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我读《哈利•波特》（三）

原创戴锦华海螺Caracoles

编者按：本文是《<哈利•波特>•十年：戴锦华讲演实录》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回顾前文内容。

对邪恶的追索

再次返归善恶对决的主题。作为绝对恶的存在，伏地魔在故事中究竟负载着何样恶的内涵？因为作为伦理学的一般性范畴，恶，如同善，可以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可以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现实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内涵。当然，伏地魔滥杀无辜，践踏生命，残暴、疯狂。但这仍只是“一般的”邪恶。其作为恶的化身，特异之处究竟何在？参照着20世纪的历史，伏地魔形象的联想、参照点是什么？在我看来，直接而清晰地，是纳粹，是希特勒的形象和作为。事实上，罗琳给定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点，那便是哈利•波特对决伏地魔的前史：上一次白巫师对决黑魔法、邓布利多对决格林德沃的战争，发生并终结于1945年。众所周知，那一年，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

我们说伏地魔的形象指涉着纳粹法西斯，是因为在文本中，其特殊的邪恶正在于一份疯狂的种族主义或纯正血统论。伏地魔信仰巫师是相对于麻瓜/人类而言的优等种族，注定是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他甚至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杀死自己的麻瓜父亲、祖父母，嫁祸于自己的舅父，令其绝望地死于阿兹卡班监狱。而他一旦重获肉身、恢复统治，他直接带给巫师世界的灾难，便是严苛、荒诞的血统甄别：混血巫师已人人自危，麻瓜出身的巫师则立刻遭到清洗：被剥夺魔杖，甚或投入监狱。这无疑是纳粹法西斯之日耳曼种族优越及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镜像版。而伏地魔与希特勒的另一个直观的相像之处，在于尽管疯狂地崇尚血统纯正，但伏地魔本人确是千真万确的巫师与麻瓜的混血儿。

小说中魔法部的喷泉雕像似乎直观地传递了罗琳的观点。曾经，那是一尊男巫师中心站立，四周环绕着女巫师、马人、妖精和家养小精灵的雕塑。尽管这尊雕塑隐含了罗琳微妙的讽刺：在民主制度平等的表象下，是微妙的等级、偏见和歧视。但伏地魔及食死徒一旦掌权，喷泉雕像便成了并肩而坐的、当然是血统纯正的男女巫师，其基座则是匍匐其下的人形：麻瓜、妖精、马人和小精灵。这已不只是专制统治，而且是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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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喷泉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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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地魔掌权后的喷泉雕塑

但这仍不是伏地魔的“终极”邪恶或“独有”邪恶。20世纪的历史过去，在冷战与后冷战的斑驳历史中，似乎只有纳粹法西斯成了可以确认的“人类公敌”。尽管“他”也在后冷战之后的主流书写中渐次面目含混。那么，伏地魔独有的邪恶，或者说，小说善恶对决也是《哈利•波特》之为魔幻书写的前提性预设究竟何在？仍然是“真相在表面”：伏地魔之令人发指的邪恶，在于他不仅践踏生命，而且丧心病狂地试图僭越死亡。其邪恶中的邪恶便是制造魂器。作为黑魔法的极端形态，伏地魔撕裂自己的灵魂，制造了不是一个而是七个魂器。魂器的邪恶不仅在于必须以杀戮、他人的死亡为媒介，而且以损害灵魂的绝对、唯一、完整为代价，试图超越死亡，追逐永生。在小说中，罗琳让赫敏以她独有的精确定义，解释了肉体与寄予其中的灵魂和魂器与其中的灵魂碎片间的区别：肉体毁灭无损其中灵魂的完整，而摧毁魂器却注定消灭其中的灵魂碎片。

在此，《哈利•波特》小说的意义构架偏离了它原初的谱系，出现歧义，以某种方式显露了基督教文化的印痕。因为在亚瑟王与圆桌骑士们的故事中，重要的线索之一是寻找圣杯，而得圣杯者得永生。尽管亚瑟王故事的结局之一，是亚瑟王的死，但流布更广的版本，是他最终驶往阿瓦隆：永生岛。而无需多言，炼金术士的诉求无外乎有二：一是追求点石成金，一是追求长生不老。肉体与灵魂的绝对二分、对立，其中灵魂所居的至高无上的位置，如果不是基督教义所独有的，至少也是为其所格外彰显的。因此，《哈利•波特》中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具体地呈现为毁灭魂器，“杀死不死者”。事实上，这也是欧美文化的一个特定的脉络。猎杀吸血鬼是其中突出的个案。除却魂器，《哈利•波特》故事中一个极为精彩而狰狞、立于正邪之间的造物，是摄魂怪：其恐怖在于他不仅吸食人类——巫师和麻瓜的欢乐、梦想、希望，而且最终可以吸食人类的灵魂，令你永远沉落、万劫不复。哈利•波特的成长的重要环节，便是战胜对摄魂怪的恐惧，以灿烂的、来自父亲的守护神击退摄魂怪的威胁。因此，贯穿《哈利•波特》成长故事的意味，是突出的尊重生命同时尊重或曰承受死亡——其背后，是守护灵魂完整、神圣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七部《哈利•波特》，正是这一主题的不断变奏：从争夺魔法石（哲人石）、毁灭汤姆•里德尔/少年伏地魔（第一个魂器），战胜摄魂怪，搜寻、毁灭魂器，战胜死亡圣器（尤其是其中的复活石）的诱惑。可以说，在《哈利•波特》中，一个日常而危险的罪行和诱惑是对权力、绝对权力的追逐，而这一权力异化的终极形式，是对死亡的僭越和于人世永生的觊觎。伏地魔正因追逐不死而持续地撕裂自己的灵魂制造魂器，渐次非人而类蛇。

被摄魂怪包围的霍格沃茨

离丧、阴阳相隔或生之殇

但我们在前面已然谈到，《哈利•波特》的成功不仅在于它飞扬的想象和精彩的故事，而且在于它的故事触摸了孩子/我们内在的深处：我们最深刻的恐惧、伤痛。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与死的主题事实上已别一侧面贯穿全书：那便是亲人的离丧，生命中至痛的剥夺和经验。死亡——生命的终结，固然是威胁着每个个体的确定而未知恐惧，但亲人的离丧，却是生之经验中最痛切而无助的事实。如果说，知识从死亡出发——所有人类知识以揭破（或战胜？）死亡之谜开始，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几乎没有太多的推进。生死、阴阳，一线之隔，却永难跨越，没有人从死亡的世界归来，没有人返归告知我们死亡的秘密：尽管始终有种种鬼魂、灵媒，种种灵异现象、前世记忆、21克或死亡隧道，但关于死亡尤其是死后的“生命”或世界，我们仍一无所知。如果说，在伏地魔/格林德沃那里，僭越死亡、获取永生，是追逐绝对权力的最高形态；那么在哈利•波特/邓布利多这里，窥视死亡，跨越生死的诉求却出自夺回，至少是再度相逢、触摸被死亡夺去的亲人的愿望。为此，罗琳创造了奇妙的“装置”之一：厄里斯魔镜。罗琳明确地告知，所谓厄里斯（Erised）正是欲望（Desire）的反写，并且是邓布利多的解释：它所能照见的，是人内心最深刻的愿望。这是哈利•波特获得隐身衣后的第一发现，也是一度令他几乎沉迷其中的所在：因为他在其中照见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照见了自己和他们相依在一起，照见了他在襁褓之中就已经永远失去的完整的家与亲情。

插画：厄里斯魔镜

而系列小说中，最疼痛的——坦率地说，也是七卷本中唯一打动了我的段落，是小天狼星之死。除却情节元素：小天狼星与詹姆•波特之前义薄云天的兄弟情（或腐女所谓的“基情四溢”）、蒙冤忍辱12年；他曾令哈利获得了拥有一个家、一个真正的亲人、父爱的前景；更是罗琳的又一处奇思妙想：那具矗立在魔法部神秘事物司中的看似老旧、孤零的门框，悬挂着薄薄的帘幕，帘后似清晰可闻的窃窃私语；而赶来援救哈利的小天狼星，就在鏖战之中猝不及防地跌入了门中、帘后，转瞬间永远辞别了人世。且不论帷帐、帘幕在欧洲文化中原本是一个死亡或曰阴阳相隔的意象，在小说和电影中，目击了小天狼星之死的哈利的感受，确乎是人们历经生死离丧的震惊和创伤体验的微缩版：只是一刹那、一瞬间，只隔了一道薄薄的帘幕，却是生死永诀。你似乎可以随手撩开帘幕，一窥究竟，但一经撩开，你便跨越了界限、进入彼岸——死者的世界。我想，不仅是哈迷，大概小说的普通读者都会认同此后段落中哈利的创痛、绝望、狂怒和无助，认同他近乎疯狂地试图寻找一窥彼岸路径的挣扎。

但面对离丧/死亡的态度和选择，正是哈利•波特与伏地魔之间又一个也是最为深刻的同构与差异：两人同为孤儿，在麻瓜社会的人情冷暖间长大，因此都有着孤苦无助的生命体验。但哈利受到厄里斯魔镜和死亡圣器（准确地说，是复活石）的诱惑，是因为他渴望哪怕片刻重回亲人的怀抱；而伏地魔则选择亲手屠戮生父一家复仇，将死亡恐惧转移为魂器中的邪恶永生。因此，他们分别成为执着于生命的神圣和沉迷于死亡僭越的力量的两极。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一同构对立式中，邓布利多充当了中间项：作为故事中的父亲形象，哈利生命中的导师，古老谣曲中的发出者和施惠者，邓布利多分享着哈利•波特式的创痛——他对哈利•波特问题的诚实而狡黠的回答是：他在厄里斯魔镜中看得懂，是自己手里拿着厚厚的毛线袜。已有太多人指出，毛线袜在西方文化中是对亲情的隐喻，因为邓布利多深深地思念着自己被几个青少年麻瓜的暴行毁灭的曾美满的家庭，对因自己的错误而死于非命的妹妹怀着深深的负罪和愧疚；他终其一生，梦想着重回亲人怀抱、弥补自己的错误。但邓布利多也曾分享过伏地魔的狂想：在《预言家日报》的狗仔队式的女记者丽塔•斯基特的传记中，我们得知，少年时代的邓布利多不仅是日后的敌手黑巫师的至交（罗琳在访谈中承认，他们也是一对同性恋人），而且曾共同追逐死亡圣器，梦想着巫师对麻瓜的绝对统治。而“哈七”中“国王十字车站”的一幕，邓布利多对哈利•波特坦承：他毕生拒绝执掌权力，因为他担心自己无法拒绝权力的诱惑或腐蚀。哈利•波特理解地指出其中的深刻区别：是圣器，不是魂器。但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哈六”中，邓布利多突然右手焦黑，那暗示着当他获取了第二个魂器、镶嵌为戒指的复活石之际，他仍受到诱惑将他戴在了手上。于是，当邓布利多事实上充当了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中间项时，小说再度强化了它古老谣曲的现代变奏主题：邪恶的内在与邪恶诱惑。

魂器

伏地魔共制作了七个魂器，图示为其中四个魂器，它们分别是汤姆·里德尔的日记、斯莱特林的挂坠盒、纳吉尼、马沃罗·冈特的戒指。

而这一中间项，也凸显了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联系和区别：当哈利•波特在《火焰杯》中与重获肉身的伏地魔对抗，孪生魔杖连成金线，闪回咒唤回了伏地魔的牺牲品、哈利的亲人；他们保护他得以逃生。在哈利那里，生命具有绝对的至高的神圣，在七部长篇中，哈利始终拒绝杀戮，拒绝任何可能威胁他人生命的行动与选择。当他认定小天狼星是出卖自己父母的叛徒之时，他仍无法将他处死；当他确知虫尾巴/小矮星彼得才真正的告密者时，他同样恳求留下他的性命；他从摄魂怪手中救下他憎恶的达利，他在有求必应屋的烈焰里拼死救出他深恨的马尔福。除了一次例外，他拒绝使用不可饶恕咒，甚至当哈利面对伏地魔，也永远是“除你武器”vs.“阿瓦达索命”。大家一定记得“七个波特”一幕中，哈利与卢平的对话：即使在生死关头，哈利也拒绝伤及无辜。换言之，相对于杀人狂魔伏地魔，即使作为战士，作为救世之星，哈利仍是绝对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艰难的成长之路，也是最终坦然地承受了死亡——离丧与必死的过程：他最终承受了父母、小天狼星、邓布利多——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弃他而去的事实；痛苦但决然地，在复活石唤来的亲人欢迎的陪伴下走向自己的死亡：赤手空拳面对伏地魔，以身体去承受阿瓦达索命咒。这也正是罗琳对生命主题的延展和变奏：尊重生命，同时意味着尊重死亡；而对生命与死亡的尊重，正在于灵魂的绝对和唯一。她不曾明言却昭然若揭的是，一份面对自然（神？未知的主宰？）的谦卑与敬畏，是对灵魂——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众多宗教之救赎所在的尊重（当然，小说的最后一部，尤其是结局所在，多少损害了这一主题的表达和绝对，因为哈利最终死而复生；浓雾中的“国王十字车站”——一个生死之间的中继站的设置，哈利与邓布利多在其中的相遇：最后的谜团得以获得直接解答——尽管仍有“坑”未曾“填满”。因为如果死亡之途可以折回，如果我们可以以任何方式与故去的亲人相逢，告知他/她我们不及说出的话，求解我们未获答案的疑惑，那么，死亡就不再那么绝对、伤痛和恐怖）。

至此，《哈利•波特》的主题已然清晰：以生命的尊严面对死亡与杀戮的邪恶，以亲情和友情之爱背负起离丧的至痛，以正义对抗权力的异化——而在罗琳这里，权力异化的终极形态便是对死亡的僭越。热爱、尊重生命，同时意味着坦荡地面对、背负、认可死亡，邓布利多的名言：

“死亡实际上就像是经过漫长的一天之后，终于上床休息了。而且，对于头脑十分清醒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

这并非矛盾或原创的表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全部知识源自面对死亡、尝试揭破死亡之谜的努力；如果说，迄今为止，这一努力仍告徒劳，那么，正是确认而未知的死亡反身定义了“人”/生命自身；死亡，事实上成了关于人与生命的全部知识的终点与缘起。人的生命因短促、必死、向死而生，而段落分明、起伏跌宕、魅惑迷人。在罗琳这里，僭越死亡，不仅或首先并非意味着对神/上帝的僭越，而意味着对人——西方语言中大写的字样——的僭越。或需赘言的是，人，正是现代世界最大的、核心的神话或曰价值、信仰所在；文艺复兴的核心创造之一，透视法，正是将人/神内在地放置在了所有线条最终汇聚的、无穷远的中心处（这也正是电影摄、放机器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

对话后人道（/类）主义

近年来，开始在欧美学术界涌动的后人道主义/后人类主义/posthumannism，更像是一处纵横交错的思想路径的交叉路口；而且更为有趣的，是所谓后人类主义的议题，联系则科技推演，大都率先呈现在科幻/玄幻小说、电影之中，而后才成为理论与哲学命题。首先，这一称谓意指着战后对人道主义——这一现代西方奠基性论述——的批判性反思。其次，相对新且具体地，这一语词意指着在生态、环保论述的语境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指出人类不过是自然界的物种之一，不该自认为享有任何特权；最后，也是最重要和全新议题的后人类主义，对应着英语中的posthumanism和transhumanism，其关键词或曰核心议题，便是posthuman/后人类，其最初的核心意象是cyborg/人机合成人；指的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作为历史已颇为悠长的眼镜、假肢、假牙等身体功能的替代、补充物的延伸，人造器官开始成为渐次普遍的社会现实。设想当越来越多的人工器官一步步最终全部取代了人体器官，我们将不再能区分“人（类）”与机器人/robot。事实上，20世纪科幻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也是20世纪后半叶真实的社会焦虑之一，便是对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恐惧和忧虑，一则是对机器人——人类造物或最终超越、征服或奴役了人类前景的惊悚，一则是恐惧着模拟、仿真技术的造物足以乱真：试想看来一个与我们别无二致的躯体，实际上是一具超能的电子机器……然而，伴随着科技的惊人发展，一边是人工器官的移植或许最终将我们的身体改造为“机器人”，另一边，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克隆技术、数码技术正在彻底地颠覆并改造我们关于生命、关于人的定义和想象。在科幻/玄幻写作及其相关的哲思中，两种不同的路径、取向：其一，是以《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为先导、以赛博朋克（Cyberpunk）为代表的、后人类主义的反面乌托邦写作，批判性地书写失控的科技最终造就了一个集权、暴力的人类世界，一个光洁而冰冷、合“理”而无情的世界。其二，则是伴随着克隆技术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伴随数码技术的爆炸、赛博/虚拟空间的无限延伸，科幻/玄幻写作开始出现了逆转的潮流：以“意识下载”、永生不死/immortalism为主题的开始构想一个在虚拟空间中的永生、某种非肉身的“生存”——昔日科幻中恐怖的未来想象：缸中之脑、《黑客帝国》或《魍魉之匣》，此时成为一个切近的、同时被热烈欢迎的未来可能。于是，超能、不死、虚拟空间、宇宙生存，便在别一维度与意味中占据了想象与哲思的热点。

影片《黑客帝国》中的Neo

也正是在这个参数之下，欧洲、欧美现代文化特有的一个形象序列——吸血鬼写作——出现了逆转：不是、不再是、不仅是邪恶的、性魅惑的、暗夜的形象，而是《暮光之城》里的美丽、迷人、超能的转型。然而，如果死亡可以超越，肉身可以抛弃，那么，需要改写的便不仅是关于“人”和整个“世界”，而且是对既有近乎全部批判思想的弃置：如果我们将在虚拟世界中永生，那么环境、能源危机、发展的瓶颈、进步的迷思，便不再是问题；发展主义的逻辑将获得最大的、无尽头的延伸。

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新的参数之下，罗琳的《哈利•波特》显现了它双刃剑式的意义：杀死不死者的故事，是它成为对后人类主义尤其是超人类主义的拒绝。巫师们尽管是超能者，但他们仍不该僭越死亡。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必死的承受，成为罗琳想象世界的底线。然而，称它为双刃剑，正在于对超人类主义的拒绝，却必然同时成为对人道主义的重申与修复。于是，“人”不再是那张画海滩上的、注定为潮汐卷曲的“神话”面孔，而再度成为某种永恒的真理所在。

我还是要说，尽管自有其道理，但基督教会对《哈利•波特》的狂怒仍可称短视。因为，修复了“人”，便修复了神；所谓人、人性、人道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督教义的内在创造与延伸。或许，正是在这里，《哈利•波特》，成了欧洲的前基督教文明与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

两个彼此重叠的十年走到了终点，《哈利•波特》成了世纪之交、新世纪的一个突出且持久的流行热点。余音袅袅、意犹未尽，当它带领一代人或不止一代人在想象世界中漫游，它也同时成就了一幅变形但有趣的现实镜像。也许故事仍未完待续••••••

全文完

本文节选自《<哈利•波特>•十年：戴锦华讲演实录》，全文收入北大培文2012年9月出版的《光影之忆：电影工作坊2011》。演实录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林品博士根据戴老师讲座录音独家整理。

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全文，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聂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