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与新冷战的结构——从碎片化的世界看意识形态政治的必要性

——从碎片化的世界看意识形态政治的必要性

　　摘要：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碎片化与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

　　随着俄国正式出兵乌克兰，美国媒体便开始将此描述为“新冷战”的开始。虽然美苏两国的军事紧张局面很容易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但是，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对峙的核心仍旧是国家利益的绝对争端。与冷战时期相比，这种争端缺少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支持。它凸显的，恰是在后冷战时期新自由主义话语全球化后的一种各国政治普遍内卷化的特点。在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土壤上，我们看到的是民粹主义与排他的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野蛮生长。

　　乌克兰所发生的政治危机，在一些基本点上几乎重现了2010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冷战结束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以及相应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使得包括埃及、叙利亚、突尼斯、伊拉克等国在内的阿拉伯世俗政权出现了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发生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产生的严重产能下降，大量社会经济改革产生的财富进入到一批寡头囊中，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经济严重依赖外来金融援助及国际市场动态。在这种情形下，迅速资本化的官僚体系一方面分裂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也丧失了对于国内人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冷战之后蔓延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理论预设在于对发展逻辑的肯定，其合法性来自于共同富裕的保证。

　　与冷战时期的政治相比，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去社会化的分裂政治。这种基于庸俗个人主义逻辑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法为社会共同体政治提供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纯粹无政府式的功利主义市场原则。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包含了两种内在矛盾。首先，这一原则对一切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敌视态度。然而其本身的全球化过程，则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霸权政治原则。其次，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试图以经济发展原则领导、甚至取代政治话语及政治行动。由此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却恰恰成为了包括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散乱全球的极端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也逐渐开始收缩，并在奥巴马任期内，开始出现明显的内卷化色彩。反恐战争的退潮与恐怖主义的滋长，则是这种全球政治结构的重要表现。而在阿拉伯地区（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边缘）以及东欧（前苏联解体后其沙文主义霸权的边缘）各地所产生的政治动荡，则凸显出了分裂主义与排他的极端主义的色彩。这愈加显示出了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现场中的碎片化特点。这种碎片化，是意识形态分裂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对峙的结果，是新冷战时期全球的力量结构与政治问题基础。

　　阿拉伯政治动荡与新冷战的全球危机

　　与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新冷战的开始，不如将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政治动荡看做是新冷战时期政治的警钟。从19世纪开始，阿拉伯世界内部便出现了互相对抗的几种矛盾力量。首先，作为殖民知识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由一批受到良好欧洲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提出并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对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分裂力量，以及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对抗力量。前者作为一种世俗意识形态，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排他的“阿拉伯民族”想象。这种想象承认伊斯兰作为重要的阿拉伯共同体想象资源，代表了阿拉伯的传统及其特性。但是，伊斯兰传统并不能完全概括阿拉伯内部的宗教及文化多样性。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过分强调伊斯兰属性忽略了广泛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包括库尔德人、贝都因人、阿拉维人、科普特人、尼格罗人、摩尔人、柏柏尔人等复杂的宗教与民族传统。因此，这种共同体的想象以地理边界和为核心，创造了一个具有统一历史背景及文化习惯的阿拉伯民族想象，并淡化内部宗教及人种差异。以这种共同的阿拉伯身份，诸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了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的世俗国家。然而，这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一个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很快便呈现出了沙文主义的霸权色彩。随着1961年叙利亚退出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开始，这种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阿拉伯世界普遍主义政治也开始走向破裂。

　　相比之下，泛伊斯兰主义则是一种生命力更顽强的普遍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同样诞生于19世纪中叶。其基本政治想象来自于伊斯兰传统内部对于世界大同（Ummah）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伊斯兰保留着基督教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它既为穆斯林提供了一整套宇宙观，也提供了完整的道德律。这种道德律与穆斯林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并以教法（Shari‘ia）的形式呈现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21世纪美国反恐战争背景下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政治的伊斯兰”（politicalIslam）与“非政治的伊斯兰”的对立。伊斯兰所提供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及世界大同理想本身，在今天看来，便是极其政治化的。在基督教改革之后产生的政教分离背景下的知识结构，并无法真正将伊斯兰的世界观囊括进其普世知识话语中去。至于“政治的伊斯兰”，则更体现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结构下，一次以国家利益及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对多样化的世界意识形态结构阐述的理论无力。

　　实际上，泛伊斯兰主义这一普遍主义理想试图打破传统的在欧洲内部形成的民族国家结构。其想象的基础，在于对伊斯兰的普遍认同。同时，泛伊斯兰主义意图以一种简单化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阐述，排除伊斯兰内部的多样性差异，并进一步达成世界大同的伊斯兰“圣战”（jihad）目标。虽然在伊斯兰内部，“圣战”的目标更多强调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与磨练。特别是在伊斯兰苏菲主义传统的阐释下，“圣战”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一个求智的过程，通过思想斗争及自我反省，达到意识的升华并最终达到“伊斯兰”的境界。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圣战”更多呈现出其针对“异教徒”压迫而进行的暴力反抗一面。而在这一背景下，原教旨化的瓦哈比主义，则显示出了更为有效的社会组织动员效率。其所推行的对于“圣战”的暴力运动诠释，则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支持。到了20世纪，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目标也开始包括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的世俗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在这一对抗过程中形成的一支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团体。

　　然而，这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发生的，具有普遍主义政治动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却被掩盖了。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对于冷战式的叙述集中在讨论美苏两强争霸格局下的世界政治。在这种框架下，发生于阿拉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斗争，都被简单地囊括在泛泛的“代理人战争”框架下。阿拉伯世界内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结构，则更被“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冲突”这一主线所掩盖。而也正是在这种框架下，以瓦哈比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沙特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才能被美国一度视为其中东地区抵抗苏联沙文主义霸权的重要伙伴。而相反，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反对霸权主义话语的政治活动，其历史与意识形态作用则基本被忽略。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资源，则更未得到系统的总结与反思。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接续了19世纪的殖民历史，并联系着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政治，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然而，这种分裂的状况，却一直被忽略。直至2001年，美国针对阿拉伯及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深远的地区开展的所谓“反恐战争”（Waronterror），这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局面才由于其战略价值，被重新讨论。这种讨论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一方面，这种冲突被重新描述为“文明的冲突”（clash ofcivilizations）。在这个观念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被重新包装成为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世界大同梦想，而在这过程中，伊斯兰被脸谱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阻碍力量。另一方面，在战争的进程中，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广泛差异性被作为一个战略机会重新认识。

　　2003年，兰德公司受美国空军委托，对9/11之后的穆斯林世界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分析。分析报告指出，解决穆斯林恐怖主义的首要途径是“区别对待穆斯林内部各个派别，寻求与美国诉求基本一致的宗派，以求推进民主观念及稳定局面，并以此对抗极端主义及暴力组织。”报告提出，解决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方法，首要是应当加强地区经济建设，减少贫困人口。同时也需要联合伊斯兰内部的和平主义派别，帮助他们兴建讲经学校，培养宗教人才。虽然这一系列政策手段是对应极端主义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其切实效力却非常有限。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便在阿拉伯地区着力实行的军事霸权主义政策。

　　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便成功在海湾地区驻军，当时其倚靠的重要地区力量是君主制的沙特。此后，在小布什政府的军事策略下，其在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伊拉克所实行的“去复兴党化”战略使得一批在冷战时期树立起的阿拉伯世界世俗权威开始瓦解。这一行动，实际上为泛伊斯兰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直接触动了阿拉伯人19世纪以来的历史伤痕。无论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坚定地反对这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存在。这也就使得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战略丧失了基本的群众基础。而其对沙特王室的倚重，又触及了困扰阿拉伯世界已久的宗族主义冲突历史。因而，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反而更进一步促成了后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随后奥巴马时代美国全球政策的内卷化，则更打开了世界格局进一步分裂的潘多拉之盒。

　　后冷战时期民族问题的内部与外部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更多体现的是两种普世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将这种冲突包装成为“文明的冲突”无疑是在掩盖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淡化了伊斯兰宗教本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基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美国国家利益及全球霸权战略基础上。其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则侵蚀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内部必要的生产型经济增长动力。由此而促生的民粹主义、宗派主义、保护主义等，则是在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后所必然爆发的反抗政治形式。其特点，毫无疑问也是意识形态式的。

　　随着2010年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发生，阿拉伯的碎片化更呈现出宗族主义、国家利益以及宗教信仰结合的多重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所浮现出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体现在海湾国家对于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世俗国家政变后出现的多种政治宗教组织差异性的支持立场。这个现象，也体现了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内部的普世性危机。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乃至全球穆斯林政治运动团体中，影响最广泛的应当是起源于18世纪中晚期的瓦哈比主义，以及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

　　瓦哈比派属于穆斯林逊尼派中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一支。其信仰具有绝对的排他属性。由于20世纪初与伊本？沙特家族联合，成为沙特阿拉伯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沙特的政治与经济支持下，瓦哈比主义在全球各地迅速发展。瓦哈比主义对于伊斯兰教义那种排他的原教旨诠释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得益于沙特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沙特自诩圣地守护者，通过每年接待大量从全球各地前来麦加、麦地那朝觐的穆斯林群体，瓦哈比主义也得以获得了便利的全球化土壤。再次，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教在组织上已经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通过以资助的方式对于讲经学校（madrassa）、律法学校（mazhab）等重要宗教意识形态机构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得以有效地传播，并成为逊尼派穆斯林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支派。最后，近十年来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动荡以及美国对于什叶派伊朗的经济制裁，抑制了一大批伊斯兰教内部其他一些原本具有政治及经济影响力的支派思想。从而打破了伊斯兰思想内部各宗教派之间意识形态的消长平衡。在这种国家世俗意识形态退潮、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受到“反恐战争”脸谱化压制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并资金充沛的瓦哈比主义得以在全球迅速膨胀。以中国为例，随着瓦哈比主义的蔓延，喀什、沙甸、义乌等地穆斯林群体中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逐渐被保守原教旨主义的莎拉非、甚至是瓦哈比主义所取代。特别是新疆，苏菲传统影响下能歌善舞着装华丽的维吾尔人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黑袍蒙面，具有浓厚沙特瓦哈比主义特点的穆斯林。

随着阿拉伯政治变动而被世人所知的另一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内的政治组织是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起源于20世纪初殖民时期埃及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在一个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大同政治理想之下，穆斯林兄弟会更强调社会现代化教育以及精英政治模式相结合，以期取得反殖民独立的政治目标。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同，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更强的国际性。同时，与瓦哈比主义相比，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较为温和且世俗化的政治表现形式。从近些年穆兄会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参政的情况来看，他们似乎不反对以现代政党的姿态，参与到议会政治的对抗。相比瓦哈比主义偏狭的看法来说，这一“圣战”的阐述要更接近伊斯兰传统中知识阶层中间派及温和派对于“大圣战”的解读。

　　穆斯林兄弟会从其建立之初便注重乡村教育。这与伊斯兰传统中对于下层人民的关怀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在反殖民运动中诞生的宗教政治团体，穆斯林兄弟会最初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工人中获得广泛的支持。随着埃及反殖民运动的胜利和民族主义者纳赛尔的上台，穆斯林兄弟会被埃及政府宣布非法。其活动也开始转入地下。而在这重政治压力下，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开始偏向暴力反抗。在其作为地下组织期间，穆斯林兄弟会反而迅速开始在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中传播。近年来，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政党在突尼斯、埃及的议会选举中能够战胜世俗知识分子政党，取得压倒性选举胜利，也是其长久以来政治活动中积累的群众基础的体现。

　　当然，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也得益于在伊斯兰传统大背景下，阿拉伯世界内部由来已久的政治冲突与分裂。上世纪5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民族主义政权压迫下，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庇护。而其之后的政治发展，也得到了来自新兴石油富国卡塔尔的支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同为海合会国家成员的卡塔尔和沙特开始进行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双方都意图成为阿拉伯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与什叶派不同，逊尼派穆斯林缺少一个统一的宗教与政治领导人。因此，长久以来逊尼派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便体现为多种宗派之间针对宗教领导地位的争夺。作为新兴石油富国的卡塔尔意图与提倡民主政治形式并有世俗政治斗争经验的穆斯林兄弟会结合。其半岛电视台的宣传口径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半岛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展现出其对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民主政治”形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情与支持。而其阿拉伯语频道则充分展现了其意图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统一领导权的泛伊斯兰主义目标。这种意识形态及政治策略，是与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20世纪政治现场中的表现不谋而合的。

　　然而，这种以民主政治为形式的政治手段对其他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作为海合会国家传统领袖的沙特一方面开始加强其在海合会国家内部的瓦哈比主义传播；另一方面，也以其政治压力，联合科威特、阿联酋等酋长国开始对卡塔尔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及经济支持。从2011年开始，这三个海合会国家内部也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镇压活动。同时，针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政治变动的国家，他们也开始对世俗军官政权及其他反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进行经济支持，意图阻止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些国家内部通过议会政治模式取得政权。

　　结语：碎片化时代的中国政治与外交

　　与阿拉伯及东欧国家一样，中国近些年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碎片化世界格局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解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不存在一种单纯的一国之内的宗教与纯粹的民族问题。以中国近些年所面对的西藏、新疆问题来看，其民族独立诉求的知识话语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及其后的发展。而不久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恐怖袭击，其政治想象，则来自于一种对于全球化的泛伊斯兰主义狭义“圣战”的认同。试图用政策的方式来解决这类具有浓重意识形态政治想象的问题无疑是徒劳的。同时，中国也应该避免被盲目卷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内，进而造成一种与伊斯兰国家、民族及人群之间“文明冲突”式的意识形态冲突。

　　从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到今天东欧的碎片化，都可以被放在一个统一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框架中去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政治的形式逻辑体现在对于发展及个人经济自由理性发展的绝对信仰。在此基础上所论证的对个人主义民主政治结构的强化以及对国家调控及意识形态作用的弱化甚至是污名化是其明显的意识形态任务。然而，以绝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能承载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所必需的共同体想象任务。因此，在其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霸权缺少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中心，同时对于这种霸权政治的反抗也是无中心的。碎片化则是这种政治权利无中心的现实，与意识形态多中心的普世政治话语理想在世界政治中的真实体现。由此产生的情况应当是新一轮民族国家独立与分裂主义意识的兴起，以及新一轮对于普世主义政治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争夺。在阿拉伯世界的变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内部多种普世叙述的意识形态争端，也看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海湾国族主义的兴起。需要指出的是，后者实际上在前者的意识形态压力下艰难生存，特别是在海湾国家内部，国族主义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仰赖的仅仅是国家暴力机器对于宗族、教派差异的压制。

　　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其影响深入到了中国内部，并打破了中国自革命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对于民族问题叙述的政治平衡。近20年来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论的盲目信任，也让中国共产党政权逐渐丧失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话语权。跨民族之间的认同政治需要一个具有普世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支持。同时，抵御中国内部民族分裂主义碎片化倾向，也需要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政治冲突及多种普世主义话语内部差异性的理解与利用。针对中国境内的穆斯林问题，一个首要的任务，应当是调动伊斯兰内部资源，抵御瓦哈比主义的全球影响。我国长期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放任管理，一味地意图以经济发展与政策扶植方式，试图解决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问题，无疑是徒劳无功的。相反，在这种唯发展论的实用主义政治逻辑下，国家主动放弃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权。以此在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中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真空，为瓦哈比主义这种具有国际主义色彩，且有良好群众组织结构的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机会。

　　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