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伊利·扎列茨基：《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精神》（2008）

《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已经问世一个多世纪，但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融入现代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广泛研究并不久远。弗洛伊德的生平有着如此之大的魅力，以至于周遭的历史景观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中。直到他去世几十年后，历史景观才从他的阴影中走到曙光下。

将精神分析历史化的重大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古典自由主义衰落，群众政治和大众文化兴起。这一年，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出版了《世纪末的维也纳：弗洛伊德、克里姆特、勋伯格和现代主义的诞生》（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我自己的著作《灵魂的秘密》（Secrets of the Soul）也是来自这个开端。

休斯克把精神分析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框架下，这样做没有错。精神分析在1899年闪亮登场，它以惊人的速度进入美式大众文化，在年轻人、时髦女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告创作者和产业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广泛的迷恋，也对“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析在乌托邦层面获得复兴，在第二次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精神分析与20世纪文化之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说，在精神分析中，我们遭遇了20世纪的文化精神，直到20世纪70年代。

因此，精神分析的历史定位问题可能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存在相似之处。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喜欢把资本主义的心理和文化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韦伯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面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时，则把心理和文化视为需要阐释的问题。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将资本主义的“形式”（尤其是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精神”（Geist）区分开来。他将现代经济秩序描述为一个意义的“巨大宇宙”（tremendous cosmos），从而把资本主义精神演变的关键时刻单拎出来。这个时刻，便是16世纪到17世纪新教改革的时刻，是诸如节俭、纪律和自我否定等资产阶级美德的起源。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关乎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计划，致力于世俗的事务，这种“天职”（Beruf）的观念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沉淀至关重要，它源于对救赎的渴望。理性、有条不紊的自我组织一直是新兴商业和工业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它失去了宗教生活的支持。

当韦伯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先验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不再需要“精神”。他说，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已经成功地改造了世界，从铁笼子里飞了出来。“胜利的资本主义”建立在“机械的基础上”。然而，自韦伯著述以来，其他人认为资本主义还是需要一种“精神”，它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比如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皮罗（Eve Chiapello）的论述。

在本文中，我将在此基础上论证，精神分析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变化。我们将这种变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也就是与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兴起联系起来——当韦伯写下他的名著时，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

为了提出这个论点，我将借鉴韦伯的另一个观点，一个几乎没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出现的观点，即“魅力”（charisma，或译作“感召力”）的观点。韦伯认为，即使是像资本主义崛起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也不能仅仅用客观因素来解释。它们无一例外地关乎魅力对意义的影响，这些个体通过新目标、新想法来激励他们的追随者。

这种对意义的重新定位既不反映也不导致客观的社会变化，而是社会变化的催化剂。魅力可能体现为个体和教派的热情，也可能在制度中被常规化，但无论如何，它都确保社会变革的愿景和合法性能够根植于个体的内在层面，而不必停留在利益或强制力的层面。韦伯认为，早期的加尔文主义者和清教徒有一种魅力，激发起至关重要的内部转变。没有这些转变资本主义就不会腾飞，或者至少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出现。

因为魅力会影响家庭，所以魅力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尤为重要。韦伯认为，通常情况下，魅力面向日常而平凡的经济生活，因此也面向家庭。因此，耶稣和佛陀（早期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敦促他们的追随者离开家人，建立一个真正的精神共同体。相比之下，17世纪的清教徒“圣徒”将家庭重新定义为具有魅力意义的场所，使日常劳动神圣化，并赋予其“宗教—道德”特征。

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当家庭还是经济发展引擎的时候，这种对魅力的重新定义培养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美德，比如节俭、勤奋和纪律。几个世纪后，卫理公会（Methodism，循道宗）的复兴和觉醒达到了该目的。卫理公会受到英国和美国产业工人阶级的拥护，它不仅是一种“麻醉剂”，而且还是一种“个人转变”的载体，鼓励人们保持清醒，重视家庭责任，从而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家庭魅力的重新定位在社会经济转型中至关重要。

我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垂直整合、官僚组织公司的兴起、大众消费）也关乎工作和家庭魅力的重新定位，这种调整即使没有宗教改革那么强烈，也可以与之媲美。男人和女人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出于工具性或经济性的原因，而在20世纪，他们也没有为了市场而成为消费者。相反，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道德，放弃了自我否定和节俭的取向，转向我所谓“个人生活”（personal life）的新取向，进入了大众消费的、性化的（sexualized）“梦幻世界”。我将论证，精神分析是这种转变的“加尔文主义”。但是，加尔文主义将家庭中的世俗劳动神圣化，弗洛伊德则敦促他的追随者抛弃他们的“家庭”（幼年时期的古早形象），这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发展更真实的、更个人的关系。

我分四个部分来阐述这一论点，每一部分都集中分析历史的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大规模生产的早期阶段，精神分析还像一个教派，以一种强烈的魅力表达了当时对“个人生活”的新渴望。第二个阶段包括战时时期（1919-1939），这时的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与新兴大众媒体（电影和广播）融为一体并被其传播。因此，这个阶段的精神分析催生了大众消费的乌托邦式个性意识形态。

第三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被纳入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框架，用韦伯的话说，成为“这个世界的伦理理性计划”，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家庭生活提供我称之为“成熟伦理学”（maturity ethic）的东西。最后，在第四个阶段，大约从1965年到1974年，新左派和妇女运动向“成熟伦理学”和福利国家发起进攻，同时利用精神分析与许多新的潮流（如福柯的理论和解构主义），迎接后福特主义和基于网络的资本主义精神。半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经历了韦伯式的魅力、常规化和扩散的循环，尽管即使在它的衰退期，它也继续引发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