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带”城市的生命政治与微时代的老/穷人 ——沈阳作为方法

具体可感的“锈带”空间的消失给既有模式的东北城市叙事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产生影响的东北老工业基地题材电影（如2011年的《钢的琴》、2014年的《白日焰火》等）再现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或2000年前后的东北，导演为了塑造彼时的“典型环境”，在东北各城市努力寻找传统工业时代的遗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具有“现实感”的艺术家几乎无法从当下东北的后工业城市空间获得灵感。另一方面，关于目前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东北城市问题的表述，仍主要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叙事框架内进行，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东北人再次被描述为“最依赖体制的动物”，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中，国有工业企业再次首当其冲。然而，在传统单位制被市场化瓦解之后，为城市主流人群提供就业和保障的那个特定意义的国营工厂便不复存在了，在东北主要城市（除个别单纯资源型城市外），大多数居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早已和作为市场利益主体的国企失去了直接关联。在此情形下，传媒中流行的东北城市形象——“国企型城市”基本成了话语流沙上的蜃景。这一蜃景的核心是再生产怠惰生命的福利幻象。一篇在新媒体上流传颇广的文章这样写道：

国企型城市的一大特点是福利特好，药店特多。原因无它，几乎全民医保的制度使得“买药、刷卡、套现金”的风气十分浓厚，以至成了一项特色产业。这样的经济环境还有什么出路呢？[3]

铁西区的家乐福，沈阳小型拖拉机厂旧址，2016年8月摄

毫无疑问，当前东北城市的医保与国企福利风马牛不相及，用“国企型城市”的理念来覆盖“药店特多”的具体现实，恰好遮蔽了早已离开工业生产体制的那些工人的新生命形式生产，即老/穷人（既是“老人”又是“穷人”的庞大城市人群）的再生产。东北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地区，在传统工业大省辽宁，经济数据骤然下跌前的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职工总人数400.62万人，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有113.56万人，而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却已达到810.9万人，仅省会沈阳就有142.7万人。[4]辽宁省的国企工人数量甚至不及沈阳市的老龄人口数量，这意味着，尽管改制后的国有资本生产空间仍然再生产工人，却不再生产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传统工人阶级，而当下城市老年人的主要来源却正是当年这个阶级的主力人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壮年的公有制企业工人，在他们的生产空间成为“锈带”时，他们大多成了下岗工人，在“锈带”空间消失后，下岗工人成了老/穷人——消费社会里的老人兼穷人。在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沈阳，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2014年人均每月仅1972元；[5]与此同时，收入低于社会平均退休金的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从医保获得的医药费（规定病种和住院除外）普遍只有100元左右，[6]远不足以应对各种常见的慢性老年病。低工资、微薄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和日益增长的生命维护成本，使许多老年人不仅倾向于在价格比医院相对便宜的医保指定药店买药，而且愿意参与根本不能刷医保卡的非医药机构的药品打折促销。正是作为这种老/穷人的生命形式生产的要素（而非所谓“国企型城市”的象征），药店在工业废墟消失之后继续显影着中国“锈带”——传统工业中心的历史废墟的在场。

二、微时代的“锈带”城

在沈阳，一类特殊的药店格外凸显出当下“锈带”的时代特征。2015年盛夏，几乎每个白天都能看到一群头发斑白的老人在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大楼前排队等候，他们刚刚在该集团下属的《沈阳晚报》的广告部买了三七等养护心脑血管的中药，正等着打磨成粉。把老人们吸引到这里的是这家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沈阳晚报》自己的卖药广告。由于新媒体冲击和同行业激烈竞争等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沈阳晚报》不断面临经营困境，以致频繁调整机构、机制和人事及工资制度，探索各种增加收入的可能。[7]但卖中药却并非一家面对严峻市场形势的纸媒偶然采取的特殊创收方式。在《沈阳晚报》广告部的隔壁，沈报集团的主报《沈阳日报》的广告部也在销售三七，并且标明这是“沈阳日报沈阳购、华商晨报、辽宁广播电视台96.9FM乡村广播三大媒体联合推出，统一定价”。而辽沈地区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华商晨报》不仅专门推出了“晨报三七节”促销活动，更将自己的读者服务中心变成了养生精品馆。从晚报三七到日报三七、晨报三七，乃至广电三七，沈阳的传统主流媒体相当普遍地针对老年人的血管做起了中药生意。在互联网新媒体以某种青年文化表象迅猛发展的所谓“微时代”，这类中药生意症候性地显影出老龄化的城市社会机体中老龄化了的信息和文化生产器官，它们必须通过直接参与老龄人口生命的再生产来维系自身的再生产。微时代与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几乎同时降临于中国社会，“锈带”城市的媒体景观是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政治悖论的突出表征。

“晨报三七节”，2015年8月摄；

沈阳晚报广告部，刚买了三七的人们排队等候打粉，2015年8月摄

这个悖论同时体现在沈阳传统媒体回应微时代的策略的趋同性和差异性上。区别于同城其他主流纸媒的做法，辽沈地区最大的报业企业——以《辽宁日报》为主报的辽宁报业传媒集团并没有在报社开中药铺，而是常年在总部一楼大厅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宣传展示，从2010年至2015年，该传媒集团已在沈阳投资开发了四个楼盘项目。另一方面，无论卖中药还是卖房子的报企都在致力建设新媒体平台或发展新媒体产业。如果说，报社开中药铺，表征着老龄化城市的老龄化媒体，那么，报业资本在打造全媒体的同时投资房地产，则是微时代的题中之义。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造就的赛博空间表象下，微时代仍然延续着被大卫•哈维表述为“时空压缩”的资本主义社会地理建构的基本逻辑：资本积累和克服过度积累的征程始终需要货币、商品、信息的流动并行加速，共同扫除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消灭空间”。[8]微时代的来临不是媒体形态的孤立改变，而是线上与线下两方面的产业力量同时扩张并趋向整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一方面是交通、物流、房地产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空前发展。城市的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增长越快，交流、交易和交换价值的增殖越趋向即时性（新媒体的活跃度越高），使这两种趋势相向而行并互为条件的，是对最积极地响应资本逻辑的主体或生命形式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微时代乃是从媒体和时间/空间体验的角度来表述的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极端时代。而“锈带”城市在微时代的困境正在于，需求匮乏的主体使“时空压缩”的技术和基础设施难以有效转化为资本的增殖，弥补或改变这种匮乏又必须以更极端的方式进行城市地理的重构。

2015年秋季，辽宁报业传媒集团最新投资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集精工住宅、LOFT公寓和创意商街于一体的“024·保工印象”在沈阳铁西区保工街开盘。该项目的销售人员在向顾客推销楼盘时会首先放映小电影，再现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铁西区，仿佛“保工印象”就是要在告别这个历史空间的同时留住它的印迹。把社会主义工业遗产转变为消费时尚，是在老工业区开发以创意文化为卖点的地产项目的普遍做法，但“024•保工印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原址并不是历史悠久的老工厂，而是2000年才开业的东方家园建材超市保工店。东方家园在保工街建立连锁超市，属于铁西区去工业化改造的开端，经过此后十年的改造，如火如荼的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开发将昔日的老工业区整体重塑为沈阳最宜居的消费型城区。2013年东方家园建材超市倒闭，2015年新地产项目在其原址上开盘，无疑属于消费社会处理自己生产出来的冗余，但正像“保工印象”的营销电影一样，市场化时代的生产过剩总被再现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遗留，“计划经济时期”永远幻影式地在场。在这个意义上，试图解释和解决目前东北经济困局的主流舆论与通向这种困局的实践分享着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必须对过去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城市改造中的爆破拆除是这一逻辑最直观的形式。[9]

辽宁体育馆旧址上的万象城商业综合体，2013年8月摄

最近十年间，在人口密集的繁华地段对大体量建筑实施爆破，已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常态，各种炫目一时的消费景观——商场、酒店、游乐宫等不断在顷刻间灰飞烟灭。与城市消费空间的更新相配合，沈阳的公共文体基础设施也在同一时期被持续破坏和重建。2001年，中国足球队历史上唯一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阶段，国足主场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由此成为全国球迷瞩目和纪念的“中国足球的福地”；而在此之前，作为辽宁足球队十连冠时期的后期主场，五里河体育场几乎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辽沈球迷的荣耀之地，在它建成的第二年（1990年），辽宁队便在这里夺得了作为亚洲冠军杯前身的亚俱杯冠军。然而在2007年，仅仅投入使用十八年后，这个同时凝聚地方和国家记忆的纪念性建筑便被爆破拆除，差不多同时被炸掉的还有同样位于沈阳青年大街上的另一地标建筑——建于1975年的辽宁省体育馆。而随着新的奥体中心在浑河（旧称“沈水”，“沈阳”本意即为沈水之北）南岸拔地而起，所谓“浑南奥体商圈”也在远离中心城区和老市民活动范围的区域迅速崛起，同样迅速出现的是商业地产的过剩，彼此毗邻或相距不过几百米的综合体里的数家影城常常空空荡荡，大量商铺门可罗雀或干脆闲置荒弃。但城市扩张的脚步却未就此停歇，在“奥体商圈”的南面很快又出现了规模更为庞大的“浑南新城”；为了把市民购房和消费的需求“拉”进这个遥远的区域，“新城”不仅规划兴建了新的市政府大楼，更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等大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一股脑地搬了进来；其中，省图书馆新馆于2015年向读者开放，而它废弃的“旧馆”在1998年才举行过隆重的正式开馆仪式，当时的文宣标题“开放知识宝库，[10]迈向21世纪”，短短十几年就成了反讽。和城市地标建筑的兴替相比，普通文体空间的消失更少受到关注。在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和平区体育场，即使斜风细雨的上午，也能看到老人们在跑步或健走，这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但和平区体育场已是沈阳市内五区中仅存的仍适合老人锻炼身体的老体育场，其他四个区的老体育场，除了一座被周边的楼盘压缩成了足球场，另外三座都在房地产开发中彻底化为齑粉，替代它们的是在更偏远的地带修建的更加现代化的场馆。与此同时，在道路空旷的“新城”，“业主健步走”成了醒目的楼盘促销广告。

位于沈阳市中心的沈河区体育场旧址正在兴建“中央公园”小区，2015年8月摄

从普通的老体育场到凝聚共同体记忆的地标建筑，各种公共文体基础设施在城市消费空间的扩张和再生产中被大规模摧毁，又以升级版的形式被大规模重建。发生在沈阳的这种“创造性破坏”，相当清晰地区隔出两个常被混淆的生命政治概念：在资本这个大他者的视点下，这座老龄化的“锈带”城市充满了过剩的需要（need），响应价值增殖要求的有效需求（demand）却极其匮乏，以至于不能不通过破坏需要的满足来制造需求。[11]对于资本逻辑的生命政治而言，有需求的个人也是一种资本，即可以投资的人力资本或“将会产生收益流的一台机器”，在产生收益流的意义上，没有必要区分这台机器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唯一有意义的区分是它是否正当年，因为“这台机器，它有自己的生命期限和可用期限，它有自己的陈旧和老化”。[12]在关于东北经济和社会困境的讨论中，老龄化问题常与劳动力人口的外流联系一起，然而在沈阳，却一直有着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人口，《沈阳晚报》甚至为此专门发文回应：不同于东北三省每年净流出人口200万的总体情势，沈阳不仅在2014年新增3万常住人口，而且全部外来流动人口已达111万人，“大量因务工需求而短期来沈的外来流动人员如果找到工作机会有长期居留沈阳市的可能，因此，沈阳市外来常住人口有继续增加的趋势”。[13]但这些过剩的低端劳动力却不足以使沈阳摆脱“锈带”城市的老龄化困境，因为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老/穷人取代了资本增殖所要求的人力资本。所有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人力都是“衰老”的，相反，只要能满足这种要求，上了年纪也不算“老”，以致退休年龄既可以提前，也可以延迟。在微时代——资本逻辑的生命政治的极端时代，变“老”的确切含义是最彻底地成为“穷”人：青年底层打工者可以为了多领一点薪酬而拼命加班，也可以在低端文化消费空间（往往和层级更高的空间一样消弭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娱乐至死”，老/穷人却无法这样透支身体，他们是完全没有投资价值的已经被清零的人力资本，是绝对的冗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穷人已成为最严格意义上的新穷人，尽管在当代中国学界关于“新穷人”的讨论中，这个最名副其实的主体一直处在不可见的状态。

注：本文图片均由刘岩老师拍摄，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05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