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忧思与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忧思与可能性

       近两三年，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一方面有谷歌制造的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高手、机器人小冰写现代诗歌等抓人眼球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国内外的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投入高额研发费用，甚至未来学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互联网之后导致人类社会变革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类”焦虑、伦理困境也引发相关领域的讨论，而一些智能机器人、人脸识别技术、深度学习等黑科技越来越变成现实。对于现代社会或者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人工智能究竟是又一波技术进步的“老故事”，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再次注入生机，还是刷新人类社会的“新故事”，彻底改变、终结现代文明的杀手锏？

阿尔法狗VS人类围棋高手李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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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关于现代技术的想象

       技术及其支撑技术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标识，而技术不仅是现代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也是支撑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基础。可以说，启蒙精神的内核是科学、技术和理性。现代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不只是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便捷的生活方式，而是科学、理性成为社会管理、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小到家庭、公司，大到跨国企业、国家，都依靠科学化、理性化的原则来组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也经常被描述为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的历史，如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时代等。

        与这种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原则构建的现代社会相伴随的，则是从人文、文化领域对技术、科学、理性的全面批判。最初表现为17世纪、18世纪的浪漫主义，对机械化、城市文明进行了辛辣的反思，重新发现了一个没有机器、不受机械干扰的崇高化的自然，也把落后、愚昧、等级化的前现代社会审美化为诗意的乡愁。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也对现代文明进行了绝望的批判，尤其是经历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代创伤之后，启蒙以来的科学化、理性化方案更受到彻底否定。在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领域，关于城市文化、工业社会的表现也经常呈现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现代化的倾向，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堕落之源、罪恶之城，是19世纪的“恶之花”，是20世纪的城市“荒原”，如19世纪的侦探小说、20世纪中叶的黑色电影等都是典型的城市故事。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一方面在现代技术、理性化的规训下过着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又“吐槽”这种现代性的异化和非人性，或者说，现代人处于一种长期的精神分裂状态，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只能延缓、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所携带的社会矛盾。

黑色电影《塔林的黑暗》

        相比这种黑暗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表述，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赋予现代化、工业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不仅让不可见的“工业生产”变得可见，而且出现了大量对于城市、现代化的正面描述，形成了一种“工业城市”、“现代化田园”的想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城市的罪恶，把“资本主义黑夜”表现为“霓虹灯”下女性身体的诱惑和人性的沦落，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新社会表现为阳光下的工业城市，把“社会主义白天”展示为“艳阳天”里热火朝天的生产性和工业化场景。这种对工业、技术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赞美，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上有关，又与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操控机器和掌握技术的工人作为工业生产的主体地位有关。与这种社会主义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和节约伦理等。这种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投资，二是强调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生产者相结合，技术不再是个人的或垄断的私有产品，而具有一种共享性和公共性。

        从这样两种对于技术、现代的想象中可以看出，技术、科学不是中性的工具理性，而是与具体的生产制度、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会产生对技术、工业的文化反思，是因为技术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灾难，如19世纪的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20世纪末期的互联网时代也制造了大量的从事信息产业的底层劳动者。而社会主义文化对技术的乐观建立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之上，只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受限于晚发国家的现代化和技术水平，从而导致生产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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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会思考的机器”，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来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是作为科幻作品描写未来社会的必备噱头。人工智能“突然”被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众传媒对个别新闻事件的宣传和炒作，如2016年谷歌开发的阿尔法狗以四比一的总比分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意味着变幻莫测的围棋技艺可以转化为机器能够掌握的算法，这引发了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恐慌；二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成为产业领军者的科技公司，把无人驾驶、云计算、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投资热点，试图延续90年代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革命的神话，人工智能成为互联网之后又一种创业成功学。

Waymo公司在公共道路测试无人驾驶汽车

       尽管人工智能在现实生活中取代人类还为时尚早，但也确实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人工智能在机器自动化方面取得进展，从事工业生产的蓝领工人面临被机器取代，如全自动化工厂、无人码头等。这种机器对劳动力的取代也是现代社会以来就面临的基本矛盾。机器人（Robot）的本意是一种机器奴隶，一种不会抱怨、也不会反抗的现代劳动力。之所以机器人没有被大规模使用，不在于企业不愿意花钱来更新技术，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依然比使用机器人的成本更低，这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进行制造业转移的根本动力。如果一旦物美价廉的机器人出现，相信这种更加廉价的机器人会很快取代工业劳动力。不过，劳动力大面积失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恰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所述，第一空间的统治者坚决不实行垃圾处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方案，是为了避免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几千万垃圾人失业。

       第二，人工智能不仅剥夺蓝领工人的工作，而且威胁到中低层都市白领的工作。与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时吸收大量的程序员、技术人员和内容生产者不同，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编辑、记者、银行职员、医生、教师、投资分析师等脑力劳动者。如果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都面临失业，这将改变现代人作为劳动力的基本属性。而现代人一旦无法劳动，将丧失基本的收入来源，也无法成为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这将打破现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链条。另外，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所有者除了劳动力商品以外，一无所有，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现存的生活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判断也将被改变，劳动力所有者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以想见，在资本雇佣劳动力的生产关系下，机器人将剥夺劳动力成为劳动力的权力。

机器人将剥夺劳动力成为劳动力的权力

       第三，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的时代，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研发，机器处理数据的效率大大增加。这种对个人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将影响、支配每个人的生活。这也使得现代社会以来，借助大数据而对社会有可能进行更加全面和彻底的监管，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都会成为产品推送的指南。不再是人们想吃什么、想做什么，而是人工智能提前预知、强化每个人的喜好。问题的核心在于大数据掌握在谁手里。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早期的科学家个人的发明创造已经让位于国家和大企业成为技术更新的主要投资者和推动者，如互联网来自于美国的军工产业，人工智能的研发也同样被国家和大企业所垄断。虽然大数据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便于实行计划管理，避免计划管理因为处理信息的能力弱而造成僵化和低效率，但是在私有产权、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计划经济和计划调控也无从谈起。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一旦变成现实，将带来截然相反的两种图景，一种是乐观的，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无需工作的自由发展的人，另一种则是悲观的，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类将变得一文不值，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者。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关键在于人工智能能否带来真正的社会革命，让大多数人或者代表大多数人的组织形式成为操纵、使用人工智能的主体，而不再是少数大企业的垄断产业。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但危机也意味着浴火重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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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南风窗》2018年第2期总第610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布。未经允许，请勿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