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编舟记：“写词典的女人”莫利奈尔

1981年玛丽亚·莫利奈尔去世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为她撰写的悼文《写词典的女人》中说：“我感觉仿佛失去了一位为我工作多年的故人。她凭一己之力，独自在家写出了卡斯蒂利亚语中最完整、最实用也最有趣的词典。”加博所指的，是莫利奈尔倾尽十五年心血完成的《西班牙语用法词典》，两卷本，三千余页，每个词除了用最简洁明了的西语释义，还有如几十年后网络时代将为人熟知的链接指向另一个在用法或语义上与之关联的词。用它查找单词意思的读者可以首先通过词条中给出的同义词对生词的意思有初步的推断，随后通过定义明确词语的意思，最后由例句和实际使用指南学会真正地使用它。

在当时的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编撰的“官方”词典是唯一的权威，而莫利奈尔重新审阅修订了这本权威词典中的词条和定义，将报刊广播、日常交流、地方口语中出现的新词加以补充，改用更便于理解的释义语言，赋予词语本身最鲜活的存在。自1967年出版以来，这本词典被无数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放在案头，时至今日依旧是研究西班牙语的学者和将之作为外语学习的外国人最常用的工具书。然而，在莫利奈尔写下千万张词条卡片堆满家中每一个柜子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后来的使用者对她而言面目并不明晰。相比之下，这本词典更是为了写给她内心的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公共维度的大溃败中唯一能实现的个人理想；风雨飘摇的外部环境里，这是她所能保有的最后的价值与尊严。

1952年，当莫利奈尔决定开始这场耗时十五年的摇曳之旅时，她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在马德里工程技术学院的图书馆里做着唯一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和学院的其他工作人员要么对她一无所知避而不言，要么私底下管她叫“那个女红军”——他们听说她是在内战刚结束的“大清洗”里被定罪发配到这里的，而罪名的第一条就是“对红色政权非常忠诚”（在佛朗哥政权眼中，第二共和国政府的人都是“红色的”）。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面色平静、寡言而干练的中年女人此时的职位比她在共和国时期降了整整十八档，她被定罪是因为共和国政府全面支持了她提出的乡村图书馆建设方案，二十年前她将最大的激情都投入到建设公共图书馆、推广阅读，用图书对抗愚昧，而她绝不因此认罪道歉。

1931年5月29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政府开始了送知识文化下乡的“教育传教”运动，旨在为最偏远的乡村也带去“进步的气息”。当时的西班牙，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都生活在总人数少于五千人的乡村，而大多数的图书馆都是属于城市里的少数人的，隶属大学或科学学会等教研机构，并不能满足大众的个人阅读需求，因此，建立乡村公共图书馆和流动图书馆成为“教育传教”运动前三年投入最多的项目，有近六成的预算都用于建设和维护图书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安东尼奥·马查多、路易斯·塞尔努达、玛丽亚·桑布拉诺、加西亚·洛尔迦，都参与到这项浩大的运动中。当时在档案馆工作的玛丽亚·莫利奈尔依凭她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与了解，成为图书馆计划的中坚力量。

从1931年到1933年，西班牙全境新建了三千一百五十一家乡村图书馆（到了193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五千家），有将近二十万成人和二十七万儿童在这些图书馆借阅过书籍。1935年5月20至30日，世界图书馆与书目大会在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举办，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为大会做了题为“图书管理员之使命”的开幕演讲，而莫利奈尔的发言是“西班牙的乡村图书馆和图书馆网络”，提出要让图书可以流动到哪怕最小、最偏远的村镇，因为图书馆“属于所有人的”。发言中已经能看到她于两年后出版的《小图书馆服务指南》的雏形。这套方案以乡村地区的阅读问题值得优先考虑为出发点，结合她走遍瓦伦西亚周边的乡镇组织“图书馆日”的经验，涉及图书选择原则、与村民沟通方法、图书馆选址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1938年被翻译成法语在巴黎出版后，成为欧洲不少国家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参考。然而，在西班牙，这一她投注无尽心血与热情的事业却即将被战火彻底打断，再也无法重拾。

1936年9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两个月，莫利奈尔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1月，共和国政府迁至瓦伦西亚，此后直到内战结束，这座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成为支持共和国一方的知识分子云集的重镇。莫利奈尔同时开始负责共和国政府的“图书获取及国际交流办公室”，继续从海外订购书籍，并用西班牙战火中出版的图书与国外的新书交换，用她小儿子的话说，就是“用印着埃尔南德斯或者马查多诗句的粗糙纸本，换来那些尚未被战火侵袭的国家出版的精装书”。

那时，她和她的同事依旧在炮火中享受着收到新书时的喜悦，油墨与纸张的香气，想着战争结束之后这些书就可以在某间图书馆上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书，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之后，这些书能被送到所有人手中。从1937年3月到1939年4月，办公室共获得了四十三万册图书分往昆卡、瓜达拉哈拉、阿利坎特、马德里和塔拉戈纳等地。当国人活在当时当刻的贫困与绝望当中，不明了战争的终点，莫利奈尔畅想着战争结束后的西班牙，一个阅读既是享受也是道德信仰的西班牙。然而，一场没有想到会输的战争，输了。1939年3月29日，在莫利奈尔三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佛朗哥的军队攻占了瓦伦西亚城。

战争的结束仅仅是战败的开始。这不是终结，而是更大的不确定和绝望的开端。对坚信并践行着第二共和国时期文化事业的莫利奈尔和她的丈夫费尔南多·拉蒙而言，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更黑暗的际遇。

很快，战后的“大清洗”和迫害开始了。费尔南多·拉蒙作为内战时期瓦伦西亚大学科学系的系主任失去了教授职称和工作，直到1943年在萨拉曼卡大学找到教职之前都只能在家中如同困兽，备受抑郁症折磨的他坠入满是阴影的深渊。莫利奈尔也被定罪，罪名写满十条一整页纸，她曾经梦想过并已经几乎实现的生活全部坍塌，一切要在不惑之年重新开始。作为西班牙“自由教育学院”体系培养出的第一代女知识分子，莫利奈尔依旧相信着教育家巴特洛梅·科西奥的话，只有知识和教育才能拯救西班牙。这是她经历过幻灭之后依旧屹立不倒的理念。然而，这个曾经用自己的智慧为政策献力、亲身亲力改变乡村知识面貌的女人，如今只是内战战败获罪的幸存者，完全被噤声了。在这场被称为“光辉运动”的大动荡里，词语失去了它们本来的意义：忠诚的人变成了叛徒，追求进步、热爱文化变成了新的瘟疫。与新政权意识形态不符的知识与学术成就，在那些日子里变得分文不值；他们的想法和主张，在这个“新的西班牙”毫无用武之地。

生活重新在马德里开始。全新的孤独。白天的工作对莫利奈尔而言提不起任何个人或职业上的兴趣，直到1952年一个独自在家的下午，她翻看着儿子从法国带回来的《当下英语学习词典》，忽然萌生了撰写一本真正帮助人们使用西班牙的词典。她要写一本没有人能用政治考量去论断和审查的书，一本词典。内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里，她第一次重新拥有了被战争夺去的内心自由。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旅程。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找新的路径，而且没有任何时间或人的限制。她热爱整理、创造、搭建和连接。在一个可以整理的世界里寻找事物之间的和谐，用真正的名字命名它们，将词语归回它们本来的位置。

此后的十五年里，她的日常变成了早起在家里的餐桌上铺满卡片写一些词条，早餐时段收拾起来全家吃饭，饭后去图书馆上班。下午下班后再继续为词典工作。每天在图书馆上班和在家伏案写词典的时间加起来都要工作超过十五个小时。而到了夏天，全家人一同度假，她就继续在塔拉戈纳省一个海滨小镇的角落继续工作。海滩的人潮汹涌之外，莫利奈尔身处另一个世界。在她度假时的工作台上，总是摆着奥利维蒂二十二号打字机、写满字母和修改的卡片以及一本语法书。她活在词语当中，做着与词语有关的梦，不断建造词语的家园，添加新的砖瓦，新的卡片，新的词条，划定词语之间的界限。对她而言，语言之美在于词语的逻辑如数学般绝妙，它们的内在含义与连接就能够表达整个世界的视线。

无论是假日期间的全情投入，还是平时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的伏案工作，莫利奈尔都是快乐的，这部巨制的作品成为每天早上推着她起床的动力，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一项事业的那种秘而不宣的快乐让她感觉到生活重新属于了她。自从瓦伦西亚沦陷的那天之后，她体内有一部分东西已经死亡，然而她依旧活了下来，从死一般的沉寂中重生，这部词典就是她的新生。整个五十年代，她都在耕耘着她的词典，那时西班牙经济新法案的通过让佛朗哥政权趋于稳定，也让内战结束头二十年里人们都在期待会发生的革命希望彻底破灭。莫利奈尔知道外部的一切只会继续下去，继续失去舞台，继续一无所有。然而，在道义的废墟与不堪面前，面对外部的晦暗，她还有词语里孕育的光。

1967年，《西班牙语用法词典》出版，一位知识分子将大环境下无法施展的抱负与智识都凝聚于此。在卷首的介绍末段，莫利奈尔写道：“虽然这部词典并非完美，编撰者已凭所有可能的努力靠近完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因为这份向往，从第一版问世伊始，莫利奈尔就开始继续为词典的增订工作。作为撰写者，她最大的目标是让使用这本词典的读者能够准确地叫出事物的名字，表达概念和感情。因而，这是一部双向的词典，既可以用它去解释一个词从而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也可以反过来因为想要表达一个意思去里面找到最精确的表达。许多作家、译者和学生都因这部词典受益匪浅，目标语为西语的译者之间甚至有句行话：“只要玛丽亚说的，那就是可以在弥撒里讲出的圣言。”

外国的西班牙语学者更是早早发现它对西语学习者的价值。到了1972年，媒体和学界开始有声音推选她进入西班牙语言学者的最高殿堂：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那时皇家语言学院还没有任何一位女院士，而这一年，他们也依旧没有放下腐朽的保守。直到1978年卡门·孔德才成为第一位女院士，而她至今依旧认为，这一殊荣本应属于莫利奈尔。不过，对我们的词典学家而言，词典本身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奖赏，闹剧过后，她又平静地回到词典的增订工作中。在1972年11月20日写给儿子的信中，她说：“无论如何，这是一段有趣的经历。要知道我在写那本词典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得到什么荣誉。直到现在，我也从没认真觉得他们会选择我。而且，我也很担心他们选了，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完成他们期待我能做的事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总之……都过去了，我重新获得了安宁和平静……我接着生活了！”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她也表示：“只要我没有死，就会一直继续增订它。”

然而，命运却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剥夺了她继续的机会。早在1968年刚刚完成词典撰写时就爆发过一次的病症，这次完全吞噬了她，1973年开始，她的记忆大幅衰退，已经不能继续增订工作。医生的诊断是脑动脉硬化。病人会逐渐失去记忆，意识混乱，最后陷入阿兹海默症的空白中。1975年她最后一次在儿子的陪同下出席与出版社的会议，她本人完全没有说话，编辑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她已经不太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就这样，记忆开始入睡。这个曾经能用最精准的语言为事物命名的女人、这个能给每个动作都找到合适词语的词典学家，开始被遗忘的黑洞吞没，直到词语也抛弃了她。她开始忘记事物的名字。最开始，她还能在花园里找到庇护，因为那是她唯一还能说出的词语：天竺葵，百合，黄玫瑰……直到1975年年末，连这些词语的意思她也不知道了。静默和更盛大的静默成了她全部的生命。最后那几年，她已经认不出任何孩子和孙辈，只是有一次别人在她面前提起UGT（西班牙工人总工会，内战期间共和国一方的武装力量之一），莫利奈尔轻轻吸了一口气，把手指放在唇间说“嘘”，仿佛这三个字母的组合在她残存的记忆深处依旧与更恐怖的过往相连。

2017年原版词典出版五十周年之际，《西班牙语用法词典》第四次增订再版并已有可供电脑使用的光盘，她的词典依旧在替她记得事物的名字和世界本应该有的样子。每每忆及莫利奈尔生命中最后的十年，很难不想起电影《依然爱丽丝》里主人公的独白，同样是与语言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语言学家罹患阿兹海默症，她描述词语从脑海中一个一个流逝的具象令人心惊。此时总会一厢情愿地希望，那个没有了名字的地方，像她词典的万千受益者中的一位在《百年孤独》开篇写到的那样：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