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利用“：辉煌还是幻想？——战后日本的核电之问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与核电问题的最初相遇是在1957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为刚刚成立不久的废核协议会（原水爆禁止日本协议会，简称日本原水协）国际部的事务局员工，正在为8月要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废除核武器世界大会（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紧张地做着准备和推进工作。对于一位像我这样身处朝鲜战争之下看不到光明和出路的运动而突然转至充满光明与生机的活动场的年轻社会活动家而言，这项工作极有价值。在美军结束对日占领两年以后的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试验产生的死亡之尘飘落在捕捞金枪鱼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号上，导致船上的人员遭到核辐射。对此，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们自主发起了禁止核试验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瞬间遍及全国，并与广岛的运动合流，发展为废除核弹的大型运动。运动的成员从自民党到社会党、共产党、地区妇女会与青年团，从学生运动到劳工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平等的诉求相关联、名副其实的大型跨党派运动，共征集了3200万人的签名。这一运动于1955年和1956年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废除核武器世界大会。在会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辐射者首次公开发声，向世界呼吁废除核武器。对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选定为运动课题。我是从第三次大会开始参加大会组织工作的。大会在东京召开，之后外国代表开赴广岛、长崎，为了协助他们，我第一次踏上了广岛的土地。

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参观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展览很有冲击性。展现广岛整座城市被原子弹轰炸情景的立体示意图位于大厅的中央。稍显昏暗的通道中，依次展示着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的照片和遗物。原子弹造成的大屠杀以一种压倒般的、令人窒息的现实感扑面而来。但是在这一路线的尽头，却有另外一个展室。穿过一道门后，灯光突然变得异常明亮起来，使人头晕眼花。说明上写着这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室。展览先是告诉你原子能是伟大的科学发现、人类的未来会因原子能而愈加开阔，其后一幅幅色彩华丽的展板相继进入眼帘，用图画讲解处理核物质的机械手模型、原子能飞机、原子能船只、以及原子能发电等。如果从昏暗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展室走入这个空间，人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好似身处另外一个世界。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无情的大屠杀与原子能许诺的光明未来就借着这一扇门，被捏合在了一起，几乎使人目眩。

这就是1957年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我当时尽管感到了这种不协调，却并没有试图去分析其中的意义。当时的我投身于废核运动这一和平运动之中。不管是原子能还是别的什么，不是炸弹的都被我排除在了关心范围之外。

为什么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有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展室呢？我在很久之后才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在我参观资料馆的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广岛举办了一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览会，其会场就选在了和平纪念公园内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为了给庞大的展品腾出空地，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展品全部被移了出去。1956年是废核运动大有进展、组织渐趋完备的一年。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览会被搬到了广岛，挤走了原子弹爆炸的展品，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召开。后来我才知道，在博览会结束之后，和平利用博览会的一部分展品被“捐赠”给资料馆，为了容纳这些捐赠品，资料馆设置了一个单独的展室。1957年我所见到的就正是这些展品。

这些经过，我是从广岛废核运动的领袖、也是运动的精神思想支柱森泷市郎的著作中得知的（｢核絶対否定への歩み｣渓水社，1994）。伦理学家森泷本人即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他在书中躬身自省，引用自己的日记对“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广岛、以及广岛人所做出的做出.员从自民党到社会党、共产党、地区妇女会与青年团，从反应做了如下叙述。

森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起草的声明书中列举了原子反应堆有可能转为制造原子弹，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极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其运营会使日本受制于美国，一旦发生战争广岛将会成为最先受到攻击的目标等理由；并且指出我们希望首先对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数万名广岛市民在治疗、生活两方面给予完全补偿。为此《中国新闻》将其作为《核电站反对声明》做了报道。但是，森泷回顾道：

于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览会就来了。如果说“在广岛建核电站”的提议最终只是以一个小插曲而告终的话，那么和平利用博览会则是由广岛县、市、广岛大学、中国新闻社和美国文化中心等共同举办的声势浩大的正式活动。于是“和平利用原子能”强行挤进了广岛，并待着不走了。市里提出的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作为博览会的会场、将原子弹爆炸的2000件展品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馆的提议当然遭也到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的反对。森泷这样写道：

让我再次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围绕着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发生的事件发生在1955至1956年间。1955年是废核世界大会在广岛召开之年。当时废核运动发展蓬勃，盛况空前；紧接着，又于1956年在长崎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会。而就是顶着这种氛围，“和平利用原子能”从外部、由美国带了进来。

这一过程体现出“和平利用”被嵌入怎样的脉络当中。这一脉络要以辉煌的“和平利用”遮掩并冲销带来死亡与破坏的原子弹爆炸体验。“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涂遍整个广岛”，能说出这种话，真让人感觉奇怪，而且似乎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反映参观者感想的《中国新闻》的版面上跃动着“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惊异之旅”之类的标题，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谈话中也见不到对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种评论中虽然提出和平利用要以废除一切核弹并研究根治放射病的疗法为前提、原子反应堆是否有产生致死灰尘的危险、放射性废弃物该怎样处理等根本性的问题，但整体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国新闻》1956年5月26日、27日）

占用资料馆长达三周是转换原子能意义的象征性行为。尽管人们私底下对这一不客气的行为也感到不满，但最终还是都被引向了“和平利用”=好事的阵线。森泷在日记中引用了当时的滨井市长一句非常有冲击性的话：“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牺牲的城市进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对死去的牺牲者的慰藉。原子能原以致死为目的，如今可用于人们的生存，我想市民们会对此表示赞同的”。原子弹爆炸越是坏事、和平利用原子能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过这种逆转或是倒错的逻辑，人们被诱导到了“和平利用”的舞台之上。这成为了之后“原子能是清洁能源、既安全又放心”这种意象的原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国淡化原子弹轰炸、将“和平利用”涂遍广岛的地毯式轰炸与接受方的日本在脉络上存在着某种出入。《朝日新闻》（2011年8月3日）适时地刊登了评论文章《“在原子弹受害国进行原子能发电”的逻辑“正因为……才更要”的推进方式本为救赎与复仇心》，对“正因为是原子弹受害国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列举了几个版本并逐一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

广岛原子弹爆炸博物馆之原爆遗址

原爆圆顶馆

抓住“正因为……才更要”这一逻辑是恰当的。上文所提的滨井市长的逻辑就是典型的“正因为……才更要”的思维模式。而且，原子弹轰炸与和平利用之间的这种关联，在美国一方的战略性逻辑当中并不存在。我认为，这种“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植根于战后日本得以确立其自身的根本性结构本身。它把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当作了被给予的东西来对待，是已经发生过的、无可更改的事实，所以不愿再次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是当成先在的东西。在此之上，就开始寻找自初就带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与遭受原子弹轰炸危害的体验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其中包含了一种希望二者之间尽量是亲和性关系的愿望。在这样的追寻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就被全部绑在一起、抽象化了。因为从每一个人被轰炸的个别体验中很难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好事”的道路。而个别的体验一旦被抽象化为一个遭遇原子弹爆炸的普遍化事件，这种抽象就可以与和平利用建立起关联。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这时，正面面对原子弹这一对象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弹爆炸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会制造出原子弹这种东西？为什么在8月6日会有原子弹落下？为什么会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谁投下了原子弹？是谁做出了使用原子弹攻击的决定？到底那次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发动了战争？是谁、在哪里成为了加害者？是谁、在哪里成为了牺牲者？进入这些问题的通路都被封闭了。那个时候“和平利用”的具体内容没有得到追问，而是作为正面的价值被抽象化地处理。最终，情绪和道德把认识推到了一边。

但这也可以算是在总结战后日本的历史经验特有模式的一个例子。“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已是和平国家了”，或者是“正因为战争如此悲惨，今天的和平才得来不易”。这些抽象的、无法再继续向前推进的命题，将个人具体的体验吸纳于无形，因而阻断了对活着的历史进行总结的路径。“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就是这样一个阻断装置。对这一逻辑运用到极致的是“正因为在战争中有数百万人的牺牲，才有现在日本的繁荣”，这样的说法不仅是“靖国派”的论客在使用，也是在815的政府投降仪式上宣读正式文书等情况下常常被运用的逻辑。“数百万人的牺牲”（A）与“现在的繁荣”（B）之间到底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说明。但是把肯定性的（B）看作是拜否定性的（A）所赐，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道德要求、强迫让人接受。如果要否定二者间的关联，等待着的将是一种“你想冒犯死难的同胞吗”的胁迫。正是这种不以逻辑为媒介的情绪性的结合成了战后日本推卸战争责任、免除殖民地责任最为便利的手段。如果在50年代的日本能够对投放原子弹等上述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追问，那么，全面揭示以投放原子弹而结束的战争的意义的通路就会被打开，这之中也包括日本的加害责任和使用了原子弹的美国的战争犯罪行为。紧接而来的会是追究各自责任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原子弹的死难者慰灵碑上就不会写上“请安然长眠 过错将不会再重复”这样暧昧其词的话了。在原子弹与“和平利用”的问题上也就不会出现“正因为……才更要”的关系了。这里面潜藏着的是战后日本国家确立本身的问题之所在这一秘密。

这里有必要对“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一表达稍作思考。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后虽未变成废词，但似乎不大使用了。我并未调查过它的使用频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和平利用”这一说法是与“军事利用”成对出现的。正因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弹、氢弹的方式出现，所以才有必要提出还有不是炸弹、不是“军事”的利用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和平利用”。只有在这个对比之中，“和平利用”这个说法才具有意义。然而，通常情况下，词语并不这样用。谁也不会去说“和平利用石油”。石油以战斗机、战车燃料、凝固汽油弹材料等其它各种形式被用作军事。但是在用于暖气、发电以及私家车的燃料等途径的时候，人们却绝不会说这种石油的使用方式是“石油的和平利用”。同样，人们也不会说“铁的和平利用”。其理由就是，石油和铁最初就是具有广泛用途的物质。有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同时也可以用于战争的东西，但人们不会一个一个地去说某某的军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人们才说“和平利用”，是因为它原本专用于军事。这一用语揭示了原子能“出生的秘密”，即军事才是原子能原本的利用价值之所在，而“和平利用”以及作为其核心的通过原子反应堆进行原子能发电其实是原子弹的副产品。

American stamp of 1955 in allusion to the program Atoms for Peace

“和平利用原子能”这句话的使用，是从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上所作的知名演讲“原子能为和平服务（atoms for peace）”开始的，但人们很少提及这一演讲的题目。“原子能（atoms）”本来就是用于战争的（for war）。但是今后也可以用于战争以外的目的（peace）、可以转而用于原本目的之外的目的。这一题目正是作为这样一个宣言才开始具有意义。

那时，冷战正酣。苏联已于1949年拥有了原子弹，并于1953年进行了氢弹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英国也开始独立研发核武器，并在1952年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在1951年6月险些发展为核战争，震惊了全世界。在之后的10年里，冷战与扩充核军备的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远距离导弹的竞相开发，人类研制出的核弹头的破坏力总计达到了足以将全体人类杀死数百次的程度，如拉尔夫･莱普（Ralph Lapp）所说的“过度杀伤”（overkill）。这自然致使美国、苏联和英国进一步提高了以制造核弹头为目的的原子反应堆和浓缩设备的生产能力，超出军事需要水平的核物质被大量生产出来。但是既然这些兵器无法被消费（既然不能发动核战争），那么不管再怎样增加核弹头的储备、怎样开发新型武器，也无法无限制地持续制作下去，而且这个费用必须要由国家的军事预算来填充。而仅仅靠制造炸弹，不可能维持一个生产部门。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就必须把原子能卖到什么地方去才行。武谷三男这样写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化原子能产业开始得到培育。英国和美国开始将军用原子反应堆转为用于发电的原子反应堆。艾森豪威尔“为和平服务”的提案就是基于这种需要提出的。

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是美国在失去了对核武器的垄断之后的一个计划，它的目的是将美国生产的浓缩铀等核物质向国际的转移过程置于美国支配的国际机构的管理之下，从而使美国支配世界。也就是说，它是1950年代美国霸权的战略性构成要素，是以核战斗力为主轴的军事霸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回头重新再看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所作的演讲是否真的是一个“为和平服务”的提案，就越发显得可疑。演讲的前半部分强调了核武器的破坏力，并夸示了美国在受到核攻击时消灭对手的能力。仅在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才提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主要相关国”要将核分裂物质的一部分交由新成立的国际机构（IAEA）来管理并促进“为和平服务”的提案。这是与废除核武器及接触核武装完全没有关联的“为和平服务”。这个“为和平服务”从提案的时候开始就不折不扣地是军事利用的附属品。

在战后，美国多次提出了意在由处于美国实际支配下的国际机构来进行军备管理的提案，即通常所说的巴鲁克方案（Baruch Plan），但都遭到了苏联的否决。这次对于延续了美国一贯意图的艾森豪威尔提案，苏联同样断然否决。于是在东西方冷战的条件之下，“为和平服务”的形式成为了东西方围绕带有附加条件的原子反应堆建设展开的封闭竞争。美国通过在美国的严加控制之下提供原子能技术和浓缩铀的双边协定，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原子能利用同盟；而比美国更早开始了民用原子能开发的苏联（1954年）也建立了同样的原子能同盟。“和平利用”的同盟不过是沿着冷战下两个帝国的分割线确立的。

到了60年代，随着法国（1960年）、中国（1964年）相继加入核武器国俱乐部，世界上的核利用状况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已保有核武器的美、苏（俄）、英、法、中五国开始着手建立核不扩散体制，以加强几国的核垄断，阻止出现新的核武装国，并于1970年确立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原子能发电也于同一时期走向成熟。在60年代中期，“用于发电的轻水反应堆的订购迎来了世界性高峰”，因此，吉冈齐认为“这成为起爆剂，实现了核电产业的起飞。”（「原発と日本の未来　原子力は温暖化対策の切り札か」岩波ブックレット，2011）。但是，真的可以认为核电已经从军事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纯的产业部门吗？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脱离“军事利用”的一个普通业务了吗？

并非如此。原子能发电确立为产业并不意味着它从军事中独立出来。只是产业与军事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形态发生了变化。由原子弹爆炸起步、走向核电这个通路之外，一条新的通路被打开，那就是从核电通向原子弹爆炸的通路。NPT自身就表明了两者新的结合关系。这一条约在条约缔约国之间把和平利用原子能作为一项权利加以确认（第4条），对于未保有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其制造、获得核武器（第2条），并且为了检查这些国家是否严守规定，规定了非核国家有接受IAEA的保障措施的义务。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于发电的原子能反应堆的运转以及浓缩铀和使用过的燃料的再处理、核物质的保有量、储存场所等一切都是IAEA“保障措施”（监察）的对象。也就是把有关原子能发电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为核武器的潜在生产能力来对待。当有转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嫌疑时，就要进行强制监察。从北朝鲜、伊朗的例子来看，由于用于发电等用途的“和平利用”与制造核武器之间的隔断仅仅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定，因此这一隔断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撤除。也就是说，原子反应堆能不断地回到其起源——原子弹那里。对于牢牢控制世界特权的核保有国来说，那些在政治上无法掌控的国家所进行的核电都意味着潜在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NPT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立的制度。

这里尝试追问的是，如果没有珍珠港袭击，没有曼哈顿计划，没有制造过原子弹，广岛、长崎也没有被原子弹轰炸过，那么现在这种形式的核电会存在，并且得到普及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无论对利润多么敏感的企业，会为了发电而想到以如此高的代价与危险入手建设原子能反应堆吗？这一庞大、复杂、精密、昂贵而又危险的设备却仅仅是为了将热水煮沸产生蒸汽，从而使叶轮运转起来用于发电。这与用煤烧锅炉的原理没有什么差异，技术设想上非常原始。的确，这一发电方法对于需要长时间连续潜水航行工作的潜水艇来说是有意义的。美国1954年起大肆宣传的是由通用电气制造的最早的核能潜水艇——鹦鹉螺号中搭载了重水型原子能反应堆，之后它成为原子能发电的榜样加以宣传。然而商业用的原子能发电与鹦鹉螺号的原子能反应堆完全不同。不过是给数万家单位、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供电而已，为何不得不用这样复杂且高成本的烧热水的热源呢？何况这发生在1973年OPEC攻势之前，那个时代英美的国际石油资本支配着中东，原油可以低价轻松入手，为何有必要使用核能进行民用发电呢？原本只有瞬间的大量破坏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核裂变技术转换成最忌讳瞬间大量破坏的民用发电，这一想法无疑最不合理。那又为何毫不费力地为人所接受了呢？

我并没有分析历史经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在战后初期充斥着实现支配世界的浮躁感的美国，曼哈顿计划所提出的原子弹成为了美国永远繁荣的象征。我推测，这一“美国的世纪=原子能”的心理背后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话就会被击退”这一选项。

从NPT可以看到，原子能发电（也就等同于原子能反应堆的运转）与军事直至现在还有连结。若是如此，认为原子能发电这一连结的另一端不受军事影响就不可能的想法也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提前确认军队会遵循杀害、破坏、削弱敌人，保存自我秩序的原则。军人的本职是有效杀死敌人。为此军人会把对方的士兵生命看作必要成本来进行计算。对军人而言，他们必须守护的是国家这一抽象物，而不是活生生的民众。军队并不关心环境。战争恰恰是最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也从未有过对环境有利的战争。军队在作战中不会去修复破坏了的建筑。军人会固守军事机密，绝不公开核心信息。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从铀的采掘起，放射线所导致的对人的生命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就开始了。由始至终，这一点从未有过改变。制造开发过程也是以破坏人的生命与环境为前提开始的。进行过核武器试验的内华达州、新墨西哥、马歇尔群岛、塞米巴拉金斯克、罗布泊等周围的居民遭到辐射，尽管寿命缩短，（政府）也不觉羞耻，没有受到什么处罚，甚至让本国居民注射钚、进行人体试验。美国的医学调查机构ABCC为了给下次核战争收集生体资料，将广岛与长崎的受辐射者当作小白鼠一般来对待。比基尼岛氢弹实验中的日本渔民遇难时，美国政府首先怀疑渔民是间谍，接着又否认了与实验的因果关系。这中间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哲学——将生命当作工具，把漠不关心视为正当的犬儒主义哲学。

核电本身并非军用，然而它的技术与使用形态的哲学难道不是继承了军事基因吗？“和平利用核能”的军事起源开始的连续性不也正是伴随了哲学上的连续性吗？尚不知处理废弃物手段之时就来进行原子能发电、运转核电站，这种风格不正是继承了只追求眼前的破坏、置社会与人所承受的后果于不顾的原子弹攻击者的行为吗？核电以剥削人的生命作为其前提，这跟军队以士兵会在战场受伤战死作为前提而进行组织是相通的。采集核电所用的铀并未与原子弹区分开来，侵蚀着环境与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这种对待生命的犬儒主义难道不是从这一起源继承而来的吗？

尤为特别的在于对于放射线的态度。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受灾之际，回避声明其最高使命在于面对放射线的伤害“守护居民安全”。政府持续让居民处于高强度的放射性环境中，还在这时向外部传出虚假信息，主张“同时对健康没有影响”。直至今日，政府也没有公开全部信息。人长期面对原子弹、核电与放射性物质这些眼睛无法看到的有害源，生命会渐渐遭到侵蚀，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权力尽量不去多谈核所特有的、必须对其加以警惕的一面，而是将其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无论是在原子弹还是在原子能发电中都能看到这一倾向，这一点大概并不是偶然。

曼哈顿计划的副负责人法莱尔准将于1945年9月率陆军原子弹视察团来到日本。他在东京的记者会上对原子弹的射线与热辐射的威力进行了宣传，并说“未发现有日本报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辐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弹经过长时间后，尚未发现由放射线而死亡的案例，广岛现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对放射性物质的主张只不过是“宣传”（繁沢敦子,「原爆と検閲　アメリカ人記者たちが見た広島・長崎」,中公新書,2010年，页93）。这与福岛原子发电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与核能御用学者的态度有着奇妙的一致。双方都无视或低估了不可无视的放射性物质。前者是为了避免战争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则避开了从根源上对离开人的控制就出问题的原子能根本不能用于发电进行批判，遮掩了政权负荷不了的状况。法莱尔否定有受辐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则牺牲了民众的安全。从面对这次核电事故的政权以及东京电力对待民众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军队的相似性。

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政府坚守了什么呢？文科省从未表示过“坚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将规定数值扩大到臭名昭著的20mSv，因为若不如此，福岛县的公共教育则无法维持。在这里，必须优先守护学校制度，而不是活着的孩子。给福岛县居民做健康调查的态度也与过去ABCC把受原子弹辐射者当作收集数据对象的“小白鼠”的态度如出一辙。

不过在此暂不深入来谈，而是回到战后日本继续刚才的讨论。

美国对战后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引入并非只是针对“用于和平的原子能”这样一般性的战略目标，而是为占领后的日本所开的特殊处方。这一处方1）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进行大量虐杀这一事实为背景，2）要求作为旧的敌对国的日本，保证不再与美国二次敌对，3）不得不回应利用处在冷战最前线的日本作为反攻基地的特定必要性。

在此意义上，对日本而言，1954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前所述，这一年的3月1日，由于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实验，第五福龙丸遇难。第二天（3月2日），改进党的中曾根康弘、稻叶修、齐藤宪三、川崎秀二在国会中提交了原子能研究开发预算。虽有其偶然性，但两件事情的展开一直都有着内在联系。

40年之后的1994年，NHK从3月16日起分3次放映了题为《引入原子能发电的情景——冷战下的对日原子能战略》的纪录片。这一出色的节目将充满了政治野心的正力松太郎与美国谍报机关的关系作为中心，敏锐地描绘出和平利用原子能是怎样作为新的对日心理战而展开的。这部纪录片中除了华盛顿的国家公文档案馆的细致调查，还收录了对当时仍在世的美国工作人员、日本内部秘密打听“接受”浓缩铀的外务省官僚、就原子能协定与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国核能委员会原国际部长、日本学术会议和平利用问题的代表武谷三男等人的原始采访，弥足珍贵。这中间包括了众多重要的证言与观察，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则在于可以从中理解美国政府面对当时废核运动的高潮有着怎样的慌乱与恐惧。

当时经历废核运动的我所看到的废核运动并不是反美运动。人们已了解广岛、长崎的惨状，而且对美国强硬否认氢弹试验责任表示愤怒，因此它绝不是亲美运动。从母亲们在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护孩子的活动，到守护海洋、守护鱼类的渔民、鱼商的活动，进而到占领下压抑着的反对原子弹的呼声的爆发——市井的人们在各种动机（尤其是希望停止试验）的推动下，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推进着运动。

然而，美国当局的眼中看到的则是危险——这给日本走向反美运动、共产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1953年美国虽实行了“对日心理战计划”（PSB D-27 1953年1月30日）（有馬哲夫「原発・正力・ＣＩＡ　機密文書で読む昭和裏面史」，新潮新書，2008年，页63-4），“给日本知识分子施以影响，支援那些愿意迅速重整军备的人，通过快速实施促进日本及其它远东自由主义国家相互理解的心理战，与中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反美情感作斗争”，但这一心理战在比基尼事件中遇挫。有马认为1954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废核运动意味着“占领日本结束以来最大的心理战完全以失败告终，是外交上很大的污点”（有马，页71）。NHK节目中常引用的NSC文件《美国对日本的目标与行动方针》中谈到“日本对核武器反应的激烈程度成为我们对日关系所有方面的一个要素。它对我们在太平洋所进行的以上试验、以及美国开发和平使用核能的行动都提出了特定的问题。”于是有必要修正针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当时负责日本关系的国务副官沃尔塔·巴德逊寄给驻日大使约翰·阿里逊的书信中谈到第五福龙丸事件时日本的舆论与日本反美的经过，阿里逊的报告指出“有必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心理战计划，至今为止的心理战有其缺陷”，并说明“由于现在的共产主义者在加强对日本的和平攻势，所以心理战计划更为必要。”（有马，页67）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这一新的心理战计划的关键，而且对《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代号为“Potam”的CIA的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捷径。1955年，在正力的推动下，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约翰·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节团访问日本，《读卖新闻》展开了华丽的报纸宣传，并通过日本电视将此的信息传至全国，政界、商界也卷入其中，了和平利用达至高潮。美国紧接其后，从当年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览会”，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吸引了35万观众的目光，画下了日本社会迈向原子能的形象。而且到第二年，博览会在全国各地巡展，正如前文所提，广岛的原子弹资料馆也就理所应当被一时鸠占鹊巢。

森泷回想起在在召开广岛博览会的1956年的同一年，长崎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废核大会。这一大会尽管设置了“和平利用分会”，然而丝毫没有对“和平利用”加以否定，只是有很多警戒的声音，说“和平利用”必须是为了民众，而不能为垄断大资本所用。“比如意大利代表齐亚萨蒂说，‘要使和平利用的核能不被用于增加巨额垄断利润，而是要成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让所有的劳动者能有更多的食物、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健康状况、更稳定的工作状态与更多的自由与幸福。’”

森泷带着自责与悔恨写下了如下的话：

森泷说广岛历史学家今堀诚二的《核弹时代》一书“最为鲜明地展现出”这一观点。他继续指出，贯穿其中的理念主要是“从核爆炸时代到原子能时代”。“通过废除核弹，可以更早一日迎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时代。这非但不是否定原子能，而是把发现原子能高度评价为人类从自然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机。”“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站在被辐射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思考，这样人们就不得不意识到全人类都有可能陆续成为被辐射者。当‘被辐射的人不能再增加’这样的说法成为每个人的说法之时，才是核时代的结束。核能时代即将迎来明光包裹着的蔷薇色的黎明。”[《核弹时代》（上）后记]

今堀在广岛废核运动里是行动知识分子的核心，也是一位为人敬重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我认为《核弹时代》是废核运动初期最优秀的分析之一。当森泷得知今堀对核能时代予以礼赞之时，他非常愕然——“竟然还有今堀！”我也在森泷的文字中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今堀并不是例外。

毋宁说，这种关于核能的想法植根于战后从左翼到自由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中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常识”：无条件肯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近代主义。物理学家虽强烈反对军事利用，但有了被占领军破坏回旋加速器的屈辱经验后，期望再次进行研究。这些物理学者于1951年提出尚在交涉的讲和条约中不包含禁止核能研究。在刚刚经历了广岛长崎之痛的50年代，日本学术会议也对“和平利用原子能”有着强烈的抵抗。伏见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强烈抵抗，一度被撤回。然而，武谷原本用于防止军事利用，推进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开”三原则立即为学术会议所采用。这中间缺少对潜藏在“和平利用核能”核心中与军事所共通的部分予以警戒与批判。“原子能已是现实问题”，“若不注意原子能和平利用，就要落后于世界了。”武谷的逻辑是“打破大国独占核武器这一科学机密体制是小国的任务之一”，“日本这种被辐射的国家必须采取主导权。”“为此，为了明确分开核武器与和平利用，必须确立相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