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个，也是21世纪第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

2014年7月26号，3年前的夏天，我们在后山空间举行了 “地球上的这个夜晚”的阅读分享会，出了波拉尼奥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2017年9月3日，因为《未知大学》，我们又聚在一起。波拉尼奥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个小说家。他在他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写的最多的是诗，打交道最多的也是诗人。他心目中有一个朋友叫马里奥·圣地亚哥，是他想成为的一个最勇敢的诗人，也是他心目中认为的拉美诗人的代表之一。

今天，我们就和戴锦华、西川、范晔、杨玲、魏然一起走进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向青春的幽灵致敬。（文章整理自《未知大学》的活动分享，此文为上篇。）

魏然（嘉宾主持）：假如我们回溯10年到2007年——这一年，《未知大学》诗歌总集出版，在西班牙发表西语版；美国FSG出版了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的英文版——从此迎来了10年的全球波拉尼奥阅读逐渐升温的热潮。今天，这本书讨论的与之前所有作品不同，它作为第一部波拉尼奥的诗集载到中文语境中来。我们先请教西川老师从诗歌的角度讲讲对波拉尼奥的看法。

西川：如果我先看了这本诗集后看的小说，可能是一个印象；先翻了翻小说后翻诗集，可能看法又不太一样。因为不太了解波拉尼奥，所以我就只好把他搁在一个背景里来看一看这个诗人。

首先，西班牙语的诗歌和英语诗歌，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你去一个朗诵会，你会发现一个英语诗歌的作者，他会老老实实地给你朗诵，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但如果你碰见一个西班牙语的诗人，基本上朗读时都是摇头晃脑的，身子也在动，语言跟着他整个身体，像在跳舞似的。西班牙语的诗人们经常是这样的。

一般我们说英语是一个“English business”，全是硬的，而且自从20世纪以来，英语写作里修饰、形容的这些东西都被拿掉了，剩下一些特别硬、特别骨质的东西。

而诗歌的抒情性，实际上在20世纪以来更多地保留在所谓的拉丁语族里的这些语言当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这样一些语言的诗人们的抒情性要强于英语国家、德语国家，比如荷兰语、弗莱芒语，强于这些国家的诗人之间。

西班牙本土的诗人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诗人又有不同。我曾经问过拉丁美洲的诗人，他们实际上是瞧不上居住在西班牙的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他们认为他们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已经把西班牙的西班牙语远远甩在后边了。由此也能看出来：拉丁美洲的诗人们，国家的经济可能不如西班牙；但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们对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的那种自信，经常能够表现出来。

波拉尼奥年轻的时候，他妈妈给他读聂鲁达的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他对聂鲁达好像有一点微辞，觉得聂鲁达好像太抒情了。拉丁美洲人实际上都抒情。实际上在我看来，聂鲁达有一个本领，他能把一切都处理成风景。当他写历史的时候，历史不是作为历史来写的，历史是作为风景来处理的。如果看他的《慢歌集》或者《诗歌总集》，你会有这样的印象。

聂鲁达是智利的，帕斯是墨西哥的。帕斯的本领是他在诗歌里能够处理观念、思想，当然是一种诗意的思想。观念、思想是很难入诗的，诗歌能处理的比如抒情的、悲伤的一些意象或者画面，这个很容易处理。诗歌要处理观念不太好处理。凡是敢在诗歌里处理观念的人，这些诗人都是跟别人工作状态相反。

还有一个博尔赫斯，又是小说家又是诗人。博尔赫斯的本领是能够处理噩梦。波拉尼奥的诗里也多次写到梦。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世间有很多写梦的书，但是对于噩梦的研究实际上很少。他处理三个基本的噩梦：迷宫，文字，镜子。还有其他的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本领。

引到波拉尼奥的话题上，我读他的诗歌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惊讶，可能是因为先翻了他的小说再看他的诗。我自己觉得，波拉尼奥虽然40多岁以前一直都在写诗，而且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诗人。但是我非常直接地讲，我认为波拉尼奥才华的形态其实更偏向于长篇小说（每个人才华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他的诗是一些随时随地产生的诗歌，随时随地产生并且只要和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观念、关怀、他的热爱与悲伤等等一打通，就是他的诗。所以，你读他的诗集的时候，有的东西特别过瘾。有的没完成，就这么两句很随意地搁在这儿。

实际上，他是一个长篇大论说话的人，是这么写作的。他写诗的时候是随时随地自言自语的状态，随时随地、自言自语地表现在他的诗歌里。我很惊讶，他的诗歌是不分诗节的。诗歌是分诗节的，一个诗节一个诗节，或长或短。只要有诗节，就会考虑诗歌的空间、形式感、控制，这是诗节在写作当中的一些作用，沉默、空白。

波拉尼奥的诗大多数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让我觉得特别像长篇小说。但是，长篇小说一定也有处理，分不同的章、不同的情节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诗歌一口气写下来很有意思，这种状态是随时随地发现、创造而且带有某种粗糙在里边。

凡是不会写诗的人，对于诗歌诗意的追求是精益求精。凡是会写诗的人，他越过一个层面以后会多多少少表现一定的粗糙。波兰的米沃什曾说过，诗歌的本质有一些粗鄙。在波拉尼奥的诗里，我能够感觉到这种东西，我能够感觉到他那种生命力，他的那种写作的冲击力。

他的诗歌用的词汇是一些古老的词汇，是一些过去文学当中的核心价值观的词汇，比如青春、死亡、梦、爱，里边写得很多都跟青春有关。很多写的是做爱，老在写做爱，老在写生殖器，这些东西全是青春，青春一定伴随着毁灭，伴随着死亡。他在诗里说，“贴近死亡的脸”。他说，“我们这一代的拉丁美洲的青年都会贴近死亡的脸孔”。他的诗里有很多这样的悲哀，他的悲哀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词搁在一起——我自己试图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些核心词和这样一个时代之间是这样的关系，它其实展现为波拉尼奥一种创造的方式。

波拉尼奥自己提到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叫做“黑暗的天赋”。在拉丁美洲，在波拉尼奥生活的那个圈子里，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文化现实、经济现实当中，在他接触的作家当中，可能“黑暗天赋”就像一个黑暗天使一样，使得波拉尼奥非常卓越，非常与众不同。

魏然：刚才西川老师说了很多关于语言方面的，比如口语化的近似谵妄地不断去讲述、随时随地记录的风格，我想到对西班牙语一个比较旧的评价，这是别人评价西班牙98年一代诗人作家乌纳穆诺的话——读乌纳穆诺和其他西班牙作家，发现西班牙人没作家，只有记录下的演讲家，全都是说出来的，然后把它写下来。从语言上去思考，范晔是如何处理这么难的对语言高度敏感的作家，这样的词句变成中文的表达还是诗句的表达。范晔其实非常向往翻译诗集，甚至胜过小说，他挑战了很多非常难翻的西语小说，现在听听范晔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范晔：刚才听西川老师说的，有一点挺让我高兴或者有点小得意。西川老师说他读到了波拉尼奥的一个特征，他感觉到了一种粗糙。他是读我的中译本，而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我当初接“波拉尼奥”这个事的时候，一开始找我，我其实没敢接。如果翻好了，大家都说我们家小波写得好；如果翻得不好就说我们家小波不可能写这样，两难的境地。但是为什么还是翻了，跟我当时一种奇怪的心境有关系。

我那时候想尝试翻译点不那么甜腻不那么抒情的，翻译的时候也有意想在文体上尝试颗粒大一点、粗糙一点。在座有很多是西语的学生和研究者，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它里面有很明显的口语的一些特质，这是我一个小小的目的。而诗歌里面的这种粗糙感，有助于我们打破很狭义的所谓的抒情语言的想象。

刚才西川老师还有一点也给我很大启发。我们读波拉尼奥诗集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一点脑补的空间，你要从文本里能够想象再现他当时创作的状态或是创造力喷薄而出、元气淋漓这样一种写作的状态，这个其实跟波拉尼奥对诗人和诗歌的观念有所关联。因为他对诗歌和诗人概念是有相当的个人化色彩，比如他有一次采访说，“如果有一天我去抢银行，抢全欧洲最为戒备森严、重兵把手的银行，如果让我组织团伙，我一定挑五个真正的诗人，因为诗人是最勇敢的”。

波拉尼奥对诗人的定义和描述，认为“诗人是最勇敢的”，这跟我们常规的对诗人的观念不是非常符合。因为我们想起诗人，第一印象或者第一个特征肯定不是勇敢，我们肯定想到其他的，浪漫之类的形容词。

但是波拉尼奥不管是在访谈还是写作中，比如他的诗集里也有一首诗叫《虫子》，他说诗人比任何人都勇敢。包括在《荒野侦探》里，贝拉诺和利马去找神秘的墨西哥女士，后来找到了这个女诗人。但找到之后没过几个小时，追他们的人就来了。其中有这么一个场景，那个警察用枪顶着利马的脑袋。这个时候，那位女诗人过去了。全书里对她的直接描写很少，但这里有一个直接描写。她自己手无寸铁地过去了（包括贝拉诺手里还拿刀）。最后，警察的枪把这位女诗人打死了。她完全是救了一个刚刚认识了几个小时的陌生的年轻人。

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波拉尼奥对诗人非常理想化或非常英雄主义色彩的描写。他说所谓的英雄就是应该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够无条件地、不求回报地牺牲自己来帮助或拯救别人——这是他对诗人独特的看法。其实他在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诗人或者作家。

真正的诗人，他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能我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要考虑到他自己设定了非常有个人特色的诗人的形象或者诗人的理想。

魏然：请杨玲老师讲讲，在您翻译《安特卫普》时，是如何看待这种“小波”的特色和其他的西语诗人之间的关联的。你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去考虑他？

杨玲：说到他和其他拉美作家的区别，和马尔克斯做一个比较：如果说马尔克斯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波拉尼奥更擅长用一种偷窥的视角。他是一种艺术家的视角，通过一个小的缝隙或者一个小孔来偷窥这个充满不公正、充满暴力、充满绝望的但是又有着某种希望的世界或者当代社会。

刚才西川老师和范老师都提到，诗人有一些粗鄙。任何的诗歌都有一些粗鄙，至少《安特卫普》里也是很明显的。《安特卫普》的前言里，一上来波拉尼奥就说他曾经有一个想法是组织一家小型的犯罪公司，后来这个念头被他的朋友打消了。从这点可以看出，诗人有粗鄙和勇敢的一面，又有一点点天真的邪恶，就是有这样一种特质才能成为诗人。如果波拉尼奥成立了这样的公司，首先他的雇员肯定都是诗人。

魏然：戴老师看完了长篇的法国话剧《2666》。戴老师能不能讲讲作为全球现象的波拉尼奥，以及“很多外国人都会问中国人为什么现在也喜欢读波拉尼奥，你们读的是什么？”，请戴老师讲讲这方面的内容。

戴锦华：今晚是我第四次坐在文景的波拉尼奥的新书首发式的台上，我意识到今天是第四次的时候，我就开始非常尴尬，三个尴尬。

一个是我一生做过不少不同的事情，好像所谓的学术也覆盖一些比较宽的领域，但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非常好笑的是，我的生命当中可能超过8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和翻译小说上。我完全是一个读者，而且是这么老的没有改没有变的狂热的读者。但是我一生都很小心，不要到专家的圈子里当外行。可是，我非常不自量力地一直在一个西语的作家里边当外行。

第二个尴尬，我第一本读的是《2666》，然后才是《荒野侦探》。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先读了他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再读其他小说的时候绝对没那么伟大。我第一次读《2666》的时候进入有一点缓慢，但是一旦进入的时候，我大概很多年没有这种沉溺的感觉，这本小说把我像漩涡一样卷进去。在小说已经剩很薄的时候，我开始惶恐，如果读完了，我到哪儿再去读这样一本小说。

第三个尴尬，100万次地说过，我3岁的时候也写过诗。到20岁的时候我就明白，不论怎么小心地去优雅、去经营、去浪漫，去试图凝聚我的情感，我都是一个注定不入流的诗人的时候，我及时地停笔了。但是很糟的是，我发现我不再写诗以后，就丧失了读诗的能力，我不再被诗歌感召。今天作为一个诗集的首发式，我坐在这儿又非常尴尬。

这是真实地跟大家坦白我的尴尬之后，只能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还来了”。我自作多情地说“为了波拉尼奥，我还得来”。

我真切的感觉是，我觉得波拉尼奥真的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作家。他可能是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作家、诗人，也是21世纪第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我不光是要做这么一个，请大家相信，我很少做这么煽情这么夸张的定位和判断，但是这是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感受。

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他刚好在新世纪之初死去（他的生命在20世纪度过，在21世纪初告别我们）；而在于在他的作品当中，我感到他也许将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桥梁，连接起20世纪与21世纪，连接起20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

这个极端年代的血雨腥风、金戈铁马的拉丁美洲与在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灾难之后，开始建构今天我们熟悉的后现代的、后工业的、消费主义的、富裕的、温和的、犬儒的、无力的欧洲。我觉得他一直是“桥梁”，连接起这样的东西，与死亡擦肩而过，与死亡贴近，“贴近死亡的脸”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经验，和我们突然面对一个追求意义或者讨论意义已经变得非常无稽和荒诞的世界之间的联系。

去读诗歌的时候，我又有一种经验，波拉尼奥的创作还以某种方式连接着战前战后的世界，二战前后的欧洲和拉美。而《荒野侦探》《2666》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30年代的巴黎，比如说海明威，比如说当时巴黎的那一代作家那样一种生存和书写的状态。但是同时，我们又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作为一个智利政变，阿连德时代的参与者，一个智利政变的幸存者，一个流浪地球的政治流亡者，这样一个战后的20世纪冷战格局之下最残酷年代的亲历者。我们还可以读到当冷战终结，当21世纪莅临，生命的漂移，那种无所依凭的状态。

刚才我们的译者在解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我再一次肯定自己的感觉，他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其实也作为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到那一段“两场世界大战发生之前，两场世界大战发生之间，那样的欧洲、拉美、西班牙语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去阅读波拉尼奥，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去阅读他的诗歌，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把他的诗歌当作他小说的注脚。

我觉得在他的诗歌当中，你可以去以另一种方式感性地触动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存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和情感的状态。这是我的阅读方法。倒过来，因为波拉尼奥自己更喜欢说自己是诗人，他更认为他是诗人，在他看来显然小说不是一个高尚的工作。

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尤其是两位译者讲到小型犯罪公司，还讲到抢银行。我做一点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波拉尼奥吸引我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在21世纪似乎要蒸发殆尽的东西。

诗人同时是革命者，诗人同时是造反者，与其说是犯罪集团或者抢银行，不如说是对现实秩序不尊重的态度。这是19世纪、20世纪伟大的欧洲诗歌传统，下马写诗、上马杀敌这样的状态，其实曾经是一种我们关于诗人最美好的想象。而今天当我们说诗人是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在开一个恶劣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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