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气”的大师伊巴涅斯

伊巴涅斯全名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1867年1月29日出生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他出生前一年，父母才从阿拉贡迁居至此，在瓦伦西亚Jaboneria Nueva大街8号的一家杂货店后面的阁楼安了家。童年时期，伊巴涅斯一直活动在这个区域——杂货店、菜市场，后来他的作品中经常写到这些小商小贩贫苦卑微的生活，比如《大米和马车》（Arroz y Tartana）。当地的中小学，动辄就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文脉深厚。所以，尽管出身境遇跟狄更斯接近，但伊巴涅斯很幸运地从小就受到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1888年他从瓦伦西亚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位。选择法律专业，完全是一种跟风行为。用西班牙著名学者萨尔瓦多·德·马德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的话说，学习法律是19世纪下半叶“统治着西班牙青年命运的那种铁的规律”。伊巴涅斯的前辈、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也是法律系毕业，然后一扭头就走上了文学道路。伊巴涅斯亦如家人所愿，拿到了一纸文凭，然后就跟它say goodbye了。他似乎对办报纸更上瘾。当然，这也是另外一种“跟风”。19世纪下半叶由于王权对新闻出版管控减弱，西班牙传媒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马德里人口不到伦敦的十分之一，但报纸比伦敦多得多。而且西班牙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平头百姓，都习惯于通过报纸议政参政。伊巴涅斯16岁就创办了一份周报，因为年龄太小，只能借一个朋友之名来办。22岁又创办了《联邦旗帜报》（La Bandera Federa），之后是《人民报》（El Pueblo），这两份都成为瓦伦西亚共和派舆论重镇。除了办报，伊巴涅斯也做出版。第一套西语版《伏尔泰全集》就是他策划的。无论是办报还是出版，他都是为了反对君权，要求民主共和。因为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政治立场，伊巴涅斯开始不断被抓捕，入狱对他来说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这并不能削弱伊巴涅斯投入政治斗争的信心，而且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不降反升。伊巴涅斯无论是写文还是演说都特别具有煽动性，所以当时人们开玩笑说，“在瓦伦西亚，没有得到伊巴涅斯先生的允许是不能出门的”，大概是说，跟伊巴涅斯观点不一样出门会“挨揍”，可见他非同一般的舆论影响力。1923年因为反对独裁专制的里维拉，伊巴涅斯流亡法国，基本没再回过家乡。1928年在60岁的最后一天，伊巴涅斯在法国芒顿黯然离世。

英语诗人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W. Service）在1913年去巴黎游玩的时候有幸结识伊巴涅斯，在他的印象中，伊巴涅斯是一个英俊高大而且特别有活力的男人。后来罗伯特·瑟维斯在芒顿与伊巴涅斯重逢，他说，虽然伊巴涅斯此时已享誉世界，但他内心非常忧伤，因为他一直遗憾自己没办法为祖国西班牙战斗而死。伊巴涅斯去世后三年，西班牙才终于迎来了第二共和国时期。

伊巴涅斯的人生路并不长，但却一直没放下民主共和、振兴祖国的壮志。他生活在西班牙帝国崩坏，王朝和宪政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军权和教权明争暗斗又狼狈为奸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时代。1885-1902年，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王后摄政期间，更换过11届内阁；随后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统治期间，更换了33届内阁。西班牙国内一会儿众声喧哗、群龙无首，一会儿军事专制、独裁横行。更糟糕的是，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生逢如此无序如此折腾的时代，毫无疑问不幸且艰难。此等人生境遇之中，伊巴涅斯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畏强权，为国为民，大胆发声，实属不易。在西班牙，伊巴涅斯不只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他是民意领袖。

伊巴涅斯深受左拉影响，希望成为一个抗议知识分子；在文学上，他也被认为是左拉的西班牙传人。自1880年开始，左拉的小说开始陆续在西班牙被翻译出版，对19世纪晚期的西班牙文坛影响深远。西班牙的文学史经常将伊巴涅斯和克拉林（原名阿拉斯，Leopoldo Alas，1852-1901）、帕拉西奥·巴尔德斯（Armando Palacio Valdés，1853-1938）一同视作“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

今天的中国读者一想到自然主义文学，会觉得很远很旧，左拉似乎有些难以卒读；更别说什么西班牙的自然主义文学了。但一个世纪以前，情形可不是这样。那时候中国的新文学家们正积极地译介自然主义文学呢。1915年，陈独秀就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就把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革旧立新的榜样来看待（《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整个20年代“自然主义”都是新文学阵营中比较时髦的话题。作为文学研究会阵地的《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都曾接二连三地发表关于自然主义的介绍文章或翻译作品。

在欧洲有“西班牙左拉”之称的伊巴涅斯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时，茅盾和周作人都注意到其“自然主义”的风格。虽然西班牙自然主义文学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基本无人关注，但伊巴涅斯恐怕是当时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西班牙当代作家之一。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1920-1948年间，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关于伊巴涅斯的文章大约13篇，译文（包括期刊杂志上发表的译文、收入各种译文集以及出版的单行本）大约27种。

最早公开发表伊巴涅斯作品的中译文的是胡愈之，192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24号发表了他从英文转译的《海上》（En el Mar）。胡愈之在小序中将伊巴涅斯与哈代相提并论，说他们都是写乡村的行家，地方色彩浓厚。后来戴望舒也翻译过这篇作品，收入在1928年光华书局出版的《醉男醉女》中，题目译为“失在海上”。我个人更喜欢戴望舒的译文，跟西文对照来看的话，戴译更准确，更完整。

茅盾五四时期写过的第一篇关于西班牙文学的文章就是介绍伊巴涅斯，而且他将这一篇视作打开国内西班牙文学研究之窗的抛砖引玉之作（沈雁冰（茅盾）：《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兹》，《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3期）。他认为伊巴涅斯虽然受法国写实主义影响，但并非完全照搬，“他采莫泊三描写的技俩，取自己乡土的材料，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光去研究，去观察然后写出他的小说。”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茅盾其实是把写实主义当作自然主义这一概念来使用的。茅盾还说伊巴涅斯是“热心的共和党”，他的写实主义与政治抗议不可分。茅盾称赞伊巴涅斯“描写景物的深切”与“木炭画似的人物写真”，在世界文学中“有不朽的价值”。茅盾一文是中国第一篇对伊巴涅斯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而且很多观点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周作人1921年翻译了伊巴涅斯的短篇小说《颠狗病》。鲁迅帮他找到伊巴涅斯的作品，还寄给他一本美国人J.D.M.Ford所著《西班牙文学主潮》（1921年9月4日、5日、11日兄弟间通信）。《颠狗病》译自英译本Rabies，英译者为美国著名批评家、翻译家Issac Goldberg，英译文收于Issac Goldberg翻译的伊巴涅斯小说集Luna Benamor（John W. Luce& Company，1919）。周作人还引用Ford教授的《西班牙文学主流》中的评价说，“没有一点愉快的事物来减轻这些图画上悬着的阴暗；他是这样的一个画家，专将阴影和悲苦的景色移到画布上，不取那些含有光明与喜悦的。但他是一个有确实的技艺的艺术家，虽然他的材料好色彩的选择只能显出一个的印象”。周作人最后指出，伊巴涅斯受左拉影响很深，但因为他是“社会的宣传家”，因此“在自然派的气息以外”，也“很有理想派的倾向”。这里的自然派指的就是“自然主义文学”。周作人翻译《颠狗病》的时候恰是在西山养病期间，后来他评价《颠狗病》是那种“想把指甲尽力的陷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苦”（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空大鼓序》），可能是病中更能感同身受。1921年他还翻译了伊巴涅斯另外一篇作品《意外的利益》，也是一个色调灰暗的短篇，这个译文收在周氏兄弟编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作人将Ibañez译为伊巴涅支，胡愈之翻译成伊白涅兹，戴望舒译成伊巴涅斯，叶灵凤、杜衡、郎人苇、伯石（朱遵柱）、从予（樊从予）、倪文宙等译成伊本纳兹，吴力译成伊班内司，李青崖译成伊巴臬兹……20-40年代翻译伊巴涅斯的名家真是人数众多，译本层出不穷，但从西文直译而来的屈指可数。其中李青崖是法国文学尤其是莫泊桑翻译大家，他自法文转译了伊巴涅斯的《启示录的四骑士》；戴望舒有转译自英文也有转译自法文，个别篇章译自西文；樊从予可能转译自日文。另外戴望舒、叶灵凤、杜衡等人志趣相投，过从甚密，伊巴涅斯也可能是他们小圈子内比较流行的一个外国作家。这些译文中影响较大的除了周作人前述两篇以及戴望舒的《良夜幽情曲》《醉男醉女》之外，还有李青崖的《启示录的四骑士》以及叶灵凤的《塞比安的夜》，除了杂志上发表之外，都多次收入各种世界文学名著的选本或者出版了单行本并获得再版。

伊巴涅斯的流行，还跟一件事息息相关，那就是他本人曾于1923年来过中国。1924年1月的《东方杂志》上说，伊巴涅斯“携美国世界游历团自纽约启程来华，先至日本，继由朝鲜以游北京，复由京南下来沪，然后再乘原船弗兰科尼（Franconia）而赴欧洲”。回欧洲之后，伊巴涅斯曾经出版了一本《一个小说家的环球之旅》（La vuelta al mundo de un novelista，1924）。其中第二卷专门谈中国印象。他的中国之行包括北京、上海、广东、香港以及澳门。在书中，他描绘了上述中国城市的人文地理与风土人情。比如在北京，他游览了很多名胜古迹，包括紫禁城、长城、颐和园等等。在上海，他认识了很多生活在那里的西班牙人，其中包括西班牙驻华大使Julio Palencia y Tubau，建立上海大饭店（el Gran Hotel de Shanghái）的 Lafuente；拥有上海最好的电影院线的Antonio Ramos以及上海最大的黄包车公司老板Albert Cohen，他在书中描写了这些生活在上海的西班牙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伊巴涅斯对同时拥有国际化现代化大城市和历史悠久传统古都的中国印象深刻而复杂。他应该是第一个到中国旅行的西班牙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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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说家的环球之旅》全三卷封面

伊巴涅斯之所以能从纽约出发环球旅行，跟他的作品在好莱坞受到热捧有很大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史》中说，伊巴涅斯是塞万提斯之后最具国际声誉的西班牙小说家。他是在美国冉冉升起的，好莱坞制片厂把他的小说一部接一部的拍成电影（J. A. Garrido Ardila (ed): A History of Spanish No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比如《启示录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1922）《狂流》（Torrent，1926）《我们的海》（Mare Nostrum,1926）。这些电影也曾经被引进到中国，并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剧院放映。阿英还曾经写过观后感《伊本纳兹的戏曲》（写于1928年12月8日）。这些电影的引进和放映，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伊巴涅斯在国内的知名度，促进了对伊巴涅斯作品的汉译和出版。有趣的是，因为《启示录四骑士》鲜明的反战思想，1930年广州市公安局发给属下各分局文件中称，驻广州德国总领事来函，提到《四骑士》“挑拨战争恶感，有辱本国国体”，要求禁阻该片继续放映（广州市市政公报，1930年第358期）。

1928年伊巴涅斯在法国去世，中国的媒体也发布了消息，有的媒体还刊发了纪念文章和新的译作。其中孙春霆的盖棺定论最到位，“伊巴涅斯去世了，西班牙失去了无上的热力，全世界不见了伟大的标准。……他不仅是个文学家——其实这己经够光荣他的一生了，他还是一位有活跃的生命力的战士。苦战一生的伊巴涅斯给予他的著作一个鲜明的态度和一贯的生命：一个作者不是清风明月下的弄笛人或象牙塔里的唯美者。”（《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5号）。

不过因为好莱坞爱伊巴涅斯，“别扭”的鲁迅就对他颇有微词。我们都知道，鲁迅最爱的西班牙作家是巴罗哈（Pío Baroja），可能因为巴罗哈也是弃医从文的，所以鲁迅与他有些惺惺相惜吧。鲁迅每次介绍巴罗哈的时候都会说他与伊巴涅斯齐名，然后补一句，文学的本领，巴罗哈远在其上。他还有些愤愤不平地说巴罗哈没有伊巴涅斯在中国名气大，主要是因为好莱坞没有改编巴罗哈的作品——“巴罗哈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鲁迅《面包店时代·译后记》）鲁迅指的大约就是根据《启示录四骑士》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引进中国时被译为《儿女英雄》。他1928年5月4日跟许广平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儿女英雄》由爱尔兰导演Rex.Ingram（1892-1950）执导，编剧是June Mathis，美国Metro Pictures Corporation（MGM电影公司前身）1921年出品。这部片子被看作是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反战电影之一，而且无论对Metro公司还是对全体主创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男一号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此前就主演过根据伊巴涅斯小说《碧血黄沙》改编的同名电影（1922年），但《儿女英雄》使他成为当时好莱坞风头无两的男明星。引进上海之后，据说在上海大戏院连演十天，不少观众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买票观看，被深深打动。（《记影戏（儿女英雄）》，《紫兰花片》，1922年第5集。）《我们的海》这部片子可能也被引进过，鲁迅曾经提到过它跟《启示录的四骑士》一样都是反战影片: “在以根据西班牙的发狂底反对德国者伊本纳支（Blasco Ibañez）的原作《默示录的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为代表作品的战争影片上，亚美利加的支配阶级便描写出德国军队的如何凶残，德国潜艇的如何非人道，巧妙地煽动了单纯的花旗人。”（《二心集》）当然，对于伊巴涅斯的反战，鲁迅还是认可的，“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华盖集·续编》）。

相比巴罗哈为代表的“九八年一代”作家，伊巴涅斯确实有些不前不后，不新不旧的尴尬。巴罗哈和乌纳穆诺等对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传统嗤之以鼻，他们更希望的是猛烈地打破传统的僵局，寻找新的突破和道路。加尔多斯是他们必须弑掉的文学之父，而伊巴涅斯虽然只比巴罗哈大五岁，比因克兰、乌纳穆诺还小一点，却因为文学观念与风格的“落伍”而也被放置在父一代的象征位置上。 “九八年一代”一直被视作推开西班牙现代文学之门的一代，而与他们差不多同龄的伊巴涅斯显然被硬生生地关在了旧世纪。在很多西班牙文学史中，伊巴涅斯都被划分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作家，而巴罗哈等“九八年一代”却被置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章。有点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二人几乎是同龄人，但前者一直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后的古典文学大师，后者则被视作现代主义小说的鼻祖之一。

巴罗哈

伊巴涅斯被“错误断代”，一是因为早期出道的时候，写得比较多的是瓦伦西亚特色浓郁的地域小说；二是因为作品中左拉留下的印迹比较深；三是因为很多作品描写农民、劳工等底层人的贫苦与挣扎；四是作品可读性太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叙事情绪饱满，渲染力强，很容易把读者带入文本情境。伊巴涅斯的《茅屋》（La Barraca，1898）《碧血黄沙》（Sangre y Arena，1908）《启示录四骑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1916）都是20世纪初西班牙最畅销的小说，但在当代文学史家和读者们看来，它们戏剧性、太地域性、太民族性，总之太十九世纪，太OUT了。而“九八年一代”之所以被视作是现代的，是因为他们的文学被认为是向内的、朝向西班牙的灵魂，更具哲学性和思辨性。比如巴罗哈，鲁迅曾称赞巴罗哈是“具有哲人底风格底最独创底作家”（《<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后附记》，1929年）。更不用说“九八年一代”的灵魂人物乌纳穆诺，他的小说可能就是他另一种形式的哲学写作。

作为学院派的一员，我也是一直拒绝承认伊巴涅斯的，虽然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一口气读完的《碧血黄沙》。比如同样是写出海打渔，我曾经认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比伊巴涅斯的《海上》高出不止一个巴罗哈。毕竟细读《老人与海》可以写出一本书，意象、隐喻啊……但《海上》这种直抒胸臆、情感饱满的叙事，某种意义上缺少开敞性，让人无从下嘴，不知从何处开始阐释。但我们可能都忘记了，海明威的多部作品都可以看到伊巴涅斯的影子，比如《启示录四骑士》对《丧钟为谁而鸣》、《海上》对《老人与海》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Linda Wagner-Martin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Ernest Hemingw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美国著名海明威研究专家Susan F. Beegel的代表性成果就是从《没有被打败的人》与《碧血黄沙》对比中看海明威如何亦步亦趋地学习伊巴涅斯。

有批评家认为伊巴涅斯是一个“即兴演奏者”，意思是说他的作品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随意任性，感情肆意。但是当我们发现，令伊巴涅斯投入情感最多的都是那些挣扎在动荡的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社会底层的贫苦人，当我们读到那些愤怒的控诉、激情的批判、热烈的关切时，我们很难置身文本或历史之外。没有伊巴涅斯对社会的悲苦与绝望入木三分的描写，又怎能唤起破旧立新的革命斗志。在这个意义上说，伊巴涅斯以自己的方式也参与了西班牙对十九世纪的告别，对新世纪新未来的憧憬。这也是为什么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们乐此不疲地译介他的作品给中国读者的原因所在吧。

近两年，巴罗哈、阿左林的作品都在中国重新出版了，希望伊巴涅斯也能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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