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母亲：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一)

原创戴锦华海螺Caracoles

我一向知道，海师是海南历史最悠久的有人文传统的高校之一。今天，我能够和这样的学校、和你们在座的这些同学有机会、有缘分在一起聚两个小时，我非常不希望最后，两个小时结束之后，大家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叫做：用实物对照广告，发现广告都是在骗人，然后对我感到很失望。当然，我更不希望的是，在这蓝天碧野之下浪费了大家两个小时的生命。但是，对演讲者来说，任何一次公共演讲都是冒险。因为我没有机会了解大家，我没有机会知道大家已经掌握了哪些知识，大家渴望听到哪些东西，尤其是给我的命题作文是让我做关于性别方面的性别研究方面的话题。

我必须跟大家坦白，大概将近十年左右，我没有专门做过性别研究课题。有人说我放弃了女性主义，有人说我背叛了女性主义。他们在撒谎。我说，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女性主义的名字让有些人不舒服，我就会继续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们，他们都争当女性主义者，那时候也许我就不要再做女性主义者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女性主义在所有主义当中对于我个人来说极端特别，它高度地内在于我个人生命经验当中。它在我个人自己的成长岁月当中极大地帮助我战胜很多困惑，战胜很多迷惘。

大家已经看到，我的问题是，我长得太高。所以，我在整个成长的岁月当中一直处在极度的困扰之中。告诉你们说，我非常地绝望地发现，到我已经开始步入中年的时候，长得高，变成了一种美。在我成长的年代这是绝对的劣势、绝对的弱项。所有的我的长辈都伴随着对我的成长极度的焦虑和忧愁，说这个孩子长得这么高可怎么办呀。但是，我记得我读到的第一本女性主义的著作当中，有一个专章叫《身高与权利》然后我明白，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任何自然生命当中的问题，它是一个被高度的男权体制编码的系统。我说，女性主义帮助我战胜困惑、战胜极度的自卑。如果你们知道我是在怎样的与自卑的内耗的搏斗当中长大，也许你们会感到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我不断地去回应我自己生命当中的困惑和问题（的武器），同时它让我知道身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女性的人文研究者，它的力量和它的优势在哪里。

这样说的时候，我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可能非常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会不高兴，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事实：女性主义不光让我了解了自己、了解了女性、了解了人类社会当中的高度内在的与性别相关的不平等机制，同时，它让我明白，在父权体制之下，男权机制所面临的困境，和为了这样满足这样一个制度，每一个个体，男性的和女性的个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它真正让我理解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社会，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必然面临的、我们遭遇的、我们必须去战胜的那样的一种社会的结构和困境。

为什么近十多年来我没有再做任何关于女性主义的专门题目？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因为我认为，性别议题所触及到的命题、所触及到的现象、所触及到的文化、所触及到的文本、所触及到的艺术现实很难在性别议题的自身之内得到完满的解答。实际上，阶级、性别、种族是人文学科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基础命题。你们会发现，阶级、性别、种族，当我们把它割裂和单独出来看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一个可疑的大叙述。我们说的“grand narrative”———大叙事，每一个都是带有暴力性的大叙述。每一个都在放逐了、否认了其他议题的存在的情况下，勾勒一个有失偏颇的、使我们有时带有一种盲目的社会图景。实际上，我不再单独做性别议题，不是我认为性别议题不重要，而是我认为性别议题无所不在。性别议题必须与阶级的、性别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议题共同地去处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日社会、今日女性、今日文化当中一种顽强的、强悍的同时是绝望的父权重构过程。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观察，也是今天我试图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论题。

同时，在我看来，在今天的世界上男性和女性，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你想成为一个表现出你受过了必须的教育，你大概都应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主义表达的是对权力的拒绝，对歧视的反抗，对偏见的反抗，对于我们把这个社会本质化、单一化、片面化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反抗。所以，我真正认为，女性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文明标志，它应该成为每一个人文学者或者每一个现代人的内在的思考社会同时反思社会的这样一种力量。

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在北大，在全国很多大学参与女性主义的研讨会、女性主义的课题，阅读女性所撰写的女性主义的论文，例如学位论文、课题论文。有些时候我会感到失望，有些时候我会感到厌倦。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作为今天的女性主义者，我们的工作已经不是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地发现男权：我们又发现了男权存在了，我们又发现了性别歧视了，我们又发现女性被视为第二性了。

我认为，如刚才我所说，我认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某种意义的女性主义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的认识世界、反思世界的方法和角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已经不需要每一次都去发现男权。我们应该意识到，男权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权力的暴力性、权力必然不断制造偏见的特征已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我们所要发现的可能刚好是另外一些领域：一方面是，男权存在于那里，它从来就存在于那里，今天依然存在于那里。在我们可知的将来，恐怕还将继续存在在那里。我们所需要发现的是：这一次男权获得了什么样新的表现形态？它采取了什么样的社会路径？它采取了什么样的编码系统？它又借助了怎样的经济、政治力量重新获得了它的自我显影和对社会施之于暴力的路径？在每个时代，在每个领域，在每个具体的例证当中，它都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的关注点之所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说，今天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去发现男权，我们倒可以去发现在一个激变的时代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在座的同学们，恭喜你们，也为你们感到担忧，因为你们生逢大时代。你们生逢一个人类文明激变的时代：生物学革命和数码转型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你怎样高估都不为过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已经置身其间，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无法回避转基因食品，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只以上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各种各样的ipad、各种各样的通讯平台。我们已经不可能想象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一切。我们已经置身其间，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这些东西正在改变着文明的结构，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结构，改变着文化生产的结构，改变着知识传播和教育的理念。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这一期文明正在越来越快地逼近它上升的玻璃天花板。我们这期文明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出它遭遇到发展瓶颈的特征。说白了，大家都会非常清楚，这就是经常被讨论的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一个文明的大转折，一个文明的大突破，和一个文明的危机状态的相遇，它势必造就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要么就是一个全新的人类历史章节的开始，要么就是大灾难，甚至大毁灭。我一直在祈祷，这一切在我生后发生吧。我死之后，我就不管洪水滔天了。但是，恐怕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在你们有生之年面对这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的转折时刻。那么，因为生逢一个大时代，因为你们正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文明的突破，你们也将承受这样一个文明转型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以女性的生命经验，我们以女性的身体经验，我们以女性在文明历史当中不断地被书写、不断地被抹除下来的这样文化的印迹，去思考，去想象，去创造不一样的价值，不一样的实践，不一样的生存。

刚才大家注意到我在说什么，我说，一方面，我们去发现男权的困境，发现男权新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我们去想象新的可能，去创造新的可能，去打开新的可能。我自己作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有人经常问我说：女性主义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用一句话回答。大家知道媒体最喜欢这样一句话：请用一句话表达你的观点。我其实经常会感到愤怒，我就说，如果我的观点能够用一句话表达出来的话，我也不用说了。因为那一句话一定是常识，而所谓的常识一定是权力，机器所认可的、所支持的、所褒扬、所不断复制再生的。好，我经常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我当然也不想示弱。我大概就会有点粗暴地把女性主义简化成一句话说，女性主义对于我是什么？是反本质主义。问题不在于女人和男人，问题不在于女性和男性的个体差异，问题不在于从经验层面上总结出来的女性和男性的不同与冲突。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多少女性，就存在着多少不一样的女性，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男性，就存在着多少充满差异的个体。父权体制的暴力在于它暴力地划定了单一的男性：强悍的，有力的，残暴的，赋予侵犯性的，有能力创造的，有能力成功的；和千篇一律的女性：柔弱的，充满母爱的，没头脑的，混乱的，狡诈的，淫荡的……据说，在现代文明当中关于女性的类型最多可以区分为27种，最少也可以划成3、4种，比如说大地母亲型的，比如说荡妇型的，比如说女巫型的，比如说女童型的。无论它区分多少种，它都是在用一个潜在的男性主体来把女性本质化。而问题在于，现实世界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个暴力是在于抹除差异，否定差异。好，我说，鉴于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真正地梦想着我们能够尊重差异，能够包容差异。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是千差万别的，多姿多彩的。人类还不愧它作为“人类”这样一个位置和称号。所以，我说，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女性主义是一种立场，是一种位置，是一种思考的路径，是一种创造的可能。这些其实比较ABC啦。我说女性主义也是这样的立场：就是我们从女性自身的生命经验，从女性丰满的、幸福的、包含情感的、充满感性力量的同时也是理性的、批判的、遭受挫伤的、遭受压抑的这样一种生命经验当中，最重要的是开启，是打开———打开新的空间，打开新的议题，打开新的可能，在所有别人认为女性的弱点的地方我们去发现女性的力量。而当我作为一个反本质女性主义者的时候，我说女性的力量不单纯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生理性别上的女性，也是指所有人生命中的情感的、感性的、孕育的，抚养的、帮助的，这样的力量。

好，这个作为前提性的因素讲完，我就不想去推论，跟大家谈女性主义的ABC。今天，如果我们谈女性主义的ABC，今天的ABC，我们一定要延伸到更广阔的性别领域，比如说性少数，比如说同性恋者，比如QueerStudies（酷儿研究），我们会延伸到更广阔的路径当中去。我们会在性别与阶级，性别与种族，性别与社会，很多意义上去展开。我们今天的演讲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大时代，在性别议题上其实同样有一个极端矛盾的呈现方式。这个矛盾的呈现方式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目力所及、我们的脚力所及的空间越来越辽阔。我们确确实实在经历某种文明和进步。比如说，当我从我母亲的嘴里听到说，某一个她的老朋友的孩子“出柜”了，说他是一个gay。然后，她为她的老朋友叹息，说她可能丧失了抱孙子的机会。但是，同时，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她说：“但是，那是他的事儿。”我们用英文表述就是：It is no my business。It is no my business是一种进步。我们学会了说，他人的事情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我来决定的，不是由我来判断的。我说，一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在经历着这样意义上的进步。我们看到这样进步的力量和尊重他人事务的力量，不再去干涉他人的力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实现，在我们的社会现实当中慢慢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还有太多的课程，还有太多的道路。另一边，你们会看到，我们今天，正在迅速地加入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当中去。而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所呈现的每一个步骤未必都是进步。最近，在整个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界最时髦的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阅读过？大概，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不会去阅读，因为它是一个600页的经济学著作，充满了图表、统计数字、模式表述。但是，这本书有两方面很奇怪：一方面，一本600页的经济学专著会变成亚马逊的最畅销书。今年四月份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说，它这么时髦，我买一本吧。结果，所有书店，包括亚马逊网上书店售罄。这很奇怪，一本600页的经济学著作，谁要读？除了经济学家。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这本书没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事。这本书的结论是告诉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公平。你说，这事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公平是最大的梦想，公平是最大的奢侈。所以，姜文要拍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电影）里面喊了无数遍：公平、公平。我们已经知道了，还需要它告诉我们吗？需要。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会畅销？它为什么会流行？它为什么会变为一种时髦？原因在于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再度去检索了、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它不仅发现了马克思用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论是正确的。大家知道，所谓科学，无外乎在做两件事：就是在证实和证伪。那么它再一次完成了证实。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地进步，这本书却用大量的科学图表向我们表明，20世纪后期21世纪之初，人类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在快速后退。向哪里倒退呢？向19世纪末期的资本主义后退。那么，19世纪末期的资本主义有什么特点？我很喜欢我们一个网友的开玩笑的翻译，说19世纪资本主义特点叫做“拼爹资本主义”。用皮克提（Thomas Piketty，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叫做“承袭型资本主义”，就是继承制。所以说，“拼爹资本主义”很可信。它在说什么？它在说，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在于它打开了一架梯子，向所有人打开了一架梯子。（它）说，爬吧，你有能力就往上爬吧。这是一个能力的比拼。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承诺本身有神话特质，对吧，因为我们太多的人不享有起点的公正。好，我们抛开这个不谈。我们说，从结构自身它确实有某种开放的上升性，而皮克提通过严格的经济学模式向我们证明的是，我们这个倒退是在于这架梯子封顶了，这架梯子关闭了，不是在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我们向上爬，而是一个持续的马拉松，多数人都被甩下来了。甚至用一个夸张的说法，今天的世界地图不是地理的地图，而是经济的地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从这个经济地图上掉下去了。你只要不买不卖，不进入统计数据，你就不存在了。

大家说，唉，讲女性主义，好，我会回来讲女性主义。为什么会讲到皮克提？我是说，今天我们会看到矛盾的事实是：一方面我们越来越文明了，我们越来越进步了，一个有教养的男性不会流露性别偏见。我们经常开一个很有趣的玩笑说，今天一个非常善良的男性会保护女性和帮助女性。比如说，把她沉重的背包放到自己的背上，但是他不会说因为你弱小，我要保护你。他相反会说，我敬你是条汉子，所以我把你的背包背起来。当然，这完全是玩笑。我们只是说，在文明的意义上，我们尊重差异，我们保护弱者，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在进步。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和“拼爹资本主义”同时到来的是，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经济体制上，在整个资本结构当中，在整个分配体制上，新的不平等已经被重新塑造。在座的女同学们，请你们认真阅读刚刚出版的《婚姻法》。你们会看到，实际上，与此前的《婚姻法》相比，新的《婚姻法》在不断地强化财产私有制。而财产私有制，是一个潜在的向男性倾斜的制度。最新出版的一本美国的关于中国学的研究著作叫做《剩女》，几个月前刚刚出版。这本著作用相当缜密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结果向我们表明，改革开放的30年当中，中国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过程。在短短的30年当中，中国的社会财富翻了27倍。但是，它用非常严格的统计学方法表明，这27倍的财富中，79%转移到了男性的手中。“剩女”的这个概念事实上是被主流的权威机构制造出来，并且经过媒体传播的。为什么？女性必须被组织到婚姻制度当中。而把女性组织到婚姻制度当中的过程常常是一个将女性曾经平等享有的社会财富通过婚姻转移到男性手中的过程。换句话说，整个现代文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倒退过程已经深刻地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渗透我们的婚姻制度、我们的财产结构、我们的社会福利。于是，今天我的学生会非常坦然地告诉我说：老师，我会做婚前财产公证。我说，多伤感情呀。她说，这和感情没关系呀。我一方面感到伤了感情，一方面我感到这位女同学是聪明的，是智慧的。她在学习新的私有制结构中的自我保护。但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怎么重新去谈爱情？我们怎么重新去构想我们的家庭？怎么去构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它，成为了全新的命题。在理论上很老旧，仍然是父权，仍然是男权，仍然是不平等，但是，它今天更为具体地下降到了一个改变中的、建构中的经济结构，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顺应的文化表述。它将重新、暴力地去压缩、改写我们关于幸福、关于男人和女人、关于爱情的想象。

（我）不更多地跟大家泛泛地讨论理论。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组电影的例子。我自己经常面临的困境是，有人以为我是专门研究电影的，他们认为我只懂电影；有人以为我是只讲女性主义的；有人以为我是做大众文化研究的。我告诉大家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学者。你们可以把我理解成那种最不成才的学者，因为我缺少自己的单一的专业领域；你们也可以夸我，把我想象成有机的人文学者。因为从我学术的起点直到今天我始终坚持，我要求我的学术具有现实的动力，具有现实的关注，具有情感的动力，具有热爱和快乐的意义。我自己到今为止拒绝去做令我不快乐的题目，我无法投入情感的题目。所以，我预告自己，我是个电影学者，或者电影才是我的学科内部的专业和领域。今天，我想用一组电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女性主义的思考、对于性别研究的可能性的思考。那么，请大家注意我给的题目是《失踪的母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想到我要说哪部电影了？大家想到了吗？《星际穿越》在海南放了吗？喜欢《星际穿越》的举手，好！谢谢大家！比我想象的少。比我想象的少，是因为《星际穿越》在北京上映之后，一片欢呼，一片感动，一片泪海，几乎是一个喝彩的比拼。大家就争相去喝彩，争相用不同的方式去喝彩。毫无疑问，《星际穿越》这部电影是今年世界影坛上最重要的一部商业大片。它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具有成就和标志性的一位好莱坞导演———诺兰的代表性作品。它也是科幻电影史上的一部有位置的———因为制片规模如此之大———重要的影片。但是，它不足以解释它在中国所卷起的巨大的、热爱的狂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科幻小说的读者。如果大家是的话，你们当然知道最近最流行的中国的一位科幻作家叫做刘慈欣，他有一部三卷本的巨著，叫《三体》。这部电影不光是电影观众感动，科幻作家感动，科幻界感动，科学界感动，无人不感动。很多科幻作家，重要的科幻作家，同时也是科学家，都出来叫好，说，伟大啊，伟大！直到我看到有人访问这个著名的科幻作家同时也是科学工作者刘慈欣时说：“你觉得《星际穿越》怎么样啊？”刘慈欣说：“好多地儿没看懂。”他的这个访谈发表出来的时候，我就赶快转帖，还加上一句评语说：“他也没看懂我就放心了。”但是坦率地说，当我说一部电影我没看懂的时候，我是在用最委婉最客气的方式说，我不喜欢。我之所以要用一个委婉和客气的方式去表达我对这部电影的不喜欢，原因是在于我不想伤害众多的热爱这部电影的年轻朋友的心。我不希望他们感到困惑。就是说，哎呀！戴老师不喜欢，这什么意思？我怎么这么喜欢呢！喜欢就是喜欢。喜欢尤其是迷恋，通常是没有逻辑的，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并不打算在粉丝喜欢的意义上去跟大家辨一个正伪，辨一个是非。好！我不喜欢这部电影有很多的原因和理由，有电影方面的，有叙事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有价值方面的。我今天不想在喜欢不喜欢这个层次上展开讨论，我只选取一个点。我今天的两个基本观点都不是我的原创，但是引申是我的引申。我的观点都来自于我此前的两个学生，（他们）现在都已经是颇有“江湖”地位的青年学者。其中一个我的女学生，华南师大的滕威教授。关于这部电影，她写了一个精彩的评论叫《爸爸回来了，妈妈去哪了？》。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学会知道，我想，没看过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些朋友至少看过诺兰的上一部电影叫做《盗梦空间》。好！这个响应度更高。不管你们看过两部中的哪一部，我可以告诉你，跟你分享一个事实吧：诺兰的电影中的男主人公都死了太太。滕威在那篇精妙、精巧的文章当中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流行的观点说，诺兰的电影男主都死老婆。这使人怀疑，诺兰的生命出什么问题了？她说，我们很容易去调查，现在我们有网络，有豆瓣，有很多很多的资料网。调查的结果是，诺兰的婚姻完美，家庭幸福，母亲、姐姐、妻子俱在。从所有的如此之八卦、如此多狗仔队的这个舆论空间来看，诺兰非常的直（very straight）。所以，他显然并不弯，不是同性恋者，没有排斥女性的情结。那么，我们再去看诺兰的作品系列，我们会发现，诺兰的作品从他作为一个美国的著名的独立导演，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大家知道的《星球大战》、《紫色》、《辛德勒名单》的好莱坞伟大的导演———的说法：“诺兰是好莱坞最后的一个伟大的电影作者，他非常成功。”但是，这位伟大的电影作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当中，他的主人公都是男性，都是死了老婆的男性。他的主人公通常不是强悍的超级英雄，不是硬汉，不是那种阳刚的有侵犯性的男性，相反，他的主人公经常是遭受心灵创伤的，是脆弱的，是迷惘的，是绝望的，但是，是不屈服的。所以，在滕威的这篇文章当中，她排除了种种可能，就是诺兰不是因为他是男权主义者，他杀死了他故事中的所有女主角；他也不是因为有任何的心理不同取向，性不同取向，而做了这样一个男性世界的勾画。于是，我们用最粗俗的网络用语说：“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诺兰的故事当中，他的男主人公都是死去了妻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阅读比如《盗梦空间》或者《星际穿越》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故事是一个很老的好莱坞故事。这个很老的好莱坞故事也几乎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支撑美国的所有大众文化叙事的关键，叫做回家的故事，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好！大家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沉默。看来大家没有共鸣。你们是不是知道一部美国的最闻名遐迩的、源远流长的童话故事，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的故事是外出探险的故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绿野仙踪》的故事是回家的故事。大家是不是记得《绿野仙踪》的每一次旅程？他们经历冒险，经历创伤，经历成长，但是，每一次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外出去寻找的价值其实就在家中。所以，很多历险故事在西方的文明传统当中，都可以视为回家的故事。最古老的一个回家故事的原型就是《奥德赛》。这个旅行的故事、征服的故事、男性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如何回家的故事。所以，回家的故事本身不奇特，但是，如果我们把《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会发现，它相对之前的回家故事有所变动。这个故事可以叫做爸爸回家的故事，这是一个爸爸回家的故事。好！大家说，你是要和我们分析一个好莱坞导演诺兰吗？不是，我把这个话题暂时搁置在这里。

我们看另外一组例子。大家都已经知道近两年来中国最热播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就是《爸爸去哪儿》了，一个呼唤爸爸、一个寻找爸爸、一个爸爸在家庭的孩子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显影并且突显的故事。于是，一个表述开始变成大众文化的流行，这个表述就叫做“父爱如山”。我们大家稍稍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此前这个主题绝对是关于母亲的。对吧？孩子、养育、家庭生活场景、亲情之爱，是母亲的主场，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全场域当中，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父亲的突显。对父爱的强调，对父爱的强化，以至于这种表达成为流行语，叫“父爱如山”。那么，如果父爱如山的话，母爱如水吗？好像没有一个对应的表达。《爸爸去哪儿》的迷人之处在于，这个场景是以母亲的缺席为代价的。它的魅力是母亲的缺席，它的魅力是父亲对母亲角色功能的替代。所有这个节目的指向，这个所谓的True Men Show———真人秀的选取，它对戏剧性时刻的捕捉，（是男性视角的）。不用跟大家去说，我想，在大众传媒，在电视屏幕，在种种的移动通讯平台的黑镜子面前长大的你们比我更清楚，每一个即时的转播都不是真实的。纪录片并不是单纯的记录，纪录片不过是一种以真实为素材的讲叙式过程。我们虚构、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本于真实，我们也可以完全想象地去讲述故事。而纪录片、真人秀、纪实类故事、非虚构类文学，它们的特点是他们规定了它们的素材必须是来自于现实。但是，它同时是对一个真实素材的取舍过程。这个取舍过程就是构成因果链的过程，也就是编篡故事的过程，也就是传达和建立意义的过程。所以，我们说，真人秀不是一个单纯的即时传播，是一个选择、捕捉、记录、重组的过程。比如说，在这一档最热播的电视节目当中，它的有趣之处就是母亲的缺席，父子情深，父女情深的场景，是父亲对母亲角色的替代，同时它整个场景是要突出父亲与母亲的不同等等。这个例子我们先不分析，再放在这儿，第二个例子出现了。

我稍稍展开一点，尽管我的时间很有限。我稍稍展开的这一点不是他论述的，而是我论述的。我觉得，当他从这个影片的似乎一个并不重要的配角的角度切入故事的时候，他从某种意义上触摸到了这部电影当中非常内核的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这部电影我们可以有很多角度去切入。我再次向大家坦白，我非常地讨厌这部电影，非常非常地讨厌这部电影。我讨厌它的原因是非常形而下的。对于我来说，张艺谋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导演，邹静之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编剧，他们两人的组合使我产生了必然的期待。但是，他们却跌破了我期待的底线。什么底线呢？是用一个认真的、诚实的、敬业的、尊重观众的方式去制作一部电影。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情节没有能够得到建立。这个影片的核心故事没有得到自圆其说的一个叙事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部电影就可以投拍，使我对两位主创者感到愤怒。

大家又给了我一个寂静。你们好像不认同我的观点。简单地说，我要求回答女主人公到底得了什么病？她如果得了失忆症的话，心理学上的失忆症是意味着某一个外在打击———身体的或者精神的创伤性的打击———使她一段记忆丧失了，消失了。但是，除了这段消失的记忆之外，她应该是健全的。她的记忆能力是健全的。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女主人公丧失的记忆是关于她丈夫的记忆。可是，女主人公没有丧失关于丈夫回家时她把丈夫关在门外的记忆。女主人公此后好像有某种智力上的问题，但是，显然在记忆上没问题，否则，就没有主要情节———就是每个月五号，去车站等候自己的丈夫归来。她记忆力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丈夫编写在书信中的每一条指示，比如说，原谅我们的女儿，让她回家来，她记住了。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她得的不是失忆症。她的全部失忆是指向她丈夫一个人。有趣的是，她可以不认识归来的男人是她的丈夫了，这是失忆症的症状，但是，她不可能不认识那个帮他修钢琴的，帮她拿箱子的，天天给她读信的，是同一个人。大家注意到，她在电影当中一次次地认识他。在原作小说当中，女主人公得的是老年症———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就是逐渐失智，丧失了智力，丧失了理性，是一个逐渐的失智过程，慢慢地谁也不认识了。她不可能仍然每月五号去迎接自己的丈夫———那个最感人至深的催泪弹———就无法成立了。所以，她得的也不是老年病，不是失忆症。艺术家有权利虚构一种病并且在叙述当中使之成立。但是这部电影没能成功地虚构这个病。我对它的不满是形而下的，当然，我对它的不满可以上升到形而上。这个形而上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这个病太怪了。这个病、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故事，一个关于政治暴虐，历史残酷的，岁月的摧残都不能消灭的爱情光芒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永远只不认识一个人，就是她声称她至死不渝爱着的那个人！而更有趣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它给我们的情节依据是，女主人公何以得了失忆症？我们都推论出来，应该是有一个坏人强暴了她。这个侮辱、这个精神和身体的打击，使她失忆了。但是，有趣的是她，每一次都把她爱着的这个男人认成强暴者。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对待这部作品的话———我不想认真地对待这部作品，因为我认为它不是认真去做的作品———我要拔高它。假如没有抛开这一切的话，那么我要深究的是，在两位男性艺术家的笔下，“文革”的灾难、政治的暴行，仍然由一个女性去背负。因为太多的作品都是如此，最早的书写“文革”、控诉“文革”的作品中有一部叫《天云山传奇》。1979年我在大学当中，我们涌到学院中去看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的结尾，“文革”完满地终结了。为什么？因为这部电影当中，一个圣母似的女人死了。电影的最后就结束在她的坟墓上，我们把她埋葬了，她就带走了所有的灾难和苦难、迫害的记忆。这是太久的、太久的、太老的、太老的男权文化的惯例。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曾经把这个叙事惯例总结为让女人去受苦吧，我们———男人———也许会得救。所以，这不新鲜。我说，新鲜的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形象，一个女性的遭遇，用来背负所有的暴行，而一旦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来看待的话，那么，有趣之处就是，这个健忘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健忘症？好！我已经把这个话题说得太大了。我说，我可以追问的是，健忘掉的究竟是“文革”呢？我们对“文革”患了健忘症呢？还是，我们对否定“文革”所创造出来的一套美好的人性神话健忘了呢？好！我的这个弯转得有点大了，大家听得有点累了。简单地说，在这个电影当中，爱情是最伟大的光芒。一对男女矢志不移的爱———我们不说匹夫不可夺志，我们说匹夫不可夺爱———这种最伟大的爱在电影当中刚好是被彻底遗忘的对象。而女主人公每一次把那个最残忍的屈辱和暴行复活在她声称她最爱的那个人身上。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地去对待它的话，我们可以展开一个我们时代的精神病学分析。

我们可以去认真地去想一想，今天我们所言说的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痛和我们实际上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情感在现实当中所获取的经验之间真的吻合吗？在官方说法与反官方说法，在知识分子的主流说法和国家政权的主流说法之间，我们究竟真正占有一个文化的位置和真理的力量吗？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顾左右而言它，不敢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我的真正的真心话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

①本文为海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性别文化素养培育系列讲座之十一，由李昳佳、王玲、罗振南、徐仲佳整理。本文原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全文未经戴锦华教授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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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瑜

失踪的母亲： 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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