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剑桥分析没有滥用幸福工业——它本来就该这么用

the World Well-Being Project 网页截图

      虽说现在我们的媒体已经充满了关于剑桥分析的报告和评论，但一如既往地，这事情的关键特征，还是遭到了忽视：剑桥分析的语境表明，冰冷的操纵，和对爱和人类康乐(well-being)的关爱，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坦辛·肖(Tamsin Shaw)最近也指出，幸福的研究者——比如“世界康乐计划，即宾夕法尼纳积极心理学中心的一个专门致力于用大数据来衡量健康和幸福，以促进人类康乐的团队”，还有“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工作，写过不少关于幸福、友善和爱的文章（根据他的简历，他早年写过一篇题为《下到兔子洞里：爱的统一理论》[“Down the Rabbit Hole: A Unified Theory of Love”]）的柯甘(Aleksandr Kogan)”——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像这样的，关于真正的幸福和康乐的研究，会如此受情报部门和国防承包商的青睐？这里的干系，不是外在地，由“坏的”政治操纵者强加在行为科学上的，而是为这些科学的内在取向所内含的：它们的目的，是发现“一些特定的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有心人可以把我们‘轻轻地推’向积极心理学家所理解的‘我们的真正的康乐’的方向”。这个“轻推”不会使个体克服他们的“非理性”：当代的行为科学的“目标，就是利用我们的非理性”，因为在这些科学看来，我们“是可操纵的主体，而不是理性的施动者。”

       所有这些，我们的媒体都有大量的报道，而我们正从中获得一个关于新形式的社会控制的可怕意象，这些新的控制手段，将使二十世纪的老“极权主义”显得像是一架极其原始而笨拙的机器。为全面了解这种控制，我们应该超越私企和政党之间的关联，进而看到像谷歌或脸书那样的数据处理公司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相互渗透。这个新的认知-军事复合体的最大成就就是：直接的、明显的压迫不再必要了；个体在继续把自己体验为自己生活的自由的、自主的施动者的时候，更好控制、更容易被“轻轻地推动”——被推向你想要他们去的那个方向。

        但这些，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单是使听起来无辜的幸福研究“去神秘化”，把使用它的那个隐藏的、巨大的社会控制与操纵复合体暴露出来，还不够。我们急需的，还有反向的思考：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本身上。对人类康乐与幸福的科学研究的主题（至少从今天这样的研究的实践方式来看）真那么无辜吗，还是说，它本身已经被控制和操纵的立场给渗透了？如果在这里，科学不仅仅是被误用了，如果我们发现，在这里，科学被用得恰到好处，那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对近来崛起的一门新学科：“幸福研究”进行质疑。

      一如既往地，不丹这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天真地说出了这个幸福概念带来的荒谬的社会-政治后果：二十年前，不丹王国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幸福总值(GNH)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上；这个想法，是前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想出来的，他想带领不丹走进现代世界，同时又保留它独一无二的认同。而受过牛津教育的新国王，二十七岁大的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则下令让国家机关去计算一下，这个王国的六十七万人有多幸福。在统计“幸福”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心理幸福感、健康、教育、善治、生活标准、社区活力和生态多样性：这，是文化帝国主义啊，如果有文化帝国主义这种东西的话。难怪二十年前，不丹会搞种族清洗了——因为它“发现”强大的非佛教徒少数群体的存在，阻碍了大多数佛教徒的幸福。

      我们应该进一步追溯幸福概念本身的形成时间，并探索这个概念的隐藏的一面——确切来说，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拿“幸福”来说“人民”的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真的幸福的：在那里，幸福的三个基本条件得到了满足。第一，他们的物质需要基本得到了满足——不是太满足，因为过度的消费本身就会带来不幸福。时不时地在市场上体验到某种货物的短暂的短缺，是件好事情（十来天没咖啡，接着十来天没牛肉，然后十来天没电视机）：这些短暂的短缺期，起到了例外的作用，它们提醒人们，他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总的来说，商品还是买得到的。生活因此也就以一种有规律的、可预期的方式进行下去，不用花太大的力气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打击，而且，个人是可以退入自己舒适的小窝的。

       第二，你可以便宜地，把所有错事，都怪到共产党头上，这样，就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真的要为什么负责：要是某种货物短暂地短缺——甚至——要是暴风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的话，那也是党的错。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你可以梦想，甚至时不时地去一个别的地方(Other Place，消费主义的西方)——那个地方的距离刚刚好，不太远，也不太近。但后来，这个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被什么给打破了呢？确切地说，是欲望。是欲望，迫使人们走出去——并最终以这样一个大多数人在里面肯定没有原来幸福的系统（即资本主义）而告终。

       幸福是个混乱的、没有常性的东西——想象到美国的德国移民在被问到“你幸福吗？”时给出的那个谚语般的回答吧：“是的，是的，我非常幸福，aber gluecklich bin ich nicht（可我不幸福）……”这是一个异教的范畴：对异教徒来说，生活的目标就是过幸福的生活——难怪那个谁(Dalai lama)在向全世界传播幸福的福音的时候是如此地成功，难怪他发现，对他响应最热烈的，也是美国，这个（追求）幸福的终极帝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假装）渴望(desire)我们并不真正渴望的东西，这样，最终，对我们来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也不过是得到我们明面上渴望的东西而已。因此，幸福本来就是虚伪的：所谓幸福，不过是梦想我们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的幸福罢了。

       在许多左翼政治中，我们不也遇到过类似的姿势吗？在英国，许多左翼人士私下里也承认，工党在上次选举中几乎获胜（却没有获胜），已经是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了，它已经比工党政府在试图贯彻其计划（假如工党真的获胜）可能发生的事情好得多了，至少比后者安全。

       对伯尼·桑德斯最终获胜的前景来说也如此：在大资本的猛攻面前，他有什么机会呢？此类姿势之母，是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这个姿势），也就是粉碎了布拉格之春及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希望的那次行动。没有这次干涉的话，“改良主义”政府就得直面那个事实了，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显示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它就不得不在重申党的控制、和允许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一份子之间选择了。

        苏联的干涉拯救了作为一个梦想、作为一个希望的布拉格之春，因为有了苏联的干涉，所以人们还可以继续梦想和希望“倘若苏联不干涉的话，那么新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可能出现的”。类似的事情，在希腊，在希腊激进左翼政府组织反对布鲁塞尔施加的、要求希腊接受紧缩政治的压力的公投的时候，不也发生过吗？政府秘密地希望公投不要成功，这样它就可以（表面上却是不得不）下台，然后让别人来干紧缩的脏活了。可惜他们赢了，于是这个任务还是落到了他们手上，结果，就是希腊激进左翼的自毁。无疑，如果公投没有成功的话，激进左翼会更幸福得多。

        那么，回到我们的起点，我们不仅遭到了控制和操纵，而且，为了自己好，“幸福的”人民甚至还会秘密地、虚伪地要求被操纵。真理和幸福并不相容——真理伤人，它会带来不稳定，它会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平稳流动。当然，选择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想要幸福地被操纵呢，还是想让自己暴露在真正的创造性的风险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