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重访六十年代（完结篇）

 我们再回来说，第三世界作为我们今天的参数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当年第三世界在全球舞台上被凸显出来是由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选择了叛逆性的认同。他们认同了第三世界，他们高举起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帜。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主客体的转换过程，而我们曾经是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久之前，我和一个德国学者的对话让我自己每次想起来都暗笑不已，就是我完全没有思考地说了一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我这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他说：中国从来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始终是超级大国，只不过沦落了两百年而已。好，这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先等一下。

 我们说中国长久地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创造者和使用者，那么我们作为第三世界的国民，或者叫知识分子，或者干脆叫大学生，我们怎么去指认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一次思考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理论和西方理论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时候，每一次学习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必然面临着一个自我定位，因为不论你自觉与否，你都必然以某种主体位置介入。如果我们不自我定位的话，恐怕你就难逃那个命运，我自己所做的那个概括叫做认贼作父，指父为贼，叫做胜利的失败者，叫做反认他乡为故乡，你恐怕就很难逃离这个主流的建构过程。

但是正是因为作为第三世界的年轻人，第三世界的国民，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认识到很多关于第三世界的表述本身是第一世界的主体们的表述。尽管他们曾不断地反转于他们的主体位置认同于第三世界，那么当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体的时候，要建立第三世界的表述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记得反转。我们要在一个不断的自我的自觉的，自觉反省和不断地对这个位置的重新设定当中，才能认知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尝试去建立我们有创意的有创造性的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表述。

那么刚才跟德国学者的那番谈话，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这两年连续的比较长时间的访问美国，很想了解美国的学术和思想状况，所以我去出席了很多很多的会议，其中包含很多的社会科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会议，结果发现，在各种会议上包括社会科学的和人文科学的会议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我一点不夸张的说，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债主，美国的中国债主，出现频率这么高，以致我在两三次会议都赤膊上阵了，我要替中国说句话，当然不是真的替中国说句话，我只是觉得很荒唐。大概两次插话的内容大致相近，我就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实物经济所创造的真金白银必须转换成美联储债券，而什么时候中国必须贡献给美国股市的这个供奉转换了中国债主，中国的债主在什么意义上可能行使债主的权利，我说，我给他们举两组数字，一个数字是中国的股市曾经从2000点暴涨到6000点，从6000点跌回到1600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忘记那个数字了，有一个天文数字的人民币蒸发了。同时中国在美联储的储备相对于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又有多少真金白银的实物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蒸发？当时我刚好和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拷了这两个数字，在美国的几个月我说请大家重新定义什么是财富，什么是金钱，什么是债主，什么是负债人。至少在这个经济学的会议上效果极佳，使这些美国经济学家们停止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债主或者中国崛起这个字样。

当然我也非常繁琐地做了另一个描述，我说好像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崛起，对于你们来说也对于我们来说是更为真切的一个事实。好，我自己本人是怀疑中国崛起这种描述的，因为中国崛起不外乎是GDP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外汇储量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对顶尖奢华消费品的数据，不外乎是中国人参与全球奢华顶尖消费和旅游的数据，那么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只要有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富人，就足以创造这些全球奇迹，而即使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全球化进程的成功意味着多数人获益，这个国家的多数人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并且获益。所以尽管我们怀疑这个东西，我要说明的仍然是今天的世界国情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改变，那么世界不再是美、苏、第三世界，不再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而变成了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和广大的贫穷的南方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南方国家这个巨大的场域当中开始以所谓金砖四国的方式成为新兴国家的话，那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种意味对于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于世界文化关于我们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我非常不喜欢一种新的革命讲述，就是红色历史再一次回到电视剧中，再次回到大众文化当中。为什么红色历史重返了？因为这叫中国崛起史前史，因中国崛起而重新获得合法性，一个完全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再度获得合法性的红色历史，也就是一个被阉割的红色历史，所以对于我来说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提请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参数，是在于参照着中国崛起，参照着在中国崛起之下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当代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中国的文化未来以及价值，建构新的展望，我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口号，我自己个人挺讨厌口号的，但是每次做六十年代回顾的时候，这几个都将再一次打动我，那么一个口号大家不枉听之，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口号？因为大家知道著名的法国学者也是据说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具有人文通才性的学者阿兰·巴迪乌。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红书，这本小红书叫《共产主义构想》，其实，在我浅薄的理解和阅读当中，《共产主义构想》这本小书无外乎以复杂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语言重申了1968年的这个口号，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尽管我们不能构想新的历史图腾，尽管我们还不能有效地勾勒人类的未来及其替代性的方案，但是，被压迫者走投无路的抗争将创造这种可能。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口号也是我经常用来作为自勉的一句口号，叫做“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而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大家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叩访六十年代文化，只有我们打开的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叩访六十年代遗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那么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的一组命题，第一个是前面我讲到的社会主义自由，而另外一组命题叫做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我恳切的想跟大家提出并分享个人与社会这个命题，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大量的社会文化空间被霸占进而被封闭，社会性和公共性被取消，而同时我们每个人似乎开始越来越具有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身份。但是两方面，一边是个人身份的最佳模式、理想模式，也许是在座不少同学们的身体力行的模式，那么就是宅男和宅女，是一个自我隔绝的、一个自我疏离的、一个自我完满的模式。当然，要做宅男和宅女，伴随你的必然有一台电脑、一个screen或者一个ipad。那么我首先要提示大家的是，所谓宅男和宅女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建筑在对社会网络的信赖和依赖之上。大家想像一下，我们这个文明有一个环节断掉了我们还能宅下去吗？而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问题就是，不论你是否预期，这样一种文化恐怕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就是行动能力的丧失和交流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不仅使得社会化的空间被暴力截取，而且使我们的主体愿望和主体能力丧失。但是也许因为我已经落伍了，也许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九斤老太的年龄，也许我就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新生代的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这儿我要回到一个六十年代的人物提醒大家历史其实非常短暂，历史是在非常短暂的过程当中被建构出来的，他就是刚才我始终没有提到的那位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之所以被列入到了六十年代的名单当中，之所以被称为六十年代的重要标识不仅因为他的暴行，那个暴行就是他发动了越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一整套的名词以及一整套理念的创造者、发明者，准确的说是推广者，这套名词就叫做青春、青春期、青春期反叛、代沟。这些名词都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内被发明出来并经过大众传媒被传播，由此建构了一个肯尼迪总统始料未及的伟大的学生运动年代。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有一件事情它很不学术也很学术，请大家去做，就是Just google it。当你们使用每一个名词的时候，至少请你们google它，当然google永远是不够的。可是，至少请你们google它，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东西是亘古就有的，是万古长存的，是天经地义的，是高度自然的，其实它不过都是二十年代短暂、急促、残暴、血腥，又是激情澎湃的历史所发明和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相对于五十年半个世纪的历史，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是在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不断地创造和改造当中把人类文明推演到今天的。如果我们还希望人类拥有未来，如果我们还希望用人类的想象力去创造未来的话，那么希望大家和我分享对六十年代的重新叩访以及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