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表征与抗议” ——论福柯的“异托邦”和“文学异托邦”

“命名、表征与抗议” 

——论福柯的“异托邦”和“文学异托邦”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当代人文学科面貌的改变至今依然是个重要的话题，两年前，他在法兰西学院任思想体系史教授的讲座13卷全部出版又一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他的深入讨论，在持续的批判性思考之路上我们依然需要借助福柯思想和理论资源。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福柯的某些理论与实践，例如他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主要是欧洲现代生活状态或者说欧洲现代主体状态的由来。福柯主要著作所讨论的现代疯癫主体、知识主体、犯罪主体、性主体是其以欧洲为整体的现代社会思想体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系列相交织并紧密相关的另一个福柯言说的重要系列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史，尤其是法国的民族国家史。福柯本人力图站在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话语之外反思和论述二者的由来，而借助于“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本文试图阐述福柯所论述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史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实现对理论和文学的历史化阐释之维度的理论论说。我们所谓的“理论的历史化”，一方面是要关注福柯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这篇文章所关注的重点，即是要“历史性地”应用理论，例如在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过程中还原文学的历史性。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打开文学与理论的阐释空间，一是将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剔除理论的玄学色彩和被断章取义的命运；二是把现代“文学”的概念还给历史，历史性地看待现代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概念，合理合法地敞开文学阐释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维度，告别“纯文学”对阐释所带来的困扰。在笔者看来，福柯的“异托邦”概念除了具有批判、反思现代社会的方法论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历史与生活实践。王喆在其翻译的福柯《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一文的提要中说福柯“异托邦”这个“概念实际上支配了福柯的全部学说”（52）。的确如此，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转换生成了他所有重要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如福柯对疯癫、知识、犯罪、性等现代主体经验所做的考古学与谱系学考察与分析；这个概念同时也描述了福柯理论的特征，如关系空间研究、外在性研究、实证性分析、生产性分析等（张锦 149-221）；这个概念还提示我们关注批判对象的历史性。本文将在扼要论述该概念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其表征的福柯理论的历史性和对之应用所发现的“现代文学”概念的历史性，即实现从“异托邦”到“文学异托邦”的理论与历史对接。

福柯三次使用“异托邦”概念分别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前言、1966年“乌托邦与文学”系列广播节目以及1967年建筑学研究会的发言《其他的空间》中。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认为《词与物》中的“异托邦”讨论的是文本空间问题，而其他两处思考的是特殊的社会空间以及对之进行分析的策略（Johnson  75）。我们沿用此说。

《词与物》一书诞生于这样一个跨文化阅读事件，即福柯阅读博尔赫斯（Borges）作品中所引用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这个分类是：“动物可以划分为：①属于皇帝所有的，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驯顺的，④乳猪，⑤鳗源，⑥传说中的，⑦自由走动的狗，⑧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⑨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⑩数不清的，11浑身有身份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词与物》 前言1）这个动物分类的离奇之处在于它突显了“分类”的荒谬和不可能，即分类是人在设定了统一和同一标准下的操作程序。福柯认为这个离奇的中国 “动物分类”竟然存在的基础正是将这个分类并置起来的数字序列①②③④等，这个数字序列构成了一种“连接”方式，“连接”了这个分类。这样，这个赤裸裸的分类与我们日常接触的使我们直接陷入分类内容的分类不同，它让我们直观了分类的形式本质及先天保证，这正如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 ）所说：“夸张的版本往往比忠实的版本更能够反映某种形式的本质。”（康吉莱姆 30）因而“连接”方式和“连接”功能也正如福柯论述二元语言（《词与物》 86-7）时所说，对分类和知识而言才是根本的。分类的连接方式问题使得福柯意识到了现代语言和知识的连接方式和秩序问题。福柯正是在谈及语言和知识的构成句法问题时提到了“异托邦”这个概念。

福柯定义“异托邦”这个概念时，参照了“乌托邦”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

文本空间“异托邦”与“乌托邦”的不同如下：

“异托邦”之所以是“扰乱人心的”而不是为人心提供了一个通往想象之地的“康庄大道”和“安慰”的，正是因为“异托邦”“损害了语言”，像中国动物分类一样，“异托邦”表明了语言的内部是“句法”和“语法”以“和”构成的连接。这里的“句法”不仅指语言的句法、语法和组合方式，也指使得词与物相遇，并以某种连接方式结成一体的“句法”，也就是构成现代知识秩序基础的“句法”。因此，福柯在博尔赫斯所引的动物分类中发现的“和”的消失，既质疑了语言的语法，也质疑了词与物结合方式的句法，而词与物的结合方式系关知识的生成方式。因此，这种质疑使得我们发现了分类、语言和知识的历史性，即分类、语言和知识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历史组合方式产生的话语，而不是一种本质的存在，因而它们是可以改变的，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们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总之，福柯认为“乌托邦”与“异托邦”在逻辑上的差异性正在于“乌托邦”是寓言、神话，“乌托邦”是传统句法和语法的延续，而“异托邦”则向我们表明神话与抒情只是某种语言程序的临时性操作，因而它与“乌托邦”是不同逻辑意义上的概念。 “乌托邦”无论是指向过去的，还是指向未来的，它都是想象中的理想空间：“乌托邦提供了安慰：尽管它们没有真正的所在地。”（《词与物》前言5） 这里福柯主要强调了“乌托邦”与“异托邦”概念的差异性，但显然这两个概念是有联系的，前者也是福柯发明后者的基础，即空间之间的反映和表征关系，只是在语言和句法的文本空间含义上，福柯着重区分二者以表明“异托邦”对语言和句法的寓言和抒情维度的毁坏和抗议。而在定义社会空间“异托邦”时，福柯则强调了“乌托邦”和“异托邦”的联系。

上文所言是文本空间“异托邦”，福柯还论述了社会空间“异托邦”的定义、功能和原则。福柯认为“知识型”构成了一个时代人们的认知得以可能，得以以“如此”方式展开的无意识框架和保证，“知识型”也构成了认知的历史限定性。在福柯看来，与19世纪主要以时间的矢量性和单向度为知识的内在构型模式不同：“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其他的空间》 19）我们时代的知识思考方式、知识建构方式是一种空间并置的构型方式，而不是时间的线性和单向方式。时间的线性方式曾是思想史的主要写作方式，至今对我们影响很深，福柯与思想史决裂的方式也以新的空间关系为基础，他要构建以网络空间为构型的话语网络思想体系史。因而，福柯断言：“我认为我们存在于这样的时刻：世界正经历着像是由点线连接编织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而非什么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伟大生活。”（《其他的空间》 19）网络时代使得我们思考并列的空间以及由此构成的知识存在方式得以可能，“异托邦”正是这种并列存在空间中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空间。福柯说：“在这所有位所中使我感兴趣的是某些场所，它们具有连接其他所有位所的令人好奇的特性，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们把一系列关系悬搁、中立化或颠倒了，这些关系是通过上述场所来命名、反映或呈现的。这些空间与其他所有空间相联系，然而却与其他所有位所略有差异。”（《其他的空间》 22）福柯所说的特殊空间的价值正在于它们具有命名、反映或呈现其他空间的功能。它们作为与其他位所或空间略有差异的空间使得常规空间中的经验秩序、处事逻辑、日常规则、体制和文化仪式以及那种在常规空间中的身份认同被悬搁、悬置，被中立或者被颠倒。福柯把这些特殊的空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乌托邦，一类是异托邦。

“乌托邦”是 “非真实的位所。这些位所直接类似或颠倒地类似于社会的真实空间，它们是完美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的颠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乌托邦本质上或基本上都是非现实的空间。”（《其他的空间》 22）乌托邦是一个非现实的想象空间，它们往往与理想或希望相关。但是，它们在功能上也是对现有社会和空间的中立、悬搁或颠倒，包括地位、等级制等，它们因而也命名、反映、呈现或颠倒了现有真实社会空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属于福柯所说的反映了其他位所之间关系的、与其他空间略有不同的空间。因而，“乌托邦”与“异托邦”是具有交叉地带的两个概念。然而，“乌托邦”是非现实的空间，这是这个概念的底限，也是它与“异托邦”的根本区别。“异托邦”是这样一些空间：

首先“异托邦”是实现了的“乌托邦”，所以它与“乌托邦”相关，它们的相关性即是它们都通过命名、反映或呈现其他常规位所或空间的运行逻辑而实现了对常规空间中各种关系的悬搁、中立或颠倒。但“异托邦”是真实的空间，这些真实的空间场所是嵌入和写入社会体制内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在社会机制内，被认可的现实场所，它们使得某种理念、文化、理想，某种对常规空间的颠倒、中立或者抗议关系变成了一种空间现实。其次，“异托邦”这些现实空间是反位所（counter-emplacements）的，即反我们时代的其他常规空间的。这里的“反”即反映、表征、抗议和颠倒。最后，它们还是局部化的真实存在，即，它们是一些局部的空间，但却具有反映全局的能力，它们能在它们自身中同时将我们文化范围内所有的其他真实位所的存在显现出来，将它们的逻辑表征出来，为它们命名，同时它们还可以使得这些所有的真实位所被反抗甚至被颠倒，所以“异托邦”既是局部化的内在于我们社会空间的空间，又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和位所的空间，它们内在于所有场所是因为它们本身也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场所，而它们又外在于其他社会常规场所是因为它们反映、表征、连接、呈现、抗议甚至颠倒了其他社会常规场所的运作逻辑，它们因而获得了一个外在性的观视视角，可以观视权力关系及其逻辑在常规空间运作的细节。这正是“异托邦”的文化意义和作为特殊社会空间的重要功能。福柯接着在以“镜子”为中间地带描述了“乌托邦”和“异托邦”的关联与差异之后论述了“异托邦”的六个原则或者说六种“异托邦”：男生的“服兵役和私立中学”和女生的“蜜月旅行”被“休息居家”、“老人院”、“精神病院”的偏离“异托邦”所替代；墓地在城市中位置的变化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死亡、自我的态度；剧院、电影院和花园的小宇宙与大世界的表征关系；博物馆和图书馆对现代时间欲望的表征与反抗；以前的市郊博览会与现代的度假村对狂欢的意义；妓院与殖民地作为对常规秩序的颠覆和理想秩序的建构的空间等等。（张锦 132-45） 当然“异托邦”不止这六个类型，我们认为凡具有“异托邦”功能的空间，无论是文本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可以称为“异托邦”，同时，反过来，凡是以“异托邦”描述的空间，无论是文本的还是社会的，都是为了实现其文化、历史与社会功能，即呈现、命名、反映、中立、抗议甚至颠倒常规空间的秩序和逻辑。像阿甘本（Agamben）论福柯的“机器”概念时对“机器”和“主体化”问题所做的方法论拓展分析一样，我们也想扩展“异托邦”概念的应用。

 “异托邦”这个概念在福柯那里出现的历史语境是多元的，本文主要依据福柯的叙述来确定与本文有关的话题。文本“异托邦”主要是对语言、知识、分类和秩序的建构性的揭示，福柯这个思考的灵感来源是“中国某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即“异托邦”概念正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在中西强大的二元关系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与意识中才成为可能的，尽管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福柯那里主要是用来描述近代欧洲的分化的。而社会空间“异托邦”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拓扑学空间概念和计算机技术对时空的新构造。

另外福柯还有很多没有直接说出的历史维度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构成了我们实现从“异托邦”到“文学异托邦”对接的历史语境和必要前提。首先福柯讨论问题的语境是欧洲，既是近现代整个欧洲又是作为各个民族国家的欧洲：“让我们援引一个相对短暂的年代学和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我们就能确信：人是其中的一个近期的构思。”（《词与物》 505）所以 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是福柯言说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他讨论的问题有欧洲的特定性，虽然有些可以扩展到全球范围理解。福柯后来在1976年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布兰维里耶（Henry de Boulainvilliers）为主要资源描述了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但是整个欧洲近代史和欧洲各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都是其必然要引证的，因为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必须通过比较确立区分，它们都联系着罗马：“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罗马颂歌的爆裂以两种方式产生。一方面，以召唤的形式，对侵略事实的反动——你们记得，16世纪新教的历史编撰已经用它来反对国王的专制。”（《必须保卫社会》 134）这个“侵略事实”即日耳曼人在5至6世纪的侵略结束了罗马帝国，这一侵略事实对罗马而言是否定性的，是不好的，但当它进入16世纪新教历史话语时就已经不再是否定性的了，它变成了反抗罗马王权的话语，而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则全面开始了对侵略事实的反向书写，即以此来结束罗马颂歌。而罗马被否定话语包裹的“另一方面，另一个断裂，另一个爆裂的起因（我认为它更重要）就是新的历史主题的引入，在两个意义上，它既指历史叙事新的主题领域，同时也指在历史中说话的新主体……这个在历史中说话并把自己作为其历史叙事主题的某种其他东西，就是民族这个新的实体种类。”（《必须保卫社会》 134-35）也就是说，十七八世纪以来在历史叙事中涌动的新主体和新主题，在历史中讲话并且讲述自身的新实体变成了“民族”。在福柯看来，“正是围绕民族这个概念，才扩散出或派生出其他概念如民族性、种族、阶级”（《必须保卫社会》 135）这些对现代欧洲乃至全世界来说非常关键的范畴和理论概念。这个“民族”含义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确实在百科全书中，你们看到的是我称为国家化的民族的定义……在这个法国贵族的话语中，人们看到这个新型的历史在展开，我认为，当人们把它与英国的问题（在17世纪，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进行比较的时候提这个问题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必须保卫社会》 135）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与理论参照下，福柯通过与现代民族国家叙述发生更早的英国相比照，叙述了法国贵族话语的新的展开方式以及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叙述过程。例如福柯说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英国其“议会反对派和人民反对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宣扬撒克逊的法律”以对抗“君主专制和贵族政治”，而“一个世纪以后，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贵族的问题明显地变得复杂得多”（《必须保卫社会》 136）。

所以在大多数著作中，福柯对现代社会的考察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为主要对象的，因为考察法国的问题离不开整个欧洲：《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中，文艺复兴、古典时期和现代三个重要时期现代疯癫主体和知识主体的诞生语境都是整个欧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中十八、十九世纪医学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动，如医学话语与大革命之间的同构关系，大革命前刑罚的肉体展示维度和之后从肉体展示到温和到精神治理的过程则以法国为主。因而纠缠在福柯思想中的两个很大的脉络是整个欧洲现代主体批判即反思现代欧洲主体的由来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叙述过程，即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交织。例如福柯讲到我们的知识范式，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位于的空间界限时这样说：“在李嘉图、居维埃和博普的时代所发生的，与经济学、生物学和语文学一起被确立的这个知识形式，由康德的批判规定为哲学使命的限定性的思想，所有这些仍形成了我们的反思的直接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内思考。”（《词与物》 502）这是对欧洲整体知识语境的判断，但这里的语文学又必然关联着博普、洪堡他们的比较语言学和蜷缩在现代语言中的语文学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功能。

 在福柯这里语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重大。这个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的语文学的反历史性[2]也说明了现代语言的建构性和非本质性，而这也是福柯怀疑知识前提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语言是三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个必然的连接项，而不是二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关系的话（《词与物》 86-7），语言就会是透明的中介，我们就能看到物，进而不会怀疑秩序、分类、文化和语言的建构性。当然，语言现在虽然变成了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但同时语言也获得了历史性，即语言自身可以被研究了。所以福柯“异托邦”思想也同时产生于语言的松动和民族国家两个维度。福柯首先强调了语文学虽然受关注不多，但它的意义与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重要，并且同样可以窥见现代社会的变化：“语文学的诞生在西方意识中要比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并不引人注目得多。虽然语文学是同一个考古学剧变的组成部分。虽然语文学的结果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中、至少在贯穿和支撑着该文化的那些地下层面中仍伸展得非常遥远。”（《词与物》 367）对于现代语言或语文学而言：“博普的分析不仅对于语言的内在分解，而且对于定义语言的本质所是，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词与物》 378）这个重要性揭示了19世纪现代语言的存在方式和对于现代知识的意义：“语言并不‘植根’于被感觉到的事物的一边，而是‘植根’于行动主体的一边。于是，语言可能源自意愿和力量，而非来自这个重复了表象的记忆。”（《词与物》 378）所以现代语言与事物不再具有直接和必然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主体的意愿和力量。这就表明了现代欧洲语言的建构性而非本质性，它没有必然性作为支撑了，在它背后低语的是意志和力量，而且是胜利者的意志、力量和话语，因为“谁在说”决定了“说什么”。与语言的这一变化相关的另一点就是：“语言与文明相联系不再通过由文明达到的认识水准（表象网络的精细，能在要素之间确立起来的多重关联），而是通过使文明产生、激活文明并能在其中被辨认的民族精神……语言及其整个语法结构使得这样一个基本意志变得可见，即这个意志维持了民族的生命并赋予它讲一种只属于它的语言的能力。”（《词与物》 379）所以民族精神和身份是语言的新使命。与现代语文学给予语言的力量和民族辨识功能相一致的是：“历史性进入了语言领域，必须在一种系统的同时性中探讨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德文……于是一种新的历史就被构建了。” （《词与物》 382-83）语言不仅有了自身的历史，语言也书写了现代社会的历史，阅读历史就是在阅读以民族语言为中介的历史，即阅读现代民族语言。

因而现代语文学或者说现代语言即各个民族的俗语或者语言中的主要信息是现代主体和民族主义。现代语言的存在方式也说明了现代知识本身的建构性及其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现代知识首先就是用语言建构“我们”的历史以区分“他们”的民族和历史。这个语言必然是在比较中确立自我的，它失去了与物的直接联系，这从博普、洪堡的论述已可见一斑。这也可以从埃柯提供的欧洲各民族都在论述自己的“俗语”、“方言”才是上帝的语言，才是完美的语言的材料中可见一斑，因为寻找完美的语言与民族优等地位的确立相联系：

埃柯还不忘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调侃海德格尔：“对路德而言，德语是最接近上帝的语言（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海德格尔说只有用德语才可能言说哲学）。”（埃柯 11）这些其实都是捍卫自己民族语言的神话。

最后，现代语言和现代学科当然是要应对现代欧洲社会的问题，这一点正如福柯所说：

在福柯看来，心理学与工业社会人的问题相适应，而社会学则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相关，另外非常关键的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变成了知识的警察，承担起分类和等级化的职责，故而进入了政治权力的范围。福柯在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工业社会所要求的对现代主体进行型塑的意义上，讲述了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产生动力，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福柯对欧洲现代主体和民族国家同在的双重言说。由于福柯对现代社会、现代主体即现代性的分析与批判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下文着重论述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脉络。

 应用“异托邦”概念，我们发现“现代文学异托邦”表明了现代文学概念，即现在笼统地认为“文学是想象的”这种文学概念是与民族国家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建构自己的传统相关的，文学的想象化、审美化和情感化实现了人们在美学中想象自己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的功能，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在英国文学研究中，关键不在英国文学而在英国文学：我们伟大的‘民族诗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亦即，对于‘有机的’民族传统和认同（identity）的意识，而新应征者则可以通过人文学习而被接纳到这一传统和认同中来”（伊格尔顿 24）。所以现代文学表征、反映、呈现并内涵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我们因而可以在现代文学中阅读这一过程，并实现对这一过程的反思与抗议。

那么从语文学的现代民族国家功能到现代文学的现代民族国家命名、呈现、反映和表征功能这一翻转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前文分析了福柯论19世纪语文学的情况，即语文学内涵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个意向并与此同构，语文学同时也表明了语言乃至现代欧洲的知识与主体状态。福柯说，这种现代学科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语文学还造成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语言的对象化（张锦 339-42），对于这个对象化：“最重要的并且也是最意想不到的弥补，就是文学的出现。就是这样的文学的出现，因为自但丁以来，自荷马以来，在西方世界中确确实实存在着我们其他人称之为‘ 文学’的一种语言形式。但‘文学’这个词的诞生期是新近的，恰如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种其特有的样态将是‘文学的’特殊语言的分离是新近的一样。”（《词与物》 391-92）福柯不否定西方荷马、但丁以来广义的文学传统，但他所谓的现代文学的诞生是指一种特定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概念与功能的诞生。伊格尔顿后来也沿用了福柯关于现代文学诞生于19世纪的说法：“‘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晚近的历史现象：它是大约18世纪末的发明，因此乔叟甚至蒲伯都一定还会觉得它极其陌生。”（伊格尔顿 17）伊格尔顿认为这个晚近诞生的文学概念使得之前文学的意义狭窄化和想象化，这一变化使得文学具有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功能。福柯在一个大的历史与思想知识话语网络中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更加复杂，伊格尔顿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述则相对简单、集中和具体。在福柯看来，这个新近诞生的“文学”“就是语文学的争议（然而，文学又是语文学的孪生形式）：文学把语言从语法带向赤裸裸的言谈力量，并且正是在那里，文学才遭遇到了词之野蛮的和专横的存在。”（《词与物》 392）文学因而成为了语文学的“异托邦”，它们存在在同一时空，但构成了差异空间的关系或者说“异托邦”关系：文学能够呈现、反映、表征甚至抗议语文学的逻辑。“如果没有语文学，文学就不会产生，他们二者是孪生的，当语文学在思考对象时，文学在思考语文学和语言本身。”（张锦 343）福柯说：“从对一种自己的仪式中墨守成规的话语所作的浪漫主义的反抗，直到马拉美发现处于无能状态中的词，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在19世纪相关于语言之现代存在样式的文学的功能是什么。”（《词与物》 392）即文学暴露了19世纪语言和知识的真谛：词在说，词已然在说，词从语文学的意义上来说在它在现代成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时就已然在说，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然在说的词背后涌动的是权力意志，这个言说的主体就是福柯在《词与物》、《必须保卫社会》等中所说的历史的新主题和主体：民族和民族国家。

所以现代文学相对于语文学而言具有了“异托邦”的功能，呈现、反映了语文学的逻辑。文学因反思语言本身而成为对语文学的补偿，语文学中低吟的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因而反思的也是民族语言本身的存在，即民族语言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性本身。对于现代欧洲国家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因为是现代语言建构着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身份认同，语言虽然成为学科和历史的分析对象，但它也是存在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语言在失落的同时也获得了救赎。19世纪的语言不是“像洪堡所说的一个功（ergon）——而是一个连续不停的活动，即一种能（une energeïa）。在一种语言中，讲着话的人，并且不停地在人们所不能听见但任何光芒都源于此的低语中讲着话的人，就是民族。格里姆曾认为自己是在倾听《德国民歌大师艺术》的时候，雷努阿尔相信自己在纪录《行吟诗人的独创诗歌》时，突然发现这样的低语的。”（《词与物》 379）19世纪的语言与对民族的同源确认和重构相联系，语言试图回忆具有民族身份的人的存在。语言变成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遗产：“在我们定义语法的内在法则时，我们就在语言与人的自由命运之间结成了一种深刻的同源关系。在整个19世纪，语文学都将具有深刻的政治反响。”（《词与物》 379-80）整个19世纪，语文学因为与民族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问题相联系而具有深远的政治性。现代文学作为语文学的孪生姐妹，它向语言本身的存在挺进。这样，“现代文学异托邦”实现了对语言本身的反思，让我们看到识别民族身份的现代语文学是一种话语，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话语，其根本问题指向是“谁在怎样说”，即民族在怎样说。“现代文学异托邦”的理论使得我们可以在现代文学中阅读“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过程和其历史情境，这也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疆界，即现代文学异托邦命名、反映、呈现、表征甚至抗议了语文学、现代性及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我们恰恰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入对现代文学的阅读，而不只是把现代文学当作“纯文学”。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现代文学是语文学的“异托邦”，对其构成了“异托邦”功能意义上的展示。其展示的内容是语文学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科学，而是谁在讲话，这种呈现与展示同时是一种抗议。二是现代文学对操纵词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新主体与主题的呈现与反应，因为现代文学展示的就是语文学所做的事情，语文学重构了民族国家的语言谱系、历史谱系和知识谱系。现代文学因而以其美学的方式，以其特定的形式展示的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及其运行逻辑。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学以其丰富的形式创造在展示的同时也召唤了认同，所以蜷缩在现代语言中的，无论是语文学还是文学语言中的，都是现代民族的低语，是想象性的民族国家身份与历史认同和反思。所以对我们来说不仅要分析现代文学的展示功能和过程，而且要分析文学审美形式如何巧妙地实现这一功能，同时也要分析文学展示过程本身所蕴涵的召唤意义。分析这些召唤是如何实现的。这样的文学比历史更加历史，更能让我们体认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主题与主体内涵，而且使我们发现所谓“纯文学”的文学阅读方式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福柯在《词与物》中谈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时主要将其视为知识型的表征，例如《堂吉诃德》对大写的相似的寻找与表象的时代的来临的拟写，《鞠斯汀娜》对表象的寻找与深度空间的开启的呈现。而福柯谈论现代文学的特定性时，则明确提出了现代文学语言自浪漫主义以来对语文学和词的展示和抗议，而且他突出了语文学的政治维度，即民族国家建构维度，这个政治维度在我们看来也是现代文学的特质。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为语文学的考古与谱系的文学，作为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同构的文学，我们可以在它里面阅读这个考古与谱系，这个建构过程。说到阅读文学和研究文学的方式，福柯认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通常不仅难以确定对象之间的界限，而且还难以确定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神话分析所特有的方法之间的界限……这正如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相互交织的并总是相互阐释的”（《词与物》 467）。所以我们从现代文学中阅读语文学的本质，阅读欧洲现代性及现代民族国家产生过程的的方式必然是多学科交织的或者说是跨学科的。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福柯所论述的主要问题都是以欧洲、欧洲民族国家、法国为主要背景，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欧洲殖民并将其现代性置入他者的过程，所以其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问题必然越出欧洲之外。在文化层面，现代理论的旅行路线也基本是英国、法国、德国或欧洲理论经由美国送到全世界，虽然第三世界在援引这些理论时要处理的问题与欧洲西方世界不同。所以福柯这些关涉欧洲分化的理论，可以扩展为全球的殖民范式和殖民话语方式来思考，只是在其扩展到全球的殖民实践之后，又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化。

最后，我们的研究最终要落脚于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意识。我们通过在现代西方文学中解读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既了解了欧洲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也了解了文学与历史及民族意识的重大关系，还外国文学以历史性，在打开外国文学阐释空间的同时，有效地参与我们的主体意识塑造，剔除我们内心的殖民意识，增加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距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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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