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洪子诚

广东揭阳人， 1939年4月生。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 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

我的生活、学术纪事

50 年代大学时期

1939 年生于广东揭阳。在揭阳榕城的真理小学、真理中学（1953 年改名揭阳四中，1980 年代又改回原名真理中学）、揭阳一中读小学、中学。

1956 年 9 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编入 1956 级三班。在校期间，听过萧雷南、游国恩、朱家玉、杨伯峻、王力、高名凯、甘世福、杨晦、吴同宝（吴小如）、吕德申、吴组缃、林庚、朱德熙、冯钟芸、林焘、王瑶、乐黛云、石安石、陈贻焮、严家炎、唐沅、孙庆升，以及历史、西语、俄语等系的李赋宁、彭克巽、许大龄等先生的课和讲座。在校期间，参加过鸣放、反右派、“红专辩论”、大跃进等运动；参加过十三陵水库劳动；参加过“拔白旗、插红旗”的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和集体科研。“大跃进”期间，在北京郊区的平谷、密云参与亩产一万斤的深翻土地劳动。在北大操场炼过“钢铁”。1960 年冬在平谷韩庄公社参加反右倾的“整社”运动。

1959 年 1 月寒假期间，在《诗刊》徐迟先生（时任副主编）的建议、组织下，与 1955 级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以及同班同学刘登翰一起，住进中国作协在北京和平里宿舍二十余天，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用“主流”和“逆流”来划分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我负责编写涉及 30年代前期诗歌的第三章《暴风雨的前奏》，该章刊于《诗刊》1959 年 10 月号。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 孙绍振

1961 年 7 月大学毕业，留校读研究生。后研究生名额压缩，1962 年初重新分配留校，为见习助教，任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写作教研组教员。据南通大学教授、原北大中文系 1961 级的陈学勇四十余年后回忆：“一个看不出丝毫才子气的朴实过头的南国年轻人……他毕业那年我们刚刚进校，他第一次登讲台便是讲我们的写作课，浓重的广东口音，却缺乏那口音应有的抑扬，听似平板的讲析，却具体而简约。”（陈学勇《子诚先生》）

1961 年毕业合影，后排右三洪子诚

1966 年 5 月底聂元梓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6 月初“四清工作队”解散，回校参加“文革”运动。属“新北大公社”；与谢冕等组织“平原战斗队”，蕴含有在两派中边缘、中立的姿态。开会，写大字报，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印象较深的是起草了有十多位青年教师签名的，批判严家炎先生主张“写‘中间人物’论”的大字报。

1967 年春夏，受北大“革委会”派遣，与严家炎、谢冕、刘煊等中文系教师，住到北京东城区灯市西口的黄图岗中国作协宿舍，与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合作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记得那时住在这个大四合院里的作家有冯牧、葛洛、陈敬容等。这个“斗争史”在当年被造反组织广泛翻印。

1968 年 8 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1969 年 10 月，北大教师一千多人前往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先后担任七连（中文系、校医院、图书馆系合编）的打柴班（供应伙房燃料）、大田班（种植水稻）的班长。在江西宜春老农指导下，种过三季水稻。开过手扶拖拉机；两次开进水渠里，一次因眼睁睁看着拖拉机从鄱阳湖大坝翻下却没有挺身抢救，在场部做过检讨，受到通报批评。

1971 年夏秋“干校”撤消时，在南昌火车站当搬运工近一个月，从事农场物资运回北京的装车。10 月回到北京，到第二年夏天，在学校后勤部门劳动：从江西运回的稻谷脱粒，在西城区街道清运挖防空洞的渣土，烧过一个冬季的学校供暖锅炉，在新建的图书馆工地当小工。

1972 年夏天，回中文系参加教学工作。先后任 1972、1973 等届工农兵学员的教员。在京西门头沟煤矿、东方红炼油厂（现燕山石化总厂）等地“开门办学”各半年。1974 年春夏，受中文系派遣，到北京东城区文化馆协助群众文化工作半年，住西总布胡同 15 号（现在 27 号）的文化馆内。文化馆所在地为李鸿章生前寓所，1902 年改建为李氏祠堂，是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我和也在文化馆协助工作的一位解放军排长住在西配殿。“文革”后，这个四合院被拆除改建，现已面目全非。

1976 年 7 月底唐山大地震，8 月底与 1973 届学生到灾区“开门办学”，在开滦煤矿劳动清理地震废墟，采写抗灾英雄事迹。在唐山时遇毛泽东去世，返校后被告知揪出“四人帮”。

因为认为写作课无法解决学生的写作问题，写作教研组取消，教师自己选择专业另谋出路。应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张钟、谢冕先生之邀，加入该教研室。开始编写当代文学史教材，负责诗歌、短篇小说部分。1978 年，与张钟、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等一起，为 1977、1978 届学生第一次讲授“中国当代文学”。集体编写的教材《当代文学概观》198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 年出版修订版，改书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

1978 年评为讲师。

1979 年，费时甚多的“文革”后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写真实”的批判》，被多家刊物退稿后，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论丛》不弃，于 1980 年第一辑刊用。

1980 年起到 90 年代末，在中文系讲授当代文学基础课近十次。开设的选修课和研究生课程有：当代诗歌史、80 年代诗歌研究、90 年代诗歌选读、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研究专题、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1985 年评为副教授。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主讲教师，录播讲课视频，参与编写电大的当代文学教材《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文学（当代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多种。

1986 年 8 月，个人第一本学术著作《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先后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臧棣、董瑾、陈顺馨、张慧敏、周亚琴（周瓒）、贺桂梅、朴贞姬、冷霜、赵锦丽、崔容晚。

1988 年，由于张钟赴澳门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任教，严家炎要我参加他和钱理群主持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科研项目，担任 1950 至 1970年代部分。项目承担者还有陈平原、吴福辉、黄子平。直至目前，资料部分 5 卷已由北大出版社于 1997 年出版，而正文部分仍只出版陈平原的第 1 卷。

1988 年 8 月，在北戴河举办的文学夏令营上，做“文学传统与作家的精神独立”的讲座在这次夏令营讲座的学者有汤一介、乐黛云、谢冕、严家炎、钱理群、叶廷芳、江枫、刘宁、任洪渊诸先生。

1991 年 10 月至 1993 年 9 月，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担任“外国人教师”，主要课程为汉语。虽然潮州方音浓重，an/ang、en/eng、in/ing 不分，但东大中国语教研室主任传田章教授说：“不要紧，有一些日本学生讲潮州口音的汉语也不错。”除汉语外，也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三个学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

1991 年 6 月，由当代文学史部分讲稿整理修改的学术著作《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 年 9 月再版时，文字上做了少量修订，并增写了后记，说明当时写作的心情等具体情况。

1991 年与东京大学学生在新年会上

在1992 年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招待晚宴上致辞，刈间文俊教授翻译

刘登翰、谢冕、洪子诚

1993 年 5 月，与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完稿于1988年末，由于当年学术著作出版不易，更由于涉及诗人北岛等的禁忌话题，拖了四五年后才得以问世。2010年5月，在做了较大幅度增删修改之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1993 年 10 月评为教授。第二年开始获得指导博士生资格。先后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刘圣宇、周亚琴（周瓒）、贺桂梅、朴贞姬、萨支山、胡旭东（胡续冬）、钱文亮、邓程、曹慧英、刘复生、张雅秋、冷霜、金孝柍、都银妊。

1994 年，参加由谢冕、孟繁华主持的“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丛书的项目，承担 1956 年的部分。参加者除谢冕、孟繁华外，还有程文超、孔庆东、旷新年、李书磊、钱理群、陈顺馨、杨鼎川、尹昌龙、张志忠。

1996 年，《关于 50—70 年代的中国文学》刊于《文学评论》第 2 期。

1997 年 6 月，根据 1991 到 1993 年在东京大学的讲稿整理修订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1999 年，应主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的陈思和、王晓明先生之邀，进行了少量修订，并与另外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编为《当代文学概说》，作为“书系”的一种，由广西教育出版社于 2000 年 7 月出版。

1998 年夏与谢冕、严家炎、钱理群、任洪渊、叶廷芳在北戴河海边

1998 年，《1956 ：百花时代》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总共 12 卷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主编，孟繁华副主编）中的一卷。“书系”于2017 年 4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1998 年 2 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贺照田等的策划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文学书系”共六种：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程光炜主编）、主流小说卷《融入野地》（蔡翔主编）、先锋小说卷《夜晚的语言》（南帆主编）、女性小说卷《世纪之门》（戴锦华主编）、作家散文卷《新时代的忍耐》（耿占春主编）和学者散文卷《冷漠的证词》（洪子诚主编）。该“书系”由洪子诚、李庆西担任总主编。

1998 年 12 月，《“当代文学”的概念》刊于《文学评论》第 6 期。

1998 年开始，与孟繁华一起筹划组织“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写作，出发点主要基于“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词语、叙述方法没有得到有效清理。

2000 年，陆续在《南方文坛》刊发当代文学研究者撰写的条目，如“中国当代文学”“文艺思想斗争”“干预生活”“生活”“日常生活”“香花·毒草”等。2002 年结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9 月，《中国当代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写过程中，贺桂梅在资料上给予许多帮助，并在我生病时撰写最后三章的初稿。9月 10 日，北大中文系和北大出版社在北大中文系举办该书的研讨会，在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诸多学者（谢冕、严家炎、钱理群、赵园、蓝棣之、陈平原、温儒敏、孟繁华、程光炜、曹文轩、李扬、李兆忠、高秀芹等）参加，有所肯定，也有许多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 年出版了修订版，并有中国台湾繁体字版和英、日、俄等外文译本。

1999 年 9 月到 12 月，为研究生开设“当代文学史问题”的课程。课程由贺桂梅录音、整理，经我修订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于2002年出版，为该出版社“三联讲坛”丛书的第一种。丛书由郑勇创意策划。《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15 年和 2017 年出版增订版。

1999 年，与么书仪合著的随笔集《两意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2000 年，洪昔杓翻译的《中国当代新诗史》韩文版在韩国산아사出版社出版。朴贞姬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韩文版，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名由韩国比峰出版社出版。

2001 年 9 月至 12 月，为研究生当代文学开设“近年诗歌细读”的讨论课。参加的有教师吴晓东、臧棣，以及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钱文亮、胡续冬、周瓒、姜涛、冷霜、陈均、赵璕、程凯、刘复生、张雅秋、谭五昌、何吉贤等三十多人。这是在北大中文系的最后一次课。讨论课录音经整理修订，以《在北大课堂读诗》为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 2002 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出版修订版。

2002 年退休前，北大中文系现当代和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戒台寺

2002 年 4 月，因年满 63 岁，收到北大人事部门退休通知条，告知今后薪酬改为退休金，由离退休部门发给。自 1962 年初成为中文系教员，任教正好 40 年。

2004 年，北大中文系成立“虚体”（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和办公地点）的中国新诗研究所。谢冕任所长，孙玉石和我任副所长。创办新诗研究、批评的辑刊《新诗评论》，谢冕、孙玉石和我三人共同担任主编。出版“新诗研究丛书”和“汉园新诗批评文丛”，洪子诚担任这两个丛书的主编。截至 2018 年，研究丛书共出版新诗研究论著 25 种，批评文丛出版两辑共 12 种。

在此期间，担任北大出版社（培文）的“文学与当代史”丛书主编，出版研究现当代文学和思想、历史的著作多种。

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2005 年 5 月，与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 至 2007 年，策划、主持对 50 年代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集体科研活动的反思。由洪子诚拟出若干问题由当年参加者分别作答。后形成与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合著《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2007 年 11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英文版作为“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张隆溪主编）的第一种，由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译者为 Michael M Day。

2009 年 4 月，与么书仪合著的随笔集《两忆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 年 2 月至 7 月，在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授“大陆新时期文学”和“大陆当代文学”。

2009 年 4 月在澎湖万安岛

2010 年 1 月，“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八种，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 ：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出版。同月，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联合举办了学术作品集的研讨会“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有谢冕、赵祖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曹文轩、孟繁华、王光明、程光炜、陈晓明、白烨等近四十人参加。

2013 年 2 月至 7 月，任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当代文学生产与文学形态”的研究生课程。

2013 年在台湾交通大学客座时的海报

与台湾的新诗研究学者翁文娴、简政珍、郑慧如

2013年12月，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当代文学史》日文版首发式和研讨会。日文版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译者为岩佐昌暲、间ふざ子、武继平等。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授“大陆 80 年代文学”课程。

2015 年 7 月，与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合作编选的“百年新诗选”两卷《时间和旗》《为美而想》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收入百年来大陆、台湾、香港诗人 110 家。

2016 年 9 月，《材料与注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读书会”举办《材料与注释》学术研讨会。2017 年 3 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举办该书的学术研讨会。2016 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俄文版由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译者卡尔波娃·塔蒂阿娜。

2017 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哈萨克文版（延·斯塔尼斯拉夫译）和吉尔吉斯文版（罗莎·多可萨纳利耶娃译）由吉尔吉斯东方文学与艺术出版社出版。

2017 年 8 月，《我的阅读史（第二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 年 11 月，《读作品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8 年 5 月，与幺书仪合著的随笔集《家住未名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出版。同时出版的有编选的诗集《阳光打在地上——当代北大诗选 1978—2018》，收入“北大身份”诗人 44 家。

洪子诚教授著作目录

《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学术地位与世界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英文版首发式

第一章、文学的“转折”（一、40 年代的文学界，二、左翼文学界的“选择”，三、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四、“文学新方向”的确立），第二章、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一、50 至 70 年代的文学环境，二、刊物和文学团体，三、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四、作家的整体性更迭，五、“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第三章、矛盾和冲突（一、频繁的批判运动，二、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继续，三、对规范的质疑，四、分歧的性质），第四章、隐失的诗人和诗派（一、诗的路向的选择，二、普遍的艺术困境，三、“九叶”诗人的命运，四、“七月派”诗人的遭遇），第五章、诗歌体式和诗歌事件（一、“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二、青年诗人的艺术道路，三、50 年代的诗歌事件，四、当代的政治抒情诗），第六章、小说的题材和形态（一、小说家的分化，二、题材的分类和等级，三、小说体裁的状况，四、形态的单一化趋向），第七章、农村小说（一、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二、赵树理和山西作家，三、赵树理的“评价史”，四、柳青的《创业史》），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一、革命历史小说，二、“史诗性”的追求，三、《红岩》的写作方式，四、革命的“另类”记忆，五、《青春之歌》及其讨论），第九章、当代的“通俗小说”（一、被压抑的小说，二、寻求新的替代，三、“都市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四、《三家巷》及其评价），第十章、在主流之外（一、“非主流文学”，二、最初的“异端”，三、“百花文学”，四、象征性的叙述，五、位置的置换），第十一章、散文（一、当代的散文概念，二、散文的“复兴”，三、主要散文作家，四、杂文的命运，五、回忆录和史传文学），第十二章，话剧（一、话剧创作概况，二、老舍的《茶馆》，三、历史剧和历史剧讨论，四、话剧的“高潮”），第十三章、走向“文革文学”（一、1958 年的文学运动，二、文学激进思潮和《纪要》、三、文学的存在方式，四、“文革文学”的特征），第十四章、重新构造“经典”（一、创造“样板”的实验，二、“革命样板戏”，三、小说“样板”的难题，四、“经典”重构的宿命），第十五章、分裂的文学世界（一、公开的诗界，二、小说创作情况，三、“地下”的文学创作，四、“天安门诗歌”）

中国当代文学史 -2007 年英文版法兰克福书展首发式

钱理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座谈会上发言，1999 年 9 月

读了洪子诚先生的这本《当代文学史》，感到很兴奋。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 年第 1 期）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事实上成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那么它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它在提供了当代文学特殊的生存方式的描述的同时，还提供了我们把握和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空间。或许可以说，在建制、机构的层面上去认识历史，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不仅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长点与可能，而且更为广义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前景。

——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4 期）

文学史的写作从总体上说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洪先生出色之处在于，他的治史是内外研究兼顾的。他在考察当代文学的外部环境、外部条件的同时，还从文学运动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中探寻文学发展变化的动因。他认为：从 20 世纪初即开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运动。“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30 年代的左翼文学、40 年代的延安文学、50—70 年代的当代文学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它们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 世纪中国人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矛盾、焦虑和希望。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悖谬的东西：那些热切拥护并投身革命的文学家，大都有一个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对信仰和观念的强调，对“绝对”“纯粹”的追求。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创造一个全新的“革命文学”，就要不断地与“传统”文学形态划清界限，不断地剔除一切“不纯”的因素，最终导致活力的丧失，成为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但是如果它停止这种拒绝和反抗，它又可能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吞没，失去了自己的质的规定性。这种内外兼顾的叙事方法，使他的“文学史”成为一种“动态”的文学史。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史》还留下一些遗憾，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当代文学终于有了一部堪称“史书”的著作了。它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今后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人们再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就不能不与之对话。

——赵祖谟《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坛》2010年第 3 期）

中国的当代文学史，过去几乎都是作为高等教育的教材来写的，而且几乎都是由集体执笔。80 年代的教材尤具典型性。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是遵循文化部教育部等党组织和政府机关事先制定的文学史大纲来记述作品、作家和文学事件的评价，所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显得千篇一律。无论哪一本文学史，我们几乎都读不到执笔者的独立思考。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变化，是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90 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本文学史不是由集体执笔，而是自始至终由一个人来完成写作的事态。本书恐怕算得上开了单著文学史之先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在本书记述文学事件、文学作品、作家以及文学现象之际，作者能够大胆陈述己见，能够酣畅淋漓地提出自己独到的批评。

——岩佐昌璋《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日文版译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年第 6 期）

2013 年 12 月 14 日，和岩佐昌暲在 日本熊本大学校园

2013 年 12 月 14 日，日本福冈·中国当代文学史日译本出版纪念会

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没有了“经典”的不证自明的堂皇位置，也不存在“排排坐，吃果果”的“排座次”现象。赵树理从“评价”的起落变化中走来；《创业史》在文学批评的争议中“亮相”；对《青春之歌》，关注的是其“讨论”与“修改”；对《红岩》，则强调其“写作”方式的特别……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对“文学史权力”的弃绝。与那些“颠倒乾坤”“还历史本相”，或欲“重建经典秩序”的文学史宏愿相比，洪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更显谦逊、节制，或许也因此而更具严肃性。

——孙民乐《重塑文学史的知识性格——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 年第 5 期）

评价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或许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而因为洪子诚文学史在其历史叙述的有效性、史料的完善、文学评价的分寸感，以及叙述语言的精粹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使得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取向都将向洪子诚文学史索取他们所要的东西，并由此而责难它不够“完美”。可以说，洪子诚文学史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难于逾越的知识平台。这个平台达到的高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后来者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而需要通过与它的对话乃至挑衅，来完成新的当代性实践。或许，这也是洪子诚文学史研究在今天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 年第 5 期）

回眸现当代文学史编纂史会发现：文学史写作并不能自外于时代性的思想潮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学写作因应着时代文化迫切性而备受瞩目，引发全社会关注、争鸣，比如 80 年代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概念就由于其现代性想象与 80 年代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呼应而广受认同，开启了日后大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成为走在时代前沿的学术新创；但新世纪以来诸如“民国文学史”“汉语新文学史”等新的学术概念，虽也包含着鲜明的学科问题意识，但由于与整个时代思想潮流没有形成对焦，便无法溢出文学研究领域而获得全社会关注。不管在何种状态下，文学史写作一直处于多种话语的控辩、博弈和争夺之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在 90 年代的时代转型和多种话语博弈背景下产生的，就此而言，它以知识分子的学术坚守回应着时代性的思想脉动，从而成为此一阶段文学史探索的重要样本。

——陈培浩《文学史写作与 90 年代的知识转型——以洪子诚的研究为例》（《文学评论》2018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