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尔：资本主义与实在

“资本主义实在论(Capitalist realism)”不是一个新造的词。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德国波普艺术家就用过这个词，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他1984年出版的著作《广告，不易的说服》(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中也用过这个词，他们都以戏仿的方式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我用这个术语的新颖之处在于我给它的更广阔的——甚至是过度的——意义。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实在论不限于艺术或作为广告类似于宣传的运作方式。它更像是一种遍布各处的氛围，它不仅是文化的生产的条件，也（以间接的方式）管制着工作和教育，从作用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包含思想与行动的看不见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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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费舍尔代表作《资本主义实在论》

如果资本主义的实在是如此地天衣无缝，如果当前形式的抵抗是如此地无望且无能，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挑战还能来自何处？强调资本主义如何带来苦难的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只可能强化资本主义的实在性。贫困、饥荒和战争可被呈现为现实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消除这些苦难的希望，也很容易被描绘为天真的乌托邦主义。只有以某种方式展示资本主义的实在的不一贯或不可维持；也就是说，只有证明资本主义所谓的“实在”根本不实，我们才能对资本主义的实在性构成威胁。

不消说，那些可算作“现实”的东西，那些在社会领域中的任何一个点上看起来可能的东西，都是为一系列的政治决断所界定的。一个意识形态的立场，除非自然化了，否则都算不上真正取得成功；而只要这个立场依然被认为是一个价值而非一个事实，它就不可能自然化。相应地，新自由主义一直力图在伦理的意义上消除价值这个范畴。在过去三十年里，资本主义实在论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生意的本体论(business ontology)”，在这种本体论的框架内，这点——即，社会中的一切，包括医保和教育，都应该像做生意一样来做——就是显而易见的。一如从布莱希特一直到福柯和巴丢的不管多少激进理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解放的政治永远必须摧毁“自然秩序”的表象，必须把那些被呈现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揭露为纯粹的偶然，就像它必须把先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东西弄得看起来可实现。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当前被称作现实的东西本身就曾经是“不可能的”是有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大量的私有化在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而当前的政治经济面貌（工会被搁置，公共部门和铁路去国家化）在1975年也是几乎不曾有人想象过的。反过来说，一度极为可能的东西，现在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了。“现代化”，巴丢伤心地论道，“正是可能的东西(the possible)的一个严格的附属性的定义的名字。这些‘改革’一直以使过去可实践（【这个可实践和不可实践是】对最大多数人来说）的东西变得不可能，使过去不可实践的东西变得有利（【这个有利无利说】对少数占支配地位的寡头来说的）。”

在这点上，也许，引入一个齐泽克一直在推销的，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的理论区分是有用的，那就是：实在与现实之间的区分。正如阿兰卡·祖潘契(Alenka Zupancic)解释的那样，精神分析家对现实原则的设定邀请我们对一切把自身呈现为自然的现实进行怀疑。“现实原则”，祖潘契写道，

对拉康来说，实在恰恰是一切“现实”必须压抑的东西；的确，现实正是通过这个压抑才自我构成的。实在是不可再现的X，一个创伤性的空无——只有在表象的现实域中的断裂和不连贯的地方才能瞥见。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实在论的一个策略，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去唤起潜在于资本主义向我们呈现的现实之下的（多种）实在。

环境灾难便是一个这样的实在。在某个层面上说，当然了，看起来，绿色问题可能真的离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可再现的空无”很远。气候变化和资源竭尽与其说被压抑了，不如说被并入了广告和市场。这种对环境灾难的处理说明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实在论赖以存在的奇想结构，即这样一种预设：资源是无限的，地球本身只是一个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像一张用过的皮一样抛弃的外壳，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说到底，《机器人瓦力》[Wall-E]便呈现了这种奇想的一个版本——即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是可能的，资本可以在无劳动的情况下增殖——在公理号[Axiom]太空飞船上，所有劳动都是机器人来进行的；地球资源的竭尽只是一个暂时的小问题，在适当的恢复期后，资本可以将行星地球化并再次对它殖民）。然而环境灾难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突显，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假象，而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来说的真实含义是如此地伤人，以至于体制把它给吸收、同化了。绿色批判的意义在于，它们指出了，与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相反，资本主义事实上即将摧毁整个人类环境。资本主义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资本“持续扩大市场的需求”，其“对增长的迷恋”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质上就处在一切可持续观念的对立面。

△《机器人瓦力》剧照

但绿色问题已经是一个竞争区域，已经是一个人们为政治化而斗争的地方了。在下文中，我想强调资本主义实在论的另外两个绝境，且这两个绝境都还没有在绿色问题的程度上被政治化了。第一个绝境是心理健康。心理及健康事实上是关于资本主义实在论如何运作的一个范式性的例子。资本主义实在论坚持这样对待心理健康，仿佛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就像天气那样（但再一次地，天气不再和政治经济影响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理论和政治（拉英、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等）围绕诸如精神分裂此类的精神状态进行合作，认为，比如说，疯狂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但如今，我们需要的不是使更加常见的失序政治化。的确，它们的常见性，才是问题之所在：如今，在英国，抑郁症是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面对的第一大疾病。在《自私的资本主义者》(The Selfish Capitalist)中，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令人信服地指出，在英、美、澳等地，精神痛苦的增长率与当地实践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相互关联的。按詹姆斯的思路，我想说，重构资本主义社会压力（和痛苦）的增长问题是必要的。与把它当作是要解决自己心里痛苦的个体的责任相反，也即，与接受在过去三十年里发生的压力的迅速私有化相反，我们需要问：如此之多的人，特别是如此之多的年轻人都病了这件事情是如何变得可以接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心理健康瘟疫”将表面，与唯一可行的社会系统相反，资本主义本身就有功能障碍，且它“看似”运作的代价非常高。

我想强调的另一个现象是官僚制。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经常痛斥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官僚制将导致命令经济下制度的僵化和无效。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大获全胜，人们普遍认为，官僚制已经被淘汰了；它只是无人哀悼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的残留。然而这恰恰与大多数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工作和生活的人的经验相反，对他们来说，官僚制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官僚制没有消失，它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而这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形式的官僚制允许它（在资本主义中进一步地）增殖。官僚制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持存本身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失效或停止运作——相反，它表明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实际运作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实在论所呈现的那幅图景皆然不同。

部分而非全面地，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心理健康问题和官僚制上，因为它们都着重突显在一个越来越为资本主义实在论的命令所支配的文化领域：教育之中。在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一个进修学院(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s)担任讲师的工作，在下文中，我将大量引用我在那里的经验来说明问题。在英国，进修学院曾是不想去更加正式的国家教育机构学习的学生（往往是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的选择。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进修学院脱离地方政府的管控以来，它们便开始从属于“市场”压力和政府强加的目标。它们成了实验其他教育系统和公共服务提出的变革的先锋——变成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的实验室，如此，它们也就是我们展开对资本主义实在论效果的分析的最完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