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未来吗？

《腾云》71期 | 下一代学什么？

腾云：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下一世代（泛指，而未必特指目前的儿童）更好地面对和迎接未来？当我们讨论如何（比如在教育上）为下一代“准备”更好的未来的时候，您觉得这是一个架空的想象吗？

戴锦华：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知识是有机的、传承有序的，它和世界的关联也是有机的，我们可以通过知识使得下一代与世界彼此关联—我对这个前提比较怀疑。

       我们讨论未来，是因为我们希望拥有未来。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未来吗？在我而言，讨论未来，有着不可规避的危机感。

       危机的其中一个表现，最直观的就是环境和能源危机，比如全球的极端天气，能源过度开采和可替代能源的缺席，等等，它通常在生态或环保的框架下被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是无解的，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在助推这个危机的发展，其背后主导的力量就是资本。而资本在金融、虚拟经济的语境下，已经完全无需人格化的代理人，它因此变成一个不可控力。

       另一种危机，则是对上述危机的漠视。我们感知到了，但选择漠视，或搁置。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政治失序——从川普当选到英国脱欧，整个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的制衡性元素都已失效。这一点，我在美国就感受到了美国知识界那种普遍的悲愤和无力，以及巨大的忧虑和恐惧。

      但是，在整个讨论中，有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新技术革命——它不仅加速了前述两个危机的发生，同时也促成了整体社会生态的改变。

       一方面，整个世界因此分崩离析了。一部分人得以生活在新生态中，另一部分人则远远地被抛离在这个生态之外——想想非洲奴工的孩子、拉美丛林原住民的孩子，以及中国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孩子——生活在新生态中的孩子根本无法想象前者们的生活，而这是一个全球的结构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绝境”的出现。“个人主义”固然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个人权利等命题，但同时也包含个人如何组成社会的命题。而今天的新技术革命造成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们的成长已经自外于现实的教育系统，他们通过iPad、Siri进行自主学习，而这部分知识可能完全不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之内。

       换而言之，他们进入智能终端所连接的互联网空间，形成独有的游戏、娱乐、社交方式，成为众多“饭圈”中的成员。

       我们这些非“数码原住民”，也会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自我，但我们下意识里会分辨哪个是自己的“主人格”，会尝试整合我们的自我。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已经无需这样做，多重阿凡达、多重马甲、多重ID……都无需整合，而且也没有整合的机制和意愿。过去人们会区分什么是现实世界，什么是虚拟空间，但看一看今天的电商、电竞、主播……你会说那些是“虚拟”的吗？

       而我所描述的所有这些，其实都在指向我最开始所提及的那个“断裂”——知识的有机性、延续性，已经脆弱或稀薄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以为自己是以血肉之躯生活在这个真实的时空中，以为我们与社会的连接是真实的，这种观念，这种想象，某种程度上已经失效了。

       在这个被新技术革命所改变的生态下，看一看宅男宅女，或日本的“御宅族”，“个人主义绝境”的出现，使得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一个困难的命题，而更大的担忧或许还在于，下一世代对“系统”的依赖性变得前所未有之强——既然可以自如地召唤Siri，那他们就可能不再需要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主动检索；而依赖庞大的电商和物流体系，“宅生存”成为一种真实可行的生活。

       去美国看博物馆、美术馆的时候，我发现，20世纪前半叶的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中一定会出现劳动者，我原来以为，那是因为有左翼文化的影响，因此即便是艺术家的创作，也符合“向下认同”的社会趋势；后来我强烈认识到，不完全如此，而是因为劳动和生产就在他们身边。

     而今天，当你睁开眼睛，你看不到“劳动者”了，劳动隐匿了，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全球化的商品物流体系，成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机器，你的生存就建筑在它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一旦这个链条的某一环节发生错误，那么整个系统就可能崩塌。

       所以，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下一代，谈论下一代的教育的时候，恐怕我们得先谈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理论，可能都失效了。我们又该怎样去更新我们的知识，重新设定参数，去认知今天的世界以及被改变的下一代呢？

       前不久我受邀去谈教育的话题，我就提出一个观点：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整体地“宣判”一代人，“自恋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这些结论为真，那么一定不是某一代人病了，而是这个社会病了。

       所以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一方面，前提是知识仍然是有机的，有效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拿什么去教育下一代。

       我跟现在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一代，他们的教育起点不知道高了多少，但同时我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在接受了精致的、完备的教育之后，仍然缺少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的好奇心，似乎在整体上被剥夺了。

       经常有海外的学者说中国学生不提问——在我的那个时代，外国学者也认为我们不提问，但我们不提问是因为传统文化基因中的矜持和胆怯，我们可能会在教授走了之后进行热烈的讨论，但现在学生的不提问，似乎就是真的不好奇。

        这种不好奇，是不是因为现实因素的抑制所导致？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富于思考的自我，并不存在于现实的学习空间中，而可能有其他的表达空间—比如他可能是QQ空间的意见领袖。

       我想说的只是，对于我来说，他们的世界是新的，是陌生的，而去了解他们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一代需要重新学习的过程

腾云：此前看到一则消息，说在欧洲的某些国家，幼儿园是不教孩子读写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玩，在游戏中培养兴趣和激发创造力。人作为一种智慧生物，当面对新的技术环境时，他能否自我训练出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如果我们对下一代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教，他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学得好？

戴锦华：一旦进入比较教育学这个领域，那就非常专业了，我不敢发言。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美国刚好跟一个研究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博士做过邻居，我也通读了他的博士论文，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惊的体验。

       他所了解的美国中小学的现状和问题，跟我们此前对美国教育形成的想象和定势基本上南辕北辙。某种程度上，美国的教育制度比中国的更“残忍”，它要求学生在追求学科的优异成绩的同时，还要训练辩论、组织、实操等能力。

       它是对英国工学制度的模仿，是一种高压式的教育，而这几乎是美国教育秘而不宣的秘密。至于北欧各国，到今天为止，都是特例——终身免费教育，但他们的问题是自己教育出来的精英大量外流。

       而我相信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教育的观念应该完全改变。

      此前，我们的教育以传承知识为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记诵就变得很重要，孩子们在认字之前就要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回到根子上去说，这件事是违背自然性的——所有的哺乳动物的生存技能都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唯有人类不是，所以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开始，用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以便于在人类的世界中能生存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的记忆和传承就成为必需。但在今天，知识的记忆和传承已经可以由存储器来完成，也就是说，知识教育的意义被改变了。

       因此，今天教育的意义，应该是思维能力的培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会提出问题的人，因为只要你提问，就会有回答——在数据库足够完备的情况下，你可以一键调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而怎么去处理和使用它，才是重要的。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危机：倘若停电了呢？因此，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矛盾中——从进步论的角度来看，现有的教育体系应该被变革，但在应对危机的意义上，我们是不是仍然要把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硬件软件环境暂时搁置，去对孩子进行旧式的训练。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

电影海报

腾云：有一种可能性是，人类以后可以通过植入到大脑里的芯片，随时调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因此过去长达30年的学习过程可以被省略了，人类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创造。您对这个假设或想象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戴锦华：在电影《谍影重重》中，失忆后的Jason Bourne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块芯片，他必须划开自己的身体，把芯片扔掉，然后才去寻找自己。

       这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过去，我们需要把芯片扔掉，才能回答“我是谁”；而今天，我们一直在想象如何植入一个芯片——从此“我”就不是封闭的、独立的、肉体的自我，机器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或者，我们成为机器的延伸，成为Matrix的“电池”。

       我不担心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的到来，或者未来出现“人机大战”，比那个现实更早到来或同时到来的，是我们已经与机器结为一体，因此，赛博格（Cyborg的音译，即义体人类、生化电子人，用机械替换人体的一部分、联接大脑与机械的赛博格系统）才可能是一个更需要被迫切讨论的问题。

腾云：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他的《未来简史》一书中说，借助科技，最富有的那些人将由智人“进化”到神人，因而跻身不可超越或难以被挑战的阶级。

戴锦华：是啊，所以人类社会最后的公平——死亡的公平，都将不复存在。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个阶段，那就是人类文明自我抹除的时刻——在自我赛博格化的过程中，人类的意义不存在了，或者说，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意义不存在了，从此贫者恒贫，富者恒富，有权势者成为更优秀的物种，将成为唯物主义现实。

        所以，我们究竟拿什么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就像电影《雪国列车》里所描述的，我们是在首车的立场上去教育他们，还是在尾车的意义上去教育他们？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做赛博格，还是让他们接受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赛博格？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经常无言以对，而我其实很庆幸，自己可能不必经历这个过程，而可以以血肉之躯——到了该滚蛋的时候就滚蛋吧。

腾云：回到我的个体经验：小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思想品德，里面会特别强调三个字：真善美，回到字面意思，您觉得这三个字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选项吗？

戴锦华：我很怀疑。真善美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在中国并没有找到它对应的所指。

       当我们回头看过去“中国崛起”的一百年，会清晰看到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时，它的未完成，不是因为现代化的程度不够，而是它的自我建构本身未完成。

        阶层固化，社群撕裂，自我分裂，即便抛开对极端利己主义、极端功利主义、极端拜金主义、极端成功学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共享的价值。

      人的自我建构，应有一个超越性的价值系统，但现在看来，那个有着不变的价值、原则、逻辑的系统未必在。因而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形成共识。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三观”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些什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每一个构成“三观”的历史性内涵和现实性义旨及其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较这个真，那我们很多讨论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腾云：关于真善美，有一种说法是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教育模式去教孩子，而不训练或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思维、艺术技能，那么他们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对于“美”或者艺术可能起到的作用，您对此抱有期望吗？

戴锦华：我大概不会把期望集中放在艺术上，我觉得最广义的人文学，即对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培养和共享，有更大的意义。成功的人文学教育，应该能强化我们的想象力。

       几次科技革命改变了很多，但唯一没改变的就是现代主义逻辑，这一逻辑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它所创造的高耗能的文明类型，注定已经不可持续，所以，人文学在教育体系中能否占有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让整个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共享想象力，那么可能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我每年访问美国都会去见科幻小说作家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她每次见我，都说我太悲观了，说我们还有办法。

       关于如何跟麻烦、危机共存，她的解决方案朴素之极——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每周少洗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时候，把时间限定在15分钟之内；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动物做朋友，等等。她最激进的一条建议是，我们少生孩子，彼此做亲人。

       她始终认为我们来得及，我们有办法把地球救下来。每次见到她，我都会觉得特别受鼓舞。她不会讲世界末日，而是讲与麻烦共存。她真的是把女性的生命经验变成一种资源，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

腾云：回到《未来简史》，这本书认为，过去人们相信某个观念，实际上是因为相信这个观念背后的故事，比如宗教背后的故事。将来是否存在一种趋势，就是人们创造一个新的故事，以及基于这个故事的信仰，来引导我们的走向？

戴锦华：我觉得，全球范围内宗教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本身就是知识破产的结果。

曾经，世俗化社会战胜了宗教社会，是因为我们相信理性主义的故事，我们相信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并主宰自己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讲不出自己的故事了，尤其是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故事了。

       过去我们相信，只要努力，明天就会更好；即便我们不幸福，我们的孩子以后能幸福，这样一种信念，在全球范围内都破产了。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现代主义逻辑自身实践演进的结果，所以，我们是否能在整体上、批判性地去反思现代主义逻辑，去直面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去关注哪些问题可能在什么点上爆发危机，我们又能如何去延缓和制止危机的发生，如果不能，那人类的大多数能否在危机爆发中幸存。

       回到我自身——我愿意这么去做，可能只是为了换得自己心安，等到自己走的时候，我可以安心地面对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我搞了一辈子教育，却不相信教育。我不相信可以通过知识去改造、改变他人。我不相信，也不喜欢这样做。但我相信教育或知识能打开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将会成为种子。

      我记得当年看电影《钢的琴》，看到废弃车间里，一棵小树从水泥地里长出来，而且开出一树白花的时候，那个场景我特别印象深刻。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的最后的乐观所在。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有了一点心灵的余裕，去思考这些奢侈的本体论问题。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的确希望“看见”他人——如果你能够“看见”他人，也许你对自己生命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

       经常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不是去寻找熟悉的东西，而是在寻找陌生的东西；不是寻找和自己相同阶层的人，而是寻找那些我从来不熟悉或在我想象力之外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我遇见他们，甚至成为他们中一些人的朋友，这样，我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好像落到了地上，他们喜欢我，比我在网上拥有5万粉丝，令我高兴得多。

       大概近5年来，只要是时间允许，只要是公共演讲的邀请我基本上都接受。因为我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可能有一天，我们就永远隔着屏幕了。

       所以我还是想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用真实的身体面对真实的人群，给他们讲什么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当我们身体的媒介性已经被开始剥夺时，我就想借助身体的媒介性，最后能传递一点什么东西。

腾云：以前看《黑客帝国》时有一个感受，就是当一切都无解的时候，爱或者爱情总会成为拯救的力量。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爱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戴锦华：今天中文里的“爱”基本上就是英文里的“Love”，而Love在整个英语世界中当然是一个神话，所以《黑客帝国》中当Neo说“我爱你”的时候，Trinity就活过来了——我记得当年看了好失望， 觉得这个梗太老了。

      不过我也会想起切·格瓦拉说过的一句话：“还是让我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说出来吧——引导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彼此相伴，像亲人一样相互依存，当灾难到来的时候，至少还有人手牵着手，共同面对死亡。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赋予社会有机性，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东西。

       日本在经济衰退期出现的“御宅族”，到了中国也那么普遍，我认为跟独生子女政策下两代人不同的生命状态有关——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亲属关系网络的一代，等到他们的下一代，叔叔、姑姑、伯父，等等，这些概念都开始变得没有意义。

       你说社会教育也行，社会修复也好，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尝试一下，去建立彼此像亲人一样的关系，在那个关系里，爱是非功利性的，不是别人告诉你说，我们是平等的，而是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对方跟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个意义上，我又觉得，爱是一种可能性。