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女子图鉴

文 | 郭玉洁

1993年春天，王翠玉到山西太原开会。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去五台山游玩。爬到半山坡，风吹来，正适意的时候，王翠玉听到一阵叫卖声。循声看去，一个小女孩坐在石梯上，手里拿着佛珠项链在叫卖，膝盖上摊开了一本书。

王翠玉好奇了，她走过去问女孩，看的是什么书。

女孩说，是语文书。

女孩旁边的石头上还放着一本书，王翠玉拿起来一看，是初中英语课本。

王翠玉那年58岁，她行事果决，意志力坚强，面目却很慈祥，总是笑眯眯的，轻声细语，普通话里带着江南口音。很多后来的学生形容她，“很和蔼，就像妈妈一样——自己的妈妈也没有这么和蔼啊”。看着这个卖佛珠项链的小女孩，王翠玉心想，今天又不是礼拜天，也不是节假日，她问，小朋友，你怎么不去学校上课，这样能读得好吗？

女孩说，阿姨，我家里困难，交不起学费。

女孩的话一下子刺痛了王翠玉。因为她有类似的、甚至更严酷的童年。

王翠玉出生于1935年，上海城隍庙的一个贫民家庭，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日本占领上海以后，全家逃到宁波，租了一间老房子做手工卷烟。五岁，妈妈就用一个小凳子叠大凳子，把她抱坐上面，和妈妈、二姐，一起操作小木头卷烟车，卷出一批又一批香烟，让爸爸和大哥、二哥带去各家烟店卖。从早做到晚，没有今天所谓的“童年”。稍微长大一点，她也带着香烟去兜售。她说，经过日本人和伪军的关口，她就把烟捆在裤腰里，万一搜出来，没收还不算，还会被打耳光。

妈妈身体不好，当时家里人不知道这是子宫癌，只知道她每回卷完烟站起来，凳子上就留下一滩血。每天在病痛中劳动，最后在病痛中去世了。二姐患了肺结核，不治而亡。大哥离家，被日本人当作“八路”打死了。一年多内，家里死了三口人。那时王翠玉才六七岁。

父亲很快再娶。继母说，王翠玉是克死家人的白虎星，害人精。她把王翠玉打发到家门口的毛笋厂去剥竹笋，做童工。在家里，打骂是经常的事。在工厂，又要吃拿摩温的苦头。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从小跟随外婆生活的大姐回来了。大姐比王翠玉大7岁，在外面读了书，做了助产士。看到妹妹一身憔悴，很苦的样子，大姐向父亲提出，要带妹妹出去，让她读书。第二年，王翠玉跟姐姐离开了家。那年她12岁，没有读过一天书，继母正打算把她卖做童养媳。

王翠玉就这样依靠上了大姐，大姐到上海，她跟到上海，大姐到南京，她跟到南京。大姐没有房子，收入也很微薄，王翠玉有时跟她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有时寄宿在远亲家里，一边读书，一边帮忙带小孩做家务。她读书读得很好，小学读了三年半，就毕业了。她尤其喜欢文学，高尔基的《三部曲》，《悲惨世界》，《青年禁卫军》，她都读过了。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王翠玉和姐姐一家在南京，迎来了解放。这时姐姐刚刚结婚，有了小孩，又把在上海糖厂做学徒的二哥也接到了身边。有一天，姐夫说，翠玉，现在解放了，到处都有招生的，还有文工团，你不会去报名参加文工团吗？

长期的贫穷，母亲的早逝，让王翠玉养成了内向、敏感的个性，她总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事事处处低人一等。姐夫背着姐姐跟她说了这句话，让她有点伤心。设身处地为姐姐姐夫想想，负担是够重了，总归不是办法，但是，她还想读书，怎么办呢？她向小学里的一位老师谈起自己的身世和心愿。老师说，上海有一所育才学校，专门收救孤儿，吃饭、读书、穿衣都不要钱，我介绍你到那里去。

王翠玉听了非常高兴，回去对姐姐讲，她要到去上海。姐姐很吃惊，她说你这么小就一个人走，我能放心吗？王翠玉说，那里什么都包，我去了可以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姐姐把她送到了南京火车站，讲了一句话：“你翅膀硬了，要自己飞了。”她原本打算要供妹妹上中学，再上大学的。姐姐很伤心，王翠玉也觉得委屈，但她还是咬紧牙关没有说出姐夫对她说的话。83岁的她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还强调了这个细节，她说，姐夫当时也是无奈之举。

王翠玉就这样一个人到上海，进了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在战时的重庆创办的，原本为了收留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孤儿。战争结束后，搬到了上海。学校里很多四川人，王翠玉说，每天下饭的菜不是卷心菜和辣椒，就是辣椒和卷心菜，她每天上火，屁股上长满了热疮。当时陶行知先生已经因病去世，但是他的教育理念仍然留在育才学校。王翠玉是“甲级生”，一切免费。学生称老师为大哥，大姐——因为学生大多是孤儿，这样可以营造“大家庭”的氛围。陶行知提倡“小先生”理念，所以王翠玉和同学们经常去做“小先生”，帮助农民识字。学校里学生不多，大概一两百人，生活艰苦，却很愉快。在育才学校的一年多时间，王翠玉的个性彻底释放了，无忧无虑，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压抑。她觉得自己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博爱，童年时受的那些苦难，不仅不再使她忧郁，而是使她能够理解他人的痛苦，并转化为强大的激情，想要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

离开育才学校之后，王翠玉就投身于工作，先在团委，后在妇联。早年的生活逐渐淡去，她以为那只是个人的一段经历，已经过去了，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也已经过时了。五台山下的女孩，触动了她的记忆。原来现在还有这样的孩子，想读书而不能读，就像当年的自己一样。

离了五台山，回旅馆的路上，她想，如果女孩家里有哥哥或是弟弟，父母一定会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他们，而女孩只能像农村所有的贫困女人一样，干活、嫁人、生孩子，直到老死……她很清楚，因为这差一点就是她自己的命运。这样的未来让她感到难过，恐惧，“不寒而栗”，又突然醒悟，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没有过时啊，她应该做点什么。

1995年，王翠玉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组织了“关于女性人才开发”的论坛。

1995年，“关于女性人才开发”的论坛现场。后排左三为王翠玉，前排右三为陈霙。

由于组织了专题论坛，王翠玉受到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的嘉奖。

回到上海，王翠玉办了一所女子平民学校，正式名称是“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1994年，学院成立，开始招生。

王翠玉不看重金钱，她的工资卡一直由别人保存，或是爱人，或是姐妹。但是她很会算账，擅长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做事。她一没有校舍，二没有人，三没有钱——学校启动资金只有三万块，她和两个女企业家朋友各出了一万块。但是，像五台山下的女孩，怎么才能让她上学呢？想来想去，只有函授。对学生来说，学费可以很低廉，一开始是50元，包含所有费用，后来涨到70元。条件困难的学生全免，这一比例开始是20-30%，后来达到了一半以上。

怎么才能找到这些女孩？王翠玉找到了《少女》杂志，这是上海的一本杂志，当时发行量有二十多万，编辑部答应每年两次免费刊登广告。这样就省去了登广告的费用。

下一个问题是：要教她们什么？王翠玉想到的第一个课程，是“少女写作”。因为写作不仅使人学文化，还可以塑造人生观。如果写作程度好，可以进阶到“女子文学”，后来又加了“营销技术”、“服装设计与裁剪”两个实用的课程。王翠玉用过去工作中积累的关系，邀请编辑、学者编写教材，四个讲义，每个讲义一年付400元。以十个月为一学期，单月教材发给学生，双月把作业寄回来。再邀请老师批改作业，批改一份三块、四块钱，最后涨到了六块钱，也是意思意思。从事行政工作的院长（即王翠玉本人）和校办主任，分文不取。其他行政人员，也都是兼职的志愿者，每个月只拿20-40元的津贴。加上邮资、结业证书，王翠玉算了一下，完全是可以维持的。

登载了广告的《少女》发出之后，王翠玉说，报名的信简直就像“雪花飘飘”。她总结报名者的特点，多半是出身贫寒的女孩，过早步入社会，或进入职校、中专，但是她们都有梦，渴望能超越目前的生活。一个初中毕业就进酒厂当工人的女孩，梦想着能成为服装设计师。一位还在中学读书的女孩写道，“我刚生下来被人称为‘美丽的天使’，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因能歌善舞被称为‘快乐的天使’。可是到了小学五年级后，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工人子弟，很孤独，被人称为’沉默的女孩’。我却深深地爱上了文学，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三毛式的女作家，希望少女写作班能帮我梦想成真。”

有一位学员，令王翠玉终身难忘。她是一个从贵州到广东打工的女孩，叫罗雪莲。她寄来210元学费，报名参加了“少女写作”、“营销技术”和“服装设计与裁剪”三个专业。她在信里写：“我不要你们免费，只求你们给我知识。只有知识，才能彻底改变我的命运。”学校把第一批“少女写作”的教材寄去，并决定只收一门学费，把其余140元退回给她。下个月，学校收到的不是罗雪莲的作业，而是她同伴寄来的信，那年广东梅山一场大水，把她冲走了。信里说，罗雪莲完成的第一批作业还放在宿舍里，她的朋友们把它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信里又问，能不能把所有教材都寄过去，她们想帮她完成学业。学院把作业寄了过去。王翠玉还写了一首诗，让她同伴作为悼词火化。诗的其中一节是：

你曾有多少执著的追求，

在纺织挡车工的机台上，

你编织里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理想，

来来回回踏着你坚定的步伐，

追求寻找你心中的梦。

三年功夫，用三万块钱，学院培训了947个人。

毫无疑问，参与学院工作的，都是不计报酬、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无论行政人员，还是教材的编写者、批改作业的老师，都是如此。在学院摘编的批改意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师都称呼学员“您”，或是鼓励，或是批评，都依据学员的特点，循循善诱，十分耐心，即使正规的大学，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教育。

在办学过程中，王翠玉也找到了自己的得力助手，陈霙。陈霙比王翠玉“相差一支”，小12岁，因为出生在雨雪交加的日子，父亲为她取名“霙”字。她是长女，从小就懂得为妈妈分担家务，照顾两个妹妹。1960年代，她到上海郊区的奉贤五四农场做了医生，医务所只有她一个人，却要负责几百号人的健康。在社会主义时代，她习惯了付出，奉献。“文革”结束后，陈霙回到上海，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工作，从医务转到政工，因为负责妇女工作，认识了王翠玉。

王翠玉在上海妇联工作时，发起了妇女人才研究会。有一次研究会借二工大的场地开会，会议九点开始，陈霙八点到会场，想帮忙布置，分发材料，准备茶水。到了才发现，王翠玉比她更早。陈霙半是敬佩，半是同情。她被王翠玉的理想和热情感染，也觉得她过得太不容易。当时王翠玉的爱人患肺癌去世，两个儿子正在读书，学会里那么多事情，就她一个人做，陈霙想帮帮她，一帮，就帮了二十多年。她们成了真正志同道合的搭档。

回忆这段时间，王翠玉说，当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这样办办就蛮开心的，至少解决了五台山少女们的学习问题，但是，“形势的发展使你不能停下步来”。1998年秋天，当时她已经退休，妇联返聘她搞理论研究，她每天去上班，利用业余时间办学校。一天早晨，一个搞资料编辑的男同事进了办公室，叹了一口气，老王，现在哪能办啊？他讲，杨浦区的一个女工过世了。

王翠玉一听，过世了，怎么回事？

原来是工厂里的一个纺织女工，下岗了，丈夫又跟她闹离婚。那天早晨，她到菜市场去，捡了一点青菜皮，回去给儿子烧了碗青菜面。烧好以后说你快点吃，吃了赶快上学去。孩子吃完面要走，她又说，你今后要好好地读书。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孩子也不懂什么意思，就走了。孩子走了之后，她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不久，王翠玉身边也发生了一件事。妇联一个打扫卫生的陈阿姨，平常跟王翠玉蛮讲得来。平时王翠玉要分发很多资料，陈阿姨经常帮她，她也尽可能在经费里面给她两块、三块劳务费。两个人相处得很好。陈阿姨原本是上海人，响应党的号召去贵州插队落户，“文革”结束后带着儿子回到上海，可是已经没有户口，也没有了房子——房子已经被兄弟姐妹占了，母亲也嫌弃她。她在这种被排挤、被压抑的状态下生活，靠打扫卫生的收入，把儿子带大，直到高中毕业。一天，留在贵州的丈夫来上海找她，在外面买了一套新西装。陈阿姨长期积累的情绪，这时爆发了，她说，我现在这么困难，你还有钱去做西装？一气之下，在厕所间上吊了。

今年4月，王翠玉讲起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仍然哽咽，“怎么我们这个社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想，陈阿姨平常很热情，也很愿意帮助人，“她帮我发材料也不是为了我能够给她几块钱，都是看我忙得不得了，对吧？这样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但是居然，我身边的人都很冷漠，不知道她是同事，更不知道她是我们的同性同胞，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情，死了就死了。”

这比五台山下的见闻对她的刺激更大。王翠玉心里怎么也过不去，想来想去还是因为下岗，还是因为经济问题。下岗女工也好，陈阿姨也好，收入低，家里就看不起，再碰到丈夫一变，就绝望了。

她想，人类的社会不能变成这样子。就是凭着这样一种“老天真”的想法，她跟陈霙说，看起来我们这个平民教育要改变了，不能一直在天上飞了，要落地，为下岗女工摆脱困境出一臂之力。就这样决定了，学院转型，搞下岗女工的职业培训。

陆卫平是学校的学员之一，她很擅长比喻。她形容下岗的感受：“突然一下，就像一颗炸弹爆炸，没了，厂子没了，连房子也没了。你想不到的，那么大的一个厂，每天上班下班的，怎么会没了？”她想了一想，又说：“就像汶川地震一样，你没办法的，不是你不好，大家都一样，你推也推不掉，挡也挡不掉。”

陆卫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教官，母亲是纺织女工。1979年，中学毕业后，她进入上海耀华玻璃厂。当时工人是光荣的职业，耀华也是一个大厂。陆卫平进厂之后，年年评先进，又和一个青年工人结了婚，有了女儿。到1990年代下岗之前，她的生活一直很顺利。

下岗之后，工作没有了，打击不仅是经济和物质上的。她身体不好，有风湿性关节炎，原先有单位，有组织，生活和心理都有个依靠，这时一下子都没有了。困境中，夫妻也有了矛盾，陆卫平独自搬出去，借住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三层阁楼里。

人总要挣扎着活下去，女儿上学还要开销，陆卫平四处寻找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的机构。她去过很多培训，还学过多媒体，“这个苦噢，这个多媒体学得来，你不认识它它认识你，都是英文状态，没有中文，这个苦得来要命。”对这些培训，和迅速变化的社会，她总觉得有说不出的味道，大家都把钱看得越来越高，很多东西都沦陷了，这和她成长的环境不大适应。生活很渺茫，“前面一片迷雾，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深层的，就像等待生命一点点结束一样。”

马金女是另一名学员，她比陆卫平大六岁，下岗潮来的时候，她还算幸运，半个月上班，半个月休息，工资拿一半。即使这样，也总是提心吊胆，总担心什么时候，领导说你明天不要来了。这句话没有听到，但工会主席跟她说，外面有培训，你去伐？马金女说，去！我去学个技能，总归好的！在那一半的休息时间，她学了物业管理、保安、绿地养护、花卉种植，很多专业。

2001年春天，她在虹口区的唐山中学学插花，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王翠玉进来了。她说，这里马上要开一个班，是教绒线编织的。马金女能吃苦，也有决心，她马上问，院长我能报名吗？马金女对王翠玉的第一印象，就是“她像妈妈一样——可是想一想，自己的妈妈也没有这么和蔼啊”。

同一年秋天，陆卫平也听说了这所学院。她犹犹豫豫，试探着去了。这一去，感觉就对了。

转型之后，尽管保留了“函授”两个字，但是授课已经变做面对面了。没有教室，一直借用各种地方，有陈霙所在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室，各个居委会，中学，还曾到内蒙古、江西，做过农牧业培训。王翠玉把这称为“乌兰牧骑”式的教学，哪里有需要，就把学校办到哪里。

原来做函授，只需要一点点钱，现在开销大了，除了教材，最重要的是老师的讲课费。王翠玉坚持，要请就请最好的老师，而且给老师的讲课费要和市场价持平，甚至高于市场价，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质量。她老了面皮，到北京、上海筹钱，成了“高级要饭的”。这中间的辛酸很多，她笑着提起一桩，她找到当时的一位女性领导，希望她能捐助一点费用。领导说哎呀你不要找我，你搞全国女性人才研究会，理事长不是聘的叶叔华吗，你向叶叔华要好了。（作者注：叶叔华是天文学家，中科院的院士，也是王翠玉长期的支持者。）后来，王翠玉陆续在全球妇女基金会、上海慈善基金会、汇丰银行等机构筹措到资金，再加上一些女企业家的捐助，把学院支撑了下来。

学院最早开的课有家政服务、母婴护理、保育员、商品营业员、农牧业技术等。开班没有一定的时间，采取滚动式，人数报满就开班，通常一个班40-50人。学期结束后，参加劳动局组织的考试，拿到结业证书。她和陈霙搭档，各有分工。陈霙负责教务，建立学生档案、带班、购买和运送所有教材，等等。她有三部电动车，都是带车厢的，经常放满了教材，全上海跑。有时候车坏在路上，就打电话给老公，老公骑一部好车来，换给她，继续去送教材。王翠玉除了筹款，还负责策划和设计课程、邀请老师，她不断地根据现实，总结、调整，想出新的课程。

2001年，学院开了手工编织课程。因为王翠玉想到，手工编织很适合下岗女工，很多人原本就会打毛衣，工作方式也自由，可以一边做家务，一边编织。马金女在唐山中学上的，就是学院的第一个编织班。

那一年，一位投资房地产的商人管宝龙同意把城隍庙附近的一所房子免费借给女子学院。那是一座五层居民楼的底楼，大约三百多个平米，这间房子曾经做过菜市场，窗户很少，空气无法流通，非常闷，而且会漏水。王翠玉说，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嘀嘀嗒，嘀嘀嗒，就像水晶宫一样”。黄梅天到处发霉发潮，跳蚤蚊子丛生。后来学院花了一万块做了管道，让污水通了出去，但是仍有漏水漏电的危险，所以教室里装不了空调，也不能装吊扇，夏天只能在旁边放一个落地扇，闷热的程度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女子学院总算有了办公和教学的基地。王翠玉和陈霙也有了院长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大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的办学理念，后来也印在所有女子学院的材料封面上。

每次课程的第一堂课，都由王翠玉讲。主题叫做“相信自己，走好人生之路”。王翠玉从一声呼唤开始：姐妹们，学员们。她从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出发，试图和学员们进行心灵的沟通。学员们一开始都是灰溜溜的，无精打采，显得格外苍老。讲到伤心处，很多人都在掉泪。她理解她们，因为她们心里积聚了很多东西，觉得无望，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又被家庭抛弃，所以才会有那位上吊自杀的纺织女工，和清洁工陈阿姨。除了教给她们技术，更重要的是给她们精神的力量——让她们相信自己能改变，让她们怀抱一种理想去奋斗。

王翠玉曾经做过女性人才研究，她借用了日本学者的理论，提出人有三个一万天，第一个是0-27岁，是学习、打基础的阶段，第二个是23-54岁，是出成绩的黄金时代，第三个是54-81岁，由于女性寿命相对较长，又处于“没有家务孩子拖累的空前超脱阶段”，可以冷静思考、回顾一生积累的智慧、才华，是有一个黄金时代。她想告诉学员们，只要愿意去努力，现在还来得及。她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退休之后，她创办了女子学院。

擅长比喻的陆卫平说，这是精神食粮，听完这节课，她们有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原来灰头土脸的学员们，眼睛里有了亮光。

陆雪琦今年虚岁七十，是一个儿科保健专家，退休前在虹口区妇幼保健院工作。她已经不记得最早怎么来女子学院的，只记得一听到她们的理念，就觉得，这是她要去的地方。因为像王翠玉、陈霙这样的人，她是见过的。

她讲起上海总工会一个叫余大新的干部。1990年代，上海第一批工人下岗的时候，余大新极力反对，尤其反对让双职工的家庭双双下岗。但是，大势难以挽回，而且大量下岗的都是纺织女工。余大新找到陆雪琦，因为陆雪琦曾经写过一本《婴幼儿家庭教养》，余大新希望她从这本书里摘选内容，编一本母婴护理的教材，为下岗的女工找条出路。陆雪琦答应了，她白天仍去单位上班，晚上帮余大新编教材，后来又去总工会下属的服务中心做培训。

当时“下岗潮”才刚刚开始，来培训的学员情绪非常抵触。好好的工人、行政人员，要学习去伺候人了。余大新像王翠玉一样，上课之前先抚平她们的情绪，陆雪琦再开始讲课。

随着余大新的退休，陆雪琦也逐渐退出了母婴护理培训工作。如果不是王翠玉、陈霙，她是绝对不会去上课的——她对教室的闷热程度记忆犹新。陆雪琪说，看到她们，她想到余大新，她们是完全一样的，勤勤恳恳，只知道奉献，“其他的人或多或少，总会为自己着想，但是她们，完全不会。”

除了帮助下岗女工，陆雪琦也希望能把母婴护理的市场做好，毕竟这是她最早参与开发的行业。和现在流行的“月嫂”不一样，当时她们培训的是“母婴护理员”，既可以护理孕妇，也可以护理产妇、一岁之前的新生儿。陆雪琦对学员说，上海遍地是黄金，但是你必须要学习，因为你的对象是人，家中最宝贝的两个人，十几只眼睛盯着你，拿不出水平怎么行？

当时，市场已经乱起来了，很多培训机构为了赚钱，大量招生，缩短培训时间。这几年，也有人请她去上课，但她发现，他们只是想让她讲出题库的答案。这样培训出来的学员，可以赚一两万的工资，但其实很多都不合格。她看不下去这种事，也心疼国家投入的培训补贴。她见不得浪费，无论钱，还是食物。

回忆过去，陆雪琦说，现在找不到王翠玉和陈霙这种人了，“她们做事情就是这么认认真真的，不是假的，假的看得出来的。”

有一次，学院把课开到了郊区的宝山——尽管有了固定的教室，王翠玉还是坚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开课。有几个外地来的学员，陆雪琦觉得水平太差了，她对学员的文化程度有要求，否则没有办法理解医学知识，也不可能通过职业考试。但这些学员是汶川地震中的灾民，她们已经无家可回了。陆雪琦劝她们去读比较容易的家政服务。她们不肯，因为母婴护理，意味着更高的收入。陆雪琦只好接受了。考试之前，她决定去宝山，专门帮她们复习一次。她对班主任讲，不要告诉两位院长。但是班主任还是说漏了嘴，补课当天，王翠玉也赶到了宝山，她执意把讲课费付给了陆雪琦。

“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这是采访中所有教师和学员说的话。

女子学院另一位长久合作的老师，叫邱佩芬，她在东华大学教书。2001年，同事对她说，有一个针对下岗女工做培训的学院，在找手工编织的老师，你愿不愿意去。同事又说，也算是做好事，帮帮她们。邱佩芬很好奇，就去了学院，准备上一堂课试一下。她心里有点忐忑，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下面的学生年纪都比她大，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那年她才37岁。

在这实验的一课，她讲，很多人以为手工编织就是退休的阿姨妈妈在一起聊天，打打毛线，是比较低级的生活，其实不对，从专业眼光出发，它是一种综合的工艺，有款式设计，有尺寸大小的计算，还有色彩的配对，原料的选择，等等，所以每年时装发布会，都有针织休闲服装的大类。她概述了这门工艺，加了一点理论，又注意不要太深。

上完之后，反响非常好。马金女说到对邱佩芬的印象，哇，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会编织，有理论，讲课很生动，还一点架子都没有，——邱佩芬会叫她们“姐”，她们当然，还是叫她“邱老师”。

上完课以后，邱佩芬和两位院长一起商量，怎么能上得更好。根据学员的特点，她不断更新教材。等一个课程结束，邱佩芬提出，该分开层次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让一些优秀的学员，能一点一点提高。就这样，她在女子学院教了11年，手工编织也成了女子学院最重要的专业之一。

邱佩芬在1960年代出生，从小就喜欢编织，她跟着邻居的姐姐学习织毛衣，织围巾，还自己买书看，后来报考了中国纺织工学院（后相继改名为中国纺织大学、东华大学），选择了针织专业。1984年毕业留校，一直工作到现在。

她说，八十年代，中国还是很重视手工编织的，九十年代，纺织行业不景气，学校的专业设置也在变化，原来的棉、毛、丝、麻，合并成大纺织专业，针织专业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合并，但是把手工编织的课程拉掉了，主要搞机器编织。为什么不要手工编织？邱佩芬说，还是观念问题，大家都认为手工编织层次太低，是阿姨妈妈才会做的事。

邱佩芬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认为，手工编织还是很有生命力的。的确，机器已经取代了很多工艺，但是有的花型，尤其是一些创新技法，机器做不出来。在很多国家，手工编织的地位很高，编织的方法很多，早已不是传统的编织，但是在国内，手工编织品要么很贵，要么就是地摊货。大学里后继无人，年轻老师不会手工编织，大学生只学机器编织，手工碰也不碰，反而在女子学院，邱佩芬把这门课接上了。

下岗女工在理论上的接受能力当然不如大学生，但是操作她们是很行的，不比邱佩芬差。问题是，她们为什么要学习理论？邱佩芬举了一个例子，以前没有学的时候，跟人家讲起来，只能说这个地方绕一圈，这个地方绕两圈，学习了之后，可以说这是长针，这是短针，这是枣形针，不光听起来专业，也比较准确。

有一次，周末同时在两个郊区开编织课，一个在南汇，一个在松江。邱佩芬和陈霙院长去了南汇，陆卫平和王翠玉院长去了松江。陆卫平那时由于表现出色，做了实习指导老师。到松江之后，陆卫平按照准备好的教材，在黑板上画图样。还没画完，下面的人已经叫了起来，她们说你不要画什么图，你拿实物出来，我们一看就会了。那里的妇女平时接很多外贸单，对于自己的编织技艺很傲气。她们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懂，你教我们什么？

这堂课勉强过去，陆卫平回去跟邱佩芬说，邱老师那边很厉害的，她们都会的，教什么啊？邱佩芬说，她们会看图吗？陆卫平说，图好像不会的。邱佩芬说，我知道了。

第二次课，邱佩芬去了松江。她说，听说你们这边都是编织的高手，你们一看实物就会，是吧，我带来了两个实物，先不上课，你们先看，先编织一下，“她们一看，看不懂了，因为这是用特殊针法编出的”。最后有三个人勉强织出了类似的样子，但不完全对。邱佩芬再把图一画，详细讲解针法，她们才老老实实从头学起来。她说：“再好的技艺，不会看图，等于没有学会编织。”

就像很多学员、很多那个年代的女性一样，陆卫平原本就会编织，上了课之后，在她眼前打开了新的世界。原来只是一个工匠，现在有了想象力，创造力，知道原料怎么选，知道尺寸怎么计算，颜色怎么搭配，需要什么款式，相当于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了，又或者，“像画家，用线来绘画，图案用毕加索也可以，梵高也可以，还有几何、立体的图案”。甚至日常生活也改变了，到外面看出去，到处都是美学。在“文革”中失去教育机会的她，从初级班上到高级班，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像进了真正的大学一样”。

手工编织虽然时间自由，也是很多女性的特长，但是更不容易赚钱。在机器制造时代，这种家庭手工业的难处可以想象，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订单。有时，王翠玉会从学院的教育基金里拨一点钱，让学员制作一些围巾或其他编织物，作为礼品。工钱不多，也是一笔“小菜钱”。但这样下去总归不是办法，长期的生活中，学员们习惯了“依赖”和“等待”。

2002年，学院做了一个尝试，在宝山区的横沙岛，72名参加过编制培训的学员，成立了巾帼姐妹合作社，推选出一名叫周燕萍的社长。她们在离海岛200公里之外的一个来料加工厂，找到了一单生意。那年5-12月，巾帼姐妹合作社先后承接加工任务近万件，除去运输和管理费，大半年人均收入800多元。一个社员说，虽然加工费不高，但哪怕每天就赚两块钱也好，不用什么都向丈夫伸手了。

第二年3月，王翠玉邀请了中国工合委员会的秘书长郭丽娜、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在四壁漏水、光线灰暗的教室，为来自上海的五十多位学员，办了三天的妇女合作社讲习班。工合国际是1930年代新西兰的国际主义者路易·艾黎创办的，曾经在中国各地建立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生产合作社。王翠玉觉得，这和陶行知的教育实践诞生在同样的年代，完全是“异曲同工”。于是学院一边继续女子平民教育，一边鼓励学员中成立手工编织合作社。

陈翠香是合作社成立之后第一个加入学院的。她家就住在学院对面，楼上有个女孩，在学院扫地，有天回来找陈翠香，说横沙岛合作社有一批活，明天就要交货了，还有十几件衣服没做，想找会打毛衣的人帮忙。陈翠香一听，就去了。帮完忙，她就留下来，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帮忙。

她原本是安徽江淮汽车制造厂的一线工人，1998年为了久病的父亲和想回上海读书的儿子，提前退休，回到了上海。因为住得近，有时候忙起来没有时间吃饭，陈翠香的妈妈就把饭烧好，送去给大家吃。陈翠香和马金女、陆卫平关系很好，常一同出入，王翠玉说她们是“三剑客”。三剑客中，她年纪最大，衣着也最朴素，自称“老大粗”。她们也叫她“大姐”。

“三剑客”都属于乐帮姐妹合作社。原来的社长姓黄，成立不久，她发现合作社要带着大家一起走，拖累太大，速度太慢，于是投资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服饰商店，要其他社员加工成品，等她出售之后，再决定工钱多少。这样，社长就变成了老板，社员变成了打工妹。这和合作社的理念是完全相违背的。合作社和私人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人是主人，个个是老板”，经营的难处也就在于：带头人既要有能力，又不会把合作社变成自己的财产。在大家的反对下，社长离开了合作社，由陈翠香和马金女担任社长和副社长。

接手合作社之后，陈翠香压力很大，她自认只是一个“老大粗”，不懂得怎么做管理，但她学习两位院长，尽量付出，不计回报。有一次，王翠玉去北京开会，需要一批围巾做礼品。她和马金女去市场，为了省钱，专门买羊毛衫厂剩下的边角料，跑了三四趟，才把原料买齐，回来再理，很细很细的线，理好，配好色，再交给其他合作社，做出来二百多条围巾。她说，光是理线，她们就花了两个月，分文不取。

陈翠香、马金女、陆卫平后来成为专业课的实习指导老师、班主任——这也是陶先生的“小先生”理念——乐帮很少再承接外面的订单，主要负责支持其他合作社。但像这样的带头人，王翠玉还举出了好几位。

合作社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外部环境。它们大多数以“非正规就业”形式设立，无法享受金融信贷、税收等各种优惠。有的村委会、居委会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第三产业，甚至把一些不相干的费用放在社里报销。在目前的环境下，合作社很难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更难有竞争力。王翠玉还记得，有时候带学员去争取订单，一些企业主不愿事先确定加工费，他们说，给你们加工任务，就是看你们可怜，给你们一口饭吃，还来讨价还价？要做就做，不做拉倒！这种时刻，特别的令她感到屈辱，愤怒。

无论如何，女子学院的姐妹合作社闹猛了一阵，到2012年，先后已成立27个合作社。这时已经不只是下岗女工，还有郊区离地的女农民，从外地嫁来上海、没有工作的“外来媳妇”，还有太原的培训学员，以及单亲妈妈组成的丹青制衣姐妹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前面都有“姐妹”二字。

有人把王翠玉比作中国的何塞·玛利亚，1940年代，何塞·马利亚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创办技术学校，创建合作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立了蒙德拉贡合作社联合体，1999年，总营业额103亿美元，在西班牙十大集团中排名第六。王翠玉在采访中说：这个人我不熟悉，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有这么个人，但是他也好，我也好，无非都是看到了贫困，力所能及做点事。

很多人都说，自己是被两位院长感动了。又总要跟上一句，自己的思想境界肯定没有她们高。邱佩芬说，到后期，她有些骑虎难下。因为她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很繁重，周末还要到女子学院上课，尤其是在郊区的课程，学校没有经费打车，只能五点多起来去坐长途汽车。无论她多早，两位院长都一定等在车站了。邱佩芬觉得惭愧，也觉得辛苦，推辞过几次，可是每次推辞之后，两位院长都睡不着觉，再打电话哀求她。邱佩芬说，你想想，王院长和我妈妈的年纪一样大啊。

王翠玉经常睡不着。她感觉很累。她担心经费的问题，刚退休的时候，工资是700元，还经常往学院里面贴钱，随着退休时间越来越长，她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她也要为老伴考虑，万一生病了，难道能让孩子承担吗？

她也常常有一种寂寞感，很少有人能理解她。她与第一个丈夫青梅竹马，相爱相伴三十年，丈夫查出晚期肺癌，领导说，你可以请长假，我们破例照顾你。王翠玉拒绝了，她坚决反对“丈夫得病就是妻子失职”的指责，她反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讲，妻子得病，就是丈夫失职呢？丈夫去世之后，有人议论她，过去王翠玉只管工作不管家，弄得现在人财两空，现在快五十了，还不提前退休照顾两个儿子，将来也可以有个依靠。她抗拒这种观念，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办了女子学院，想不通的人更多了。很多人好心劝她，老王，你干什么要这样苦？困难群体的问题，总理都解决不了，还要你去解决？她说，总理和我各有职责，他解决一国，我解决一角，沧海一粟，也可以筑起一片人间绿洲，能多大就多大，能多久就多久。

夜里她心事重重，常常会想，适当的时候，激流勇退吧！但是一醒过来，一下床，站立起来，又感觉到，不能放弃。

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心情的反复越来越频繁，她想，最好是培养一个接班人，能够继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继续女子平民教育的定位，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她最理想的接班人是陈霙，这是唯一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伙伴，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下，陈霙发病了，她查出了乳腺癌，做手术的前一天，她还在学院里发教材。后来，陈霙又查出了血管炎，高血压，冠心病，各种病丛生。

王翠玉的身体更加不好。她有多发性肿瘤，1975年切除三腺混合肿瘤，1980年代初切除血管瘤，1996年怀疑有乳房癌，拿掉了一个乳房，1997年拿掉了甲状腺瘤。办学的后期，心脏病发了，肾病也发了。心脏装了起搏器，每天吃药，心跳还是降不下来。

王翠玉问陈翠香和马金女，愿不愿意接下女子学院。在学院的后期，陈翠香承担了很多行政工作，马金女在手工编织的专业进步很快。最重要的是，王翠玉信任她们。她们考虑了几个月，还是推辞了。陈翠香说，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没有王院长的人脉，社会地位不行，也没有王院长认识那么多人，可以找他们赞助，我们去找谁？她们考虑得很实际。

外面倒是有很多人来找王翠玉。女子学院已经有了影响，教育也成了大产业。有人跟王翠玉说，你可以挂着校长的名字，学校交给我，起码每年让你赚到一百万。王翠玉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这样的话，我何必当初呢？”她决定，与其如此，不如把学校停掉。

2011年底，也是学校院址合同到期的时候。王翠玉说：“像是老天爷给我算好的。”房子还回去后，学校又在南京西路办了最后一个班，2012年5月31日，上海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正式撤销了。

那一年王翠玉过得蛮伤心的。她病得很严重，一会儿急诊，一会儿抢救，还要忍痛把学校结束。2012年6月，她们举办了一次会议，回顾十八年的历程。王翠玉在讲话中提到了很多曾经帮助过学院的人，有最早出钱的两个姐妹，蒋养娣、姚秀娟，曾经为学院教学、编写教材、后来因病去世的盛彩珍、詹述士，还有学院的合作伙伴、内蒙古赤峰政协主席哈森，因为当地扶贫工作而车祸去世……一路讲下来，她非常难过，同时又感觉到心脏在发抖，还有心脏起搏器的声音，嘟嘟作响。

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她们总共培养了三万多学员。

陈霙和我约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肯德基。后来，她又帮我约好邱佩芬、陆雪琦，也是在这里。人陆续地来，每来一个，她就起身去柜台，端来托盘，托盘上一杯咖啡，一个汉堡。然后坐在旁边，留心看还有什么可做的，不时附和、补充办学时的情景。

她个子很高，花白的短发，普通的衬衣长裤，斜挎着一个包，里面都是她的药。面容看起来，几十年的劳苦未尽，总像在担忧着什么事。

她叫我“郭老师”，尽管很明显地，她是长辈。店里人很多，桌边两个中学生拿着手机打游戏，线连着墙上的电源插座。陈霙问他们能不能挪个位子，并连声说，谢谢啊，谢谢啊。

对陆雪琦医师的采访结束后，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抱着一个脸上长了很多红点的小孩。陈霙招呼他们坐下，介绍他们和陆雪琦认识。我以为是陈霙的儿子儿媳，一问才知道，是她认识的一对外地夫妻，小孩出了疹子，正好趁这次机会，来请教一下陆雪琦。陈霙小学一年级就给两个妹妹烧饭，照顾家人，到老了，还是这么热心，谦逊，喜欢操心。

2002年，陈霙退休的时候，有两家学校来找她。一家民办学校请她去做教务，每月至少四五千块。另一家是王翠玉的女子学院。她去了女子学院做常务副院长，工资最高时500块。

王翠玉和陈霙，两个人一急一缓，一个负责理念、策划、对外联络，另一个负责实际操作，是一对很好的搭档。陈霙说：“王院长雷厉风行，做事一定要做好，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我还有一堆事，她说怎么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我怎么办呢？我不跟她争，只能自己流泪，咽到肚子里去。她是比较严格的，对学生也很严格，对每个人都这样，我想她也是为了什么呢？想想算了，把事做好吧。”

她每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有时候去郊区上课，早上起来买个大饼路上吃，再买个馒头放在包里，中午吃。学校上烹饪班，没有地方操作，陈霙就把老师和学员带到她妈妈家里。她说，学员都是受苦的人，有些人来上海打工，没有地方住，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她们培训之后找到了工作，她看了也觉得开心。

生病之后做手术，很多人来看她，有的还留下了钱。她把名字都记录了下来，一共两百多人。身体恢复之后，她让儿子开车，带她去每家还钱。儿子说，妈妈，你看每个人家里房子都这么漂亮，这么好，你这个处级干部，到现在也就这么一间。

一直有人嘲笑陈霙的选择，她说，学校里的同事说她是“戆度”（上海话，意为“傻瓜”）。

我问，那您怎么回答呢？

她说，我就笑笑，是的呀，就是戆度。

陈霙唯一歉疚的是儿子。儿子结婚的时候，她把两居室的一间装修了一下，作为婚房。后来儿子儿媳有了孩子，搬出去租房住。陈霙当时没钱买房，现在更买不起了。面对儿子的疑问，她感觉到了内疚和怀疑，但是她再想想王院长，王院长一生清贫，直到现在，“王院长就是我的榜样吧”。

八点出发，两个小时后到达位于青浦的养老院。按照养老院的作息，半天已经过去了。这里五点吃早饭，十点半开午饭。

房间很像宾馆的标准间，两张单人床，床边一张书桌，一个单人沙发，其余地方，都堆放着杂物。王翠玉和先生把房子卖了，住到这里，以房养老。搬了几次，很多资料都不见了。

先生先去安排午饭，王翠玉拿出一个四条腿带轮子的黑色架子，推着走，可以当拐杖，翻下来一个坐垫，也可以当椅子。她推着椅子，带我们慢慢地走，到卫生间门口，对我们说，先去洗手。洗完手出来，她坐在椅子上，等着我们。再站起来，慢慢地走。她说，我以前走路就像飞一样，真的，就像飞一样。今年春天她发了肺炎，骨头也疼，坐不了车，没法出门，只能在楼里活动。

午餐时间，满座都是苍苍的白发。先生已经点好菜，付好了钱，等在小餐厅里。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农业专家。他和王翠玉都是再婚。结婚的时候，他们约定好，两个人各自奋斗。先生忙完自己的工作，也做王翠玉的“贤内助”。办函授学校时，他负责贴邮票，寄教材、寄批改好的作业。

王翠玉这种完全的付出、奉献，为所有人树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表达了对她和陈霙的敬意，又说，自己是做不到的。在她们的描述中，王翠玉几乎是一个圣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王翠玉做到一百分，其他人做个五十分，就已经很好了。或是像陆卫平说的，“是我们的佛”——离开了女子学院，很多人都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对于这种信仰，她们再三澄清说，不是讲迷信，不拜佛，是行善，让内心平静。

问题是，在今天的世界，要让人们相信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已经很难了。就像采访中不断有人提到的，“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连讲述这样的故事，也变得很困难。

或许答案仍在王翠玉的早年经历之中。1957年，她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到上海郊区的农村锻炼。她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农民是热情的，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而是当作“上海人”——吃不起苦的人。为了赢得村民的信任，她努力为农民做好事。1958年冬天，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由专人负责轮流为每家每户倒马桶。但是谁来倒呢？王翠玉心想，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做到。又想，自己毕竟是个市级机关的干部，每天给大家倒马桶，未免有些“失身份”，更何况自己还是个未婚的小姑娘，这事有点难为情。这时候她在内心拷问自己：“难道广大农民（包括每天每天给我做饭的老妈妈）给你倒马桶就不失身份吗？这么说来，你是比他们高人一等、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而不是勤务兵。”这么一想，她立刻去报名，和另一个青年积极分子组成了第一个倒马桶小组。不管天好落雨，还是刮风下雪，总是准时挨家挨户把马桶端出来，把粪便倒到粪坑里，再到村头的小河，把马桶里里外外洗干净。这样一来，农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她也进一步体会到，再平凡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她最见不得不平等。“文革”结束后到妇联工作，她发现，一旦有荣誉和机会，很多单位都会优先给男性，于是她做了一系列工作，表彰、鼓励这些优秀而不被看见的女性，她称之为“拨开尘土，发现明珠”。

办女子学院，也是她一生工作的延续。

东方卫视的《走近他们》节目，曾经采访了王翠玉。主持人骆新说，（办学）这种事儿搁我身上，家里人还会反对，这么大岁数了，好好待着得了，你干嘛折腾这事？你要赚点钱也好，图点名也好，每天累得半死累成这个样子，值吗？

王翠玉很认真，她说，我一直心中有个理想，这个理想支撑我从小到大，到老——我真的追求一个没有饥饿、没有贫困、没有不平等的人间。

很少有人能理解她。在那些孤独的时刻，王翠玉靠已经逝去的先行者来寻求慰藉。比如作家柳青，在1960年代，他带着全家，搬到陕北的一个农村住下，参与当地的生活，也写出了长篇小说《创业史》。1978年，柳青因病去世。贺敬之在悼念柳青的诗中写道，床前墓前恍如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王翠玉给一些好友写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中引用了这首诗，她写道：我历来都认为，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有志之士，必定都是孤独的苦行者，但他（她）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或许在任何时代，这样的人都是少数。理解王翠玉，一个最大的感触在于，一个有能力、有资源的人，能否超越自己的身份，放弃自己的利益，为其他更弱势的人付出？今天人们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奉献”的叙事已经被耗尽了，崇高就相当于虚假。在养老院的一次活动上，王翠玉讲了过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人赞扬，也有人问，这些事是真的吗？王翠玉很吃惊，她说，在中老年人群（她认为自己在养老院不算老）当中，都有这样的声音，外面会怎么样呢？

在养老院，王翠玉仍然在发现、感受这种贫富的不平等。只是这次，她成了弱势群体。养老院的费用在涨；自己不能出门，请工作人员出门买东西，办事，一个小时三十，一上午就是一百二；她很怕生病，怕先生太累，也怕花钱。到处都要用钱，卖房的钱花完了怎么办？

但是对于从前做的事，她没有一丝后悔。她说，她就是这样，就算碰得头破血流，也一定要坚持理想。不仅如此，在养老院的感受，让她更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用自己今天的困难去体会别人的困难，庆幸自己曾经帮助过那些困难的人，使她们不至于走上绝路。她只是遗憾，自己展翅难飞了，“英雄就怕病来磨啊”。

今年5月1日，陈霙订了一个12寸的大蛋糕，让儿子开车载她到养老院，为王翠玉庆祝83岁生日。

说起来，王翠玉并不是生在1935年5月1日。因为母亲去世得太早，她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确切时间。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王翠玉为了能行使投票的权利，也为了能达到入党的年龄，把出生年份往前推，定在了1935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是她为自己选择的生日。

本期编辑丨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