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智利互联网考古

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

智利互联网考古

文/王洪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视察了位于首都圣地亚哥的一间未来主义格调操作室。它似乎更像是库布里克电影中的场景，而不像是一个南美洲国家政府在经济战争中的指挥中心。在这间充满七十年代现代主义美学的六角形房间里，智利全国的经济数据经由电传机网络（telex）汇聚于此。而控制论（cybernetics）——一门试图构建生物、机器和社会系统之间共性的战后通讯和控制科学，将帮助阿连德实现他承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社会主义变革。 它的创造者预计，政府的工业管理者将根据国家经济活动的实时数据和宏观视图做出快速决策，进而通往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生活的民主管理。这就是“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曾经真实存在于二十世纪历史中的“大数据”社会主义乌托邦——一个来自南美洲的控制论互联网革命。历经十年的寻访与写作，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以开创性的著作《控制论革命者》，让这段少为人知的历史重见天日。

伊登·梅迪纳：《控制论革命者》（The MIT Press; Reprint edition，2014）

“赛博协同”的出现，始于政治乌托邦与技术乌托邦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的一次相遇：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管理控制论”。

一九七〇年，作为智利的第一位民选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许诺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将智利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要求跨国公司和寡头企业将所有权移交给国家、重新分配收入，以及创造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机制。同时， 阿连德也希望在面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不同阶层反对者时维护现有的民主体制，包括宪法、选举、法制、言论和集会自由。他试图在远离冷战超级大国的南半球，走出一条抗衡东西意识形态对峙的第三条道路——“智利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达成在内忧外患中完成工业国有化和经济增长的紧迫目标，阿连德任命了年轻的财政和技术官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实验新的管理办法。在阅读了英国管理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的著作后，弗洛雷斯发现比尔的控制论思想跟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之间存在高度的亲缘性。一九六〇年代，比尔在英国致力于改造大型工厂中传统的中央到部门层层传达、指令式的管理理念。从控制论的稳态（homeostasis）类比出发，比尔将企业视为一个各部门之间协同的有机体，而管理的目标是对有机体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只在必要时给出干预。

这种强调组织自主性的技术架构符合了智利社会主义政府在上台第一年想要达成的政治目标——非强制的计划经济国有化和生产力发展。于是弗洛雷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向这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科学家发出邀请，问比尔是否有兴趣将他的控制论实验应用于一个国家的管理。这个天方夜谭般的提议改变了英国人此后的人生轨迹。比尔欣然远赴南半球的狭长国度，和这里的年轻团队投入了废寝忘食的工作。由此，政治创新激发了技术创新，接下来信息技术的创新则要进一步实现政治目标所需要的经济和文化改造。

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

起初，弗洛雷斯的基本考量是改善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沟通。专家们认为赛博协同系统有助于政府做出快速、明智的决策，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并消除反革命危机。 这些能力将有助于新政府赢得“生产战役”——工业生产力是智利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虽然阿连德的最终目标是利用民主框架实现社会主义改革，然而，他清楚经济形势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资源封锁和破坏之下，阿连德能否使智利转向社会主义，取决于他的政府能否使经济蓬勃发展。不过，随着项目的进展，团队成员们发现赛博协同不仅具备改善管理效率的功能，而且可以作为一种技术中介来实施符合智利社会主义理想的组织方式。弗洛雷斯认为智利的工业管理机构必须转变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从国家行政和长期计划，转为实时行动和日常决策。既不像苏联那样将计划产量从中央向下逐级指派，也不像美国那样依靠自由市场调节，而是一种去中心化、非官僚式，既保证企业和社会的自主性又能实现快速实时干预的经济政策。于是阿连德要求比尔在赛博协同项目中探索一条在国家计划框架内，依然纳入工厂自主经营权和工人参与机制的方法。而比尔认为一个信息充分交换的国家联网系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技术架构。

那么，技术人员如何尝试将政治价值观注入技术人造物之中呢？首先，比尔希望在工厂经理和国家计划部门之间建立一种诚实而负责的关系。他认为，联网汇聚的统计概况将使得管理者难以伪造生产数据，不像苏联的工厂管理者在完成计划的压力下篡改记录。联网系统会使得异常立即显现，促使进一步调查。不过，比尔限制了系统收集的生产指标数量，这一方面防止计算机的信息过载，但更重要的是可防止国家事无巨细的微观干预和权力滥用，保证企业一定的自主性。这与苏联几乎在同一时期试图构建的全国经济控制论系统相区别。苏联控制论学者的愿景，是通过对各项经济指标的穷尽已达到模型的精确模拟和生产调节的全知全能。因此，比尔认为赛博协同的设定区分了智利和苏联的社会主义。

其次，赛博协同的反馈设计试图找到基层自主性和“全国一盘棋”之间的平衡点。 例如，当系统检测到生产异常时，中央操作室将同时向计划部门和工厂管理者预警。政府会给工厂经理和工人们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来查找和解决潜在问题。由此，企业在合理的程度上保持了自主性。 如果相关企业和个人无法在这段时间内解决问题，政府再介入干预。这种干预将限制工厂的自主性，但是比尔认为这对于保持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

中央操作室

最后，系统的设计反映了阿连德提高就业水平的承诺，这是政府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计算机通常与工厂自动化相关联，在提高生产率水平的同时也使得企业减少其劳动力。而赛博协同将以不导致失业的方式使用计算机，它不急于指向自动化，而是帮助工厂和政府利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提高工业生产率。

在操作室的工业设计方面，团队试图在具体的操作设计中也嵌入与智利民主社会主义相一致的价值观。将投影仪的控制按钮安装到每个椅子的扶手中，而不是仅将一个控制机构放置在房间的中心，给予所有参与者平等的机会来选择房间中显示的数据，从而允许大家加入关于全国经济的平等对话。用几何按钮取代更传统的键盘输入机制，也使得控制过程更具有亲和力。比尔设想，未来坐在操作室中的管理者将可能是轮职的工厂工人，他们可能并不懂得如何打字。几何按钮界面使得普通工人更容易接近操作台，并阻止它成为“政府精英的圣地”。于是，界面友好型的设计方案不仅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未来感，也为工人参与预留了可能。

操作椅扶手的几何按钮界面

另外，操作室工程还为艺术家和工人提供了形成新的工作关系的机会。例如，设计师想要将玻璃纤维座椅连接到旋转的金属基座。然而，他们设计的旋转构件无法在国内制造，且因外国信贷短缺和经济封锁而不能进口。于是，设计师咨询了金属车间的工人，他们共同实验出一种替代设计方案，使用凝固润滑脂，使得椅子上部实现无摩擦的移动。由此，新的设计不是源自先进材料的引进，而是依靠工人开发出旧材料的创新使用方法。来自车间的方案与专业设计师的想法相结合，在智利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这种结合具备了乌托邦实践的属性。一位设计师回忆到，智利社会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工人参与意识，这种意识“非常微妙”，但仍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要求工人改进设计团队方案的建议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由人民政府所设定的“心理过程，一个关于主人翁意识和承诺”的过程。

这是赛博协同工程乌托邦属性的社会面向，即通过“社会技术工程”（sociotechnical engineering）将政治价值观嵌入到技术物中——不仅构筑在技术本身的功能之中，而且也在其设计和使用的过程和组织关系之中。有趣的是，智利在信息技术领域产生的更具包容和参与性的设计实践，与社会主义中国几乎在同一年（一九七二年）发起的“计算机群众运动”形成了强烈的呼应和对照关系。即笔者在《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一文中所追踪的那段历史。

政治创新塑造了技术创新的路径，反过来， 新的技术系统为激进政权创造出之前不曾具备的条件，以影响政治事件的走势。 在一九七二年右翼发动的颠覆性“十月罢工”（October Strike）中，最初构思为赛博协同项目基础设施的电传机网络将总统府与工厂和配送中心的实时事态联系起来。控制室根据这些信息绘制出全国供需情况的动态图。这些数据帮助经济部门及时应对卡车司机罢运后导致的食品短缺，使得阿连德政府在危机中仍然能维持经济运转。

智利赛博协同工程或中国的计算机群众运动，都不是停留在空想中的乌托邦理念，而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由政治行动所激发的对革命性未来的实践探求。这段历史表明，政治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一种世界观，而且有助于新技术的设计和应用，来重新配置国家权力。它的历史还突出了战后自然科学和政治思想脉络中的相似理念，以及这种共享的知识结构如何将控制论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借由此案例，若我们能够把目光从个别国家放眼到“全球六十年代”的普遍视野，也许可在二十世纪世界史的意义上重新打捞“乌托邦”这一能指的政治意涵。

马思乐（Maurice Meisner）在对中国革命的考察中提出，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蕴涵了一套“行动主义的乌托邦”（activist utopianism）。在他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上的世俗乌托邦运动及其理念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勾画了蕴涵在历史发展规律中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远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许多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幻想谴责为“乌托邦”式的，因其“空想”的性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物质规律。而马克思之后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苏东阵营则将这种两重性缩限为教条的历史决定论。

然而二十世纪的革命实践本身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空想”的“积极”历史形式。在马思乐那里，消极的乌托邦主义常常采取的形式是对美好社会的学究式的描述。它是西方乌托邦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乌托邦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并在整个中世纪作为一种持久不断的倾向反复出现。在中世纪至启蒙时期各种不同性质的宗教乌托邦以及伴随早期工业化而来的大量社会主义方案中（如托马斯·摩尔），它也总是一再地浮现，成为一种绵延至今的古老思想。然而，积极形式的乌托邦主义的历史意义显然比前者更加新鲜，它不仅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想象，而且把这种想象与一种期望结合起来，即认为乌托邦的降临或多或少已迫在眉睫，至少处于正在到来的过程中。这种乌托邦主义可使人们相信能够靠自己在现世的行动创造更好的新秩序，这就要求根据对必然之物的构想去采取集体的政治行动以改造社会。

经由此种区分，马思乐指出，正是在二十世纪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乌托邦主义找到了一种“积极”（activist）的表达方式，用以区别传统的“消极式”（passivist）乌托邦，为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之间的二重性矛盾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在这一方案中，是作为“行动者”（activist）的人的意志和活动，而不是物质基础成为乌托邦的首要条件。换句话说，正是在毛泽东所谓“落后的辩证法”中，即物的限定性中，生成了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技术形式；甚至，物的限定性对于能够超越限定的“新生事物”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必需。

例如，脱离全球市场成为导致智利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不实行贸易禁运，如果智利拥有足够的财政和技术资源，那么团队可能直接按照图纸使用新材料而不是向车间工人咨询替代方案；或者在信息传输中，利用更高效的计算机处理更多的数据，而不是依靠工人参与和分散式决策。此外，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拥抱变革的气氛，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这使得弗洛雷斯，一个有新技术思想的年轻工程师有可能占据高级别的政府职位，并获得足够的权力，与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控制论学者合作，让一个离经叛道的实验获得许可。

此外，“落后的潜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赛博协同这样的创新出现在智利，而不是科技更发达的英国、美国或苏联。不同国家对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着非常不同的轨迹，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在历史中的偶然交汇构筑了特定创新的必要条件。智利民主社会主义创造出的计算机技术，进一步推动了智利革命的具体目标，而这在冷战中的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智利的机会也与苏联不同。因为智利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工业规模方面远远小于苏联，建立一个全国计算机网络来调节经济是一件更易于实践的事情。苏联的解决方案使用计算机进行集中自上而下的控制，汇集巨量有关工业生产活动的数据，目的是改进国家计划；相比之下，赛博协同团队利用比尔对管理控制论的观点来创建一个强调行动与反馈的网络，将有限数量的信息提交给政府层，试图在不牺牲国有经济体稳定运转的前提下最大化工厂的自主管理。

比尔所画的流程图，显示如何使用各种通讯手段将这台计划机器与国民生活关联起来。

作为一个尖端的创新系统，赛博协同使用的计算机和联网设备远不是同时代最先进的技术，这挑战了先进技术需要复杂基础的观念。复杂的系统可以使用“落后”的技术构建，只要特别注意人的交互关系以及技术如何参与改变这些交互的形态。同时，这也挑战了流行的技术本质主义——关于“先进”淘汰“落后”的进化论式假设。最终，赛博协同无法生存，实因为它被捆绑在一个不被冷战构造所许可的政治项目之上。简单地说，国际地缘政治是解释技术变革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作为意识形态前沿战场的第三世界国家。即技术前景的丧失源于行动主义乌托邦方案的中断，而并非技术本身的劣势。从而乌托邦的现实可能不在线性的技术进步当中，而在具有行动力的替代性政治愿景当中，当下总是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

最后，智利的例子依然具有其独特的复杂性。相比于中国革命中更加强调意志的“行动主义乌托邦”，赛博协同的实施，不仅源自物的限定，也来自对人意志的限定性的把握。控制论与民主社会主义方案的耦合，以及对特定技术形式中内嵌价值的敏感，意味着阿连德和比尔尝试在不必然拥有高度觉悟革命群众的世俗意志环境中，探求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可能性，这就必须将技术治理（technocracy）纳入和转化，而并非排斥出一个诉求从现实资本主义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行动方案当中。

或者可以说，一条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同一个控制论模型，必须在行动者与物质力量（包括技术与制度）之间的辩证转化中不断向前开掘，以使得二者的限定和潜能得到持续地相互弥补和激发。进而任何共产主义假设，也都需要建基在关于社会技术工程的严肃辩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连德的智利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被称作一项“技术行动主义乌托邦”（sociotechnical-activist utopianism）。

Beer's Viable System Model in the Cybersyn control room.

技术是参与创造的人的产物，以及他们所在的历史时刻。智利社会主义源自对美国和苏联经济模式的拒绝。于是，新的政治实验导致新的经济架构和技术可能性的出现。并且，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使技术专家能够反思政治如何塑造设计，以及设计如何进一步实现政治目标。然而，阿连德的智利不是唯一一个将技术纳入社会主义变革组成部分的国家：毛泽东的中国，纳赛尔的埃及，铁托的南斯拉夫和尼赫鲁的印度都曾经聚焦“人民的技术”，并在各自的探索中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就。

这是全球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技术行动乌托邦的协奏。他们不是祈福于未来的科技神话，而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内部，通过行动去检验乌托邦方案的可行性和限定，探求社会转变的道路。发掘这些被边缘化的技术政治史，让我们得以重访乌托邦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展开方式，重新理解二十世纪作为“乌托邦时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计划经济系统和社会自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中央决策和分散权力之间长久的历史斗争，而这正是阿连德的社会主义理想最关键的内容。 赛博协同和阿连德的政府都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为整体利益牺牲个别群体的自由。关于社会主义均衡管理和自由人政体的求解，与当下的“大数据”技术现实和未来道路构想密切相关。作为二十世纪工人国家道路与自治论（Autonomist）、合作化等解放政治之间的桥梁，阿连德的政治技术理想调和了“控制”与“自治”的紧张关系，给出了一个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意义上的乌托邦综合项。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清晨，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北部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发动了颠覆阿连德的军事政变。随着消息传入圣地亚哥，赛博协同中央指挥部的同志开始焚毁项目的程序磁带。赛博协同工程具备通往自由和奴役的双重可能，他们必须防止它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大概下午两点钟，阿连德在总统府前饮弹身亡，“全球六十年代”终止在这一刻。而在那些磁带燃烬之前，在冷战所开启和封闭的短暂时空里，在由工程师、革命者、工人、艺术家和电子机器共同组成的事业里，我们或许匆匆瞥见了一条来自乌有乡的消息。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本书中文版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