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炼红 | 细腻革命：民众生活世界与文化政治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张炼红老师（左）

照片由本人提供，摄于2015年冬

细腻革命：民众生活世界与文化政治

一.引言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体，归根到底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而生活世界作为普通民众社会实践的意义本源，关注民众生活世界，也就意味着关注中国最具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那么，立足人文思考，关键或许还得从普通人的生命意义、尊严、价值入手，通过更为低调持续的思想实践和社会实践，逐渐撑开并突破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逻辑的强势笼罩，重建生活世界，重启生活政治。

我所期待的是，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政治的多层次、日常化实践，如何能够在远近一切无形却实存的社会实践中，在不可待也不可限的民众实践增量中，协调整合起通常被抑制、被漠视、被风化的主观能动与精神创造力，进而如何重建某种超越当下政制的更富于生活根基和社会脉络的政治性、政治感，由此汇聚成同样无形而实存的更广泛持久的历史能动性。

近年来影视剧也着意潜入民众历史的常与变，无论是追忆战争岁月的《沂蒙》、《我的团长我的团》，还是刻画底层命运的《钢的琴》。凡此种种努力，就是想从溶于吾土吾民生活世界的情义和智慧出发，深刻体认“蚌病成珠”的生活伦理及其日常实践，用心理解社会共同生活的涵养生息之功，平心辩证民众日常实践的坚忍维系之力，以及其间蕴蓄的不同于激进政治的“细腻革命”。希望藉此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重新确认普通民众安身立命和主体自觉的意义，重塑社会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重启更富于日常根基与社会脉络的生活政治、情感政治和文化政治，以达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文化创造与价值重建。

对于当下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历史性的价值低迷期，恰恰也是生发新的历史转机的酝酿期。中国之真正崛起，终究取决于中国人民能否崛起，中华文明能否再崛起。因此，所谓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既在具体社会实践层面，自然有其历史延续性；但也亟需在文化思想与精神层面有所照亮，以期开显出“中国之道”，真正体现吾土吾民的历炼与担当。

二.“生活世界”

何谓“生活世界”？而在记忆、实践和理论之间，怎么才能用更为清澈、通达而熨帖的思考，恰如其分地说出民众社会生活的意义本源（本原）？——这里始终有些最基本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棘手的问题，需要重新予以更细腻深切的体认和辨析。

记得我的老师，曾经提起母亲当年从外婆那儿听来的话：姑娘要出嫁了，母亲叮嘱她，到了婆家千万别做好人。新娘不解，难不成叫我做坏人？母亲笑道，好人都不能做，还能做坏人吗？——这则母训，不要做“好人”也不能做“坏人”，一语道破了名教层面的所谓“做人难”。当然，勘破表层之后还会有难处，难就难在如何能够设身处地，如何在繁复微妙的生活情境中行止进退，眼明心亮，该干嘛干嘛。人与人之间，天生的高矮强弱，尊卑智愚，各自早已有分张；可最终的分别就在于心气和心力的淬炼，这里的高低轻重，通常还未必看得见。而人世间的是非、善恶与功过，义利之辩也好，情理之争也罢，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可言，得理且饶人，欺人别太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来我往之中就有了回旋余地，就可能维持某种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的伦理平衡。正如宋代蓝田《吕氏乡约》所倡导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此种因应着农业社会乡土经济与宗法制度而来的，具有群体性、连带感的“伦理本位”的和谐与平衡，即是中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活共同体的一大特质，长久以来起着稳定社会秩序、调节个人身心的作用。而生活世界作为吾土吾民的意义寄托之地，多侧面多层次地给人以理解和创造生命意义的历史现实情境，原初的，具体的，鲜活的。只要从中习得了溶于日常生活伦理的情义和智慧，哪怕不识字的人也会知情达理，也能有文化，因为文化最具体切实的表现就在于社会生活方式中。      

然而，如果某些生活方式、文化样态及其精神传统的存在，不是以现成可书写、可明确的形式来传递，也无法以其固有、恒定的形式被确认，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和接触？经年累月，当我们越来越深地沉浸于生活世界的熏陶和滋养，种种困惑和游疑也随之而来，在群己人我之间，行止进退之际，虚实参差之中，明示与默会，心证与物证……连带着挣扎在语言文字的困境之中的，就是活泼泼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性、延续性和生成性。那么，我们如何在记忆、实践和理论的不断碰撞往复中，当真用心来触摸这些问题？能否真切感应，能否敏锐发现，能否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把握她，哪怕有意无意中只能以非正式的命名、描述性的表达来指认她，也算是尊重、体认并呈现生活世界及其意义本源（本原）的努力之点滴。

毕竟，普通人投身于生活世界及其常态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那样，凭借着向世人公开宣示的显性书写及确认方式来建立和传播。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不知之知，莫名之名，常常就是以不同于主流书写的别样书写方式，别样确认方式，默默存活并传递着。而令人困惑并想要追究的问题，即种种隐性“书写”，如何从不可表达、到可表达可文献、到可阐释可理论、再到可推广可实践？这个可实践，既在于面对局部或具体问题时如何操作，也指向更广泛意义和价值层面的社会拯救、文化创造与精神认同。特别是，立足于民众生活世界，我们能否从根本上从整体上来领会和肯定，那些默默存在于现代通行的主流认知感受系统之外的，有关吾土吾民在紧贴着自身历史现实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中所开显的别样传统？特别是，对普通民众在曲折中艰难创生并持守的，更为坚实牢靠的价值理念和生命意志，能否通过文化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赋形、取意、传神，使之成为当下情境中可接受、可延续、可发展的实践性能量？

此种努力的广泛持久的精神源泉，仍在于可感可念而莫可名状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实践。举凡农桑稼穑，引车卖浆，谋求生计的趋利避害给人以最强劲的原动力，而在家长里短、街谈巷议中到处都会有看不见的秤砣和秤星，真话何须实说，正道也未必直行，普通人看似自生自灭、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自有一种坚实牢靠的力量在支撑。什么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日久天长皆已在人们的奔波操劳中同舟共济，而非彼此拆解、对立。可惜的是，这种源自真实生活的更完整的生命力，特别是更直接的感应力与忍耐力，或多或少会被我们经过长期规训而来的反思力所侵蚀，例如批判理论既穿透也摧毁常识的种种“毒性”，要想复元也难。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那么，不妨也在我们内心，多多感应和吸纳一点自然天地间草木万物的蓬勃长势？或者长话短说，可不可以这么说：在你我内心，能否同时兼有那种敏感洞悉并勇于反抗周遭一切结构性的不平、不义与不公的“精英意识”，与那种落地生根、就地心安、天塌下来当被盖、挤出条缝隙也能走成道的“草根意志”？

古元木刻作品《收红薯》

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生活世界”浪漫化、乌托邦化。正如倪伟和孙晓忠强调的，生活世界并非自在自为的世界，好的坏的纠结在一起，不能任意取资；如何重新言说生活世界，如何改造生活世界，才是更需要着力的地方；那就需要有一个理念、一套观念来重新整理和组织这个生活世界，不经过这一番扬弃和超越，生活世界未必就一定能发挥正面的力量。

对此，贺桂梅曾在相关讨论中提示我：“所谓‘生活世界’，唯有在一种超越性的、总体性的想象中，它才可以被‘说’出来。这绝不意味着将它概念化，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去使感受、经验、体认凝聚成形，以‘知’的方式体察‘不知’。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也许可以说，当生活世界被指认为‘生活世界’的时候，一种真正超越性的、由内而外地生发的所谓‘传统’、‘记忆’才成为可能。所以无论理论与实践，它们的真正可感与有效都是在与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的对话中形成的，但同时这记忆与结构本身也要被‘说’出来，尽管说出来总是以改变、遗漏、误读等方式为代价。”——这个代价，我们必须承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叙述和表达，温暖活跃于无边无际的民众生活世界，慢慢激发并整合起足以介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能量。而在承担种种代价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逐渐增强自己担当和付出的能力，同时积累起更多从艰难中摸索创造正面价值的实感经验与教训。

生活世界，说出即存在。而这里的难题，不仅在可说（书写）与不可说之间，也关乎理论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才能有效。那么，我们不妨就把这种努力概括为，对于“生活世界”的赋形问题：看见她，说出她，赋予她特有的形式，让她逐渐呈现自己，包括就用非现成、非正式的语言方式，描述、命名和确认生活世界中看似无法表述也无从积累的实感与经验性存在，无中生有地概括和提炼，不断赋形、取意、传神？特别是置身于当下问题情境中，我们能否深入而浅出，重新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讲出那个比正在“崛起”的中国形象更深入人心的“中国”到底从哪来，如今又该往哪去？讲出那些活得更真实、更坚韧也更有尊严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尤其在危难中，在困厄中，那些咬紧牙关、卧薪尝胆的中国人究竟何所思、何所求、何所为？——这里的中国气息、中国情感、中国伦理、中国经验，慢慢慢慢也就在我们的追忆和讲述中魂兮归来。

三.“蚌病成珠”

生活世界，何以生，何以活，何以让人活出人样来？尤其是，日常的繁琐与艰辛，持久如宿命般的身心苦痛，如何在共同生活实践中，涵容化育出普通人的生命意义和尊严？

想想我们生命中最亲近的女性，奶奶、外婆和妈妈，她们大多不是户口本上的户主，实际上却是家里当之无愧的灵魂。日月流年，朝夕劳作，她们与各自分定的角色身份和生活方式，与周遭环境和人群免不了日久生情，不知不觉就会对情感伦理啊道德规范啊产生某种依赖性、认同度和归属感，由此而获得内心深处最踏实可靠的精神寄托。长期置身于这种历史性、社会性、且已内在化的伦理秩序中，女性通常会以其身心最直接的感受力、平衡力和忍耐力，在事无巨细的日常操持中体现各自的情义承担、伦理承担和道德承担。于是，在岁月的艰辛和亏欠中，在忍耐和坚持中，慢慢历炼出中国女性更细腻、柔韧也更结实的情感道德与伦理特质，居于幽暗，而能暗暗有光。

从有形之劳到无形之力，从无形之力到内在之光，如同“蚌病成珠”，这里就有个体生命与生活世界长久依存化合而来的“共命感”。特别是普通劳动妇女、职业妇女，终年忙碌于家庭内外各种社会生产结构中，身心负担更重，痛感也更深切。然而，被众多社会角色所建构的沉重压抑的性别身份，恰恰成为既令她备感痛苦、又能从中得到慰藉的意义和价值来源。这里就有一种只能靠生活本身来铸就的人与人、人与生活世界“相依为命”的力量，这种力量重重叠叠指向了日常实践中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共存性的伦理结构，这一切往往又体现于人际交流与情感回馈，随时随地感受到彼此的需要、理解和尊重。俗话说“原汤化原食”，正是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相依为命中，艰辛赢得尊严，痛感化作慰藉；而在真实个体的被动与主动之间，压迫性与共命感恰是日常境遇的一体之两面，或隐或显，默默给力。仔细体会此种生命历炼与担当，或许更能领悟蚌病成珠、珠病相随的那份深意，那股心气和心力？

古元木刻作品《新装》

对民众生活世界的深切关注，对“蚌病成珠”之情理意涵的细腻体认，自然而然也融入了我十多年来对中国戏曲文化研究的执著和钟爱。不同于以往的戏曲本体研究，我想借助于地方戏曲和民众生活世界的紧密关联，特别是在政治变革带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考察新中国的革命大众文艺改造以及整个文化生态的变化，怎么跟“大时代”变动中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发生具体微妙的互动关联。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并愿意作长期持续的努力，除此间涵纳的幽微而独特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外，更深层的动力源于自小养成的对乡土生活、民情风尚的眷恋，对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的亲近，以及后来在成长道路中不知不觉变得具体而沉重的，对于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政治和文化境遇的身心担当感。生活在中国，哪里有百姓民众的喜怒哀乐，哪里就有人们与身俱在的文化心灵。通过梳理分析新中国戏曲改造所呈现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政治、情感伦理及精神状况，我更想从戏里戏外的民众生活世界中体认的是，绵延于吾土吾民中看似曲折微茫却不竭向上的伦理传承、精神气脉与理想追求。

戏曲作为本土文化实践中最深入人心的大众文艺样式，积淀着中国人相当深厚的历史记忆和集体情感，特别是民众生活经验中默默印证的情感、道德和伦理传统，以及这一切在戏曲艺术中极为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形式。20世纪中期以新中国戏曲改革为代表的大众文艺改造运动，作为一种整合度极强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具体实践，关涉到如何重塑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如何变革政治文化形态，培育文化认同，如何再造民众生活世界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等重大问题。尤其是在旧戏改造过程中，仔细梳理它们的曲折遭遇、引发的文艺论争以及连带的人世沧桑，或可尝试着分析“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所呈现的情感结构、社会伦理及其文化政治。而戏曲指向的“生活世界”的共命感中，历史如何呈现其具体性、连续性和生成性？其间，作为一种本土资源，历史实践与政治认同所建构的“人民性”，如何连接起“主体性”、“人民性”和无形而实存的“共同体”？如果说有某种更能接受的生活政治、生命政治、情感政治或文化政治，姑且称之为“细腻革命”，倘若不只是存乎记忆和想象，所谓“激进政治的日常化”过程，又将如何推动“生活世界”的扬弃和重建？

譬如在人情戏、鬼魂戏和神话戏中，在撑起传统文化基本脉络的人、鬼、神三界中，“中国妇女”大多以贤妻良母、复仇冤魂和下凡仙女的形象出现，她们各有各的欲望、伤恸和担当，那种重重负荷之下无怨无悔的挺身担当。戏中女辈不乏九流三教，不是没有怨妇心态、悍妇嘴脸、妾妇之道，但这些“封建糟粕”无不在新中国推崇的“人民性”、“妇女解放”等观念和价值洗刷中悄然隐去，此刻身穿古装的分明已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和新中国“劳动妇女”的双重叠影，此中深含着传统文化在民族国家之现代转型中的传承和嬗变，历炼和担当。尤其是那些长演不衰的“骨子老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琵琶记》、《秦香莲》、《锁麟囊》、《碧玉簪》等等，就在“阐释—剧本—演出”场域中，在历经论争而流转存续的过程中，让人们透破“阶级论”、“礼教论”等新旧意识形态对于生活世界中具体情感伦理的统摄与规约，深入到人情戏理中去感受源自生活世界的戏曲艺术中恒久绵长的人间烟火气，重新理解被压迫被屈辱者何以能在困境中有所自持与贞定，以此体现戏曲所涵蓄的民众生活形态、情感方式、伦理状况及其内在意义，特别是那种以向真、向善、向上的具体实践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严酷压力及其精神坎陷的生活能量。

这也就更加让我们体会到传统戏曲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文价值：因其芜杂、多元、常变动，且因时时处处凭靠着生活实体、紧贴到人情物理，常中生变，变中有常，故而更能涵括人世间的丰富和矛盾，并随着世代相承、历久弥新的演出和再现，使得人们能不断返观自己更真实的生存状态，亲近到生活的全部情趣和多样价值，从而有能力延续人类视野的丰富与完整。特别是在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人情戏”中，当女主人公们以如此含辛茹苦的经历、娥眉婉转的形象、淋漓深透的情感呈现于舞台时，观众内心的生活体验也寸寸复苏，不知不觉就融入其间，那怎么还可能将她们和“封建礼教”、“三从四德”、“奴性”之类的生硬概念直接画等号？恰恰相反，在这细腻而深透的演出过程中，越是表现其痛苦和隐忍，似乎就越能在对这种内心冲突的纵情抒发中产生某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正是凭借着故事情节及生活细节被打开的具体性和深刻性，哪怕再庸常的生存体验也能在戏曲表演中焕发出灼热的生命光焰。传统戏曲所积累的如此强大的艺术表现力，无形中赋予并释放了艰辛悲苦者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言表的内心能量，同时也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而这种感性力量在戏曲观演过程中的激扬生发，想必也总是默默“向上”而“不肯向下”？

作为中国革命的草根性力量的一种文化载体，底层民众在艰辛生活中累积的苦难体验和情感表达，就此体现为地方戏中大量“人情戏”、“悲情戏”、“苦情戏”的长演不衰。苦人演苦戏，苦人看苦戏，真可谓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任凭世道迁转，世态炎凉，也要想方设法先把人心给焐暖。这里有宣泄有交流，更有集体性的慰藉和提振，且因情感发自内心而能产生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凝聚力，由此构成民众想象、理解和应对困境的集体形式，乃至激发并聚合起反抗现实、变革社会的巨大精神能量。这或许就是来自浑厚如深渊般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浮力？对于拼命在努力、拼命在生活的普通民众而言，正是种种看似淹没于庸常生活中的日常生命奋斗的持久性和普遍性，或多或少就为普通人提供了勉力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

四.“细腻革命”

在此意义上，生活世界（实体/理念），作为社会政治文化实践之本源（本原），充分展示了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性、延续性和生成性，也揭示出各种矛盾冲突之上的社会生活的含浑性、依存度和共命感。甚至可以说，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基于依存/冲突关系而同时形成的“共命/压迫”结构，其实就是生活世界与日常实践中水落石出的一体之两面。

那么，在各种既定的共命/压迫结构中，除却抗争决裂一途，弱者或弱势将何以贞定与自持？谓之“贞定”，是举世滔滔我独不动？是承受重负仍不改初衷？而此种不动（持守），有时是否比那种激烈的动（破坏），更具有对“压迫结构”的否定与质疑？因其自内而外都与之更少暴力的同构性，那也就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共命结构”的涵养生息功能？但这种一体两面之间的离合度，究竟如何理解才能作出更妥帖的判断和把握？显然，这是一个落到日常实践、重在生活政治的问题，而以我的理解和体认，这更是主体在其心灵与精神维度所面临的一道坎陷。事实上，作为长期处在共命/压迫结构中的弱势，假如没有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无力以抗争对决的激进方式摆脱困境，解放自己，那她也只能选择忍耐、坚持、苦苦维系。那么，这种忍耐到底有没有意义？忍耐在生活世界中有何终极价值可言？——有，当然有，只要忍耐中有所坚持有所维系，因其延宕而迟迟未能实现的愿望就会产生越来越深沉饱满的心力，就在这种坚忍维系中含蓄着，累积着，默默指向未来！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掘出，民众被历史现实境遇所框定的文化精神状态中潜在的实践性能量，并设法提炼出更多的正面价值？譬如，我们能否通过梳理考察历史现实中的民众实践经验，通过耐心细致的描述、概括和阐释，重新理解生活世界中的涵养生息之功，重新辩证日常实践中的坚忍维系之力？这种力量未必就要存在于支配性的社会文化形式之外，也许就在其中，或多或少利用着现有的各种形式，但通过人们更为用心用力的日常生活实践而有所撑开、有所突破，遂使新质悄然萌发于旧胎？再者说，我们既然已经置身于重重困境中，何不索性沉住气，放开眼量，从长计议；同时能否落实功夫，就在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展开不同于激进政治的“细腻革命”？——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所有被压迫阶级、阶层和弱势群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时刻面临的真问题。

与此相关，群己人我之间，一种更为持久、稳定而深往的互动关联如何可能实现？回头想想那些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妇女们，以及各种意义上的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她们在忍耐中到底坚守着什么，克服了什么，维系着什么，保存了什么？看看在忍耐之中，人们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是持续加深、加固了还是削弱了？事实上，当人们在忍耐中有所坚守、有所维系的时候，个体与群体意义上想要改变不合理现状的“革命”，也就在其将来未来之际具有了越来越切近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在全力维系什么的过程中，你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积蓄和保存有限的力量，既非抗争对决，也不顺势妥协，直到迎来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时刻。而这种坚忍维系的过程，也就成为“细腻革命”的构成要素，稳如基石。

其间，对于那些曾经被主流政治、精英文化命名为“封建礼教”、“奴隶道德”的东西，诸如安分克己、忠诚孝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我们还能否通过更细腻的记忆追溯、理论阐释和实践把握，重新使之翻转出来，翻出长期被掩埋到概念底下的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那些价值感，哪怕就是从“奴隶道德”中直接翻转出来，以支撑普通民众富于韧性的日常实践？“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固然不易，此种意义和价值的翻转恐怕更难。况且这种翻转本身带有各种危险性，一旦缺乏相应的知识谱系、政治理念和社会实践的内外支持，马上就会逆转，故态复萌，随之加剧其文化和精神上对人的压迫性。但是，只要有“细腻革命”的理念和信念在，只要这种细腻的情理结构与精神内核存在于生活世界，那就能从民众韧性抗争中不断汲取和保存革命性的能量，这种能量和契机时刻在，永远在。哪怕生命被唾弃被杀戮，不屈的“精魂”还能为之洗冤雪耻，就像《窦娥冤》、《李慧娘》、《焚香记》、《京娘送兄》中的那些冤魂形象，千百年来依然令人触目撄心。这些丽质而薄命的弱女子，曾被无法抗拒的强暴和不义剥夺了鲜活的生命，心有不甘，冤魂不散，凭借着精魂幻化之力重现于人世间，并以更强烈地介入矛盾斗争的方式，延续其作为生命核心的精神特质，即对于现实社会一切压迫性结构的质疑和变革的诉求。这些慑人心魄的幽魂，深情，决绝，正如鲁迅先生临终前一月所追怀的社戏中的女吊，“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激扬着一种如地火般埋藏在吾土吾民之中的坚忍而执著的抗争精神。

事实上，越是被边缘化、底层化的生活实践，越是被压抑、被磨砺的生命愿望，就越像是幽暗里发出的光，地底下开出的花，那就越有强劲的生命力，静默中震撼人心。而我们对此的持续关注和努力，无论在记忆、实践和理论层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努力寻找生命的呼吸。哪怕是在“废墟”中，在“垃圾堆”里，我们也要仔细观察和倾听，从中寻找到生命的真诚呼吸。有呼吸处就会有生命，有生命就会有力量，无论历史的，当下的，这种力量都有可能从层层的废墟中从垃圾堆里探出头来，直起腰来，开出花来。这么一来呢，你就会觉得生活世界里那些原本看不见说不清的角角落落、琐琐碎碎的存在，譬如，难以忍受而必须忍受的身心压迫和屈辱，无法言说而深埋心底的生命激情和沧桑，都可以在“蚌病成珠”的意义上，在“垃圾堆里的呼吸”的意义上，重新获得各自的生命形式。其间铭心刻骨的情感体验，最直接地激发整合起人们的感性认知和应对能力，久而久之成为生活世界中最能维系和充实伦理平衡的主体性构成要素，常常能在机缘遇合中化被动为主动，及时扩充行动主体的精神能量，随之转化为更持久饱满的实践力度。

李桦木刻作品《晚风》

就历史与现实境遇而言，民众在维系日常共同生活中缓慢磨合而成的伦理状况，通常只能处在被主流意识形态命名、定义和阐释的被动态势中。当然，由此突显的诸多观念形态及概念工具，虽说主要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趣味，倘要顺利施行也还得适当兼顾民众的实际需求，并随统治局面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见机调整其兼顾程度。与此同时，民众实际生活中伦理秩序的自然形成和因袭，又会在有意无意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统制彼此接洽、印证、巩固、强化，走向极端就成为桎梏性的规范与压迫。而生活世界中激荡涌溅出的与此不相吻合的需求或反响，尽管也会在错综汇合多种社会政治文化力量而形成的博弈场中发生些许影响，但社会观念、制度及其阐释层面的话语权，终究还是取决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统制。即便如此，而仍值得留意和珍视的一点是，就在社会生活展开和延续的过程中，同样具体而感性的生存体验和经验（譬如被压抑被损害的身心“痛感”），还是不可遏止地成为人们质疑各种社会压迫性结构的主观能动性依据。而民众在维系共同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多种面向和需求，相应也催生形成了生活伦理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即使各有分张而仍能彼此接洽或牵制，尽可能维持某种富于内在张力感的伦理和谐与平衡。如果说，社会生活的全面、混沌而实际的展开本身，致使任何单一解释和规范模式都显得片面、狭隘、无法自圆自全，那么民众生活世界中多元价值及其力量形态的广泛存在、时隐时现，作为始终延续在历史与现实境况中的民意表征，不也默默提示着生活政治中“被动”与“能动”的辩证关联？

这正是生活世界无穷展开中源源不断提供的社会内容和形式，需要我们以格外的诚意和耐心去发掘、去阐释、去实践，还要有足够的勇气把日常实践概括提升为思想和理论，藉此更深入地探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民众生活变迁和文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梳理、现代阐释与理论创建，特别是植根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而来的文化认同、伦理自觉与主体建构等问题，以期回应我们时代的文化与精神命题。而其间的种种困境和难题，说到底也只能交由历史进程本身去应对，只能期待着基于真实个体汇聚而成的更广泛持久的群体性的思想与社会实践。在此意义上，所谓“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也就不光是一种史诗般的表达，更是民众生活世界及其常态实践中所体现的史诗性特征。而作为意义寄托之地的生活世界，特别是普通民众看似如草如芥、无声无息的生命实践，决不只是乡愁和史诗，供人缅怀；更要从历史与现实幽暗中开凿出希望之光，薪尽火传，继续照亮我们日常实践的道路。

五.“螺狮壳里做道场”

生活在中国，意味着脚踏实地，就地生根。如果我们的自我理解和现实认知都无法落实到生活世界，只能从外部获得概念与框架，处处榫卯不合，那说明我们还是无力从价值层面来维持和组织好生活世界，切实切己，发愿发力，使之成为一个健康有机的整体。问题是，时至今日，任何人为打造的整体性、普遍性计划都不可能再有现实的生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生命实践多元互动而来的文化、思想、精神层面的共通性随之也将丧失殆尽。那么，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种种危机，我们还能以怎样的视野、胸量和格局来想象世界，想象人类生活，想象中国和中国人？最要紧的是，我们在想象中到底还能寄托多少美好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藉此调整各自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重建更为健康、合理而有尊严的生命形式？

家国之势，譬如一身。国家，社会，时代，如果也有生命、有性情、有意志，那在特定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所突显的政治、经济动机之下，究竟还蕴含着哪些更为细致而深沉的文化精神要素？

我还是想说说梁漱溟先生始终秉持和践行的文化观，也是其历史观与世界观。梁先生认为，人类文化中如工具技术、组织制度等等分量虽重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主导性的则是寓于一切文化间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他把创造维系文化生命的人心视为历史发展动力，心有自觉就是持守其内在的价值感和超越性，超于利害之上才可能处理好利害得失。他提炼中华民族之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且有平静通达、清明安和之理性。而中国文化之要义，伦理本位、情义充沛，就在于以价值为核心，以人生向上为鹄的，以情谊来组织协调人际关系，义务观念先于权利观念，互以对方为重而反求诸己，相安共处。梁先生还结合自身对新中国开国气象的体认，指出统一稳定的国家要有秩序才能保全和生息，并通过教育来促进团体生活，形成公共生活，以此修正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法治精神、组织能力等问题。倘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相联相通，心开智开，一切力量也会随之透出来，而人类文化越能让人生命活力得到舒展就越是进步。梁先生此番识见，再度打开了中国人对于健康合理社会的想象力，其能量之核心，就在于最广大的人心对于中国文化和伦理的普遍自觉，而价值重建则是其灵魂。

扪心自问，我们还能否凭借着文化心灵的光照，抖擞精神，重新进入当下的时代情境和日常实践，在人与人更真挚而持久的联系中萌生更清明的文化认同和伦理自觉？与此同时，能否从中国人沦肌浃髓的记忆之流中汲取文化精神能量，感发并激活内心深处的意义与价值体认，藉此投入共同的价值重建，重建中国社会肌理密实的民众生活世界？

古元木刻作品《江南三月》

以民众心为心，以民族魂为魂；以生活之理为理，以实践之道为道。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的现实路径。与此相应，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视角，也正在回真向俗，向着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放并落地。心往高处想，人往低处走，为的就是要脚踏实地，接一接中国的“地气”。归根到底，唯有充分感知和体贴理解到民众生活世界的常与变，才能切实发挥中国人民久经磨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更从容地扬弃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神与情感资源，并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中有所积发、突破与创造，共同召唤并迎来伟大中华文明的再崛起。

回头再想想，所谓“细腻革命”，不妨说是一种看似并非日常而习见的精神信念与政治理念，如何能以常态方式体现在普通民众坚持不懈的生命实践中？诚即不懈，懈即不诚，此种诚意也需时刻印证于中国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生活本身。因此，只有在正视并承担现实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徐徐图变，才可能将整体性、全局性、超越性的视野和理念，逐步溶解到具体社会实践中。正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看似迫于客观情势的不得不然，长远说来也是民众身心所系的历史具体性的应然与实然。这样我们才能重新确认日常实践中的生活智慧和心灵意志，努力发掘包蕴其间的精神含量与主体自觉，并加以格外的珍视和护持，以期在社会实践中彼此呼应、凝聚、壮大，从抽象理念直到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感觉结构。而真正造福民众的好的政治，事实上，不就是那种既能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中汲取能量，又能以低调持续的日常实践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