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们的《八月》，有多少人哭昏在了影院

2016年11月，一部名为《八月》的处女作爆冷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据评委会主席许鞍华透露，评委们曾经试图重新投票，却发现越讨论就越爱这部影片而最终未能翻案成功。这并非该片第一次参赛，在稍早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该片就获得过四项提名，但王家卫担任主席的评审团却没能给它任何奖项，这一结果在当时身处西宁的影评人中就引起了激烈争论。这部在一些人看来零散堆砌却引发另一些人情动于衷的影片，究竟讲述了什么？

从剧情说，影片是生活在工厂大院的男孩小雷在“小升初”那年夏天的一系列经历，这些不同经历并没有相互衔接的因果联系，也不构成一出更大的戏剧，但这些事件却都产生于“转轨、改制”的时代背景下，共同勾勒出小雷父辈们身处的上世纪90年代。而男孩张小雷和导演张大磊名字上的对应，也明确地提示着这是一部自传性的影片。

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从小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长大的张大磊，通过《八月》重新回到了那个他懵懂的年代，然而他所做的并非对童年经验的简单复原。《八月》中的演员大多是他没有影视经验的朋友，他们和导演一样十分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除了为朋友帮忙，这些非专业演员主要是希望在影片中重新体验那种已经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用他们自身对时代的体认去讲述和重构2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然而这并不是一段祥和从容的旧日时光，导演选择的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惊涛骇浪正在拍碎三四十年来延绵体制的时刻。

根据经济学家温铁军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八次危机中的两次都发生在1988年到1994年间。数千万人下岗的时代剧变，伴随经济上的高通胀，让这一时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段。然而这最为动荡的一页，在主流历史叙述中长期隐没无踪，直到张猛拍摄的《钢的琴》以一种苦涩的幽默展现了国营大中型企业转轨的后果，种种反思与讨论才渐次浮现。与《钢的琴》或者同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子弟德格娜拍摄的《告别》不同，张大磊并没有选择讲述那个衰败和凋零的结果，他抛开了后见之明，回到身处漩涡而不自觉的上世纪90年代初，所重建的是一个怀抱希望、葆有尊严的昨日。

这从影片的命名中也有所体现，张大磊曾经想给影片取名“昙花”，取自片中工厂大院里终于开放的昙花，也意味着昙花一现的美丽与短暂，与英文名The Summer Is Gone相互映照。然而，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以今观昔的意象，选择了更为绵长和当下的“八月”。在这种当下的时间流里，观众有机会和小雷一起经历“小升初”的考试，也共同身历中国社会的大考。

为了营造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召唤，张大磊有意淡化了小雷一家身处的地域、准确的年代和从事的行业。虽然通过一些细节让我们可以推断故事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但国营企业相似的厂房和住宅空间、近似的组织模式和邻里关系，让所有对空间场景和人群活动的细致描绘都成了一种“特殊的普遍”，而遍及南北、跨越多行多业、持续数年的转轨改制则可以调动最多人的生命经验，甚至超出中国的范围，遍及所有曾经有过某种单位制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特殊的普遍”在影像处理上则体现为利用黑白规避难于还原时代色彩的难题，全景居多、特写较少的空间和场景展示，通过浅焦拍摄在模糊后景和清晰前景间进行的调度和召唤。这一系列隔着距离的影像和充满声轨的配乐，共同形塑了这部影片的基本方法——不追求身体性的冲击，而是要创造情感性的抵达。

这一方法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小雷身上，演员孔维一的年龄远小于影片为小雷设定的12岁，导演之所以要找一个小得多的男孩来扮演组织全片视点和心理感受的人物，正是为了借助这样一个孱弱和瘦小的身体来保持一种不会过度介入的距离。在很多时候，他和观众一样在半梦半醒间打量着厂区的人和事，有些陌生有些感动地看着放下拔河比赛前去帮忙推大车的工人们，流连于积水中的倒影、在厂里的影院看《爷俩开歌厅》时湿润了眼眶，甚至在公安追捕三哥这样激烈的场景中，面对身边呼啸而过的人群，小雷也未曾下意识地闪避，他只是带着我们望向那被车灯照亮的幢幢人影。当然这种“非行动”并不绝对，小雷也替我们完成了一些童年时渴望却不敢实现的事情——打不守信用的老师和韩胖子讨人厌的儿子，只是这些行为都是在画面之外或在远景的小点中结合画外音完成的。相比这类想象性的快意，小雷随身携带的双截棍提示着更为清晰的意义，那是父亲用母亲的墩布把制成的，一份凝聚着情感的继承。而这可能也是导演张大磊所处的位置，经历了叛逆期的他如今正处于上世纪90年代时父辈的年纪，终于能够更深地体认那份处境，想象性地重返父辈们的夏天，那时滂沱暴雨汇聚的时代洪流还没有将他们冲散。

正像片中站在阳台上唱《江河万古流》的中年工人，《八月》展示的是一群有着老大哥和主人翁自觉的“中华雄魂”，在大厦崩塌的危机前，他们虽然有焦虑，有彷徨，但仍能守住骄傲与尊严。而这种日常生活里的爽朗大方、慷慨善良，在今天对于剧变时代的想象里是那么的稀缺，主流叙述要么将他们彻底遮蔽、要么便诉诸于悲情。但张大磊之所以能找到语言重新讲述这份尊严，却也还依赖于一份特殊——这毕竟是电影制片厂大院的故事，一部关于电影人的电影，也是关于电影的电影。从《八月》里用《亡命天涯》标识,1994年电影行业改革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电影“冰海沉船”，再到近10年来的浴火重生，电影事业/产业的变化清晰地再现了中国近二三十年发展中的断裂与延续。而经由张大磊这样一个制片厂子弟，中国电影产业腾飞（所打开的艺术片空间）与国营制片厂所代表的文化事业体制重新勾连在了一起。

在这场子对父的重新叩访中，久已分隔的历史有了修复的可能。

——《八月》预告片——

文| 王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