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致新丨媒介不是人的延伸——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后人类”批判

文丨车致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严格意义上的“媒介理论”应当源于麦克卢汉的经典命题：“媒介即消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麦克卢汉在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提出的这个耐人寻味的谜语[1]，开启了一种针对媒介-技术自身（而非内容或效果）的思考路径，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媒介研究”或“传播学”领域，更引领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在近年来的“媒介转向”（media turn）。但是正因为如此，由于过于重视“媒介”而忽视了在媒介之外的社会或政治维度，麦克卢汉也被他的批评者视为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者”。

然而，这些批评者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真正底色早已显露在《理解媒介》一书的副标题“人的延伸”之中。换言之，无论多么强调“媒介”与“技术”自身的重要性，麦克卢汉的思想其实依然难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模式。因为自始至终，麦克卢汉是以“人”为参照标准来界定“媒介”，并且将“媒介”的概念明确地等同于对于“人”的技术延伸——换言之，副标题作为对主标题的“解释”，在全书的论述开始之前就预先把“理解媒介”的问题置换为了理解“人的延伸”的问题。而任何一种“媒介”都被麦克卢汉视为对某种与之相对应的人体“感官”的延伸（与截除），例如车轮是“腿脚”的延伸，服装是“皮肤”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中枢神经”的延伸——简言之，“媒介”被麦克卢汉等同于用以延伸人类身体感官的“假肢”（prostheses），或如基特勒所言，这也就意味着“……某种感知器官的技术性假肢，即媒介，替换了这一感知器官的自然的或生理学的功能”[2]。

问题的关键是，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建构中，媒介技术与人类身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能够互相影响的“双向”关系，而是一种“单向”的、决定性的关系。换言之，“身体”决定“媒介”的这一因果逻辑顺序绝不能颠倒过来。首先，正如基特勒敏锐地指出，麦克卢汉的这种思维方式与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不无关联，因为麦克卢汉“……最初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对感知的理解比对电子设备的理解更多。因此他试图根据‘身体’来思考‘技术’，而不是反过来”[3]。一言以蔽之，“身体”与“人类”才是麦克卢汉思考媒介与技术的出发点，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不如说是“人文主义”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转向基特勒。作为在麦克卢汉之后西方思想界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基特勒一方面无疑承继了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即消息”的这一重要的思想传统，但与此同时，对于“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个在麦克卢汉的思想体系中不言自明、未能反思的基本“前提”——基特勒却始终采取了坚决的否定态度。在基特勒看来，“一切媒介的主体自然是人类”这一观念并不“自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述无非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建构。也正是在此问题上，基特勒与麦克卢汉分道扬镳，他通过重启“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哲学思想，以及福柯、拉康等结构主义资源，试图重新寻找一条真正从媒介自身出发，并同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的全新路径。基特勒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

提出这样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观念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空想，它依然源自于基特勒对媒介历史的谱系学研究。在对媒介技术的历史性考察中，基特勒发现每一种媒介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回应其他媒介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回应人类的身体-感官的需求，换言之，在基特勒的历史叙述中，媒介技术的历史有一套只属于“自己”的发展逻辑。因此，媒介技术不仅是“完全独立于个人的、甚至是集体的身体”，而且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会对人类的“感知和器官造成压倒性的影响”[5]。总之，与麦克卢汉的论断恰恰相反，在基特勒看来，人类的“身体”及其历史性变化不再是“决定”着媒介技术变化的动因，而只是媒介技术自身发展的一种后果。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为了进一步理解基特勒对人类身体与媒介技术的关系的思考，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基特勒晚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录《光学媒介》中所提出的两个简短但耐人寻味的案例。回顾这两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 “人”、“身体”、“感官”等在“身体转向”之后的理论关键词在基特勒的媒介理论中为何付之阙如，也有助于我们管窥基特勒思想的基本特征，即他是如何从媒介技术角度重新“介入”传统人文学领域，开启一种不再为“人”保留中心位置的全新范式：

第一个案例有关古希腊，或者说有关“哲学”的历史起源。这个问题本身看起来十分简单直接——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当时使用什么“工具”、或曰“媒介”来进行“哲学”的工作？从今天的角度回看，该问题“实际的”答案显而易见，正如媒介历史学家的研究所证明，如柏拉图等古希腊的哲学家所使用的书写“工具”无疑是当新发明的、在政府推动下普及的“希腊元音字母”系统。然而，基特勒并不满足于这种“实证性”的历史考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哲学家以他们的‘灵魂’来进行哲学化……留给苏格拉底和他热情的对话者们的问题只是去解释什么是‘灵魂’”[6]。但问题的关键是基特勒进一步指出，在古希腊对所谓的“灵魂”的定义中最重要的我们所熟悉的“白板说”，即把人类的“灵魂”视为一种空白的、有待书写的“白板”（tabula rasa）。然而有趣的是，“白板说”这一哲学隐喻其实直接源于当时人们所使用的书写媒介，即古希腊人用来书写的基本工具“蜡板”，换言之，古希腊人把“灵魂”想象为一种有待书写的“白板”的基本前提是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记录书写的“板”。通过在阐释中的双重反转，基特勒把这个“哲学”问题再次锁回了“媒介”领域，也把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问题，提升为涉及媒介技术与人文学（哲学）之根本关系的一个“元问题”。正如基特勒在分析的最后所指出：“在不仅仅是隐喻的一种隐喻的伪装之下，这种新的产生了‘灵魂’的媒介技术最终成为新发明的‘灵魂’的消失点”[7]。也就是说，“媒介”（蜡板）自身在生产了“人”（灵魂）之后再次变得“不可见”，从而导致有关“人”的问题成为了西方哲学的起点，而有关媒介-技术的问题则像“月之暗面”一般就此消失于整个哲学传统的视域之外。

与上述“古希腊”的案例相对应，基特勒所分析的第二个案例跳转到了西方历史的另一端，即“电影”技术刚刚发明的1900年前后。与第一个案例的“严肃”的哲学有所不同，这个案例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经验。简言之，在1900前后，出现了众多的有关登山者从高处跌落（或是溺水等事故）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研究——也许只是因为在当时科学家开始对这类事故产生了兴趣，而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故本身变得更多——在这些“科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十分著名的“理论”：这些事故的经历者在从高处掉落或溺水的“濒死”状态中，他们所体验到的并不仅仅是恐怖或惊慌，而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视觉现象。在“死亡”的那一瞬间，生前的种种回忆就像 “放电影”一样以极快地速度在濒死者眼前逐一展现。沿着基特勒对第一个案例的分析思路，我们不难理解这个现代案例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在媒介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上，1900年的“电影”正好比古希腊的“蜡板”，它们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想象自己的“灵魂”提供了媒介-物质基础，“在1900年，‘灵魂’突然不再是柏拉图所描述的以蜡板或书本形式出现的一种记忆，‘灵魂’如今实现了技术升级，变型为‘电影’”。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

通过对“蜡板”和“电影”这两个历史案例的分析，基特勒所试图思考的是“媒介”与“人”的关系，而基特勒得出的结论与麦克卢汉的经典论述截然相反：“在媒介提供了模型与隐喻之前，我们对自身的感官一无所知”[8]。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蜡板”这一媒介技术在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根本无从构想“灵魂”这一观念，如果没有“电影”这一视觉性的“技术媒介”在19世纪末的发明和普及，在科学话语与日常生活中，也绝不可能出现一种显然是完全源自于“电影”的媒介形式的“濒死体验”。用基特勒的话来说：“对于‘灵魂’或‘人类’，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些技术性的‘小玩意’”[9]，正如这两个例子中的“蜡板”或“电影”，而且，根据尼采-褔柯式的“事件”历史观，基特勒还进一步指出，在这里也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性”或“决定论”，因为“……采取某种技术媒介作为想象‘人类’或‘灵魂’的模型与隐喻的历史倾向，正如我所例示，是完全偶然的”[10]，换言之，同一个观念，例如“灵魂”，在各个的历史时期可以源于全然不同的媒介形式——既可以是蜡板、电影，也可以是绘画、音乐、小说——在这背后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必然逻辑可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为基特勒所强调的“历史-技术先验性”，因为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古希腊或是今天的数字时代），都必须先有“媒介-技术”才有“人”、“灵魂”、“感官”等与之对应的派生观念，或者说，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基础是使这些“超验的”人文主义观念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

基特勒对“人”与“技术”的关系曾经做出过如下总结：

在这段精准的表述中——除了对法兰克福学派一贯的“不屑一顾”之外——我们不难发现，基特勒对麦克卢汉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媒介理论的后人类批判，以及基特勒对媒介技术发展独立于人类身体的自治维度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一种完全抛弃“人类”的激进立场。换言之，基特勒的思想即便可以被称为“后人类”甚至是“反人类”的，但它一定不是“非人类”的，因为“人类”在基特勒的理论视域中其实从未真正退场，虽然丧失了以往的优先性与中心性，虽然被媒介技术所重写，但“人”（在观念与历史的双重意义上）依然是基特勒所必须处理的问题域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部分。

不言而喻，基特勒思想的历史语境正是西方“人文学”传统在面对今日数字技术社会时的两难处境。换言之，“人”的问题或许依然重要，但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提问，才有可能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媒介技术语境下重拾“人文主义”的遗产，重启对“人”的思考。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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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丨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