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小说中的“非等价交换”

原创王昕海螺Caracoles

当一部小说尝试以最具想象力的方式谈论人类社会的边界与未来，并因此获得国际国内不同界别的广泛回响时，对它的讨论自然也会蔓延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无穷的角度组成延绵不绝的镜廊，在照见作品的同时更多的是照见阅读者的目光。在《三体》获得雨果奖后，越来越多的评论者从或远或近的距离解析这部作品，而八十万字的宏大系列也确实经得起这样的“盘剥”。然而这毕竟也让《三体》系列成为了一处被过度解码的险滩，当我们想要直接回答刘慈欣的小说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时，更好的方法也许是先溯流而上，从源头处进行“深度模式”的考察。

阅读刘慈欣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刘氏科幻最重要的特质是不断地制造震惊体验。这种震惊表面上看部分源于小说中时空尺度的骤然变化，但实际上人物特写与宇宙全景间的两极跳切、叙事中蛙跳式的飞跃，都是为了描摹故事结构里那个根本性的翻转。正是这一翻转对日常价值的颠覆造成了读者难以言喻的震惊。

为了具体理解这种颠覆与翻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慈欣最早的短篇之一《微观尽头》。小说讲述的是为了解决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争论，进行的一场撞碎已知物质最小单位夸克的试验。在东方核子中心见证这场加速器中高能运动的主要人物，除了物理学家中国人丁仪和美国人赫尔曼•琼斯，便是哈萨克族牧羊老人迪夏提。这三个人形成了两组在刘慈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峙关系，第一组是东方与西方，第二组是科学家与普通人。这里最为关键的对峙是第二组。刘慈欣为了让与科学事业毫不相干的哈萨克牧羊人能够来到控制大厅，用了这样一个理由，“他们认为这个物理学上的伟大时刻，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时刻，所以应该有一个最不懂物理学的人到场。”既然丁仪们占据了物理学的位置，那么牧羊人在这里其实占据的是全人类的位置，也就是说牧羊人的到场，正是一束全人类目光的在场。

对于全人类，这场试验并没有一场足球比赛重要，用小说中总工程师的话说“我们并非世界中心，试验结果出来后，能出一条三十秒的小新闻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对于理性经济主体为单位，以等价交换原则运行的现代社会，这场试验的价值约莫可以换算为一条三十秒的小新闻。然而作为读者我们知道，当刘慈欣的奇迹时刻降临，这场试验的价值便会发生突变，而迪夏提老人正是作者放置在这里提供前后统一参照的度量尺。

— 阿瑟•克拉克

阿瑟•克拉克是英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多次获得星云奖、雨果奖。1964年，与斯坦利·库布里克共同构思《2001太空漫游》的小说和剧本，并于电影上映同年出版小说。

当刘慈欣引用阿瑟•克拉克的宇宙负片概念，创造了一种只有在文学中才可能实现的对空间“黑白颠倒”的本质翻转，试验便被分成了两个阶段——翻转成宇宙负片之前和翻转成宇宙负片之后。在翻转之前，迪夏提老人这样评论“你们这些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在找世界上最小的沙粒。”，在翻转之后，迪夏提老人则说“你们在干真主的事”，美国物理学家将之复述为“我们拥有了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全人类的目光中，这次试验（对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两次“非等价交换”，第一次是最有学问的人交换最小的沙粒，第二次是最小的沙粒交换上帝的力量。也就是说第一次交换是以大换小，而第二次交换则是以小换取从未有过的“大”。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交换并非第一次交换的目的，两次交换之间是根本断裂的，而这一断裂正是由刘慈欣式的奇迹填平的。

这种非等价交换很容易让人想到乔治•巴塔耶的耗费理论，通过对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中论述的“夸富宴”这种不断升级的礼物经济的理论思考，巴塔耶发展出了这一为消费而消费的理念。相对于不断获取与积累的功利性生产，他将非生产性消费所导致的“丧失”视为人类活动更为本源的冲动。而这种耗费行为在宗教献祭场景中有着最为典型的体现，极富价值的牲畜与谷物被毫不吝惜的浪费与毁坏，有限经济中不断再生产的循环因此被迫中断。在刘慈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朝闻道》中，那些走上外星人筑就的真理祭坛，用自己的生命交换十分钟真理的科学家，仿佛正是再现了这种纯粹耗费的祭祀场景。那些拼尽全力阻拦科学家而不得的家人与政客（国家元首们），则表现了系统无法与科学家们商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等价交换关系，谈判的不可能性被凸显，因此这些科学家的死亡也就成为了鲍德里亚所谓的象征死亡。在这种象征死亡面前，系统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挑战，一种抉择性另类价值的在场，让读者得以超越构筑在等价交换原则之上的当代资本主义视域。

— 《地球大炮》

事实上刘慈欣的绝大多数小说都在破坏这个只讲求投入产出、经济效益至上的世界。例如《地球大炮》中挖穿地球的南极庭院工程，这条“技术上史无前例，经济上的愚蠢空前绝后”的地球隧道曾经引发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当沈华北亲眼目睹儿子造就的这座“地心长城”，他却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这个长城与金字塔无法比拟的伟大工程（刘慈欣也借沈华北之口强调了长城和金字塔的无用性），正是一种只有科幻小说才能描绘的耗费。而《中国太阳》里西北老农的孩子水娃在经历了六次蛙跳式的梦想升级后，更是直接言明了等价交换经济准则对人类精神的戕害：“上世纪冷战结束后，经济准则一天天地统治世界，人类在这个准则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使我们更加坚信经济准则的正确性，它已变得至高无上，渗透到我们的每个细胞中，人类社会已变成了百分之百的经济社会，投入大于产出的事是再也不会做了。”想要将人类目光重新引向太空的水娃，决定做一个有去无回、甚至连停泊点都没有的耗费行为“飞向星海，把人类的目光重新引向宇宙深处”。一直在换取更好的世俗生活的水娃，因为长期生活在象征秩序未能覆盖的同步轨道，改变了想法，最后选择用个体生命换取可能唤起的目光。这个无比理想主义的结尾，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并不常见，为了给理想主义者更可感知的鼓舞，这种通过牺牲交换来的可能性，往往会在未来被交换为一个拯救人类的奇迹。最感人至深的例子是《乡村教师》，李老师用他最后的生命交换西北山村的孩子背会牛顿三定律，而孩子们用死记硬背下的牛顿三定律从外星人那交换了人类的幸存。

外星文明无声无息的到来，无声无息的隐去，人类社会不公平的现实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现，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乡村教师”拯救世界的壮举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无人知晓。与《混沌蝴蝶》中靠一己之力帮助祖国南斯拉夫对抗北约的亚历山大一样，李老师们无论成功或失败在这个符号自身运作的等价交换的世界里，能够得到的只是一份悲情。刘慈欣不满于这样的悲情，在后期的小说中他更倾向于中断这个日常性的世界，召唤一种殊异政治经济结构的莅临。在一种创造出的“新常态”下，非等价交换的耗费模式才能够更为顺理成章地展开。《三体》系列里耗费巨大资源的面壁计划、天梯计划（“只送大脑”）都是类似的状况，这些计划在开始时换取到的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而第二次交换依靠的则是作者用奇迹创造的那个将临的未来。

法国

五
月

风暴

这难免让我们想到1968年写满巴黎街头巷尾的那句著名标语——“让我们面对现实，要求不可能之事”（Soyonsréalistes, exigeonsl'impossible）。这句源于切•格瓦拉的有意为之的矛盾修辞，是一个要将不可能之事召唤到现实中由此创造一种新现实的吁请。而这也正是刘慈欣在《混沌蝴蝶》中反复给出的主人公心理独白——“为了苦难中的祖国，我扑动蝴蝶的翅膀”。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有意误读混沌理论，让主人公可以凭借“蝴蝶效应”以少换多，向大自然吁求大规模的气象变化，用漫天的阴云遮蔽高悬于空中的战争机器，让统治当今世界的霸权无法向地面投下毁灭性的炸弹。虽然小说的现实背景是北约轰炸南联盟，但阴雨和大雾、轰炸与烈焰，这一组对立的意象十分准确地指向了越南战争，导致美军在越南失败的“天时”就是那连绵的阴雨。而正是围绕越战展开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开启了“红在革命蔓延时”的六十年代。也就是说刘慈欣小说中看似有悖于当代世界运行逻辑的非等价交换原则，根植于颇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中，那就是六十年代时全球共通的文化逻辑。在那个如今以法国“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为标识的全球性的批判现实与反资本主义浪潮中，所要击碎的正是线性的等价交换逻辑（戴锦华《叩访六十年代》，《热风学术》第九辑）。

然而需要辨析的是，刘慈欣对六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并非简单挪用，在他的小说中引发情势根本变化的不是知识分子、学生和革命家的运动，而是科学导致的某种巨大外部力量的降临。在后期的大部分小说中重点描绘的也不是变革世界的时刻，而是如何面对这个已经变革了的世界。这与苏东剧变后，我们身处的“告别革命”的语境有关，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乌托邦的发生，但依然可以相信某种极限灾难状态中个体的牺牲。也就是说刘慈欣将六十年代整体性的时代精神，改写为了将会影响时代的个体英雄主义行为。

例如在《吞食者》中，面对外星人没来得及吃干榨尽的地球，曾经进行了惨烈的地球保卫战的元帅和战士，再次选择了不等价交换，主动放弃生命，把自己置换为蚂蚁的食物，而要等待的交换是地球的重生。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吞食帝国带走作为小家禽饲养的甘于苟且偷生的绝大多数人类。

元帅们的牺牲被赋予了最高的评价，身为读者的我们不需要通过另一篇小说《诗云》中的空心地球才能确认奇迹的到来，在《吞食者》的最后一行作者已经用述行句给出了答案——“在这宁静中，地球重生了。”

也就是说作为文本中言出法随的上帝，刘慈欣把一种将临的未来许诺在作品里，以帮助人物跳过断裂的鸿沟。正如《三体》中大史对于蝗虫的阐发——人类没有办法灭绝蝗虫，三体也不可能轻易灭绝人类。小说中那些不可思议的庞大计划正是在这个对于生命尊严和人类希望的许诺下展开的。个体的耗费与牺牲，无数的不等价交换所要迎来的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敞开的未来。（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种未来将以何种方式降临。）

而这个我们可以在科幻中重新寻获的未来，恰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六十年代所不再拥有的。而这也是阅读刘慈欣式的作者时面临的挑战：当我们快意地撕碎看似亘古永存实则晚近短暂的主导法则、象征秩序时，我们是否同时相信那无限的耗费中投注着一个将临的奇迹，还会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尝试“非等价交换”。如果我们去思考与寻找，也许这个奇迹就不光会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到来，也会在我们经过了反思的人生中到来。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6年7月），此为全文未删节版。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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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