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鲍尔丨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幽灵

著 | 斯蒂文·鲍尔（Steven Ball）

译 | f

在肯·麦克姆伦（Ken McMullen）1983年的《鬼魂之舞》（Ghost Dance）这部电影中，雅克·德里达临时出演了一个教授的角色。临时扮演学生角色的帕斯卡·欧吉尔（Pascale Ogier，法国演员、编剧）问他是否相信鬼魂。德里达回答说：

在今天重放这段对话，你会想到，德里达和欧吉尔都已不在人间，所以，在最世俗和传统的意义上，他们对我们来说已成鬼魂，德里达关于运动影像技术和幽灵之关系的论断则因此而变成了一则预言。运动影像技术和任何媒介一样，能够唤起幻影，幽灵般的影像。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 无线电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 电话发明者）和约翰·罗杰·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 1888-1946, 电视发明者），这三位都对招魂术感兴趣并且参加过降神会，他们的发明则变成了传输生者和死者幽灵般的影像的媒介。现时代，像Youtube这样的媒体平台使得任意召唤死者成为可能，在我调阅上述《鬼魂之舞》引文时即是如此。

德里达对幽灵的兴趣并未止步于《鬼魂之舞》，他在此处对马克思的提及标志着即将到来的鬼魂。晚于麦克姆伦的电影十年，也是在柏林墙被拆四年后，德里达在一次议题为“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Wither Marxism）的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马克思的幽灵》（1993，当年晚些时候出版），借此追问，在经历了苏联集权主义的情况下，国家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是何种关系。德里达发现，幽灵无处不在，它们侵扰并不断困扰着思想。他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入手，在那里“时代颠倒混乱”；马克思经由瓦莱里和多个鬼魂扭打在一起；当然，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2]

《马克思的幽灵》同样因德里达借用法语中的谐音双关引入“幽灵学”（hauntology）这一概念而知名。

自《马克思的幽灵》出版之后，“幽灵学”这个概念旅行的距离差不多要超过二十年；经过马克·费舍（Mark Fisher）和西蒙·雷诺兹（Simon Reynolds）这样的文化批评家的阐发，它变得主要跟当下以音乐形式对过去的再现联系在一起。[4]

正是在《马克思的幽灵》发表和出版的1993年，香特尔·阿克曼制作了《来自东方》，这部电影自身呈现出的幽灵与德里达对苏联共产主义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产生的兴趣（以巧合的方式）构成平行的质询。阿克曼的旅程始于东德，终于莫斯科；这趟旅程“阿克曼在苏联阵营崩溃之后很快就做了决定，‘在无可挽回之前’”。[5]阿克曼意识到，有些东西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从这次旅行中，围绕这一过渡性的时刻，她创造出一部挽歌般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画面中我们看到农民种地，驱车驶过农田，穿行于大雪覆盖的街道，明显是在等待着什么的大群的人。他们或许在等待新的生活，或许是一块面包，或许是改革重建（perestroika）之后的情形——毁灭，德里达或许没说错[6]——随着公开化（glasnost），刚刚颁布的开放政策而来的、他们将在其中生活的、全新的社会政治状况？宏伟的火车站和饭馆变成了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人群设置的环境，我们看到在人们家里拍摄的静态画面，在他们的厨房里，他们在做饭，放的音乐让人想起怀旧…怀什么的旧？刚刚过去的共产主义，还是已经不在了的伴侣或孩子？我们永远不会得知，因为生活的怪诞既是如此日常又是如此悬浮不定，时代看来的确是颠倒错乱了。

阿克曼不予置评，她让场景自身说话，或者说不说话；背景信息的匮乏和个体的深不可测让这些在缓慢和慎重中流淌的印象几乎没透露出什么。

阿克曼说，她的方法就是拍摄眼前所见，看起来毫无预先设计，用摄影机慢摇跟拍或者静态照片来做必要的环境提示。“‘我在我的电影中遵循的是与政治电影制作者相反的轨迹’，她曾说过，‘他们先有骨架，然后用一个理念为之赋予血肉：我是先有血肉，骨架晚些时候才会出现。’”[7]这一身体性的隐喻再次表明一种幽灵学式的原理，即德里达所谓“驱魔的运动”或作为“咒语”的本体论。但在《来自东方》中真正召唤出的是什么呢？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抽离于景象的本质，它从未经由表象被充分认知，一种从未根据其后果和幻影获得充分推演的道义？

阿克曼计划制作这部电影时那句“在无可挽回之前”还在呼唤进一步的解释：到底是在什么无可挽回之前？或许是在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消失之前。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中的人们或许已经变成了幽灵式的存在，永远都已是些被从过去召唤出来的鬼魂，如今，当时间过去20年后，甚至更其如此。我们只能看到永远流逝中的他们，没有任何声音的中介来让他们自己说话，要是他们说俄语，那就还处在未经翻译的状态。还有，正如片名具有定位和指向的特征所面对的似乎是西方观众，那他们也还是像幽灵一样，正从与其目标观众的接触中抽身退走。

困扰在加倍。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已成幽灵，但是其中的人民或其人民的鬼魂也是共产主义的鬼魂吗？或许是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的核心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一个社会“并不由个体组成，而是表现为这些个体身处其中的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8]在《来自东方》中，我们看到的社会处在与支离破碎的国家机器的关系之中，就在这部影片之后20年间，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力之一。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左派仍然维持着它们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比如齐泽克，或许算是当今在世的最具公共性的哲学家，他曾表达过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但同时也声明，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一定永远集中在它的失败之上。[9]然而，德里达在1993年就已经提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致命性的：

所以，在影片问世20年后，《来自东方》又把苏联带回来了，这些归来的鬼魂不仅是在共产主义之后对苏联共产主义、其中的主体和他们所栖居的场所的回忆，同时也是作为幽魂归来的政治构想。影片拒绝明确的评论，主题游移，节奏匀称，如前所说，它不应被当成一首挽歌，而更应该看作是创造时间来推究和反思：仍然侵扰着21世纪的，或许正是共产主义曾经的可能，以及它至今依然存在着的可能。

本期编辑丨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