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我们怎样继承刘老石的精神遗产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修改）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来了给你们说什么，一直就有些担心，怕来了以后年轻孩子哭成一团。他如果还在这，绝不会容忍这种现象，因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如果在任何一个变故面前，包括像刘老石这样的大家崇敬的同志离开的时候，我们只是自我情绪发泄，而没有顾到应该继续他未及完成的事业，那就是说每个人都还是小我的自私，兀自悲伤心情的发泄。今天下午你们的表现让我放心了，这些天担忧是多余的。从今天大家的表现看，刘老石留下的这个队伍是稳定的，这就可以说他多年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带出来的这些人个顶个的让他能够放心。由此，我倒是觉得要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么有自制力，这么有意志，这么团结奋斗！所以，第一句想说的话是：谢谢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坚持得住，很好！

        一开始听到车祸消息的时候老刘还活着，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救治效果，我觉得这人送到医院之后，就应该是医院如何做抢救的事，我们不是医生，着急没用。我最担心的是大家乱了阵脚，最担心的是年轻人控制不住自己。当时就一方面处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处理的事，例如请人跟有关部门协调费用！抓紧安排专家会诊。除了这些事就是赶快问中心当时的工作部署，业务进行的怎么样，会不会有影响。

       这一段时间以来，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对每个人都是考验，也是锻炼，你们的表现确实让我相信老刘活在你们中间，活在我们大家中间。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表现继续下去。

       由此，就想说到我们这些年遭遇的挫折坎坷，每一次重大变化发生，我都在扪心自问，这个没有科层管理的队伍、这个没有经费的事业，在挫折压力下到底能不能持续下去？

       所以，我在写《老石祭》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当年农村版被撤消了，我写了《农村版祭》。现在老石去了，我写《老石祭》……。这个话题我没往下说，了解当代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这十年乡建历程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话里有话——现在这么大摊子的乡建志愿者，包括所有散见于各地的乡建事业已经星火燎原，在帝制解体之后百年现代化历史中，第三次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乡建事业又运作10年了；足见其生命力之伟大，就在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乡土中国。

      但在起步阶段，我们主要是借助于当年创办《农村版》打下的基础。2002年之所以能办农村版，宏观背景是国家战略转变。具体条件是因为2001年12月份中央有一个三农座谈会，在那个会上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听了汇报之后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全面地肯定了汇报的内容，说原来以为农村还不错，没有想到农村的形势如此严峻。听了报告才知道农村情况非常复杂，因此要把会议情况提交政治局讨论。从此，三农问题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也就呼之欲出了。有了这样一个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强调，我们就认为全国都没有一个反应农民利益的、关于三农的刊物，于是就有了这个农村版创办工作。当时乡建工作已经起步了，自然也就来了很多有志于此的人。当时我的上级说，什么叫“人事，有什么人就有什么事”。杂志社来了这样一批人，就有了这样一个事业，为这个乡建事业打基础的就是刘老石他们这些人。包括全国大学生支农调查，农民权益维护，农民合作组织建设……，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建设性的乡村改良工作，或者说其实就是一种农村良性制度的建构过程。同时，这也是在解构那些现代化主流话语。

       大家可能看到老刘在他那篇辞职文章里说2001年第一次听我讲教育体制改革就有同感，那种批判当年虽然比较粗糙，但它是一种对1990年代发生的实质性的教育产业化的一种解构。相对于造成包括人才在内的农村要素大幅度净流出的现代化而言，我们的大学生支农行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建设性的乡土中国民众话语建构过程，后来被人家说成“行动派”，我们善意理解，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行动表达什么乡土社会经验层次的话语……

       因为是对现代化的解构，那就当然地不见容于各种各样的所谓学术界主流。由此看来，不断遭受挫折，其实本来就是批判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命运”。

        当你不认同某些主流话语、要做现代化解构的时候，就得对所有主流构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做出理性批评。而在这其中也就是要做一个另类话语的建构。刚才我的学生讲的话中，既有他自己学习中的对于教科书理论的困惑，也有年轻学生真就缺不破不立的理解，就缺以自己的行动去建构话语的信念，而既不是以原有的学科理论逻辑来解构主流话语，也不是原有的各种内生派性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凡是深陷其中的人也就只好靠自我救赎了——假如你不和我们一样走向民间，走向群众，无论再有多么强的理论逻辑，多么坚信这一切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都是真理，那对不起，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只好把自己深陷其中。我们并不承担救你于这种深陷的责任，我们不做任何人的思想工作；甚至也不屑于和人家争论。在刘老石的祭文中我说“负重潜行”，是要求包括我们所有人，面对他们的不解，不要去多做解释，而只不过要求对方展示一下做过的行动——如果做过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有了作为人的基本内涵了，那时候咱们才能够坐下来讨论。否则讨论什么？讨论眼中有术心中无人吗？现在很多所谓的学科体系，不就是眼中有术而心中无人吗？其结果一定是在那“玩票”。

       最近我在跟乡建的骨干做思想讨论时讲了如何达到人性的自觉，怎么才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步？这不是什么舶来的主义给你某个终极真理，不是进了这种外来的学科“理性”你就达到自由王国了？相反，恰恰深陷于被某一个时空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划定的必然王国。你深陷其中的所谓“派”对你的束缚已经到了没有自由思考能力的地步。到现在为止，那些试图挑起派性争论的朋友，得不到我们的任何反驳，可能很不满，因为可能感到我们这种不作答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这种理解之错误，在于缺乏层次感，不知道我们早已经从一般派系关心的那些领域跳出去了。

       就在老刘要走未走的那几天吧！有人试图把刘老石这么多年的事情、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大的社会反响等等，拿来和自己的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说事”；这样做是一种主观努力。我并不批评各界的朋友，所有这些主观努力，也都值得我们尊重。因为，这些做法恰恰表明了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多样化的，人的思考能力有差异造成思想界本来也是多元的。但这同时也反映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存在，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特定的社会存在高度相关。

       也许有人把刘老石留下来的关于辞职的文章当成是某种情绪、某种不满的表达。有些比较激进的朋友们似乎在把他的说法当成旗帜挥舞，多少带一点纳入其派性思想的色彩，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对现代化的解构，已经包括对所谓现代西方政治话语的批判；在这个领域，我们同样不屑参与任何激进派别纷争。那些人需要知道，刘老石是一个自律极严的人，而且是立德在先的人。到了四十岁不惑之年的时候，他仍然要往前走，更进一步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他之所以来人大读研究生，就是要把这些年经验层次的东西向理性层次升华。在刘老石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讨论，这也有助于他第二次构建的平台的工作内涵提升。

       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改革三十年来，可曾有一个四十多岁、还算年轻的人，竟然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评价，不论是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也不论是农民还是打工者，也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甚至不论左派右派（包括新左派的朋友和自由派的朋友），他们对刘老石都有评价，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为什么是这样？尽管平时我们遭到很多批评，也有我们队伍内部的人颓唐，落荒，甚至翻过来做点什么，什么情况都有，将来也还会有。但为什么在老刘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众口一词？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还残留了一点做人的本源的东西。还可以说，大家都在表示如何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这说明刘老石做人做到一定层次上了。

        那么，如何从一个人的必然王国走向超越我们的客观存在局限向自由王国升华，怎么才能达到像刘老石这样高度的精神境界，怎么才能有这种当一个人走的时候这个社会都是积极评价？说到这，我想稍微往深说几句，我们到底跟刘老石学什么？什么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他走得太急，来不及梳理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你们作为以他为精神导师的学生，从他这里继承什么遗产？

       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一下继承刘老石精神遗产的几个思考——立德，不惑，慎行。

       做人之称之为人，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说人会使工具就是人了。是这样吗？你会发现猩猩也会用工具。唯心的进一步说那是因为人类有爱，你会发现鸟也有爱。现在有一个极端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说鹿群在受到极大危险跳过悬崖深谷时老鹿会先跳，把自己的背脊留给年轻的小鹿让它们踏一下跳到对面的悬崖岸边，自己却掉下去摔死。那种牺牲精神动物也有。人们精神上崇高的东西动物也有。甚至连蔬菜都会听音乐，世间万物皆有情。因此，说唯物主义时认为会使工具，唯心主义时认为会有感情。两者都未必成立。

      古代哲人的争论不止这些。针对孔子的性善论，荀子就说：人之初，性本恶。心好利，眼好色。口好味，耳好声。开始时人性未必都向善；走上社会，到了三十岁，有了一番社会历练，在这个而立之年的时候，人成为人在于立德。通俗一点讲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己私利；因此人们都会说三十而立，在座的很多人要么接近三十，或者超过三十。立什么？有人说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其实三十而立无外乎是成长为社会人就要立德。立言立行恐怕一时半会儿立不起来，但立德总该是你在经历过一番人生之后应该有的基本要求。 

       科班出身，读教科书上来的，往往缺的就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达之立德的条件。意识形态化的高校政治教育也未必有利于青年人立德成人。

       老刘以前就是两课的老师，教政治经济学，马哲毛概这些课。那么，这些国家支付很多经费、学生被迫支付很多时间的基础课，在高校为什么常常成为学生的睡觉课，因为和真正实践相结合的历练过程缺失。所以刘相波在辞职的时候，已经做了10年试验，知道用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努力，足以影响各地高校成千上万的学生，这无外乎体现了30年代教育大师陶行知改名的时候所领悟到的实践出真知的治学原则。

       总结刘相波的10年经验，我们认识到：年轻人进入大学一般都是二十左右，如果能够坚持一年、甚至只是半年下乡为农民服务，那在做人、也就是在立德方面，就多多少少会有些建树。到了三十岁时，就可以有一种三十而“立德”的感觉。

       刚才小辉提到，我们在农村版这第一个平台打下乡建事业基础。当年的第一次努力，被一些笃信某种外来理念的朋友以农村版没有市场效率，以给农民办杂志要亏损的大道理给撤销了，这种看似市场化改革的道理背后，其实也有某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得等到将来我离开人世时再说。

        那个时候老刘三十多岁，正好有这样一个平台来表达如何以德做人，这是他的三十而立——立德以后才有以德为行，用仁德之心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个德行过程其实大家都懂。

       2002年构建农村版这个乡建工作平台时，我身边就聚集了刘相波这样的一批仁德之人，每个人其实都曾经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过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今我还没有听我们这个乡建队伍里出来的人到处去说那个功业是哪个人建立的。去看看刘老石的言行，当这个事情大家已经热乎起来时，他一定是遁形于民众之中的。组建梁漱溟乡建中心时他对我说不愿意设“主任”的理由：大家都在一起干事，一定要有个名义的话就是“干事”。

       这些刘老石和他的同事们推进的行动本身，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即使来不及把它变成文字或者变成理论，也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我在写“老石祭”的时候第一句话是“就在我在为辛亥百年的三次乡建事业做反思的时候……，大家想想：辛亥以来一百年的中国革命中，有三个十年是乡村建设，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其中，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尽管大家还来不及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作出客观评价。

       在刘老石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中，首先是要使自己成为在行动中达到人性自觉的人，做回为人自身，或者说做一回真正的人。你们看老刘的批判性文章里面讲了什么，他最不满意的是那种旧体制把人不教成为人，而教育成犬豸（猪狗）之类。这当然不是任何被称之为教育的工作应有的内涵。当我们改变不了这种内在具有“反智”特性的教育体制的时候，何不从自我做起，何不从身边的每件事情做起？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相对于正在走向极端的反智教育体系，就都在历史上留下批判的痕迹，这也就是人称之为人，不在于一般意义上会使用工具和拥有爱心，而在于我们能够自觉为人；在于我们有理念，这种理念内涵着德行，不是盲目的行动，更不是无德的为虎作伥的行动。

        我们强调做人之区别于动物，首先在于做人的自觉。刘老石能够自觉地做到三十而立德，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做理性升华必须做经验的梳理。

        大家学习老刘的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是达之不惑而追求理性认识，也体现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

       这几年我也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我还工作的这段剩余时间，把差不多40岁的这批乡建的老骨干培养成博士，把30岁左右的培养成硕士。几年下来，算算博士和博士后（包括已经毕业的）已经有10来个了，硕士也有一批了，每年还在增加。诚然，这就促使大家要加强学习。杨帅刚才表的态非常好，刘海英也说要多跟你们做点结合，客观上咱们大家都到了一个从十年的实践经验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时候了，要多一些讨论，争取形成一些理性思考，这样我们才有条件真正完成对我们长期开展乡村建设工作的思想领域指导。

       不仅是在我们这个当前工作的范围内。例如，张兰英是一个国际NGO的驻中国代表，其实很多学者十几年来在国内国外大量接触各种各样从事社会工作的朋友，深感都缺乏思想领域的指引。我刚才说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说要尽可能帮助早期参与乡建的老骨干提高，让他们读学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指导乡建行动要有“头脑”，没有理论的行动很成问题。

       你们几位刚才在回忆老刘的时候，说到了以往的很多争论，也有人说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感到很迷茫，甚至说假如没有遇到像刘老师这样能帮你摆脱的人，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们说的都很真实，那为什么大学生会是这样？

       我最近有篇东西让大家看，网上可以找到的是《告别百年激进》，这一百年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都很激进。为什么激进？这不怪他们，是因为中国人被西方列强打惨了，在被打得太惨的情况下你让他不激进是不可能的。但是，已经百年了，又赶上了难得的和平时期，那还想继续一百年的激进方式就不很合适了。有必要沉稳下来，把我们的真问题找到，不是别人按照意识形态说我们的那些问题。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所谓现代化的精神想象来处理客观事物的地步，而那本源上就只能是精神想象。当所有的国家都已这种精神性的想象作为国家现代化大目标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发展主义弥漫全球。我们看到了其实无论哪一种激进，都没有跳出发展主义所给定的迷雾之中，还是身在三界内。发展主义所开出的五行八作，无论叫什么派都有问题。

        所以在课堂上有很多研究生对我说：你把学校教给我们的知识体系毁掉了，能不能给我一个新的？有时候我会说这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候又不太客气地说，凭什么要我给你，你我一样都是人，我只是把我这一代必须做的对于现代化的解构任务完成了，然后该轮到你们，难道你就不会去以一己之言行去努力建构吗？其实还得跟各位说一句话，虽然我一直在解构现代化，但却没有完成。现代化是什么呢？是两个极端对立冲突的领域，我说还没完成，当然不破不立，立在其中。我在解构的当时大量的通过实践在做着经验归纳和理性讨论，但是不够，我原计划应该是还有十年的时间去解构现代化的另外一个对立领域，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我现在还犹豫着，没有动手，所以说，恐怕要毕生的经历到古稀之年的时候才算是完成解构任务。能不能完成，我现在并没有数。要到那个时候所谓的现代化批判，包括人们现代化想象所派生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才算告一段落。当然也不能算完成，我觉得那时候才能有条件跟各种不同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朋友们做点对话，此前我还不觉得有条件。

        那么，这个过程还没完，我们一边尽可能的形成理性思考，要更多开展一些讨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种所谓以行动来形成的经验，再以我们的经验过程来形成更多的范畴归纳，便可以进一步去促进更为广泛的国际交流。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弱势群体，弱势族群，了解他们怎样以自己的行动来在这样的一个以现代化想象为迷雾的全球化环境，在这种挣扎之中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去归纳他们的经验，我们才能从无数的经验之中去构建范畴，去寻找本质性的相关，这也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实事求是过程，这样才有可能重新形成人之为人的那种理性思考。

       若如此说，那么现在大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一个体现实事求是的过程，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不应该仅把它看成某一个点或某一个部门的工作，其实，某一个点或某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具有所谓实事求是的意义，都具有从一般经验层次向理性经验升华的价值。

       他已经四十多岁，还要读学位以求不惑。你们去问他家属，老刘家里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的人，他准备博士生考试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头复习。我念研究生也是四十多岁，比老刘还晚，他42读博士，我44才读硕士，读到49才拿到硕博连读的博士学位证书。我和他都是在经历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之后深感不足，才重新去做所谓理性的讨论。在实践中有了后来关于三农的问题意识，后来才有关与三农问题以及三治问题的讨论，才有现在我们试图向以经验为依据的理性高度升华的努力。而如果没有以前几十年的基层的实践，怎么可能向理性高度升华，怎么可能有思想讨论。

       所以大家别把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当成是小事，也别把每件事情的经验当做像狗熊掰棒子那样随手扔了。因此，第二点大家应该向老刘学习的是重视理论学习，在经验归纳之中追求理性思考，把经验层次的东西提升到理论高度。他其实是一个很体现实事求是的人。

       在这一点上，恐怕年轻的朋友们不一定都做得很好，大家记录不够。

        在老刘出事后我要你们给我个统计数，培训了多少人，有哪些项目等等，还没往深里问，只是给我个粗的数，就发现我们不能从现有的资料中很快整理出来。当年乡村建设学院停办的时候，我说大家拿出点时间，至少半年吧，好好把这些经验过程理一理，到后来我也太忙没再多问，不知到底把材料梳理出来没有。

       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让刘老石在理论层次上跟我交流，特别是他完整地上了关于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课，我们在归纳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以来的规律性的发展过程有讨论，分析为什么到当代大家都开始认真考虑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全球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也不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羞羞答答承认的、今天知识家们去找到的金融机制和监管不足的问题。现在的危机，是包括资本主义的政治现代化在内的全面危机。我们为什么不认同国内那些小资照搬西方的理念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实那些现代化西方政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根据大量数据和资料指出西方社会为什么是一种高成本的社会，西方的政治现代化为什么是一种造成国家严重负债的、过高政治成本的制度，为什么他们现在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并不具有内生的正义性。

       当我开始把这些问题讨论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现在国际社会打的仗，包括意识形态的仗、文化的仗，无外乎就是看到一个人类所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几千年的基本规律，那叫此消彼长——从没有任何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普世理念和价值，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过，从来没有。

       因此，当有人问我，现在对乡建而言到底有没有个理念？我说，有啊！

       我们首先讲的是人民生计为本。这个在04年我们刚开始进行较大规模培训之后，到05年总结第一年经验的时候，就提出来人民生计为本——总不至于为了某个舶来的所谓理念，比如说为了某个政治家和知识家提出的现代化理念，而把人民生计给破坏掉了吧？

       那么，现在人人都自危于污染，自危于食品的严重不安全，当每一个人都不安全的时候，还有人民生计可言吗？其实多年来这种做法连最基本的生计都不顾了。而所谓的科技进步不仅内在地具有哲学意义的排他性，应用起来也未必都是正面的。比如像日本的这次核事故，那都是高科技啊！当人们在产业资本造成严重负外部性之后又以所谓现代化的高科技为目标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是灾难还是福祉？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无数的例子，那你们看，让引领这样的趋势的人来讨论整个全世界都遭灾的时候，仍然只会从技术角度讨论，仍然只是微观角度讨论，就像引领金融资本的那些主导的利益群体讨论金融资本危机的时候还认为是技术层次的问题——怎么没有有效监管——但那其实并不是主要问题。

       既然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任何这种趋势其实都是对人民群众基本生计的破坏。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维护基本生计呢？那就总结出派生的原则：要有一种社会性的人民的合作和人民的联合，我们就提出互助合作为纲，只有弱势群体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多少对自己生计这个基础有所保护。才能使弱者的权益有所发表，单家独户是不可能有权益保护的。

       据此看大多数主流的朋友，无论属于什么派，谁都没有踏踏实实去做乡村的组织制度建设工作。主流不会像你们年轻志愿者这样，大家到基层支农，帮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尽管初期农民是被动的。

       我多次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排除政府的因素，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成功的综合性合作社的农民联合的经验一定是有政府因素的。大家知道，这个奶业产品质量最为安全的是新西兰，主要因为新西兰的奶业完全由农民合作社掌握，包括生产、加工、销售，连同对外贸易在内，所有各个环节产生的利润都是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润，绝对不是外部商业资本，外部的金融资本，外部的加工资本来占有的利润。当这样做的时候，一个产业的全部利润是农民自己的，这就使合作社有了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机制，那当然这个产业就是安全的。

       我们只是说，假如出于人民生计的合作联合不是一个纲领性的，不是一个指导行动的纲领性的东西，那其他的也并不是。

       我们怎么使人民的合作联合是丰富的呢，那就是文化多样性。我们把多样性叫做一个广义的生态文化内涵。其实广义的文化包括多种多样人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都可以归纳到广义的文化，所以我们提出人民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文化为根。

       年轻人总比我更有条理一点，晏阳初乡建学院2005年在总结中提出：人民生计为本，互助联合为纲，多元文化为根。这些，慢慢被大家理解了，现在成为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基本原则。请大家注意，其实05年我们这个乡建队伍几个方面从事活动的人，都在转向这个最基本的原则要求。孙恒你们是02年成立的，办这个学校是05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搞这个大学生新农村文化也是05年。我们同时在05年提出城乡互动，推进公平贸易，发展市民有机消费和农民合作对接，试图全面推进多样化的乡建活动安排。这些调整都是在05年。

       经历了05年大调整了几年之后，在大家有这么多实践之后，早期的一批志愿者就开始了一种至少经验层次的归纳和行动纲领的提炼，基本上提炼出了一些东西；尽管还是经验层次的。这以后，大概08-09年，特别是09年以后，我带出了一些有理性思考能力的年轻人。在实事求是的讨论中，逐渐有了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了。并且，这时候也跟乡建的老骨干形成一点国际比较研究这样的讨论。很多人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等这些国家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很多思考，逐渐被我们做范畴归纳，这时候才有条件达到“不惑”。

       就在这个时期的这种情况下，其实王平、刘海英、小仙、邱建生、刘老石这些人纷纷来开始读博士硕士了。刚才谷老师给你们讲她专门去盯参加博士生考试的邱建生，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总之得尽可能帮一把。刘老石是去年上的博士，今年则轮到邱建生了。

       最早上的第一个博士是我在杂志社时来做编辑的王平，第二批是刘海英和董晓丹，第三批是小仙、杨帅、石嫣，第四批是刘老石和程存旺……。现在这批人基本上已逐渐成为从理性高度上有所建树的骨干了。

       学习刘老石的第三条，其实是要强调一个谨严慎行的人，必然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

       凡是属于比较自我的，比较个人化自由主义的人，都在这种艰苦奋斗才能下乡支农的“负重潜行”的乡建过程中没落。这种事业既满足不了私欲，也满足不了自我膨胀。于是，只要是自私自利者，无论宣称何种意识形态化的舶来“主义”，总之都慢慢地淘汰掉了。大浪淘沙嘛。而这样的一个长期地艰苦奋斗地求真务实的过程，自会使那些有德之人，那些自愿负重，默默无闻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那些谨言慎行的人继续做下去。

       刚才你们发言时也讲到，比如说起床、跑步、值日、做饭，或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你们都看到了一个自觉的人怎么做榜样。一个自觉到了主动追求理性思考的人，他的艰苦奋斗是内在的。看看这个人平时表现的一切，确实如你们所说像空气一样，他无处不在。你们都感觉到他是一个精神支柱，是因为对你们有精神上的启迪和引导。其实就是他的每一点一滴对你们都有感受。刘老石作为一个慎行之人，必定是极为严谨，是艰苦奋斗。我看这样的人是不沾灰的，把他扔到煤灰里面拿出来拍打拍打，身上还是干干净净的。他不仅历来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人，而且从来不讲如何苦。在我这十年的记忆里，不记得他谈过条件。一个能打硬仗的人一定是一个作风上的强人。这是我认为大家向他学习的第三点。

        刘老石他们四十多岁的人算第二代，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算乡建第三代。年轻人很多习惯不同，有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受不了，当成很大的事。我烦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最烦的是把鸡毛蒜皮“政治化”。不是说你们不该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有人把甚至谈朋友这个事也都变成政治斗争了。千万不要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给泛政治化提出。这是最不值当的事，往往造成很多不可解的矛盾。年轻人大都有毛病，谁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但是人在实践锻炼中去做事情，势必形成一种责任感，发脾气往往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且损失是整个事业的，那就要改。这次刘老师真走了，他的责任不可避免的落到你们每个人头上。这个时候我得说几句重话：无论是谁撂挑子，都相当于颓唐、落荒的逃兵；谁把个人意见泛政治化地搞派系，就相当于背叛。责任在你肩上，过去有刘老石替你扛着，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我们可以继续唧唧歪歪，可以继续吵吵、折腾，闹个不可开交……，现在不行。得艰苦奋斗，勤于励志，才能把他留下的工作落实了。

        综上所述，我们学刘老石的第一点是做人的自觉于立德，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才能立言、立行。第二点学习他实事求是地追求理性思考的思想高度，一方面在开展所谓行动派的乡村建设活动，另一方面在进行着积累经验向理性升华。这要求你们在坐的各位不要放过动笔的机会，稍微一懒就落后了。每个人都在行动中形成经验，总结归纳，进一步向理性高度升华，不是每天做点事情然后就过去了；更不可只为了某些现成的、别人给你的理性逻辑，就歪曲了自己在实践中应该客观地从事的经验过程。每个人都有这种自觉，才能更好的发扬老石留给我们的遗产。第三条强调慎行必须艰苦奋斗，这是前面两条的支撑点，如果我们不能改造自己，在作风上还是不能像刘老师那样艰苦奋斗，连该起就起，该干什么干什么，连这一点起码的作风要求都做不到，就不要提艰苦奋斗。可如果把我们身边所有的鸡毛蒜皮当成了不得的事情，那我们就散摊子得了。

       假如你们心里还有刘老师，真的认为他是精神导师，大家就要显得“重一些”，沉重起来，不要轻飘飘，要更有责任感。每个人的责任感都靠在实践中养成，最直接的是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刚才有人也介绍老刘做父亲以后的变化。

       其实我们说从现在起百年三次“十年”的乡村建设，到我们这波，也有三代人。何慧丽说我老是说不吉利的话，我老是跟大家说要告退，老是觉得年龄已经到点了，应该退出了，要向二线过度。原来想的是把十年这些乡建老骨干都带成博士了，当然是一线的工作交给他们干，我就应该退居二线了，啥事还老让我盯着就不对了。刘海英，王平，邱建生，刘相波，小仙，等等一批人读博士了，大致在四十岁左右，也有三十多岁的比如小潘。还有何慧丽和薛翠已经读博士后了；这些都是当年下乡调研的骨干，把他们拉扯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四十岁左右这批人可以顶事了，没想到刘相波这个黑头发的倒比我这白头发先走了。这时候如果我先不管不顾，先自己大哭一鼻子，那年轻人怎么办。到现在我还一滴眼泪没掉。

       这次是清明节座谈会，我们在清明节要表达的悼念之意，所以先开个座谈会，再过一段时间，咱们把追思会开完。追思会大家不要再这么做，到那时，大家应该谈的是把老刘未尽的事业如何承担起来，具体怎么做。我们该总结该归纳的是他做过哪些事，留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东西，不是模模糊糊的只是给个年份，他去过哪些村做了什么项目。等下次开追思会的时候还有点时间，老刘的后事还没料理完，我们得按照家属的意见对他的事情完成处理。

       我希望的是这次会议开出的是干劲，今天算是给大家鼓气，才讲这么多话，尤其是以前我们有过几次挫折了，哪次挫折我们都没有散，反而是越来越大，做的越来越好。这次是失去了一个帅才，那能不能继续下去，到底怎么继承老刘的事业，就看你们的了。

       人死不能复生，最好的悼念就是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所有的一切长存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