化的新一轮自我建构，进而再度显影出一个正在介入话语权力斗争的主体。在这里，狼厅和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职场产生相应的互文性，两者都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场域。宫斗对于今天的社会逻辑来来说，映照的是职场斗争。它凸显了一个新的巨大的社会症候，或者说建构出一个新的文化政治困境，即在历史叙述中个人的叙述试图取代宏大的叙述。正如贝托鲁奇的名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在历史中，尤其在大时代，个人被历史暴力绑架，每个人都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但是不想为那段历史承担任何责任。从个人的角度去想象历史，从而否定或者肯定历史，这种非历史化的书写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话语策略。
早在莎士比亚《亨利八世》时就形成了一种最经典的英国历史讲述方式，这种讲述王朝历史的方式，与评书传统或历史传记的方式是同构的——有大的历史事件、强烈的戏剧冲突、人物之间的种种矛盾——最经典的厚黑权力博弈，这种大众喜闻乐见书写方式。
而在曼特尔这里，她的讲述方式是线性逻辑的故事，在市场中一个屡试不爽的叙事机制。为了突出明确的一个中心人物，所有戏剧冲突都围绕着主人公这一线索展开，最重要的是心理冲突，整个情节都围绕着一个人的心理变化或成长过程进行，并透过个体的成长观察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心灵史的方式，就是将整个大的历史都浓缩到个体的精神成长或者心路历程之中去。从内容的角度来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就是心理历史叙述模式（sycho-historical- narrative）。无论多大的历史，都可以在个人的心理历程中得以呈现。
“历史是一种权力的书写，‘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而记忆则似乎是个人化的，是历史所不能吞没、规范的场域。但是后冷战历史书写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记忆的名义修订历史。”在胜利者的书写中，胜利永远是必然。失败者必定失败，成功者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
在曼特尔这里，作家自觉性使她将文本的视觉中心放置于一个矛盾而又个体化的身份上，意图打破经典叙事中这类人物的缺席，她以“个中人”的男性视角解释了一个正在酝酿萌发的阶级群体从历史的边缘走向中心的故事。曼特尔以这种方式书写这段故事，进入公共事业，代表着对于历史的想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其显影的不仅仅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
文化政治策略直指文化政治症候，《狼厅》、《提堂》这种典型个人的奋斗史的叙事方式显影了一个事实：在英国，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试图跃入公众的视线，表达自己的话语。它背后的文化政治逻辑：小人物竭尽所能顽强地生存在贵族时代，通过机智和才能爬上了权力的颠覆，以此来规避当时底层社会的艰难困苦，想象性地解决了问题。
尽管在《狼厅》和《提堂》中，通过克伦威尔的视角对当时英国社会底层人民状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侧面描述，然而那只不过是对克伦威尔伟大人格的衬托，最终只是曼特尔对其人物刻画的一味调味剂而已。在这里，16世纪的英国乃至真各个欧洲，难以看见“羊吃人”的残酷，难以看见清教运动的血腥，难以看见海外殖民的暴力，难以看见政经体制下底层的困苦……其知识分子式的叙事策略形成一种有趣的个体境遇的文化悖论，历史的悲剧被个人的悲剧所替换，去规避历史的沉重与质询。
希拉里·曼特尔的个体叙述历史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有效且成功的书写策略，其实就是“去政治化”的书写过程。“所谓“‘去政治化’过程是一个‘政治交易’的过程：传统政治精英正在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他们仍然掌握着政治权利，特殊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必须寻通过交易形式换取权利机器的支持。”
《狼厅》和《提堂》作为一种大众读本和严肃文学，书写历史与呈现记忆的方式更是饶有趣味的。大历史越来越少地被书写，即使被书写也往往会采取私人化的策略。这种非历史、“去政治化”的书写，是一种有效的解构大历史的策略，因为大历史是不允许且无法言说的。它导致我们所知的、所看到的全部政治图景，仅剩下宫廷斗争或是性别斗争。实际上，“宫斗”或性别斗争是“去政治化”的，因为它展现出来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它不但消解了政治作为权力斗争之外的可能性，同时也遮蔽了真正的历史困境。
尽管可以预见在曼特尔的第三部作品中，克伦威尔的历史命运之悲剧，但是在曼特尔的笔下，克伦威尔不再是历史的失败者与无名者，而是以近似殉道式的自我牺牲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与变革。在这里，克伦威尔获得了新的自我价值和历史位置，即政治主体的自我抹除。同时，克伦威尔个体价值与全部的历史捆绑在一起，也意味着对历史中差异性的抹除，“去政治化”的过程最终得以完成。
本文节选自作者完成于2013年的长文，感谢作者章蕴授权海螺独家首发。
本期编辑 | 黄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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