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使命 | 乐黛云先生访谈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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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1931— ），贵州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曾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问：倡议这个比较文学中心的主要就是杨先生、李先生和季先生吧？他们自己的学术关注范围也与比较文学有关吧？季先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就会有比较，文学关系、语言、佛经，本身就离不开比较。其他两位先生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答：杨先生很早就关注了，写的东西不少，《攻玉集》《七巧板》都是比较文学著作。两本书里有的文章是70年代的，有的是80年代后的。出国以前他的一番话对我影响很深。他让我出国要小心，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哪怕研究外国文学，都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视野和灵魂去研究，否则永远无法超越别人，因为外国人研究外国文学一定比我们细致全面，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我一直在关注中国人应该如何研究外国文学的问题，现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是在不同的系科分开来研究的，结合起来研究就是比较文学。

金丝燕是法语系毕业的，是比较文学第一个助教，她在法国生活了将近20年。我问她，在法国20年，你比钱锺书和陈寅恪他们对法国和法国文化的了解是否更深？她说不一定，因为人家来的时候有中国文化的底蕴，知道哪个是该拿的，哪个是急需的，哪个是不该用的，知道怎么鉴别欣赏。现在她正在申请翻译《文心雕龙》。总之，必须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才知道要什么、拿什么，哪些该发展。现在比较文学的观点比较深入人心，我们超过外国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底蕴，可以发展创造。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在哈佛一年，伯克利正好有研究员位置，研究中国文学，他们让我去，我就去了。正好1983年杨先生去讲学，讲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我担心这个题目在美国会不会受到欢迎，可是他完全用中国方式，讲中国生死观、道家、孝道、家庭关系，用庄子观点来讲，效果特别好，挺轰动的，到处都请他去讲莎士比亚的生死观，就是用中国的观念，讲他哪一点是进步的，哪一点是有缺陷的。从那以后我更加觉得比较文学应该从中国出发。杨先生讲得真是很好，英文又好，我当时很感动，特别佩服他。可惜杨先生去世太早，1989年就去世了。

我和李赋宁先生是朗润园邻居，他对我大的启发是告诉我研究外国文学不能离开外国文学自己的谱系。他最反感讲外国文学就是讲现代派、后现代派，这都是后来的东西，如果不了解怎么来的，你就不能了解人家的来龙去脉。他本人就研究英国文学的根本起源。现在我也觉得不能光看现在，回到原典很重要，要看发展脉络和我们有哪些不同，这样比较文学的面就会扩展得很宽。

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更不用说季先生，每一步都是他扶着我走过来的。1985年成立比较文学学会，很有意思，36个学校共同发起，各交200块钱，在深圳大学成立。我回国想搞比较文学，可是北大中文系很难接受，不少人说我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拉子，所以搞比较文学。有些话直接传到我耳朵里。老伴也劝我别搞了，还给我写了首诗：“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说是对我的概括。他说我英文不太好，外国文学基础不够，中国文学古代部分也欠缺。还是搞现代文学，或者就抱定一本书，把《文心雕龙》研究透了。可是我觉得中国需要比较文学，可以把文学研究方法整个打开，我牺牲了就算了。1990年评博导，比较文学当时没有博士点。我想如果接受现代文学博导头衔，比较文学以后就没戏了，我就说不申请，等比较文学博士点建起来再当博导。等了三年，我觉得值得，好歹我把比较文学博士点成立起来了。

季羡林

问：进入90年代蓬勃发展期，您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有很多课题，发表了很多论文。

答：90年代后写得比较多。当时还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比较”两个字很坏事，很多人作X和Y的比较模式，比如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加之很多人底蕴不够，看起来就很浮泛，不能这么发展下去。所以我们在《读书》杂志开了一个会，《读书》杂志发表了很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到底应该怎么个比较法。季先生也说X和Y的方法不能让比较文学提高一个层次。

现在的世界比较文学一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法国学派为主，通过实证文学关系、文学的传播、文学的迁移，做一些实证性的关系研究；第二阶段是二战之后，以美国学派为主，没有实际接触和传播关系，可是有主题的对应，比如爱情和政治的冲突，可以通过一个问题进行不同研究，也有很多人做；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这是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阶段，以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发展为背景，更注重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特点。

为什么说中国应该是第三阶段的主导力量？因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是照搬外国的。杨周翰先生在意大利讲学，说中国比较文学并不是舶来品，有自己的三个特点：一、中国比较文学不是课堂中产生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始是社会、国家政治的需要。当时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而中国文学正好处于一个转折期，五四运动的实质是向国外吸收很多东西来改变国家现状，满足我国文学发展的需要。当时外国文学进来后，各种杂志、报纸、通俗小说反响很大。我和王向远教授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年》（后改名《比较文学研究》），从1901年开始，科举制度废除，虽没有比较文学的名称，但做的却是比较文学的事情。所以它是和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想法。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跨文化的，不像西方欧美都是从希腊罗马的文化发展起来的。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可以追溯到印度的佛经翻译成中文，特别在翻译上各种观念的交换，后来还有像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之类，不是在单一文化圈里发展的。三、中国比较文学较少认同研究。法国研究在这方面很多，就是我哪一个方面跟你是一样的。中国一开始就是从对比对照来讲的，“你是这样，我不是这样。”林纾翻译一百多本法国小说却不懂法文，是跟人家合作的，世界上绝无仅有。每本小说翻译完了他都会发一番感慨和议论，比较优劣。其实林纾每篇译稿的前言，即便是片言只语，也都是比较文学的早期原生态作品。这就是杨先生总结的中国比较文学的三点不同，后来的比较文学就沿着这三点发展下来。X和Y的比较模式与这种传统不一样，既没有跟社会联系，也没有很好的跨文化眼光，所以季先生提出这种方式应该有个了断。所以《读书》杂志开会，发表文章，基本控制了这种普遍在做的X和Y的研究模式。那时候主题学、文类学研究开始发展起来，关系史研究也一直有，这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文化的旅行、传播，很多东西是很丰富的。现在大家都同意跨文化视角，因为文学关系研究也是跨文化的，大家都可以接受。有一些人强调文学关系史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核心部分，也有些人认为比较诗学最重要。现在比较所不少老师都做比较诗学，因为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基础，也是将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当然关系史也要研究，但是从理论上讲，将来比较文学的发展就是比较诗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